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0年:故鄉的糧食關

[摘要]家鄉的人們把1959年秋冬、1960年春發生的大饑荒叫做「糧食關」。記得小時侯，如果哪家的孩子吃飯時灑了飯粒，或者剩了碗底，大人免不了要責罵：「你沒有過過糧食關，不知道糧食金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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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人們把1959年秋冬、1960年春發生的大饑荒叫做「糧食關」。記得小時侯，如果哪家的孩子吃飯時灑了飯粒，或者剩了碗底，大人免不了要責罵：「你沒有過過糧食關，不知道糧食金貴！」

我的母親是獨生女，因為外祖父、外祖母招父親做養老女婿，我從小是在外家長大的。祖父、祖母在本大隊，住得也不遠。一次去祖母家，吃午飯時小叔掉了一團米飯在地上，已經年過八旬的曾祖母一句話沒說，把那團飯撿起來放進癟嘴裡，咀嚼幾下咽了下去。那強烈的咀嚼動作和莊嚴的神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後來明白只有對飢餓有過深刻體驗的人才會那樣。曾祖母一生中至少有兩次難忘的飢餓經歷，一次即是糧食關，她講述過許多次，我那時候小沒往心裡去。另一次在她幼小的時候。她的原籍是在黃河邊的河南省滑縣，九歲時隨父親和一個弟弟逃荒到我的家鄉。十三歲時，父親準備返鄉，沒有盤川，就把她賣給了人家當丫頭。

糧食關對我家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在很多人的回憶中，母親曾是一個背著一根粗黑辮子的漂亮女學生，上門提親的人絡繹不絕。我問過外祖母為什麼偏偏選中了父親，她告訴我，父母定親的時候正趕上糧食關，當時祖父擔任大隊支部副書記，她和外祖父想，萬一他們老倆口餓死了，能有人給母親一口飯吃。

不斷有人提起糧食關，說在糧食關中人們吃糠咽菜，說糧食關餓死了很多人……漸漸地，糧食關在我的記憶和情感的深處擰成了一個需要日後解開的結。

若干年後，我連頭也沒回地進了城，上了大學。可是等到讀了研究生，又開始自覺返顧故鄉。現代作家周作人喜歡搜集同鄉人的著作，特別對其中所記故鄉的事物感興趣。我也想多知道故鄉的事。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我需要面對更普遍的世事人情，但可以對故鄉這一個點認識得更深一些。同時，對故鄉的審視也包含了對自我的認知，自己的根在那裡。

我的家鄉霍邱縣位於皖西的大別山之北，淮河的南岸。我家所在的葉集鎮在本縣的西南，地處安徽霍邱、金寨與河南信陽市的固始三縣的交界處，南依大別山，西瀕史河，素有大別山門戶之稱，又是安徽省西向中原的窗口。在皖西，幾乎無人不知葉集。

然而，霍邱與周作人的故鄉紹興相比，顯得太平庸了。紹興古往今來人文匯萃，名家輩出。霍邱自隋代置縣至清的千餘年裡，只是在清代產生過兩個不知名的進士。歷史進入了20世紀，出了曾任海軍副司令員的陶勇，他於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出了曾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王冶秋；出了幾個作家、學者，韋素園、韋叢蕪、臺靜農、李霽野等因為參加過魯迅領導的「未名社」，頗有些文名；革命文學作家蔣光慈也是霍邱人，不過他家所在的白塔畈解放後劃歸了金寨縣。陶勇與幾位「未名社」的鄉賢都是葉集人。

我想搜集與霍邱有關的著作。到手的只有臺靜農為魯迅所推重的以葉集社會生活為素材的短篇小說集《地之子》，以及近年來印行、出版的《葉集鎮志》和《霍邱縣誌》，臺先生所編《淮南民歌集》只是尋來讀過。《葉集鎮志》為列印本，1987年印行。《霍邱縣誌》是去年年末從縣檔案局郵購的，140萬字的煌煌巨冊，1992年作為「安徽省地方志叢書」之一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正式出版。

購得這兩本地方志後，我急切地尋覓有關糧食關的記載。沒有專門或集中的敘述，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文字分散在相關的章節裡。我在《葉集鎮志》1959年、1960年的大事記中分別找見以下兩段文字——

是年，由於一些幹部沒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農村推行「少種多收高產」的方針，以後盲目多報產量，亂放「衛星」（當時稱奇蹟為放「衛星」），葉集糧食產量表面上「大躍進」而實際上大幅度下降。

旱情嚴重，糧食歉收，人民受到飢餓的威脅，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

又於《霍邱縣誌》1959年大事記中讀到：

是年，因災和「五風」造成糧食大減產，全縣僅收糧2．99億斤，比1949年還減產22%,是建國後糧食產量最低的一年。

是年，糧食和副食品短缺嚴重，開始發生人口非正常死亡。

兩本地方志的記述都很難使人滿意。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1959年就發生了，鎮志沒有記載。雖然1960年餓死的人最多，縣誌人口表上顯示這是建國後人口唯一出現負增長的一年，大事記中反而隻字未提。「發生」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到底發生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1995春節回鄉探親，我決心去調查、採訪發生在家鄉土地上的糧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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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元月下旬到2月中旬的半個多月裡，除了正月初三送年之前的幾天外，我差不多天天在奔波。以當時葉集人民公社為重點，先後採訪了二十多個當事人，其中有當時的公社幹部、大隊幹部、死者的家屬和我家的親戚等。2月6日（正月初七）我趕到離家70公裡的縣城，在縣檔案局蹲了兩天。檔案局裡與我所關心的問題直接相關的材料甚少，接觸到的所有當時的材料都沒說餓死過人。離開縣城的那一天，我採訪了1959年的縣委常委、1960年的縣委副書記張德新，老人向我介紹了當時縣裡全面的情況。許多重要的當事人都已駕鶴西去，健在的人多數年事已高，記憶被歷史的風雨剝蝕得有些殘缺，他們的敘述時有混亂甚至舛誤之處。談起那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人們都表情嚴峻，語調遲緩，然而態度卻很平靜。我在心裡記，在筆記本上記，對搜集、採訪到的資料進行甄別、拼貼，努力構制出一幅關於糧食關的完整畫面。

大家眾口一詞：導致糧食關最重要的原因是「五風」盛行。1958年8月，全縣匆匆地大辦人民公社。9月開始在這塊已經發燒的土地上颳起了「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對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其中，災難性最大的是「一平二調」的共產風。

呈送地委的《中共霍邱縣委關於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的報告》（1960年11月），匯報了縣委工作隊為貫徹中央「十二條政策」到俞林公社試點摸到的情況，從中可見全縣農村共產風的一斑。這個公社也是在公社化初期就颳起了共產風。1959年5月以前，被刮的主要是舊鐵、木料、家具、糧食和勞動力。6月以後，公社公開布置基層幹部到處颳風，以發展社有經濟為藉口颳走了社員的大批物資。據11個大隊的調查統計，殃及的群眾2749戶，平調的門板、床、水車、犁耙、家具、木料、房屋等物資達6800多件。接著，公社打著辦綜合副業廠的旗號，從各大隊無償調來家禽家畜。公社婦聯會辦「三八」羊廠，召開婦女大會，要求婦女帶羊上會，否則就被視為沒有集體主義思想。幾次會議獻羊71隻，群眾稱之為「要羊會」。由於刮來了家禽家畜，又接連相應地調來了群眾的房屋、木料、碾磨和生產隊的飼料等大批物資。

著名的史河灌區工程也在「大躍進」的緊鑼密鼓中大規模上馬。全縣當時人口83萬，而同時調用的民工達20多萬人。精壯勞力要走了，並且調撥去了大量的糧食，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農業生產。秋收季節，有的地方收割的稻子捆成了捆，上面一聲令下，勞力就得上工地，一些稻子爛在了田裡。農業產量的指標反映的不是實際情況，而是幹部「熱昏」病中的囈語。1958年9月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霍邱縣紅星人民公社（1958年12月改名為葉集人民公社——黃按）首屆代表大會決議》制定出1959年的農業生產任務：糧食平均畝產5千斤，其中水稻平均畝產4千斤，衛星水稻3萬到6萬斤。1959年俞林公社炫耀搞代食品的成績，本來嚴重不足，卻向縣委匯報庫存代食品的原料和成品33.8萬斤。全社實有胡蘿蔔不到3萬斤，而上報28.3萬斤。既然生產出了這麼多的糧食，有這麼多的庫存，那就應該繳納公糧，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幹部們比著吹牛，比著賣糧。縣裡還曾把各大隊的書記、副書記、主任弄到縣裡逼糧。

說是為了方便工作，統一領導，全縣城鄉於1958年秋天辦起了8478個食堂。社員不再允許擁有糧食，由基層民兵組成的糾察隊挨村挨戶偵察，搜刮糧食。如有藏糧者，一經發現，就免不了要被吊打。

祖祖輩輩做農民的幹部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該怎樣種地了，對農業生產進行瞎指揮。1958年，紅星人民公社要求所有秋種作物全部深挖一尺五寸，其中百分之三十的面積深挖三尺到五尺以上，全部實行條播密植。深翻土地，浪費了大量的土地不說，許多地方還由於翻得過深，把下面的生土層翻到了上面，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減產。各地都在實驗「衛星田」、「衛星地」。我家所在的新橋大隊開了一塊「衛星地」，把別的地裡須子都快黑了的玉米移栽到「衛星地」裡。上面來領導參觀，大隊幹部讓社員用幾臺本來用於分離脫粒後米糠的風婆往地裡鼓風。周集公社共有15畝實驗田，玉米套種黃豆，拼命地施肥，結果是黃豆顆粒未收，乾癟的玉米收了一笆鬥。縣誌上說1958年、1959年是大旱年頭，其中1958年的旱情更大。1959年夏天少雨，5月有小雨，一直到種麥時才下了一場透雨。實際上，由於各個公社地理條件不同，受災程度也不一樣。我們縣北部三分之二的面積是平原，南部三分之一是丘陵，——人們習慣稱之為崗區，葉集公社當時有18個大隊，10個大隊屬崗區，8個大隊在灣區。崗區容易受旱，平原和灣區的旱情並不嚴重，鎮志記載1959年只是「偏旱」年份。在葉集採訪的人都說1959年沒有災情。全縣儘管夏季作物歉收，然而黃豆、花生等獲得了大豐收，光花生就收了400多萬斤。1958年糧食產量725.3707萬市擔，仍明顯高於前面三年，而1959年的總產量則銳減為454.873萬市擔。造成農業產量劇減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緊隨著「五風」,一場大饑荒黑色羽翼的巨大陰影降臨到了霍邱的土地。吃食堂後的1958年的冬天，糧食開始緊張，飢餓一步一步地逼近。

1959年春節後，每天的夥食定量逐漸減少，一天半斤、4兩就算不錯了。食堂糧食不夠，就往飯裡摻菜。社員把飯端回家，還要摻更多的菜。蔬菜不夠，只好採集水蓼、灰灰菜、蒿子等野菜充飢。我家屋後竹園邊有兩棵碗口粗的榆樹，1959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外祖父發現樹上部的嫩樹皮被剝光了，樹幹在晨曦中泛著慘白。

疾病流行起來。浮腫、消瘦、婦女閉經與子宮下垂、小兒營養不良的患者數以十萬計。每個公社都有醫院，裡面條件極差，住進去唯一切實的好處是比定量多吃一點飯。對危重的病人通常是給他們服用白朮茯苓丸，打強心的樟腦針和腎上腺素，都簡單之極。在葉集，灣區死人比崗區少得多，原因是灣區土壤肥沃鬆軟，適於種植蔬菜。可是蔬菜吃多了，引起食物中毒，得一種叫「青紫病」的病。許多人生這種病，頭暈，嘴唇烏紫，心裡難受。發病後需要立即在人中和手指上扎針，擠出烏紫的血來，然後吃點營養品。當時最好的營養品是煮黃豆。如果治療不及時，病人就會一命嗚呼。

人口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發生在1959年冬、1960年春。很多家庭都有死人，有的竟死得絕了戶。死人都不敢上報，共產黨領導下的朗朗乾坤怎麼會有死人？！

石店公社一個生產隊三百多人，死剩了九十來個。為了從食堂多分得一份食物，新橋大隊一名社員把死去的孩子藏在屋裡，餓瘋了的老鼠把孩子的耳朵、鼻子都咬掉了。人性、親情受到嚴峻的考驗，夫妻不相顧，母子不相憐，兄弟之間為一瓢糠菜大打出手……這樣的事屢見不鮮。

史河灌區工地上由於飢餓和勞累死亡眾多，不少民工晚上收工或生病回家倒斃於路途。毆打民工的事司空見慣，榆林公社一個姓甘的大隊副書記，1959年在工地上任教導員，其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一個社員拿了幾根沒用的木頭給民工燒鍋，甘嗾使人將其褲子扒掉，把四五十根大頭針釘在這個社員的屁股上。另有社員偷別人的衣物，甘用小刀把他的耳朵割破一寸多寬。

一直到1960年的麥收季節，糧食關才告結束。

全面糾正「五風」的是整風整社運動。1959年5月，根據省、地委的指示，縣和公社曾清算帳目，實行退賠，糾正了一些「一平二調」的錯誤。然而由於公家也一貧如洗，這次退賠淺嘗輒止，只是走了過場。1960年秋天，整風整社運動開始，葉集公社是首批開展運動的首批五個公社之一。新橋大隊有18名幹部被關押審查。大隊開了幾次大的鬥爭會，民兵押著犯有「五風」錯誤頭戴高帽子的幹部遊鄉。我祖父也被遊了鄉，他是大隊副書記，負責大隊灌渠上的工作。他老人家也「左」得可以，天下著雪，上面有人來工地檢查，他命令民工光著膀子幹活，並要求他們高喊勞動號子。在這次運動中，全縣集訓和處理了大批基層幹部，有的竟被整致死。僅葉集公社重點批判對象就有425人。

我一直想知道當時葉集公社以及全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當年的公社主任告訴我，葉集死亡1萬多人，確切人數不知道。張德新向我介紹了縣裡的情況。1962年初，中央召開著名的「七千人大會」，縣長代表本縣參加。為了上報死亡人數問題，縣委常委開了兩晚上會，最後決定了7萬人的上報數。這裡順便交代一句，後來我終於從縣誌第三章「農業」中找到一句話：「1959年至1960年兩年，全縣非正常死亡農業人口七萬多人」。顯然這個「七萬多人」來自縣常委會議決定的上報數。「七千人大會」期間，省委給縣委打電話，要求如實上報死亡人數，這次報了十二三萬。這位當年的副縣長十分肯定地說，實際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計在十六七萬，至少不會少於15萬。葉集公社的人口死亡在全縣屬一般情況。

至於糧食關對農業的破壞性影響，《霍邱縣誌》「農業」一章寫道：

到1957年，全縣糧食播種面積擴大到了373．8萬畝，單產提高到173．8斤，總產6．5億多斤……1958年以後，由於過早過急地實現人民公社化和隨之出現的「五風」，加上自然災害，1959年糧食播種面積減少到272．8萬畝，單產下降到110斤。總產2．99億斤，比1949年減產8357萬多斤，比1957年減產3．5億斤，人均佔有糧食351斤。連續三年天災人禍，使農村生產力受到極大破壞，後來用了10多年時間才得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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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訪過程中，有幾個人的經歷給我的印象尤深。

二姨是我外祖父的親侄女。父母早亡，五歲就送給王家做童養媳。王家是佃戶，後來家境逐漸殷實起來。婆婆虐待她，一頓飽飯都不給她吃。餓極了，她就吃刷碗水底下沉澱的飯渣。十歲的時候，個子依然很矮，婆婆嫌棄她，不止一次地說她端不動王家的盆。十三歲那年出天花，王家想把她活埋了，幸虧一個鄰居偷偷地報信，外祖父出面幹涉，她才得以活下來。

她家住在崗區。過糧食關時，家裡死了公婆和丈夫三口人。公公在1959年的臘月裡餓死，咽氣時的最後一句話是囑咐二姨：「孟丫頭，人在世上闖，最重要的是要闖人種……」話沒說完，腦袋一耷拉命歸黃泉。

17天後，婆母也隨夫而去。這個老太太自私、心狠，一次從食堂領回一碗大米，瞞著兩個孫子煮飯吃。大孫子已經十歲，發現奶奶吃鍋巴，可憐兮兮地哀求：「俺奶，給我一小塊吃！」老太太居然置之不理。二姨從外面回家，兒子講述遭遇，母子仨抱在一起哭。小兒子只有三四歲，哭得更厲害，二姨把乾癟的乳頭塞進小兒子的嘴裡，一手撫摩著大兒子的頭，編織謊言安慰他。

一天早晨，二姨弄到一點米餷稀飯。見婆母嘴角淌著清水，口不能言，二姨把煮好的稀飯餵到她嘴裡，但她已經沒有反應。趁她還沒有斷氣，二姨為她梳好頭，綰好纂，換上衣裳。公公死的時候，婆婆讓兒子拆掉二姨的一個小衣櫃，釘了一個破破爛爛的木匣子。等到她自己死，二姨只好用竹床笆把她捲起來，放進挖好的坑裡，身上扔放些樹枝，埋下了。二姨記得，婆婆一直到卷進床笆，嘴都半張著，極難看。二姨敘述到這裡時，停頓一下說：「做人不能太惡了，人眼不見天眼見。」

陰曆二月的一個晚上，二姨煮了半鍋青菜，丈夫嫌沒有鹽，儘管已餓得頭暈眼花，也不願吃。他吃不了這麼大的苦，解放前他家雖然談不上怎麼富有，可也豐衣足食。兩個孩子吃了，二姨也把剩下的最後兩團菜吃了。當晚丈夫就斷了氣，這次二姨只好用稻草把他的屍體裹了。莊子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塊墳地，去年秋冬以來增添了許多簡陋的土堆，這一家就佔了三個。

苦難把這個女人磨練出來了，儘管嘴唇未沾過一粒米，但她從來沒有感到身上沒有勁。他們娘仨吃炒糠，兩個孩子屙不下屎，疼得直叫喚，她幫他們用棍子掘，用手指摳。她讓兩個孩子趴在地上，往裡灌清水，然後再掘……三個人就這樣一點點地從死神的手裡掙脫開來。

正月初三我去給二姨拜年，看到的是兒孫滿堂的興旺景象。兩個兒子早已成家立業，住上了高大寬敞的磚瓦房，並且都見了孫子，言語間流露出滿意之色。二姨仍住在土坯牆的老屋裡，穿著破棉襖、破棉褲，蓋著破棉被，但看得出來她很滿足。二姨今年六十八歲。一個差點被活埋的女人，以自己不足1米50的身軀支撐起了一個家族的繁衍生息。

在中國農村，幾乎到處都能找到這樣女人，她們實在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她們像原野上的樹，風雨摧殘不了，霜雪壓迫不倒；相反，它們倒能靠自身頑強的生命力，繁育出一片林子，綠化著一片片黃土地、黑土地。

徐良滿在糧食關中被玉皇大隊的群眾稱為「徐青天」。這個大隊在崗區，是葉集公社饑荒最嚴重的大隊。

徐良滿後來長期擔任公社幹部，現已離休，在鎮農機站兼職。他家就住在我家的鄰莊子，正月初四下午，我第二次到他家才找到他。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板硬朗、說話直爽的老漢。

糧食關開始時，徐良滿擔任新橋大隊的黨總支書記，兼民兵營教導員。59年夏秋之交，縣長下來檢查工作，徐親自陪他到幾個生產隊的食堂參觀，匯報了糧食緊張的情況。為此，公社主任說他鬧糧荒，故意搗蛋。兩人的關係很僵。

縣委得知玉皇大隊形勢嚴峻，調徐良滿任該大隊書記。他上任後了解到，本來四千多人的大隊，已餓死1500人，外逃1200人，大隊病院住了近百個病號。

那裡離新橋大隊有20多裡路，徐良滿到的時間是陰曆10月25日早晨。他沒有先到大隊部，而是背一個黃軍用包轉了幾個生產隊。吃晚飯時，他到了大隊病院，病院設在解放時沒收地主的十幾間房子裡。病號每人從食堂裡打得一碗稀飯，那稀飯裡的米粒少得像禿子頂上的頭髮，能清楚地照出人影。他走進廚房，在案桌底下發現半盆米糰子，顯然那是從病號的稀飯鍋裡撈出來的。

日頭快落山了，他看見一間土坯房的門楣上貼著一張紙條，上書「太平室」，感到很好奇。獨扇門被他吱呀一聲推開，眼前的景象讓他目瞪口呆：光線暗淡的屋裡堆滿了屍體，看到的幾副面孔十分瘮人。他慌忙把門帶上，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晨，他提出埋一具屍體給2斤米，並讓病院餷稠稀飯。病院負責人問糧食不夠怎麼辦，新書記說他想辦法。徐良滿後來知道，為了掩埋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屍體，共支付了24斤大米。

他打電話，向縣裡、公社匯報他所掌握的情況，向上求救。聽筒裡傳來縣監委書記懷疑的聲音：「你是不是搞錯了，咋會死那麼多人？！」徐良滿用他那沙啞的嗓子喊道：「要是錯了，開除我黨籍！」放下電話，他又匆匆趕到公社，從糧站暫借下一萬斤稻子。

第三天，有人向他舉報了兩起吃人肉事件。一個老頭發現，前一天剛埋的兩個年輕人的屍體被扒了出來，屁股、大腿上的肉被割走了。有人昨晚碰見一個姓李的青年拿一把鐵鍬從那邊回來，懷疑此事系他所為。徐良滿帶幾個民兵趕到李家，人已經逃跑了，見鍋屋還在冒煙，就走進去，揭開鍋蓋。鍋裡正煮著人肉，他們聞到一股難聞的腥味。「人肉真腥哪！」事隔35年，徐良滿仍然痛苦地撇下了嘴角，皺起了眉頭。

另一起是這樣的：一個姓陳的婦女十歲的女兒奄奄一息，這女人把孩子掐死了，把右腿卸了下來。這事被鄰居知道，報告了大隊幹部。民兵把女人抓了起來，他們在那個死去的孩子的脖子上看到了手指掐的痕跡。正準備第二天往公社押送，那女人半夜裡死了。

一萬斤稻子畢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徐良滿回到灣區他曾經工作過的大隊、生產隊化緣，弄到了幾萬斤青菜、蘿蔔、山芋藤等，發動全大隊尚能走動的男女老少數百人，牽著五六頭耕牛下灣。山芋藤披掛在牛身上，人們肩扛手拿，一列特殊的隊伍緩緩地行進在1959年冬日的陽光中，一張張蠟黃、浮腫的臉上流露出些許希望的亮色。那悲壯的情景至今留在很多鄉親們的記憶裡。

過完陽曆年，徐悄悄地停辦了食堂，把糧食按定量發到每戶社員的手中。「玉皇」是葉集公社最早停辦食堂的大隊，「徐青天」的稱呼由此而來。

春天他想方設法籌集稻種，弄到的數量已遠遠超過實際的需求，他把多餘的部分分給社員。一直到收割新麥，糧食關才終算過去。

整風整社時，全公社的大小幹部差不多人人都要過關，惟獨徐良滿沒有挨整。要是整他，群眾也不答應。

1959年10月，整風整社運動在葉集人民公社開展。

新橋大隊被關押審查的幹部有十八人，最後判刑的三人。三人中一個情況不明。有一個是生產隊長。一個婦女溜進隊房偷稻種，被抓住後他罰她跪碎碗片，並以粗話侮辱她。這女人不堪其辱，晚上回家上吊死了。她膝下一個七八歲的女孩也因為沒有人照顧餓死。

另外一個被判刑的叫徐忠仁，我認識這人。他在解放前讀過多年私塾，寫得一手好字。但他窮得叮噹響，住在草庵裡。每逢春節，挨家挨戶給人家寫對聯，掙一點錢花。

人民公社化以後，他因為能寫會算，當上了連隊秘書。1958年年底，為了響應毛澤東「全民皆兵」的號召，仿部隊編制，縣成立民兵師，公社建立民兵團，團下設營、連、排。1959年初，營改為大隊，排改為生產隊，連改為工作點，介於大隊和生產隊之間，管理幾個生產隊。工作點的負責人依舊是原先的連長、指導員、秘書，老百姓也仍舊稱之為連部。

本來應該知書達理，可徐忠仁卻作惡多端。打人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餓極了，鑽進玉米地，掰了一個嫩玉米棒子。他逮住了她，一手抓著她的髮辮，一手用嫩玉米往她嘴裡戳，小姑娘滿嘴流血。一個男社員不知因為什麼得罪他了，徐把他反綁起來罰站，背上捆一盤用來磨玉米面的二三十斤重的小磨，被罰的人不勝重負，沉沉地摔倒在地上。

打人的事當時十分普遍，鄉親們之間至今流傳著一句順口溜：1958年，吃飯不要錢；1959年，幹部打社員。致使他被判刑三年的原因，是別人把兩條人命帳算到了他的頭上。

嚴長霞的丈夫在1959年的正月裡為生產隊犁大麻地，當時犁地有照顧，每天可以從食堂多打兩碗稀飯。他有老病，剛做了一天活，第二天就沒有下地。徐忠仁去，背過他的一隻手臂，把他從家裡帶到莊子旁邊的一條小路上，命令其跪下，罵道：「驢日的，我恨不得把你腦袋瓜子剖兩瓣，澆一瓢涼水，共產黨不需要你這樣的人！」嚴長霞的丈夫本來有吐血的毛病，從此一病不起，於陰曆三月下旬亡故。

陰曆八月，嚴長霞產下一男嬰。大隊發給她五斤白面，一斤香油。她此前已生了四個孩子，從來就沒有奶水，靠嚼米飯餵養。男嬰發育不好，長得瘦小，四天後即夭折。

整風運動開始了。鬥爭徐忠仁的群眾大會召開之前，連部來了兩名幹部做嚴的思想工作，動員她控訴徐忠仁害死兩條人命。開鬥爭會那天，望著臺下在義憤和看熱鬧心情雙重鼓舞下的黑壓壓人群，再望望臺上被五花大綁低著頭的徐忠仁，她心裡直發憷。曾做過她思想工作的一名幹部把她推上了臺，沒有退路了，她稍微平靜一下慌亂的心情，就開始訴苦。她說她丈夫被打一病不起，但沒有交代他本來就有病。她說孩子生下後徐忠仁不按規定分給她食品。最後她側向鬥爭對象，問：「徐忠仁，你認罪麼？」徐忠仁沒有吭聲。下面群眾七嘴八舌地要求徐忠仁認罪。腰背彎成了大蝦米的徐忠仁終於開口：「我認罪！」民兵們帶頭喊「打倒徐忠仁」的口號，鬥爭會被推向了高潮。

嚴長霞是我家鄰居，當我和她談到這件事時，她說，孩子的死與徐忠仁無關，而她丈夫本來有老病，他的死不能講與徐忠仁無關，也不能全算在他頭上。她如實地敘述了這些情況，但沒有承認是她在鬥爭會上把兩條人命推到他的頭上。她說她當時是據實陳述。

不用說這是一樁冤案。造成冤案的直接當事人是那兩個幹部和嚴長霞。我想，是什麼促使他們那樣做的呢？我問嚴長霞那兩個幹部的目的，她說他們想整倒他，好表現自己。她自己呢？有好幾個人說，除了報復外，她當時是生產隊的婦女隊長，想借整風往上爬。

我小的時候常見到徐忠仁，多少年裡他總是低著頭走路，不愛跟別人打招呼。這次聽說他皈依天主教了。他的信教與早年的經歷有沒有關係，他懺悔過嗎？作為一個有文化的農民，他怎麼表現得那麼惡劣？我想聽聽他的回答。

我推開了徐家院子的柴門，他的妻子告訴我，徐忠仁因病臥床半月有餘。不好意思再打擾他的平靜，我又帶著疑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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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囊，我走到從我家東邊掠過的公路邊。東面、北面是一大片麥田，遠近處分布著幾個莊子，數家燈火在夜幕中閃爍。今晚陰了，不見星月。涼風輕輕地吹拂著我的頭髮和面頰，我感覺到了一些暖溼的氣息。又要離鄉了，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著這片生我養我、多災多難的土地！淚水汪滿了我的雙眼，朦朧了那幾點燈火。

回鄉之前，我就著手搜集關於大饑荒的資料。返京後，繼續做這個工作。但結果非常令我失望，沒有發現國內發表或出版的專題文章和著作，只是找到一些背景與側面的材料。《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有專門的敘述，然而看得出來，依據的資料十分有限。

我也一直關注全國在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想知道安徽和其他省份相比是一種什麼情況。我翻開了國家統計局與公安部合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49～1985）》，資料顯示，非正常死亡主要出現在1959、1960、1961這三年。根據提供的資料，1954年至1958年的平均死亡率為11.93‰，其中最高的是1954年的13.18‰，最低的是1957年的10.80‰。這說明正常情況下相近年份的死亡率相差不大。而大饑荒年份的死亡率劇增：1959年的死亡率為14.59‰，1960年的死亡率為25.43‰，1961年的死亡率為14.33‰。關於1960的人口死亡情況，我在胡繩主編的權威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找到如下記載：「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1960年是全國總人口唯一出現負增長的一年，安徽人口死亡率最高，其次出現負增長的省份按比率高低依次是貴州、四川、河南、湖南、山東、湖北。四川人口數量居各省市之首，死亡人口的絕對數也最大。1961年出現負增長的只有四川、湖南、貴州、青海，四川自然增長率仍為負16.36‰。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是四川，其次要數安徽了。後來，農村改革在這兩個省率先進行，這是有歷史緣由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的死亡率肯定與實際相差甚遠。這從霍邱縣人口統計資料上可見一斑。據六安行署計劃委員會1980年編寫的六安地區《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8年）》（上冊），霍邱縣1959年死亡人數為9670，1960年為41360人，兩年相加為51030人，資料上的死亡人口總數只相當於這兩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統計的混亂和草率令人咋舌！

統計資料是枯燥的，數字是冰冷的，然而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有一段悽愴的故事，都是一個破碎的人生之夢，都會給他活著的親人和熟人帶去黑色的夢魘和苦澀的記憶。

大饑荒中的糧食政策是怎樣的呢？柳隨年等人編著的《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一書中說，全國糧食產量從1959年開始連續三年大幅度下降，但糧食徵購量非但沒有相應地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1959年的徵購量佔糧食總產量的39.7％，1960年的徵購量佔糧食總產量的35.6％，可謂竭澤而漁！《中國統計年鑑（1983）》記載，1959年糧食淨出口量為4155.5千噸，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出口量的兩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農村室的張厚義研究員告訴我，對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一般估計為兩千萬。他還說，河南有人完成了關於大饑荒的著作，有關方面不讓出版。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太喜歡文過飾非，太習慣遺忘，太缺乏正視苦難和悲劇的勇氣。

至於大饑荒產生的原因，我們一般把它歸於極左路線的影響，這是從政治層面上來說的，歷史學家們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總結。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廣大農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質。

那些犯有「五風」錯誤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出身，他們該知道一畝地不可能產那麼多的糧食，可是他們偏偏爭先恐後地浮誇產量；那些挨打的群眾本來是人老幾輩都彼此都能叫出乳名、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親，他們卻拳頭相加。驅使他們的是內心中帶著小生產者特點的個人私慾，經驗告訴他們，每一次席捲而過的政治運動都為自己提供一次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們在運動中總是想把「左」的政策執行地更「左」一些，從而表現自己。他們嗜愛權力，又懼怕權力，在羊面前，他們是狼，在狼面前，他們又是羊。我想起一篇報告文學裡的一句話：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權力之花盛開。作為小生產者的地位和視野使他們難以預見自我行為可能帶來的危害，所以在缺乏必要監督的情況下，他們的私慾就會惡性膨脹，並演化為越軌的行動。由於長期受封建文化的奴役，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成了農民們普遍的行為準則。在故鄉至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每當受到「官」的欺壓，他們就會想起這個自慰哲學。在採訪的過程中，我還發現不少農民依然活得很愚昧，我感到如果再遇上糧食關這樣的事，他們依舊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在廣大農民那裡，一直缺乏最普通意義上的「人」的啟蒙。

整風整社本是為了糾正「五風」的錯誤，可採取的仍然是那種「左」的運動方式，一些人被整死了，一些人受到了不該有的懲罰。參與其中的幹部、群眾的動機和思維方式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做法今後又以別的形式延續，繼續給農村和他們自身製造悲劇。一句話，農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質是「左」的農村政策得以盛行的沃土。

我問徐良滿：「你認為糧食關是咋造成的？」他回答：「都是幹部扯謊×的！」話有點粗，倒也直截了當，基層幹部正是極左路線和農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質之間的一個連接點。他說，現在不少幹部還是不顧農民的利益。在他家門前不遠，高聳著改建的312國道的路基，寬25米，坡度1∶2.5，好幾個橋涵都沒修，便道卻修出了，單就他家所在的生產組來說，就被佔去了絕大多數的良田。路基是去年春天建的，佔用的是麥苗已經返青的麥田，每畝給了承包戶80塊錢，以後就不了了之。今年這條路還是修不好。葉集鎮這幾年發展迅速，去年春天同樣佔用麥地，清理出一條從鎮上通往新312國道，長四五裡的馬路路基。徐良滿陪我站在312國道的路基上，問：「能不能一段一段地修，讓老百姓多收幾季莊稼？」

春節期間，電視裡不斷播放著各地農村的喜訊。是的，改革以來的農村大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存在的問題也非常之多，能否多一些憂患意識，去反映一下，引起人們的重視？

在大饑荒中，由於浮誇農業產量，以為糧食真的過了關，可以大煉鋼鐵、大辦一切事業了，使工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大大超出了農業生產所能負擔的限度。今天發展市場經濟，同樣需要農業做堅強的後盾。去年全國糧食減產，隨著今年年初12億人口日的到來，糧食問題再次向中國人敲響了警鐘。中央高度重視農業，強調要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然而，出臺的政策、措施如何實實在在地貫徹到基層，是擺在共產黨面前的嚴峻課題。

對糧食關的調查和採訪匆匆地結束了，獲得的只是一個大致的印象。我無力在更大的範圍內去採訪、調查這個20世紀最大的饑荒。然而不管怎麼樣，我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心願，解開了那個記憶和情感深處的結。我知道，與共和國歷史上這極其沉重的一頁相比，這篇小文顯得太輕太輕。在我的家鄉，人們至今保留著清明節給先人上墳燒紙的習俗，我，一個農民的兒子，謹以此文作一刀紙，祭奠那些死於糧食關的父老鄉親，祭奠那倒在大饑荒中中國農村土地上的千萬個餓殍！（文/黃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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