中國和日本:老生常談中的發現與問題——訪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胡平

2021-01-10 搜狐網

  編者按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在亞洲人民對小泉8月15日的反省歷史講話還記憶猶新的時候,小泉在10月17日再次參拜了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中國駐日本大使王毅表示,小泉此舉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小泉必須承擔破壞中日關係的歷史責任。此時,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胡平所著《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的問世,便有了特別的意義。日前記者就有關的問題對胡平進行了專訪。

  兩個民族心理積澱上的探尋

  記者:胡平先生,是什麼原因促使你寫《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這本書?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置輿論於不顧,再次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胡平:中日問題表面上好像很熱鬧,學界、政界一直在談論,歷史與現實的一些具體的事件也常常令國人血脈賁張,但這些年來始終少見全方位地對中日兩個民族的特性、中日關係的形成、現狀及未來的發展做一個明晰的清理。文化血脈上相融最深、歷史交往最多、在彼此近代化、現代化路徑上都起了重大作用的兩個國家,近代以來卻廝殺最烈、摩擦最頻、阻隔最遠,彼此間最缺乏信任,目光中密布著猜疑與警覺……在人類發展史上,似乎還找不到與此相類似的另外兩個國家。

  《100個理由》一書的寫作就想在這方面作些思考,尤其想在從文化上,特別是在兩個民族的心理積澱上有所探尋。如果說,如同怎樣對待中國一直是大和民族過不去的一道心理門檻,這幾十年來如何看待日本,也一直是中國人解不開的一個心結,我這本書就是想打開這個結。

  對於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很多中國人有一種誤解,以為是從中曾根康弘開始才重新參拜的。其實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不是始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1945年「二戰」結束至今,歷來都有日本首相參拜。中曾根是戰後第一個以首相身份進行公式參拜的首相,所謂公式參拜,就是所花費用全部由國家報銷,用的是國民的稅錢。這以前的歷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參拜。公式參拜的,除了中曾根,還有就是當今的小泉純一郎。

  在對於侵華戰爭的道歉上,許多日本人認為,日本政府早就這樣做了。其中主要的有:《中日聯合聲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發表談話:「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再有錯誤,我謙虛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日,村山首相書面答覆《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寫到:「在戰後50周年之際,痛切反省由於我國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華明確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參觀位於盧溝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後發表談話稱:「今天我有機會參觀了這個紀念館,再一次痛感到戰爭之悲慘。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懷著這種心情觀看了這裡的許多展品。」

  日本已經道歉了,但是沒有按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道歉,更沒有提及「謝罪」。

  中國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來中國,會像1970年12月7日德國總統勃蘭特向波蘭猶太人墓地獻花,再撲通一聲,跪在溼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謝罪一樣,跪拜在盧溝橋上或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前,以這超出禮儀之舉感動億萬中國人,目睹這一電視畫面的各國政要和百姓也將無不動容……

  的確,「二戰」後德國民族對納粹罪惡的反省,對當時德國人全部淪為共犯結構的一環,以及當時德國人集體的靈魂墮落,都做了深刻的懺悔與反省,這方面的著作可謂車載鬥量。科爾任總理期間,德國成立了「贖罪委員會」,徹底地解決了對戰爭中受害各國及人民賠償的各種遺留問題。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德國出的錢最多,現在來旅遊參觀的也是德國人最多。

  此外,人們還注意到,儘管德國已是歐洲第一強國,歐盟的經費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調,從不在歐盟強出頭,在歷年來富國免除窮國的債務,以及最近的南亞大海嘯中,德國也都貢獻最大。正是有著這種謙卑、平和、背負著原罪而獨行的精神,當今的德國的確已成了一個全新的國家。

  很多人都拿德國與日本的差別說事,人們卻忽略了幾個事實:

  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其哲學思想深厚,善於思辨和反思,悠久的歷史文化使其有足夠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歷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獨特燦爛的歷史文化,使其沒有自信否定自己長期以來好容易「擴張」一回、並自詡自醉為「聖戰」的歷史。

  在德國的土地上可以產生勃蘭特,其實他青年時期就從事反納粹鬥爭,並被迫流亡到國外,他沒有迴避自己作為德國總理的歷史責任,表現出卓越的政治家風度。勃蘭特有一句名言:「誰忘記歷史,誰就在靈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無論是早年被中國人視為引來碧水清渠的田中角榮、大平正芳,還是時下在周邊國家人民眼裡總如烏鴉一樣銜著不祥之符飛來飛去的小泉純一郎,他們在本國的人望政績,很大程度上都與他們各自對歷史問題美化或否定的臉皮厚度成正比。與政治家的勃蘭特比起來,日本的歷屆首相們還只處於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遠舉去開闢一個新時代,但作為政客,只能是唯唯諾諾地去逢迎一個舊時代。

  其二,長期以來歐洲統一的思想,使得德國的發展已經與其他歐洲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德國比較容易甩掉歷史的包袱,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徹底清算。但日本所處的亞洲地區,國家間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特點,局部地區總是陷入多事之秋,現實利益常常犬牙交錯,其融合性遠不能望歐洲國家之項背。因為發達的經濟與畸形的文化而顯得跛腳的日本,在亞洲許多國家,其影子後留下的都是滿地的胃酸與白眼珠子。這種備顯孤立的狀態,又使得日本更加不願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是從本國開始的,是在一個國家內開始的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國則屬於外國入侵。戰後,很多倖存的猶太人返回了家園,而且猶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國——以色列國,這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納粹逃亡戰犯上同心同力,鍥而不捨,幾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們抓獲歸案。戰後的日本卻遠沒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敵愾、不依不饒的壓力,換句話說,戰後的德國和日本的外部條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國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無前例的,卻遠遠沒有成為人類正義與良知的普遍標準。至少在今天這個時代,還是獨一無二的。可以想一想,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代以來,類似三個銀幣換一張印第安人頭皮的罪行遍布於許多國家的開疆史,但橫行了幾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孫們反省過麼?八國聯軍血洗北京的時代比南京大屠殺也就早30多年,有誰給中華民族道歉了?企圖遮掩自己不光彩的歷史,可能是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有的心態,不過大和民族表現得特別固執,尤其無恥。

  中國人不妨捫心自問,我們對自己國土上曾經發生的種種罪孽做過全民族性的反省麼?一輪輪的「迫害者」,對一茬茬的「受害者」有過哪怕是口頭上的謝罪麼?

  至今為止,其實不要說反省、謝罪,在歷史龜裂的河床上,它們有很多還只是一塊塊古董陶器的殘片,反倒是一些外國人在那裡費盡心機地要把這些殘片拼成原狀。

  中國真正強大起來才是讓日本對侵華行徑認罪的途徑

  記者:您從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什麼新的問題?

  胡平:在這裡只能擇其主要說說:

  第一,對日本民族特性的深層次分析。這方面雖然有一些著作,比如早年周作人、戴季陶等人都有對日本進行研究的著作,但我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民族特性還是不甚瞭然。從文化的角度,通過考察日本的歷史,並通過與德國納粹歷史的比較,我發現,日本人的血液裡流淌著一種「擴張」的因子,這種因子並不止少數軍國主義者所特有。一旦變成了現實,便表現為一個舉國從上到下的「共犯結構」。在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裡,對這個問題的解讀長期模糊不清;同樣,我們對大和民族的優點也多有忽視,比如,以「非親屬集團」為骨架的社會結構,由此決定的日本人的忠誠、堅韌、秩序感、榮譽感,以及其文化的精緻性,對民族文化的精心保存等。

  第二,我們民族自身的問題。這方面太應該引起國人深思了。比如追隨明治維新而起的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其結果導致的仍然是我們民族長期的封閉、落後,在日本卻迥然是另一番氣象;在當今社會裡一些實為「政治秀」的偽「愛國主義」也很值得分析。再有剛剛我們紀念了60周年的抗日戰爭,中國人往往頌揚其正義性、不朽性,卻漠視其悲壯性,乃至悲劇性。在那場戰爭中,小小的島國的確是做到了全民「玉碎」,一度佔領了半個西太平洋地區,而在中國可謂漢奸如毛,降軍如潮,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我們的必勝實為險勝。

  在戰後,日本的右翼勢力為什麼那麼猖獗?日本政府為什麼對戰爭的認識始終含糊其辭?這與我們對日本的戰爭罪行的清算不力不無關係。據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保守統計,中國在「二戰」中的傷亡人數,軍隊方面為321餘萬人,民眾方面為2000餘萬人,約是猶太人被害人數600萬的三倍,可是中國人對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訴卻不及猶太人努力的十分之一。中國從來沒有對日本的侵華戰爭罪行進行過系統、全面、徹底的調查,以致時至今日還有許多日軍暴行未被曝光,許多暴行雖有記載也不夠詳盡確鑿。中國人也從未像猶太人對納粹那樣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將中國受害者的悲慘遭遇和日本獸行的殘暴有效地暴露於世界面前!

  第三,要使日本對「二戰」中的侵華行徑認罪,我以為可能只有兩個途徑:

  一是中國與日本再打一場戰爭,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將日本徹底打趴下了,日本方能變得老實起來。雖然此岸有「憤青」們在網上排兵布陣,橫刀躍馬,直嚷著要殺過東京灣去,彼岸也有右翼分子在靖國神社門口吹吹打打,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舊夢,但中日之間再燃戰火,肯定不符合兩國人民的願望與利益,此說只能作罷。

  二是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這便成了唯一的途徑。若強大隻意味GDP總量的增長,比起亞洲、非洲不少國家,中國肯定強大無疑;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中國也強大無疑。但若要日本驚懾於中國的強大,中國必須與日本比。恰恰是在與日本的比較上,中國的強大還有很艱難的路要走。僅說一個例子——

  日本的許多產品馳名世界,如入無人之境:豐田、尼桑、日產、五十鈴、松下、索尼、夏普、日立、NEC、西鐵城、精工、本田、鈴木、山葉……即使在這十餘年的經濟蕭條時期,與許多國家相比,日本也有著強勁的出口產品競爭力。而在這十餘年中國經濟的一片繁榮景象之中,中國有什麼世界知名的品牌呢?唯一一個是海爾,據說是打進了美國市場,在日本市場上卻沒看到。今天,遍及許多國家的中國商品都是沒有品牌的大路貨,在日本市場上總是和越南、印度尼西亞的商品擺放在一起……

  這還是一個小的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中國其實面臨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要沉重、艱巨得多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如何打開國人的「心結」

  記者:您發現的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它們大約就形成了您所說的國人視日本的「心結」,那您是如何打開這些「結」的呢?

  胡平:我提出這些被國人長期以來有意無意迴避的問題,就是要讓國人知道——

  倘若我們這個民族終於能像猶太民族一樣自強自重,不屈不撓,像俄羅斯一樣從政府到民間都如珍惜眼睛一樣珍惜歷史,並從歷史中汲取民族走向再生之途的豐沛動力;

  倘若中國青年在若干有關民族尊嚴的事件中有更多的人能像韓國民眾一樣做些切實可行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大學生今天遊行扔石子砸美國大使館,次日在使館門口排隊等籤證的學生卻比滿地的石子還多……

  那麼,日本打量中國的眼光將一定會少些狡黠、虛與委蛇的東西。

  唯有在一個正視歷史並以歷史為鏡的國家面前,一個在歷史上銷贓滅跡的國家,最終才有可能在道德上自慚形穢。

  既要譴責日本,更要與日本和平相處

  記者:您在書中很清晰地揭示出中日兩國歷史的複雜性與糾葛性,那您將中日關係定位在一個什麼樣的框架內呢?或者說,中國和日本的未來在哪裡?

  胡平:竊以為,從日本的戰略傳統、民族性格及當今國際地緣政治來看,中日兩國大概不可能友好,卻必須和平相處,兩國各自都有許多令人頭痛的難題需要解決。對日本來說,如何徹底擺脫經濟蕭條的陰影;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日益激烈的摩擦、衝突,並卸下亞洲國家對其普遍的不信任感;如何全面實現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不但在物質上強大,也在精神上強大,不但在制度上先進,也在文化上先進,而不像當今這樣被許多外國人也被本國的有識之士視為一個跛腳的、孤獨的二流大國。

  對中國來說,除了在前面已經提到的面臨著比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要沉重、艱巨得多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中國要真正崛起成為一個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國,還必須成為比日本更為強大的國家,至少在東亞地區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面對海龜一樣趴在太平洋風浪裡、似乎總令人琢磨不定的日本,中國當然得有高度的警惕。但最現實、又有著最深用心的圖謀,卻可能來自島內,也可能來自島外——即促使兩國民族主義過激反應,在很多問題上糾纏不清,從而轉移中國的注意力,加重中國現代化的成本,大大遲緩或停頓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

  中國能找到100個理由譴責日本,中國更能找到100個理由與日本和平相處。

  本報記者 陳美華 通訊員 陽繼波

  圖:

  《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 胡平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屠殺(油畫) 李自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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