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那些事#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曾談到自己發憤著《史記》的目的，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此，我們一般的理解是：探究自然界與人事的關係，貫通古今社會變革的規律，形成自成體系的獨特言論。
那麼，「究天人之際」所謂「探究自然界與人事的關係」，與我們今天提倡的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科學精神，是一回事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實上，從《史記》中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其實主要是推究「天道」和「人道」之間的感應關係，即人間的社會變化，尤其是軍國大事，是如何受「天命」的支配和控制的！
在《史記》中，司馬遷專門撰有五篇專書，來集中論述如何推究「天命」，即《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它們記述了推究「天命」的諸多手段：曆法、星佔、封禪、卜筮等。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當數《天官書》所闡述的星佔學。從《天官書》全篇內容來看，其中除少部分可歸入天文科學的範疇外，至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星佔學內容，由此也可見太史公的意旨所在。
而在《天官書》中，司馬遷反覆提到了一個詞——「三五」，它是什麼意思呢？
先來看《天官書》「論贊」中，太史公曰：「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這是司馬遷從星佔歷算學的角度，探究了天人之際的演變規律，認為「為國者必貴三五」，即作為主持國政的人，一定要高度重視「天命循環」的「三五」周期——「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考察上下各一千年的變化，然後才能完備地了解天人之際的關係。
而在《天官書》的結尾，司馬遷再次提到了「三五」——「為天數者，必通三五」。限於篇幅，我們就不引原文了，這部分論述可以視作司馬遷對星佔學的綱領性總結，簡單概括如下：
1.在天象的變化中，恆星是很少發生變化的（「常星之變希見」），發生變化最多，且對星佔學最為重要的是日、月、五星「三光」，故星佔學中用得最多的是日、月、五星的星變之佔（「三光之佔亟用」）。
2.凡是發生天象之變，只有超出常規的才用來作佔。「為國者」在發生日變時，要注意行修德政，發生月變時要反省刑罰是否得當，發生星變時要對外睦鄰、對內人和。
3.發生天變後，應採取的最好的辦法是「修德」，其次是「修政」，再次是「修救」（採取補救措施），又次是「修禳」（祈求上天消除災殃）；最糟糕的就是不聞不問，無視出現的問題。
4.除了日、月、五星「三光」的天變外，還需重視日暈、月暈、日月交食、雲氣和風這五種天象。因為它們與國家的政治軍事等大事相關，是最能溝通天人之間關係的表象。
可見，所謂「為天數者，必通三五」，「三」即日、月、五星「三光」的變化；「五」即日暈、月暈、日月交食、雲氣和風五種天象的變化。
此外，還有論者認為，「三五」之「三」，指的是「天、地、人」三才或「三生萬物」之三；「五」則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也有說「三五」指的是「三皇五帝」，即天命循環與王權更迭之間的關係。
總之，我國古代「三五之道」的內涵是很豐富的，但不管怎麼說，都與「究天人之際」有著密切的聯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