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殯儀館的90後實習生在給屍體化妝(楊曦)
老夏做了三十多年化妝師，還有3年就要退休了（楊曦）
入火化爐之前的遺體（楊曦）
3月末，一群中老年人來到南京市殯儀館，參觀「人生最後一程」。
禮廳服務員夏開寶遠遠看著他們。他注意到人群中那些猶豫的腳步。「有些人只是下了車，有些人只在前場看看，極少人走到後場。」30年殯葬工作，夏開寶對他人的舉動尤為敏感。
這是南京市殯儀館的首個開放日。這天，館長仇小銘首度「曝光」。此前，他在自家住宅區「潛伏」8年，鮮有鄰居、朋友知道其身份。曝光後，他反倒釋然，站在17名參觀者中間充當「導遊」。
前來參觀的市民都是殯儀館通過電話回訪邀請的。「沒有人願意莫名其妙接到殯儀館的電話。他們都曾經在這裡送別過親人。」人群中年紀最大的七十多歲，小一些的三四十歲。
「前場」是指從大門到遺體告別廳。它與「後場」之間隔著一條開滿天窗的長廊。3月的春光透過天窗，投射在幾位逝者身上。白色和黃色的菊花簇擁著一張張安詳的臉，在陽光下竟然像是睡著了，讓說話的人不由放低了音調。
「後場」是指遺體冷藏室、化妝間和火化部。大量的玻璃門窗，讓每個地方都顯得明亮。空曠的格局裡，即便是低語也能產生回音。火化爐的金屬外殼光可鑑人：人生，在此畫上句號。
化妝間的樓上有兩間房，與樓下的亮堂不同，這裡白天也拉著窗簾，兩張高低床默然置身昏暗之中：這裡是殯葬師們休息和守夜的地方。
入道
春天，二十多位殯儀專業的畢業生來到這裡。他們都是90後。
仇小銘臉上流露出謹慎的興奮。梧桐樹掩映下的殯儀館，陽光蜂蜜般粘稠，照亮了漫天飛舞的梧桐絮，學生的到來為這裡平添了一道陽光。
按照慣例，這些學生將在館內輪崗，從遺體接運、整容到火化、禮廳服務等各個崗位。通過雙向選擇，他們將被分配到上述崗位工作。但是，留下來的不會很多，「總有些孩子，因為承受不了面對遺體的心理壓力，和來自外界的壓力，最終離開。」
這種憂慮讓仇小銘思量再三，最後決定不「曝光」學生。「他們就像這個行業的新生兒，需要小心呵護。」
殯儀館難進眾所周知，但同時與遺體有直接接觸的工種卻一直人力不足。「前年在大學招了一批，最後只留下兩個。誰都願意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同樣的薪酬之下，可做的工作很多。」
「老江湖」們也不輕鬆，「隱姓埋名」的社交恐懼是最大的職業障礙。走出殯儀館大門的職業自卑，和門內神聖的成就感，像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在生活裡各自延伸。
夏開寶剛從遺體化妝轉做禮廳服務。3年後他就退休了。人們都喊他老夏。老夏對自己進殯儀館的日子記憶猶新，像是個特別的紀念日。
父親是墓地管理員，高中畢業後，老夏被內部招工進入殯儀館。三十多年後，高級化妝師老夏的榮譽證書裝了幾袋子。
幾十年不苟言笑的職業要求，給了老夏一張凝重的臉。規整的工作服下，仿佛總是在努力挺直腰杆。
初入行，遺體化妝要「傳幫帶」。老夏的考驗在進館後第二天突如其來。師傅讓他到化妝間拿一塊牌子。走進化妝間的剎那，移門「譁」一聲關上，鎖門聲讓他幡然醒悟：這是師傅在考驗他。
在尚無冷櫃的化妝間裡，幾十具遺體齊刷刷在地上鋪陳開來，像是迎接一場儀式感鮮明的檢閱。
或許是年輕的緣故，恐懼停留片刻就走開了。老夏意識到該做點什麼。他知道，師傅在門外的某個角落看著。
拿起掃帚，老夏開始掃地，然後拖地、消毒……有條不紊的半個多小時過去，門打開的剎那，老夏知道他通過了考驗。
這樣的考驗方法，老夏並沒有用到他的學徒身上。他害怕新來的學徒承受不了，「萬一有心臟病怎麼辦？」
最初都是師傅做，學徒看。幾天後，學徒幫著師傅送遺體，「師傅在前面，學徒在後面推一把。從冷櫃裡把遺體拿出來，幫忙搭個手。」若沒有出現嘔吐或極度恐懼症狀，下一步就開始學著給遺體穿衣，給普通遺體化妝：面部清洗、消毒、塗口紅、畫眉毛……
老夏化妝時會與遺體說話。有些膀子是彎的，要把它掰直，老夏會事先打聲招呼：「老人家不好意思，你配合一點啊，我慢慢地啊。」
老夏這樣咕嚕著，他徒弟在旁邊問：「師傅你在講什麼啊？」老夏搪塞：「等會跟你講。」
閒時，他才跟徒弟解釋：「我剛才給他穿衣服，他的膀子是彎的，後來不是伸直了嗎？怎麼伸直的呢，就因為我跟他講話啦。」
「遺體是活著的，是可以交流的，所以做什麼都要注意些。」老夏說，這些都是老師傅傳下來的，「你把人家衣服扯爛了，他到陰間會找你縫衣服；你把他膀子弄斷了，到時候你也會膀子疼。」雖是迷信，也是對遺體的尊重。
和老夏相比，80後的周穎（化名）還是個小姑娘，不知不覺已做了9年化妝師。這個職業回饋給她一堆其他女孩無法經歷的「第一次」。
第一次接觸遺體。師傅讓周穎整理逝者的帽子。這個命令的傳達過程對周穎來說無比漫長。「內心掙扎著，猶豫了很久」，耳畔是師傅的催促，周穎咬咬牙伸出手去，手指碰到遺體，「那種冰涼直抵心窩」。
第一次一個人站在化妝間。面對周圍三四十具遺體，「說不怕是假的，兩腿直打哆嗦。」師傅站在門口問：「小周啊，害怕嗎？」「不怕！」周穎用盡全身力氣喊出這兩個字，心裡卻虛虛的，「想抓住什麼依靠一下，卻發現已經走上了獨木橋。」
第一次在殯儀館值夜班。和另一個女孩分工，「她負責接冷藏，我負責巡視遺體。」漆黑的夜裡，兩個女孩聊著儘量歡快的話題，沒有睡覺。每隔一小時，周穎都到化妝間巡視遺體，「不敢睡，就怕有詭異的事。」
第一次做特殊整容。遺體全身被泥頭車碾碎。老師傅負責做頭臉，下肢由其他師傅帶周穎縫合。周穎的任務是復原雙腿。「兩條紅紅的、肌肉外露的腿已經面目全非，我戴著醫用乳膠手套，硬著頭皮將血紅色的肌肉一塊塊塞到皮膚下面，一針針縫起來。」之後兩個多月，周穎沒吃肉。但有成就感，「他的雙腿被我完整了」。
類似的挑戰對於遺體接運工顧敢（化名）來說也不小。2003年剛到遺體接運部，顧敢遇上一個從26樓墜亡的案例。「遺體墜到樓下人家晾衣服的橫檔上，被攔腰截斷。內臟灑落一地，有的掉到一樓院子裡。」
顧敢沒有預想過這樣的場景。他開車進了小區，人群圍觀，有公安。停好車，眾目睽睽下，顧敢驚呆了。好在師傅解圍：「你站在這裡，負責拿屍袋、擔架，我來弄，你幫我擔就行。」
顧敢不敢表現得太拈輕怕重，他把屍袋的拉鏈拉開，「抓手抓腳，把遺體的各個部位放進去。」雖然現在想起來無所謂，顧敢當時卻真心佩服師傅。
顧敢從來不嘔吐，「最多也就是心裡有種麻麻的感覺，南京話叫『擱瑣』。」師傅又總是在危難處關照他。
有一次，一位老人去世，門一打開，蒼蠅蚊子「嗡嗡嗡」飛出來。師傅叮囑：「你在外面，我來。」師傅一人把遺體裝好後才喊，「你進來吧」。
這樣第二次、第三次……之後，學徒慢慢開始單飛。
出師
10年後，顧敢成了接運班班長。他要做的，是讓他的徒弟不再害怕。「怕也不行啊，非正常死亡遺體，周圍那麼多人，不可能把遺體往旁邊一扔就走，要硬著頭皮。就像打仗一樣，上了場哪有再逃脫的道理？」
老夏的恐懼是被好勝心驅散的。在非正常死亡案例中，高空墜落、車禍、溺亡……都要復形。最難的是腦顱復形，每一次都是挑戰。「3個師傅，分別帶3個學徒，我就會這樣想：我師傅帶我，我要超過別人，不能讓師傅難堪。」
2001年，與歹徒搏鬥的薛愛萍犧牲。老夏為其復形。「臉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刀口，光頭部就縫了三千多針。」遺體整容的縫針和醫生縫針不一樣。醫生為了便於傷口癒合，針腳都比較疏朗；遺體整容要用車針，要求是密。
除了吃飯、上廁所，老夏從早上8點站到第二天早上。「那不是簡單的縫合，因為遺體膨脹，先要脫水。參照近期生前照片，處理縫合的刀疤，為了讓人看不出針腳，採用組織皮下縫合。眼皮部分最薄，最難縫合，要用棉籤搭上去，蓋上去，然後再上油彩。」
蛋清加凡士林是老夏的獨門配方，蛋清可以結成一塊膜，提高亮度，再上油彩，「讓遺體煥發生氣」。
上世紀90年代的某個夏天，常州一位紀委副書記開車衝下長江。3天後打撈上岸，膨脹的遺體放在碼頭，水泥地的高溫往上蒸發，幾小時後送到常州市殯儀館，遺體高度腐敗。
常州市殯儀館向南京市殯儀館求助，只說是「巨人觀」（高度腐爛膨脹的遺體）。這一說老夏心裡有了準備。
中午時分，老夏帶著徒弟趕到常州，要看遺體，卻因膨脹無法從冰櫃裡拉出來。
家屬的要求是晚上6點守靈，留給老夏的時間只有4個小時。
常州市殯儀館告訴老夏：他們已經求助過上海龍華，龍華的答覆是面部膚色可以變，但是腫脹很難處理；又找無錫市殯儀館，也沒辦法。全國幾位遺體整容高手老夏心裡都是清楚的。
老夏就地買材料，研究配方。先防腐，遺體一出冰櫃，老夏的兩個助手都受不了氣味，直往外跑。最後就剩下他一個人繼續做。排除脹氣，腹腔，胸腔，面部，四肢，脫水……一個半小時後，遺體開始固定下來。
「遺體固定就像煮雞蛋一樣，生雞蛋裡面是液體狀的，剝出來是流質，煮熟之後就是一個固定的雞蛋，能拿在手心裡。」
上油彩、化妝……結束的時候是傍晚5點多。逝者同事看後被鎮住了：「沒變嘛，還是他嘛！」聽到這話，老夏鬆了口氣。5點半通知家屬守靈。
女化妝師的內心適應要坎坷許多。工作狀態的周穎是完全忘我的，「那時候遺體就是睡著了的正常人」，常常一個人在化妝間站上半天，即使裡面有七八十具遺體，也無暇顧及。
但是之後的夢境卻常常困擾周穎。特殊整容需要大量思考和精力，要十來個小時才能完成。周穎連續好幾天都會夢見遺體，剛開始也很害怕。
「有時晚上一兩點睡覺，腦子裡突然蹦出一個非正常死亡的遺體樣子。」那樣的驚懼周穎是不輕易對旁人說的。
觀生死
參與了大多數人生命的最後一程，他們終究是死亡的旁觀者，從死亡的一角窺探世俗百態。
顧敢的窘境是，時常遭遇情緒激動的家屬。有不足十歲的女孩因病去世，家屬要求把小孩幾年的衣服鞋子都蓋在遺體上火化。
這對顧敢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是女孩家屬卻異常感激，雙雙下跪。顧敢覺得受不起，手足無措。
十多歲的女孩在醫院離世，家人要在孩子身上放現金。顧敢尷尬了：「塞了，是違反規定，逝者身上的所有物品都要登記，現金是不能見的。但是女孩家長情緒悲痛，聽不進解釋。」
顧敢坐下來，掏出規定，對方才作罷。「跟化妝組交接，萬一少了，是我們拿的還是化妝組拿的，這個說不清。即使讓帶，到化妝班也會檢查，查到是會上交的。」
接運遺體，與逝者家屬有最直接的溝通，顧敢從中看慣了人情冷暖。老人家去世，兄弟因財產不和，最終導致無法把遺體運走；不同信仰的人們有不同的表現，基督教和佛教家庭的葬禮通常安靜有序，無信仰的人們更多哭天搶地；窮人窮大方，富人賣排場……「其實這些都是做給生者看的。」
周穎在陽春三月接了一個白血病女孩。雖已得病多年，離去的時候，女孩的男朋友在第一時間定製了婚紗。
男孩捧著婚紗，跪下哀求周穎：要把女孩最美的一面展現出來，因為她的葬禮也是她的婚禮。化妝班女化妝師都震動了。
遺體化妝不同婚紗影樓的新娘化妝，以淡妝為主，以安詳為目標。女化妝師們連彩妝的材料都沒有，更別說懂得彩妝的技巧。化妝班4名女化妝師連夜從市場上買來彩妝材料，學起了彩妝。
婚紗上別著「新娘」字樣的女孩，被化妝師們推到禮廳，「新郎」迎過來，周穎覺得應該笑一笑，卻感覺自己熱淚奪眶。按照殯儀館職業守則，「微笑服務」是被禁止的，取而代之的是「傾情服務」。
周穎從不給自己化妝，也不給親友化妝，「有職業陰影啊。」
她看著剛入行的女孩都是先打點眼影，貼個假睫毛，忽閃忽閃地來上班，漸漸地妝容越來越淡，最後都像她這般大大咧咧了。「因為那個『化妝』和這個『化妝』容易『撞詞』，太敏感了。」
不給自己逝去的親友化妝，是周穎的另一個原則。「情感上接受不了，下不了手。」
但是老夏不同，那年一個開計程車的朋友，打電話給他說要帶兒子到連雲港出長途。說好第二天一早回來，再見到時卻生死相隔，父子倆在一場車禍中未能生還。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住同一個小區，每天都要碰面，他從不嫌棄我是殯儀館的。」做了20年化妝師的老夏看到好友遺體嚎啕大哭。做過遺體接運工的老夏甚至失去了把遺體抬上車的力氣。
「到了館裡我給他穿衣整容。感覺真的不一樣，我下不去針啊，好像戳在自己身上一樣！」
老夏當然不用看相片，「我覺得像了，肯定是像了。」老夏記憶中，朋友笑起來，前面兩顆牙露在外面，其中一顆牙因為抽菸壞了，是假牙。假牙比正常的牙要白一些。
但是他記憶中的牙齒已經在車禍中丟失。老夏想辦法給他做了兩顆假牙，做的時候特別注意一顆亮一點，另一顆暗一點，亮的在左邊，暗的在右邊。
「我把他恢復成微笑的樣子。他笑起來左邊有酒窩，右邊沒有，我把他的酒窩點出來。」老夏一邊為他梳理頭髮，一邊埋怨：「誰讓你來回都自己開車。兒子年輕，該讓兒子開。你就是太慣兒子了！」老夏給他縫針，說：「你當心啊，我給你縫針啊！縫好到下面就好看一點。」
知冷暖
周穎記不清從什麼時候開始用這個化名的。9年工齡，4歲孩子的母親，周穎的性格乾脆爽直：「不能計較太多，想太多就幹不下去了。」
化名是為了保護兒子。
周穎的教訓來自化妝班同事的經歷：她到幼兒園給孩子報名，幼兒園老師讓她填寫父母工作單位，她提筆就填「南京市殯葬管理處」，老師愣了下，有些尷尬，忙補充說：「只要不是給遺體化妝的。」這位母親含著淚水不敢抬頭和老師說話，匆忙填完報名表，帶著孩子離開幼兒園。
此後，周穎和同事們一樣，在填表時工作單位一欄大多不填，或者寫「打工」、「個體」。
4歲的孩子不知道媽媽是做什麼的。「在孩子成年之前我是不會告訴她的。」她害怕孩子在同學中一說會受排擠。
一次周穎在單位遇到孩子的幼兒園老師。面對面，老師淡然處之，事後也沒在學校跟任何人說起。「我只對孩子說媽媽要加班，要上班，其他多一個字我都不會告訴他的。」
生下兒子那一年，周穎得了產後抑鬱症。此前在「媽媽課」上，周穎對此病症已有所了解，她雖格外在意，還是碰上了。
「我覺得心煩意亂，覺得生下孩子，不能給孩子很好的生活，很糾結。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的想法挺幼稚、挺荒謬的。」
周穎惟一的訴說對象是丈夫。他的傾聽讓她感激：「他不會埋怨你天天講這個，煩死了。我一講到不好的想法，他就安慰我。」醫生跟周穎說，最好不要藥物治療，傾訴是最好的。
「我當時最明確的就是害怕死亡，害怕看到這些七零八落的遺體，害怕看到意外發生。越是害怕，就越強迫自己不要想這些東西，最後就覺得早點解脫算了，然後就想自殺。」
抑鬱症裹挾著以前做的特殊整容案例再次佔據她的頭腦。「這些在平時都是不願意回憶的，當時沒感覺，但卻在記憶中紮根了。」
掙脫抑鬱症的辦法是安慰自己：「看吧，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們有多慘，我怎麼能跟他們一樣呢？」隨著傾訴治療和身體的恢復，周穎終於走出了抑鬱症。
走出抑鬱症的周穎，和同事一樣，走不出來自外界的偏見。
不主動伸手與人握手，飯桌上不主動給人夾菜，不說「再見」，不參加親朋好友的婚宴，春節不主動去拜年……這些都是他們不約而同的應激方式。
這並不是「過度防衛」。一次，老夏在地鐵裡聽到身後有人嘀咕：「這人是殯儀館的。」旁邊人回應：「殯儀館的怎麼了？」「我認識啊，上次我婆婆辦事時在殯儀館見過。」老夏轉過身，與說話人面對面，對方看到他，滿臉愧意：「你好啊！上次感謝你啊！」
老夏內心是不接受這種感謝方式的。「要是他真心感謝，一看見我就應該打招呼的。」
南京葬禮習俗是趕早不趕晚，每天上午是殯儀館最忙碌的時候。周穎早上6點多上班,在搭車問題上，大家再度不約而同達成一致。坐地鐵和公交都會到下一站下車。
「因為石子崗下車的人特別少，一看就知道是殯儀館工作的。加上司機經常溜站，快過了還在喊：石子崗有沒有人下啊？這個時候下車，滿車的人都向你行注目禮。」顧敢的經驗從沒和同事講過，有時在下一站遇見，大家都心照不宣。
早上6點，若是趕不上公交車，搭計程車也是個難題。大清早，對司機來說都是開門生意。要是跟司機說去殯儀館，得到的回覆通常是：對不起，交班。顧敢心裡清楚，這只是藉口。
周穎狡黠些，上車先跟司機說到安德門大街（殯儀館前一段），到了安德門大街再跟司機說：「師傅麻煩你，往前點，再往前點，就前面那個大門口停。」這時司機意識到也來不及了。
去年周穎遇到一個司機有些特別。她讓司機到安德門大街，司機說：「安德門大街能到哪，前面不就是殯儀館嗎？」他又補充說：「其實有什麼關係呢，人家早上不願意帶你們，我就蠻喜歡的。你們那有棺材，棺材棺材，升官發財，我今天一天的生意肯定好。要是帶個結婚的，結婚結婚，急（結）得頭都昏了，我這一天就沒得生意做了。」
每年殯儀館開迎春座談會，有工會、社區等單位到來。老夏注意到，會場上的一次性水杯，放些茶葉，工作人員泡茶，很多人並不喝。「他們有的自帶水杯，有的就不喝。」此後逢開會場合，殯儀館會準備一個放有茶葉的一次性水杯，一瓶礦泉水，供來客自願選擇。
前幾年老夏搬家，小區鄰居不再知道他的單位。但是某次單位把其父親的年終慰問信寄到家中，信封落款是「南京市殯葬管理處」，收信人老夏。從此老夏時常聽到有人在背後議論：「那人是殯儀館的。」
最讓老夏心寒的是同學朋友。幾個同學一起吃飯，他們會想：今天請不請夏開寶？「哎呀，不請不請，他是火葬場的。」這讓老夏明顯感覺到了歧視。「平時特別好的兄弟在一起吃飯，他們覺得我身上有一種氣味，或者說我臉色不好看，沒有笑容。」
獨自想起這些，老夏會怨父親，「當年他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把我的關係拿到了殯儀館，叫我某天去報到。那種年代，父親說話，你也知道。」
顧敢是在結婚後進入這一行的，成功瞞住了外地的嶽父嶽母，「10年了，他們也不知道我在殯儀館，只知道我在民政局開車。」
「瞞了十幾年，特別累。」顧敢總是有種衝動，跑去新街口大喊：「我是殯儀館的，火葬場的！」
信善
呂軍是周穎的大學同班同學，2010年才到火化班。從大學殯儀系畢業後，他沒有直接入行，而是做了幾年手機生意。
結婚生子之後，呂軍需要安靜的生活。殯儀館2000元的月薪遠不如做手機生意，「雖然生意也不好做，越來越難了」。
回到自己的專業，讓他安穩。「就算是做善事吧。總歸是要有人去做的。」在流水線的火化班，短暫的逝者家屬爐前儀式，讓呂軍感覺到家屬對他們的感激之情。
呂軍的大學畢業論文是《淺談人類的死亡》。「我們這一行，有義務向他人去解釋死亡是怎麼一回事。現代社會看輕它的也有，看重它的也有。小孩子動不動跳樓，如果他知道死亡到底是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就知道並不是他一走了之就行的。」
「死亡文化在我們國家的推廣並不多，人們都忌諱說到死，就更不會深入了解。」呂軍在論文中從第一人稱的死亡，分析到第二人稱的死亡。他的結論是：「其實對待死亡是心態問題，平常得就跟我們吃飯一樣就好。」
9年後周穎覺得自己更寬容，也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我覺得活著是最好的。」
心理諮詢師告訴周穎：中國人對於死亡更多的是恐懼。西方有信仰，他們相信生命會在天堂延續，那裡是另一個世界，就像佛教裡的西方極樂世界。但是中國人沒有信仰。
「我們大多數人覺得，我辛苦打拼了一輩子，死了就兩眼一閉什麼也沒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對殯葬一直都很忌諱。」周穎和同事一樣，沒有宗教信仰，卻都相信活著就應該多做善事，不要讓自己虧心，要儘量開心快樂地過每一天。
周穎從不跟家人發脾氣。她覺得人與人碰面都是緣分。這位心寬體胖的媽媽，只要一收工，緋紅的臉上就浮現出盈盈笑意。
網絡裡關於殯儀館的靈異故事沸沸揚揚，但是周穎工作以來從未遇見。並非完全不相信，周穎的身上會佩戴黃金闢邪。
2010年，殯儀館組織觀看電影《入殮師》。「大家忽然找到了歸屬，我們都像是電影裡的小林！」從這部電影開始，周穎感覺到自己其實還是在做挺神聖的工作，抱著更多善意工作時，能感受到身邊更多的也是理解。
3月，周穎在電臺做了一檔節目，鄰居聽了節目後，每次買菜見到周穎母親就會說：「哎呀，你女兒真不容易！」周穎覺得觀念的改變會慢慢到來。
另一部組織觀看的片子是《金陵十三釵》。片中殯葬師做假髮時更習慣對方躺下來，這讓片場裡充滿共鳴：「我們打領帶，你要站在那裡，就打不起來，躺在那兒，很快就打好了。」
這樣說的時候，在場的人都笑了。二十多名畢業生，就在這樣的笑聲裡開始他們的殯葬師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