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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子裡停著不少名車。(吉祥 攝) |
位於奧體中心的孟家、西蔣峪、石河嶺等村的農民,在全運會前遷入新建的安置房,並領到了徵地補償款,這讓很多家庭一下子擁有了百萬巨款。錢雖多了,但一些人因為理財不慎,兩三年就花光了錢,而一些手有餘錢的農民也面臨就業上的難題,工資高的活兒找不著,工資低的活兒不願意幹。
□本報記者 吉祥
徵地補償 造就不少百萬富翁
石河嶺村本是龍洞東側的一個小山村,2005年的時候,全村有286戶、500多口人,耕地只有800多畝。守著幾畝薄地,多數人的日子過得比較貧苦。不過,全運會改變了這一切,因為建設奧體中心一場三館,石河嶺村被整體拆遷,村民於2008年搬入燕山新居。
"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標準,又發放了相應的徵地補償款。"石河嶺村委會工作人員張秀芳介紹,徵地補償款每人十多萬,"不管老人小孩,都是這個標準。"搬入安置房後,許多家庭分到了兩套以上的房子。"住一套,租一套,多數家庭的生活不用愁。"張秀芳說,對一些人口多的家庭,光徵地補償款就能分到近百萬元,"基本每家都買了車。"在小區的空地上,私家車一字排開,其中不乏寶馬、奔馳、奧迪之類的豪車。張秀芳給了一個村裡擁有豪車的大概數據:寶馬三四輛,奧迪四五輛,奔馳之類的豪車都有。
有的村民投資失敗 兩年多花光幾十萬
68歲的石河嶺村民張德禎說,手裡有了錢之後,個別村民就不大願意工作了,"光租房子一個月就能有千把塊錢的收入,村裡過年過節什麼的還會發點福利,一個月千把塊錢的工作都不願意幹。"張秀芳證實了這一消息,她說,有100多位村民在村裡成立的物業公司工作,這吸納了大部分閒置勞動力,但也有少數不工作也不去培訓的,"有些人培訓完了,也不去工作。"一位村民也指出,不去工作的村民就在家裡玩,也有個別村民由於買這買那,或是投資不慎,錢很快就花光了。
1日中午,記者來到奧體中心南側的孟家村,幾位村民正聚在村口的樹下聊天。村民李風祥今年38歲,2008年村裡拆遷後,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標準,他家分到了兩套房子和100多萬元。"看上去每家都有車,但有些人是坐吃山空。"李風祥說,原先多數村民都是邊種地邊打零工,沒有土地後,一些村民也不願意幹保安、保潔等後勤類工作。"一個月只有千把塊錢,不如在家閒著。"一旁的村民李恩強說,少數人一下子領到幾十萬塊錢後,直接就吃老本,"吃喝玩樂,有的已經花光了錢。"
記者在採訪中也陸續聽到了一些故事,諸如開著車去洗車,開著車幹保安等等,工資常常抵不過油錢。"有的家裡不缺錢,但不想讓孩子閒著,就讓他們就近找一份工作,開著車去上班,工資一個月卻只有千把塊錢,連油錢都不夠。"省城東部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說。
政府組織的 專場招聘會遇冷
省城東部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說,辦事處曾多次組織未就業村民到轄區內的單位應聘。"喜來登酒店、銀座超市都在我們的轄區內,這些單位也願意就近招一些村民。"然而,最終留下來願意幹的卻很少,"一個月一千多,和以前種地比是不少,但比起一百萬的安置費來說太少,他們不願意幹。"
2010年,一份針對龍洞地區被徵地農民就業情況的調研報告顯示,石河嶺、龍洞、孟家、老石溝、西蔣峪5村有勞動能力的3370名被調查村民中,就業率達到了49.3%,未就業人員佔到了50.7%,未就業的1709人中,無就業願望的有1054人,佔未就業人員的61.7%。據介紹,因為未就業人員中的一些村民是做臨時工,並沒有計算在就業內。"很多是不穩定就業,這就存在一定的風險。"工作人員表示,辦事處會定期開展一些就業培訓和面向被徵地農民的專場招聘會,但因為多數村民習慣了原來的自由生活,不習慣那種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而有的則是不願意工作,"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就業壓力大但並不急迫。"
手上有錢,一些失地村民 不願幹工資低的活
村民李風祥說,原先村裡的很多人都是開拖拉機或是幹工程,工作比較自在,想幹的時候就幹,不想幹的時候就歇著,現在突然去做那種穩定的工作,會坐不住。"而且像我們這樣沒學歷沒技能的,也就只能幹幹保安之類的工作。"李風祥說,保安的工資只有千把塊錢,"現在沒了土地,又什麼都得買,肯定不夠。"
調研報告的數據顯示,近80%被調查者的學歷為初中或以下,對工資的要求普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而且均要求繳納保險。"村民希望就近就業,工資少的活兒不太願意幹,工資高的活兒又找不著。"孟家村黨支部書記楊慶路說,多數已就業的村民在附近的奧體中心或酒店裡幹後勤工作,月工資有1000多元,"但一些村民手上有點錢後,就沉得住氣了,一般的活兒不願意幹。"
此外,對於40多歲的失地農民來說,年齡也成為他們就業的一大劣勢,孟家村村民盧傳義如今就賦閒在家。"今年都45歲了,想幹保安都沒人要。"盧傳義說,自己沒有技能,年齡又不佔優勢,找起工作來很困難。
失地農民表現對比鮮明: 有人錢生錢,有人成困難戶
拆遷安置只有不到3年的時間,多數被採訪的失地農民並沒表現出對現在生活的擔憂。"現在有點餘錢,還能租一套房子出去,村裡中秋、過年的時候還會發些過節費。"張秀芳說,按照現在的情況,"吃一代人行,但兩代人就不行了。"
張德禎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擔憂,"這些錢都是死錢,越花越少,最怕的就是生病,一旦生個大病,錢就沒了。"省城東部一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擔心,領到徵地補償款的這一代村民如今衣食無憂,但過幾年錢花沒了,萬一生場大病或是投資不慎就會很麻煩。"等到他們的下一代人出生時,就沒有這些福利了,如果這一代沒有讓錢升值,下一代人的生活就會有隱患。"這位工作人員說,為此,街道辦事處正在積極宣傳讓他們就業,並鼓勵失地農民辦理醫療、養老保險。
李風祥的現狀或許能反映出部分失地農民的擔憂。"徵地補償款領到了100多萬,看上去錢很多,但裝修就花了幾萬,給老人小孩買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又花了十幾萬,買個車跑運輸又是幾萬。"李風祥說,以前還有兩畝多地,可以保證吃喝不用花什麼錢,但失去土地後,什麼都得花錢,"拆遷補償過幾年就沒了,畢竟吃老本總有一天會坐吃山空,還是擔心未來。"
楊慶路則表示了另外的一種擔憂,根據對徵地補償款利用情況的不同,他將村民分為三類。"一些有經營頭腦的人,把錢投資好了,賺得越來越多,也有一些人將錢存在銀行,定期收取利息,但也有人投資失敗。"楊慶路說,村裡有兩戶就因為投資失敗,徵地補償款全都搭進去了,這就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出現,產生兩極分化。
龍洞地區被徵地農民就業情況的調研報告在分析了多種情況後,也得出結論: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和各個家庭理財情況的差異,貧富差距會逐漸顯現,甚至會出現困難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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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補償"暴發戶"暗藏返貧危機
專家認為,政府對轉型農民應加強消費指導
京郊一些農民因拆遷驟富
張建華是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一位農民,因為拆遷,他與全村大部分農民的命運發生巨變,從農民轉變為市民,且一躍成為富人。近日記者見到張建華時,他剛搬進裝修一新的拆遷安置房,並買了一輛帕薩特轎車,還打算帶妻子乘飛機到雲南旅遊。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像張建華這樣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農村的農民,因拆遷而一夜驟富,許多轉型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衝擊,少數人還過起了遊手好閒、鬥富比奢的日子。專家認為,"拆遷驟富"顛覆了傳統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對轉型農民進行積極有效的引導,那麼他們因"衝動消費",將有返貧之虞。
居民張大爺告訴記者,因為拆遷,他得到200多萬元補償,最多的人家達800萬元。得到巨額拆遷補償款後,很多人盤算著如何花錢。居民王先生說:"我想買輛好車,價格應在20萬元以上,降低點要求,至少也要15萬元,低於這個標準就掉份了。"
"拆遷富翁"對未來缺乏規劃
記者調研發現,"拆遷富翁"普遍對未來生活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有的人被設局拉下水參與賭博,拆遷補償款被套取。為了補償款的分配,有些拆遷戶親人之間大打出手,導致家庭破裂,甚至對簿公堂。
還有些"拆遷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為家裡一夜驟富,心態大變,出現比富、奢侈、厭學現象。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認為,在拆遷進程中,農民所能得到的補償待遇正在逐步提高,這既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同時也可能導致命運的失衡,由此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說,"對於一向以種地謀生的農民來說,缺乏投資理財意識不足為奇,面對突然到手的財富,大多數人自然會手足無措。如果'拆遷富翁'揮霍式消費,除了種地,他們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這會使他們坐吃山空,返貧的可能性極大。"
政府應加強消費指導
已有前車之鑑。據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機場擴建範圍內的順義區龍山、塔河、桃山、馮家營等6村整建制拆遷,有些拆遷農民拿到補償款後,就出現揮霍和盲目投資現象,有些因此返貧。
大興區社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尚建剛直言:有些"拆遷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費狀況,儘管與他們存在盲目的炫富與攀比心理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對他們正確消費觀念的引導力度不夠到位,尤其是拆遷後的體制跟進相對滯後也是原因之一。
中國經銷商學院常務副院長強磊教授表示,政府對轉型農民應加強正確的消費指導,政策規劃上要科學。他建議,可遵循"先生產後生活,先保障後消費"的原則來實施,如可嘗試分期撥付拆遷補償款。 (據《金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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