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中國》一書中，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的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稱作「絲綢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這個名稱逐漸成為指稱古代聯繫東西方的交通道路，甚至從陸路擴展到海路。大多數學者都接受這樣一種稱呼，雖然古代並沒有「絲綢之路」這樣的名字。但也有一些學者強調古代沒有這樣一條「絲綢之路」，因為他們認為古代沒有這樣一條絲綢之路的記錄。
《中國》
那麼，古代關於東西方往來的道路到底有沒有記錄呢？如果有的話，又是怎樣記錄的呢？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需要對東西方歷史文獻的體裁和著述方式有所了解。其實通過對傳世和出土文書的解讀，我們可以找到古人對於「絲綢之路」的記載，以下主要以漢文文獻為主，兼及古典作家和穆斯林時代的著作，來論證我的觀點。
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圖
一、從都城到邊關的記錄
從中文史料來說，有關古代交通地理的記載是從西漢時期開始的，而有關東西方古代道路的記載應當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從都城到一個王朝直轄領域的邊境地點，一是從邊境到當時所能達到西域最遠的地方。
有關西漢時期的交通狀況，最權威和系統的記錄是官方的文書，可惜這類文書大多沒有留存下來，我們有幸在西北的絲綢之路沿線發現了兩方木牘，是漢朝官府專門記載道裡的文書，一般稱之為《傳置道裡簿》。其一是1974年甘肅居延考古隊在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發掘到的一枚西漢王莽時期的木牘，雖然木牘有缺失，但大體上可以復原出是從長安向北，經右扶風郡的茂陵、茯置、好止（畤），沿涇水到北地郡的義渠，再經安定郡的月氏、烏氏、涇陽、平林、高平，到武威郡的媼圍、[造字：角+牒右旁]裡、揟次、小張掖，再經刪丹、日勒、鈞耆、屋蘭，最後到張掖郡氐池，總計20個置之間的裡程。其二是1990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漢代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到的一枚西漢末期的木牘，記從武威郡倉松、鸞鳥、小張掖到姑臧，再從顯美、番和、日勒到張掖郡的氐池，再經觻得、昭武、祁連、表是，到酒泉郡玉門，再經沙頭、乾齊，到敦煌郡淵泉，總計12個置之間的裡程。兩相連接，可以復原西漢時期從長安到敦煌的驛道和驛站設置情況。
圖1 懸泉置出土的《傳置道裡簿》
這兩件木牘是有關漢代從都城長安到邊鎮敦煌的珍貴記錄，現在已經廣為學界所知。我們這裡要強調的是，這類木牘體制相同，都是分欄書寫，有三欄或四欄不同，但記錄方法一致，寫完一欄，再寫下一欄。內容都是簡單地記從一個置（驛站）到下一個置的裡程數，如「長安至茂陵七十裡，茂陵至茯置卅五裡」；「沙頭去乾齊八十五裡，乾齊去淵泉五十八裡」。這說明此類木牘是全國統一的《傳置道裡簿》，每個置有驛站的官道上，都掌握著這樣的文書。我們從懸泉置出土的其他簡牘文書可以知道，一個驛站要送往迎來，必須知道到來和往之地的裡程，這樣才好提前準備，所以這類文書是日常行政運作必不可少的文案。因此，兩件木牘雖然保存狀態較好，但文字有磨損，大概就是時常檢視的緣故。
由此可知，西漢官府，不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傳置，都有記錄裡程的文書在手。從兩件記錄不同地段的木牘推想，長安的中央官府中，必然有從長安直到敦煌的完整《道裡簿》。這種《道裡簿》，也就是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完整記錄，這是不難確定的事實。
因為驛傳制度從漢代一直延續下來，所以這類文書也應當一直存在，只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發現而已。
到了唐朝時期，留存的材料多了一些。德宗貞元時杜佑著《通典》，利用官府所存天寶時的檔案，在《州郡典》中給出每個郡的「八到」，即由該郡郡治所在城市通向東、西、南、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八個方向下一城鎮的裡程。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也保存了每州「八到」的記錄。把這些裡程聯結的城鎮接起來，就是唐朝的交通道路；而把這些裡程記錄抽出來，我們就可以得到從長安經河西走廊直到最西面的直轄州——西州（吐魯番）的完整道路記載，也就是唐朝「絲綢之路」的全記錄了。嚴耕望先生著《唐代交通圖考》，基本素材就是《通典》《元和志》的「八到」記錄，再輔以其他材料，他其實早已經把從長安到涼州，從涼州到西州的「絲綢之路」圓滿地勾畫出來了。
圖2 敦煌藏經洞所出《沙州圖經》（局部）
至於更為細緻的記載，我們可以從敦煌發現的《沙州圖經》來復原。法藏（P.2005）《沙州圖經》卷三保留有敦煌縣所屬「一十九所驛」的條目，詳細記錄了每個驛站的位置和距東西驛站的裡程，其中完整保留了瓜州和沙州之間的驛道情況，我們摘錄幾句裡程的記載：「〔沙州〕州城驛，右在州東二百步，因州為名。東北去清泉驛卌裡。清泉驛，去橫澗驛廿裡。橫澗驛，北去白亭驛廿裡。白亭驛，東北〔去〕長亭驛卌裡。長亭驛，東去甘草驛廿五裡。甘草驛，東南去階亭驛廿五裡。階亭驛，東去瓜州常樂驛卅裡。」由此我們就可以勾畫出瓜沙二州之間的驛路。同條還記錄了從瓜州常樂縣界的新井驛，經廣顯驛、烏山驛、雙泉驛、第五驛、冷泉驛、胡桐驛，到伊州柔遠縣界的赤崖驛的裡程，也就是貞觀初年玄奘經過的莫賀延磧的那條道路的具體情況。按照唐朝的制度，每個州都要編造圖經，三年一上兵部，所以在地方和中央官府都有保存。因為這是具有行政功能的圖籍，三年改編一次，所以舊的就廢棄了，因此我們現在很少見到存世的唐代圖經。所幸敦煌藏經洞保存了不僅有《沙州圖經》，還有《西州圖經》，如果從行政運作的角度來看敦煌保存的《西州圖經》（P.2009），就可以知道，西州的情形也是沙州官府需要掌握的，特別是交通道路的情況。
圖3 敦煌藏經洞所出《西州圖經》（局部）
在圖經中，還專門有道路類的條目，在敦煌發現的寫本中，（P.5034）《沙州圖經》卷五石城鎮的條目下，就有「六所道路」的記載，比如其中從石城往東西的兩條道路如下：「一道南路，從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裡。其路由古陽關向沙州，多緣險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險不得夜行。春秋二時雪深，道閉不通。一道從鎮西去新城二百卌裡。從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鎮六百一十裡。從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裡，有水草。」唐朝高宗時將石城鎮劃歸沙州管轄，這裡即漢代的鄯善國所在，在今新疆若羌，這裡記錄的是從這裡往東到沙州敦煌，往西到播仙鎮（且末）的道路情況。另外，《西州圖經》也保留了「道十一達」條，其中兩條道路如下：「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裡，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銀山道。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裡，多沙磧滷，唯近峰足水草，通車馬行。」這是從吐魯番的高昌城往東到敦煌，往西到焉耆的道路，包括道路通行的情況。
因此，在唐朝每個州都編訂的圖經中，有更詳細的道路記載，從一個驛到下一個驛，一站接著一站。這樣的圖經雖然不存在了，但我們可以推想，如果把從長安到西州所有州的圖經中有關驛道的裡程記錄連接起來，那就是一個極其詳細的唐朝「絲綢之路」的道裡簿，而這些記錄是保存在長安尚書省兵部的書庫當中的。
二、從邊關到異域的記錄
在中原王朝的直轄領地之外，比如漢代的玉門關、陽關之外，唐朝的西州以西地區的交通路線情況，其實中央官府也是有所把握的。這些官府掌握的文書，包括出使西域的使臣回來所寫的報告，駐紮在西域地區的軍政官員所寫的記錄，以及從外國、外族使臣那裡諮詢來的情況。這類官府文書保存下來的也不多，但其中有相當多的內容在編纂史書時，改寫編入正史的《西域傳》了。
東漢初班固所撰《漢書·西域傳》利用了官府保存的文書，按照交通路線的順序，首次明確記錄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即《西域傳》開篇所述：「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可見，西漢時的道路，從玉門關、陽關開始，分南北兩道，最遠到安息（波斯帕提亞王朝）和奄蔡（高加索）。在這個提綱下面，基本按照從東到西的原則，依次敘述每個國家的情況，首先是國名、都城、去陽關裡數、去長安裡數，然後是距西域都護府的裡數，還有至緊鄰國家的裡數，如：「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裡，去長安六千一百裡……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裡，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裡，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裡。」以下各國的記載基本一致。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相距的裡程聯結起來，就基本上可以得出漢朝通往西域的各條道路的具體裡程，也包括這些西域國家之間的交通路線，這也就是漢代的「絲綢之路」了。
《漢書·西域傳》這種基本上按照交通路線來依次記述西域國家的方式，為此後的《後漢書·西域傳》、《魏略·西戎傳》、《晉書·西戎傳》、《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所繼承。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輯錄出不同時代的「絲綢之路」，只不過因為各朝編纂西域、西戎、異域傳時，材料已經不全，所以有些路線也是斷斷續續的，但原本材料齊全的時候，路線都是可以如此復原。
隋朝時記錄西域情形的主要著作是裴矩的《西域圖記》，可惜已經散佚，只有序言保留在《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中，裡面記錄隋朝通西域的三條主要道路的基本走向：「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鏺汗，蘇對薩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經過隋末動亂，到唐朝初年編纂《隋書·西域傳》時，材料已經不夠豐富，所存只有二十國的記錄，比裴矩的四十四國，減少一半多。所記西域各國裡程，也只有片段保留，如「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裡，東去焉耆九百裡，南去于闐千四百裡，西去疏勒千五百裡，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裡」，還是可以看出官府檔案的原本樣貌，也可以推斷原本是有著系統的西域道裡記錄的。按照《西域圖記序》，隋朝交通路線所記最遠是「拂菻國」和「西海」，即拜佔庭和地中海。
唐朝時國力強盛，統治區域廣大，因此有關的記錄應當更加詳細《新唐書·地理志》保存了貞元年間（785年－805年）的宰相賈耽所撰《皇華四達記》的片段，其中有關於安西都護府通往西域的道路記載。如果我們按照道路的順序略做調整，就可以清楚地把這些道路區分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龜茲），③安西至撥換，④撥換至碎葉，更西到怛羅斯城，⑤撥換至疏勒，⑥撥換至于闐，⑦于闐至疏勒，疏勒至蔥嶺，⑧于闐至蘭城、且末，⑨沙州至蘭城乃至于闐，⑩北庭至碎葉。至於具體內容，記錄的相當詳細，如「自焉耆西〔百〕五十裡過鐵門關，又二十裡至於術守捉城，又二百裡至榆林守捉，又五十裡至龍泉守捉，又六十裡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裡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裡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裡至安西都護府。」賈耽《皇華四達記》依據的材料，應當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書檔案。因此，唐朝人當然也擁有完整的「絲綢之路」的記錄，而且更加細緻。
宋遼金時期，或則因為與西域往來不多，或則因為文獻毀損過度，目前尚無唐朝這麼詳細的記錄。但元明時期，絲路又有了詳細的記錄，像前一陣頗為學界關注的所謂「蒙古山水地圖」，就是這類的記載之一。因為材料較多，就不煩贅述了。
三、西方的記錄
在西方文獻中，也斷斷續續保存了一些有關東西方往來道路的記載，可以看作是「絲綢之路」的前世記錄。
公元前後希臘地理學家卡剌克斯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Charax）著有《帕提亞驛程志》（StathmoiParthikoi），記錄了從帕提亞西界的宙格瑪（Zeugma），經過伊朗高原、中亞綠洲，到帕提亞東界的亞歷山大洛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坎大哈）的經行路線和城鎮，是與《漢書·西域傳》時代相仿的西方「絲綢之路」的早期記載。
從公元8世紀中葉開始，由於黑衣大食（阿拔斯哈裡發王朝）的建立（751年），阿拉伯世界的地理學獲得極大的發展，產生了一系列基於阿拉伯旅行者行紀的官方著述，即「道裡邦國志」、「諸國志」一類的著作，其中可能以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urdādhbih，912年卒）的《道裡邦國志》（Kitāb al-Masālikwa』l-Mamālik）為最早。該書對阿拉伯帝國的驛道做了詳細的記錄，一般都是從某地到某地幾法爾薩赫（1法爾薩赫約等於6.24公裡）。該書還第一次記載了巴格達向東到中亞、南到印度的道路，其中包括與陸上絲綢之路幹道重合的呼羅珊大道。據張廣達先生的概括，這條道路「在阿梅（Āmul）越過烏滸水（Oxus）可至法臘勃（Farab），再經拜坎德（Paykand）過長城門至布哈拉（Bukhārā），而後沿澤拉夫珊河（Zarafshan）左岸至撒馬爾幹（Samarqand），是為『王家大道』。大呼羅珊路在呾密（Tirmidh）越過烏滸水可至石汗那（Chaghāniyān、Saghāniyān）、久越得健（Quwādhiyān）、珂咄羅（Khuttal）等地區，另一歧路經鐵門（the Iron Gate）、碣石（Kish、Shahrisabz）至撒馬爾幹。大呼羅珊路從撒馬爾幹以北去蘇對沙那（Setrūshana、Ushrūsana）的扎敏（Zāmīn）路分兩叉，左叉可至石城（Chāch、Shāsh，今塔什幹）及錫爾河（Syr-Darya、Sayhūn）下遊，右叉越過錫爾河上遊可至大宛（Farghāna、費爾幹納）。扎敏石城一路東通頓建城（Tūnkath），一路北通白水城（Isfījāb,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訛答剌（Otrār），北進怛羅斯（Tarāz、Talas）。從怛羅斯到中國邊界熱海南岸的拔塞幹城（Barskhān）的道裡和沿線諸城絕大部分可以和賈耽記載的路程一一對勘。」這樣，就和中國文獻接續起來，把「絲綢之路」的記載也貫通起來。這種「道裡邦國志」類的著作，也是阿拉伯帝國統治廣闊區域、徵收賦稅的行政手段，因此極其發達，記錄詳盡，流傳長遠。這些著作構成了西半部「絲綢之路」的記錄，與漢文史料東西輝映。
總之，在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這個名字的時候，其實他自己對於絲路的具體走向和裡程也不是那麼清楚，至少是他所說的漢代時的「絲綢之路」，他肯定沒有班固那麼清楚。總有人用古代沒有絲綢之路的道路記載和沒有這樣一個名字來否定絲綢之路。根據我們上面所述，其實一些對外開放的大帝國都建立有完善的驛道，中央和地方官府，甚至到一個小小的驛站裡，都保存有記錄相關段落的道路裡程，把東西方的這些記錄連接起來，就可以從長安連到羅馬。因此我們說，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這個名字真是絕妙，它把古代東西方不同類型、不同段落的道路記錄「集合」為「絲綢之路」，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發明。而古代那些各式各樣的東西往來道路的相關記錄，就成為了今天「絲綢之路」的前世因緣。
參考文獻
1.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396頁。
2.國家文物局編《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120頁。
3.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106-133頁。
4.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2卷《河隴磧西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年。
5.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榎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64-69頁。
6.池田溫《沙州圖經略考》，95-96頁。
7.唐耕耦等《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54-55頁。
8.餘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作者《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27-134頁。
9.餘太山《裴矩〈西域圖記〉所見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收入餘太山《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101-1120頁。
10.《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149－1151頁。
11.榮新江《唐代安西都護府與絲綢之路——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5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155-158頁。
12.《新唐書》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條，1151頁。
13.餘太山《伊西多爾〈帕提亞驛程志〉譯介》，《早期絲綢之路文獻研究》，169-194頁。
14.張廣達《〈道裡與邦國志〉前言》，宋峴譯註《道裡與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5-16頁。
來源：中國絲綢博物館公眾號
原標題：《榮新江：絲綢之路的前世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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