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北平「7·7事變」爆發沒幾天，日本近衛內閣決定向中國增兵，中國抗戰拉開帷幕。而作為交戰雙方，中日兩國則把第一場戰鬥的地點，選擇在了上海。當時，日軍揚言3個月內滅亡中國，國民政府同樣集結了各路人馬，要在上海跟日軍一較高下。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集結了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的不同種族，上海不僅是海內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還是世界間諜之都。此時，日本諜報界的巨頭們對中國的間諜戰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就這樣，中日雙方的諜報大戰便在這座東方之都上演。
日本作家川合貞曾經講過：上海作為間諜之都，情報組織盤根錯節，有人跟美國有染，也有人跟德國、英國、俄國或者日本有關，僅在上海的日本諜報機關就有海軍、陸軍、東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臺灣總督府、高麗總督府，它們即獨立又互相競爭。
隨著「7·7事變」的發生，也預示著中日戰爭的全面展開，因此，日本朝野上下加快了向中國增兵的腳步，希望能夠一舉拿下中國華北地區。與此同時，上海灘也同樣暗伏危機，表面一片平靜祥和的大街小巷，卻隱藏著無盡的殺機和陰謀詭計。
1937年8月9日，上海「大山事件」爆發。當時，日本海軍陸戰隊駐紮在上海豐田織紗廠裡，一天，中尉大山勇夫等人駕車強闖虹橋機場，在不聽勸阻之下，被喬裝成保安團的中方士兵當場擊斃。這一事件的發生，竟然成了「8·13淞滬戰役」的導火線。
事件發生以後，作為上海市長的俞鴻鈞不想事態進一步擴大，便跟日方駐上海公使岡本季正協商，但岡本以中方軍隊滲透上海為由，提出將機場保安團全部撤離，但被俞市長嚴詞拒絕。此後，雙方雖有接觸，但暗地裡卻調兵遣將。這個時候，一件怪事發生了。
當年，上海市政府的辦公地點在市中心，俞市長天天上下班需要路過四川北路的日本海軍司令部，簡直是如鯁在喉。於是為了保險起見，他命令全體人員把一些情報檔案轉移至它處。但是，當大家準備轉移的時候，竟然發現所有檔案都不翼而飛，只剩下一摞摞白紙。
上海陳存仁醫生在小說《抗戰時代生活史》裡有這麼一段描述：當時，市府秘書王長春很早就被日本間諜收買，他便夥同其他相關同事上演了「盜卷宗」的戲碼，導致上海市府所有檔案情報落入日方手裡，相當於上海市府的情報部門，早已變成了日本人的部門了。
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為了日後不再受到日本人的監視，俞市長就率領其他十幾名親信，將市府的辦公地點搬到了法租界白賽仲路上的一棟小洋樓裡。可是，令俞市長萬萬沒想到的是，他上午剛剛搬進新辦公樓，東西還未整理，下午就叫日本同盟社給報導了出來。
另外，陳存仁醫生還回憶道：日本同盟社撰寫的稿件，基本上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按照報紙採用的新聞稿形式，另一種則是不公開的內部參考資料形式。其中，在參考資料當中就提到了上海市政府秘密喬遷之事，還把全部工作人員名單寫得一清二楚。
然而，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過了不久，南京方面給俞市長的一份以私人加密形式的公文資料，再次落入日諜手裡並成功破譯，而且依然在日本同盟社的參考資料中給披露了出來。這可把俞市長驚到了，經核查發現，洩密之人竟是自己的法文秘書耿嘉基。
耿嘉基，字績之，江蘇松江人，父親是前清出使比利時的欽差大臣。7歲的時候，他隨父親來到法國讀書。學成歸國以後，在父親好友的安排之下，成為了外交部的一名小職員。接下來，當張群就任於上海市長的時候，他也隨之來到上海任市府的法文秘書。
上海新聞大佬金雄白曾經回憶說：在上海一提到耿秘書，不說家喻戶曉，但場面上的人都知道。當年，他除了在上海市政府工作以外，他還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和公務局裡擔任秘書一職。所以，耿秘書在上海灘可謂是一位黑白通吃、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
據知情人透露，耿績之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被日本情報機關收買成了漢奸。當「淞滬會戰」打響以後，他多次向日本特高課提供機密情報，甚至在日軍佔領上海以後，他竟然跟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走得非常近。因此，還被國民黨軍統列入暗殺名單。
當年，身為軍統情報員的陳恭澍曾經說：汪偽政權成立後，耿績之辭了法租界職務，隱居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還以上海大亨自居。雖然算不上什麼大學問家，但他卻廣納門客，特別是廣交政府官員，擴大影響力。不過，他並不魚肉民眾，偶爾還做一下好人行善積德。
後來，耿績之在上海永嘉路的公寓裡飲彈自盡，對於他的死因看法不一。其中，小編在國內的一些資料中，看到有一段耿績之曾對朋友講的話，說：如果日本人侮辱我，我一定自殺。小編覺得諷刺，一個背叛祖國的人還敢說這話。不過，他確實受到了日本人的侮辱。
事情發生在1943年的某一天，日軍在一列從上海開往南京的火車上，查獲了大量偷運的走私大米。因為，當時整個上海灘的大米，通通被日本當局專營管制，中國人不能私自買賣大米，否則坐牢。然而，日軍在抓捕的這一批走私犯裡，有人就供出了耿績之。
隨後，耿績之被日本憲兵逮捕移送南京關押，經過家人四處託人，才被釋放回到上海。可沒過幾天，就傳出他自殺的消息。不過，大家分析這幾十萬斤的「大米走私案」，應該是汪偽高層所為，耿績之作為明面上的參與者，他只有自殺才能保住家人的安全。
1943年3月，汪偽政府糧食局的一些中層相關官員，隨後被日軍抓起來統統槍斃了。這一起轟動整個上海灘的「大米走私案」，查到這一級算是草草結案，至於背後的真相，只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事實上，在「淞滬會戰」之前，日本情報機構不僅僅收買了耿績之、王長春等一些上海市府的工作人員，日本諜報人員還把手伸向了遠在上海千裡之外的南京政府裡的核心階層。
淞滬開戰之前，在一次南京軍委會的最高國防會議上，老蔣頒布了對長江下遊江陰要塞的封江令。當時，老蔣命沿江部隊清除江陰一帶長江上的航標，並在長江主要航道布設水雷。但沒想到，長江沿線國軍部隊正在準備行動之際，日本方面卻已經得到了情報。
從8月6日到8月7日兩天裡，所處長江中上遊的南京、武漢、宜昌、重慶等各大碼頭，停泊的日艦和商船，共計30多艘。當時，這些艦船好像接到了國民政府的封江命令一樣，沒有任何的遲疑，所以艦船全部開足馬力、快速駛向長江中下遊方向。
與此同時，位於長江中上遊各大城市裡的日僑，也都統統放下手上所有事情，登上日船火速轉移。有的人家中電風扇還在轉，有的人家飯桌上的飯菜還冒著熱氣，甚至有的人家連一些貴重物品都沒來得及拿。等中方海軍趕到的時候，只攔下2艘日本小商船。
當南京方面得知消息以後，老蔣氣得把桌上的景德鎮花瓶都摔碎了。顯然，這是一次嚴重的洩密事件，這說明了在政府高層，也就是那些掌握絕對機密的人群裡，一定是出現了奸細，而且這個人還是核心圈的成員。那麼，到底是何人洩露的最高的絕密情報？
當初，參與這次最高等級的國防秘密會議的，除了老蔣自己以外，還包括行政院長汪精衛，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軍政部長何應欽，還有全國幾大戰區的指揮官。顯然，這些大人物不會是奸細，於是，擔任本次會議記錄的行政院秘書黃浚，浮出水面。
原來，黃俊早年在日本留學，而且還是日本駐南京公使須磨是早稻田大學的同窗。而須磨表面上是一名駐華公使，實際上卻是以外交官作掩護的日本間諜。當年，他就是以同窗之情買通了黃俊，所以在老蔣封江命令下達的那一刻，黃俊就將情報傳給了須磨。
拿到情報以後的須磨，一看事態嚴重立刻把情報通過電臺，上報給了駐上海的日本海軍司令部。接下來，就看到了各港口的日軍及軍艦、商船，立即升火、快速離開原碼頭，駛向長江下遊，並且強行衝過江陰要塞，徹底打碎了國民政府的這一次戰略部署。
就這樣，在中日雙方在淞滬交戰之前，日本人沒開一槍一炮，只是通過日諜的暗中活動，就把中國軍方戰局從主動出擊變成了被動挨打的境地，而日軍在日後的戰局中取得了絕對優勢。顯然，諜報活動的破壞力是巨大的，也導致我們在整個抗戰過程中損失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