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織女故事是中國流傳最為廣泛、影響最大的四大民間傳說故事之一（其他三個分別為《孟姜女哭長城》、《梁山伯與祝英臺》和《白蛇傳》），這個故事又與「七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在今年的「七夕」來臨之際，我們不妨細細梳理牛郎織女故事的來龍去脈。
織女和牛郎的名字和織女星、牛郎星有關，織女星在天文學中被稱為天琴座α，是天琴座中最明亮的恆星，在全天排名第五，是北半球第二明亮的恆星，僅次於大角星，它也是太陽附近最明亮的恆星之一；牛郎星也就是牽牛星，在西方被稱為天鷹座α，也是排名全天第十二的明亮恆星，比太陽要大1.6倍，亮10.5倍。
星宿神話
一般認為，織女和牽牛的名字來源於《詩經》，《詩經·小雅·大東》寫道「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詩距今已有至少2700年以上的歷史，可見那時牽牛織女雙星都已在人們的詠唱之中，但是如果仔細考察，這個來源其實未必最早，在《大戴禮·夏小正》中有：「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這記載了織女星出現的時間是傍晚，方位是正東。
《夏小正》撰者無考，通常認為成於戰國時期，但也有人說它來源更早，反映的是夏代的曆法。研究者指出，綜觀《夏小正》所記星象，有天空明亮的織女、南門以及最顯眼的天河，而二十八星宿還沒有形成概念，只出現了參、辰、昴這幾顆亮星，從中可見《夏小正》即使未必就是記錄夏代的天象，但時代之古顯而易見，日本學者能田忠亮曾經將《夏小正》星象分類作分析、計算和比較，得出結果是極大部分天象屬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
這麼看來，織女被中國人所認識所記錄，應當在比《詩經》時代更早至少千年，但是，此時的織女和牛郎（牽牛）其實是各自獨立的星宿，彼此之間並沒有夫婦的關係，牛郎織女故事更多的是星宿神話。 有學者指出，歷史文獻最早記載牛郎織女是夫婦的，應該是《文選·洛神賦》李善注引曹植注，該注稱：「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此注作者不詳，嚴可均《全三國文》作曹植自注）。」西晉張華的《博物志》載有這樣一個故事：「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並問『此是何處? 』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競不上岸。」敘述中牽牛與織女有一定的關聯，但並非夫婦，直到南北朝時代任昉的《述異記》中才記載道：「"大河之東，有美女麗人，乃天帝之子，機杼女工，年年勞役，織成雲霧絹縑之衣，辛苦殊無歡悅，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憐其獨處，嫁與河西牽牛為妻，自此即廢織紝之功，貪歡不歸。帝怒，責歸河東，一年一度相會。」因而相關學者認為：牛郎織女故事的產生可能在西漢，但完成卻是在漢末魏晉之間。
但事實上，極大可能成於東漢的《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寫道：「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其中已隱含牛郎織女為夫妻的含義。也是東漢的應劭《風俗通》逸文記載：「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註：脫毛），因為梁（註：橋）以渡織女也。」也反映出此時牛郎織女故事已初步形成，並出現了鵲橋概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與七夕習俗相結合。
牛郎織女和「天鵝」
由上述可見，牛郎織女故事見諸文獻的時間和民間流傳的時間存在不一致，在筆者看來，這是因為文獻的記載通常總是落後於民間口傳故事的。從牛郎織女故事的人類學原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說到底其實際上是一個天鵝處女型故事。
我們注意到，後世牛郎織女故事的前半段牛郎盜走下凡沐浴的織女的天衣強留織女在人間並與之成婚的這一部分往往為雅文字所避而不述，這段在後世看來存在很多類似「偷窺」、「竊取」「逼婚」等不完美不靠譜元素的故事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牛郎織女故事與天鵝處女型故事的關聯，從中我們或許可以探究牛郎織女故事在民間更早的起源，而關於其中的內涵，也並不能簡單地以現代的倫理觀念來進行貶低。
所謂天鵝處女型（Swan-maiden type）故事，通常是指人間的一個小夥子與化身天鵝或白鶴等鳥類飛到人間的仙女結合為夫妻的民間故事（這是狹義範疇，廣義者涉及的動物更多、內容更寬泛，粗略統計就包括了魚、田螺——田螺姑娘、青蛙、老虎、龍——柳毅傳書故事後半部分），是全世界流傳非常廣泛，歷來為文化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所重視的故事類型。英國民俗學家夏洛特·班尼(Charlotte Sophia Burne)在1914年出版的《民俗學手冊》（The Handbook of Folklore）一書附錄的《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中的第3種型式就是天鵝處女型故事，被標為母題D361.1，具體又演變出AT313A「女子幫助英雄脫險型」和AT400「尋找失蹤妻子型」，享譽國際民間文藝學界的我國知名學者丁乃通教授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也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故事型式在中國的分類。
這個故事類型反映了夫權小家庭的產生、跨界婚姻的禁忌等等人類學背景，在我國各民族民間廣泛流傳。從上世紀搜集、整理的情況看，晉代幹寶《搜神記》中的《毛衣女》故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關於這一型式故事的文獻記載，敦煌石窟中發現的、題為唐代句道興撰的《田崑崙》故事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見諸文獻記載較早和較完整的「天鵝處女型」故事，從民間口頭傳說看，彝族的《大雁姑娘》、達斡爾族的《從空中飄下的仙女》、傣族的《召樹屯和蘭吾羅娜》（即拍成電影後讓唐國強老師枉擔「奶油小生」之名多年星路坎坷的《孔雀公主》）與《寶扇》、壯族的《孤兒》與《鳥眼田》、苗族的《天鵝姑娘》和《天女與農夫》等都屬於比較典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而在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以外，漢族的牛郎織女故事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
天鵝處女型故事起源極早，日本有學者甚至認為可能起源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我國著名民俗學家鍾敬文先生的《中國民間故事型式》中，就已經將中國的天鵝處女型故事概括為「牛郎型」故事，從這個意義上，《搜神記》中的「毛衣女」或者「天鵝處女型」的民間傳說並非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和牛郎織女是徹頭徹尾不相干的後來添附的內容，在口頭傳說中，這反而很可能是一個時間更早的淵源。
文獻詩歌
回到文獻角度，牛郎織女故事大體成型之後，唐代的宋之問、杜甫、杜牧等都有關於牛郎織女的美麗詩句，到了宋代，牛郎織女故事在文獻上的思想性又邁進了一大步，這主要體現在秦觀的《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此詞議論和抒情水乳交融，流暢瀟灑卻又婉約蘊藉，讀來讓人回味無窮，特別是末二句超凡脫俗。無怪乎金庸先生在《書劍恩仇錄》中，將其作為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定情的契機之一，信手拈來，妙筆生花。
總體來說，從對故事文本的詮釋角度看，無論是同情牛郎織女相愛卻分離的際遇，讚頌他們對愛情的忠貞不渝，還是反抗封建家長壓迫的同理心，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和原始故事都有一定的疏離，但是，這些詮釋都反映了不同的社會現實和百姓的心理，註定會和故事本身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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