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中國
述弢 知名翻譯家
我的家鄉是四川省邛崍縣(今邛崍市)。邛崍古稱臨邛。這裡氣候溫和，物產豐饒，位於成都平原的西南邊緣，一部分土地屬於都江堰灌區，自流灌溉，旱澇無虞。四川素有「天府之國」的美稱，邛崍則有「天府南來第一州」之美譽。天府之國，其實主要指的是成都平原。
少小離家，多年與親人相隔千裡。對於家鄉發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家鄉親友也不便向我透露更多的真相。新近購得《邛崍縣誌》一本，如獲至寶。不料瀏覽之中，竟有驚人的發現。
且看人口數字。縣誌收錄的數字，應該是可信度相當高的吧。據縣誌記載，截至1949年7月，全縣總人數為379535人。1949年年底邛崍解放，人口連年遞增，1957年已增至452756人。奇怪的是，此後竟連續數年出現人口數字急劇下降的情況。1958年為429986人(出生人數由1957年的13582人減至11093人)，1959年為406734人，1960年為387243人，1961年為378001人，1962年為377075人，達最低值。1963年開始回升，至1968年方達到452265人，與1957年基本持平。1959至1961這三年間，共出生16564人，年平均出生率下降了13.74%；死亡57846人，年平均死亡率升至48.16%。1962年與1957年相比，減少了75，681人，相當於1957年總人數的16.7%，也就是六分之一左右。
那麼，這是否同自然災害有關呢？
據縣誌記載，1960年和1961年皆有乾旱發生。1960年以夏旱為重，持續20天，全縣稻田乾裂29 .3萬畝。1961年初夏旱，殃及大部分地區。然而，這並不是人口大量減少的原因。據縣誌記載，1975年、1982年和1983年也曾發生旱災，災情與1960年和1961年相似，卻並未出現人口大量減少的情況。又如民國35年(1944年)大旱，從34年農曆十一月至35年六月，冬春旱連夏，南河斷流，沿河兩岸水稻栽插甚少。糧價暴漲，據縣誌記載，僅平落鄉就餓死10餘人。然而從統計數字看，民國37年的人口總數為363561人，比民國34年的335926人增加了26635人，可見民國35年大旱並未帶來人口大量減少的後果(民國35年和36年的數字缺失)。
細讀縣誌，逐漸明白了人口數字連年急劇下降的原因。1949年至1956年，由於政策對頭，糧食產量連年增長，1956年達最高值，為32941萬斤。1957年降至31695萬斤，減少了1246萬斤。那是因為初級社升高級社後，群眾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初級社階段，仍然承認耕地私有，每年收益分配中，必須按股分紅，付給社員土地報酬，實行「以勞為主，勞土分紅」的分配辦法。
1958年開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農業生產每況愈下。1958年秋天，邛崍縣主事者好大喜功，謊報產量，聲稱全縣糧食總產量已過七億斤(實際上已從1957年的3.01695億斤降至2.0781億斤)，一年翻番，畝產破千斤，人均佔有糧食1500斤。就憑著這些虛報的數字，一名縣委副書記居然堂而皇之地作為邛崍縣的代表，前往首都北京出席全國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是年冬天，四川省委要求大面積畝產分別達到3000斤、5000斤和1萬斤。邛崍則提出1959年水稻播種面積中，畝產3000斤和5000斤者各佔30%，畝產1萬斤者佔40%。
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下面各公社競相提出畝產1萬斤、2萬斤、3萬斤甚至5萬斤的指標。牛皮吹破了天。高指標之下必然出現瞎指揮。全縣大搞深耕、燻土、積肥三結合的土地大翻身運動。所謂深耕，就是過分深挖田土，甚至深達數尺。燻土，就是大量砍伐林木燻燒田土，甚至拆掉草房舊屋作燃料。積肥，甚至提出「為青山剃頭，為大地修面」，用草皮、竹木製作堆肥和燒制糞灰，使地表植被、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深耕和燻土，破壞土壤結構，導致農作物減產；過度密植者，更是顆粒無收。如此違背客觀規律，一意孤行，很快就受到了懲罰。
工業也搞大躍進。1958年邛崍和全國一樣大辦鋼鐵，抽調大量勞動力上山煉鋼，大春作物不能及時收種，糧食損失很大。最要命的是，農業生產方面虛報浮誇、謊報產量，帶來的後果是國家的高徵購，也就是徵購過頭糧。1959年全縣糧食比1956年減少25.4%，而徵購量卻增加47%，達到1.2億斤，佔實際生產量的近50%，全縣人均佔有糧食不足300斤。出現了所謂的「非正常死亡現象」。1959年至1961年，糧食連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達到最低谷，全縣總產量僅為18917萬斤，比1956年減少了42.6%，農業總產值低於1949年的水平。城市居民每月定量降至19斤(全年228斤)，機關幹部降至17斤(全年204斤)，農民口糧更是嚴重不足。當時農民早就不自己開夥，而是人人吃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初辦時大吃大喝，到這時家底早就吃光，缺糧少菜，成了無米之炊。因此1959—1961年，全縣人口連續三年出現負增長，三年的死亡人數分別為18303人、27734人和11809人。這可不是乾巴巴的數字，而是一個個骨瘦如柴的餓殍，一個個死於饑荒的冤魂啊！
始於1966年6月、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給邛崍的經濟帶來重創。例如縣誌中說，當時農業生產停滯不前，農業生產飽受創傷，群眾生活十分清苦。1976年，社員人均分糧414斤，人均分配41元。農村的勞動日值僅為3角錢。貧困社隊更低。1978年，石頭公社七大隊第四生產隊勞動日值僅為4分錢，八大隊第五生產隊勞動日值更低至負4分錢，也就是說幹一天活反而倒貼4分錢。
人物篇中，值得一提的是裴增萬，他是歷屆縣委書記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裴增萬作風深入，經常直接去農村基層了解情況。對農業和農村幹部了如指掌，100多名農村支部書記，他可以叫出名字的佔三分之二以上。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在極左思潮泛濫，高指標、浮誇風盛行時，尚能保持清醒的頭腦。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中，曾對一度盛行的浮誇風有所抵制。1959年秋收，他親自組織三個驗收工作組到下面收打水稻，核實產量。他說：「我們沒產那麼多，報高產量得了獎，群眾會罵我們的。」1960年邛崍處於嚴重困難時期，他如實向地委匯報實情，並設法安排群眾生活，積極恢復和發展生產。他還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大膽向地委遞交了題為《關於鞏固集體經濟、恢復農業生產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然而他的正確意見非但未予採納，反被視為「右傾」，並在當年召開的四川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受到公開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裴增萬的這篇報告更成了「復闢資本主義的罪證」，他因此受到殘酷迫害，直至萬念俱灰，走上自我了斷之路，年僅4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