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京到發難到死亡:高崗事件始末

1953年發生的高崗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在黨內高層發生的一次嚴重權力鬥爭。何以這時發生高崗事件，其真實情況究屬如何？

本文作者：林蘊暉

林蘊暉：1992年退休前為國防大學教授。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7年畢業於軍事學院政治系。先後在軍事學院、軍政大學、政治學院、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任教。1988年被評為教授。著有：《凱歌行進的時期》（合著）、中國20世紀全史第七卷《奠基創業》、《共和國年輪——1953》、《劉少奇之路——輔助建國（1949-1956）》、《走出誤區——我觀共和國之路》、《人民公社狂想曲》（合著）；主編：《風雨兼程——新中國四十年發展戰略的演變》、《五十年國事紀要》、《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1——21冊》。

《百年潮》1999年第8、9、11期

高崗進京—高崗事件始末之一

高崗發難—高崗事件始末之二

高崗之死—高崗事件始末之三

1953年發生的高崗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在黨內高層發生的一次嚴重權力鬥爭。高崗把攻擊矛頭直指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排名第二的劉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來，只是由於毛澤東經過權衡，最終將高崗及其重要參與者饒漱石端了出來。但何以這時發生高崗事件，其真實情況究屬如何？

高崗進京—高崗事件始末之一

由陝北到東北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省橫山縣。192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地方軍閥部隊中從事兵運工作。1933年被派往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創建人之一。1933年8月，中共陝甘邊特委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任總指揮，高崗任政治委員。同年11月，陝甘邊紅26軍正式成立紅42師，師長王泰吉，政委高崗，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黃子文。紅42師隨後全面展開了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5年春，陝北特委和陝甘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和兩區革命武裝。會議確定成立前敵總指揮部，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不久，謝子長因病逝世。9月中旬，由鄂豫皖根據地出髮長徵的紅25軍到達陝北根據地與陝北紅軍會師。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立即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組建中共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改組西北軍委，聶洪鈞任軍委主席。為統一紅軍的領導，決定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副主任郭述申。下旬，中央派駐西北代表團在陝北進行錯誤的肅反鬥爭，在所謂「更加猛烈地反對反革命的右傾取消主義」的口號下，將劉志丹、高崗、習仲勳、馬文瑞、張秀山、楊森、高朗亭等人及紅26軍、陝甘邊區一批幹部逮捕扣押，並無辜殺害了一些同志。使西北革命根據地面臨嚴重危機。在此關鍵時刻，正在長徵途中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於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當了解到劉志丹等一大批同志被錯誤關押的嚴重情況後，毛澤東當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幹部交中央處理」。從而使劉志丹、高崗等人得救。1936年4月，劉志丹在紅軍東徵（由陝西東渡黃河進軍山西）期間，率紅28軍攻打山西三交鎮的戰鬥中不幸犧牲。

在創建陝北和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先後謝世之後，鑑於高崗在西北的歷史地位，自然在黨內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並受到毛澤東的器重。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黨中央委任高崗為書記。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說：為著統一整個西北工作的領導，決定將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合併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蕭勁光等7人為委員，賈拓夫、李卓然為候補委員，高崗為書記。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在講到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必須團結的問題時，就曾讚揚過高崗。毛說：「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當時，中共中央設有４個中央局，即：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華中局（書記劉少奇）、西北局。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可見一斑。

由此，在中共七大高崗被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又選他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從而，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13個核心領導成員之一。

抗日戰爭勝利後，高崗被派往東北參與領導創建東北根據地的鬥爭。同年1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7年底任東北軍區、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與林彪一樣，都自命為是建立和鞏固東北根據地鬥爭的正確路線代表。1948年底，林彪率第四野戰軍入關。高崗於1949年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集東北地區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高崗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高崗被推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事，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據當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代表徐鑄成1949年9月30日日記記載：下午，政協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大會宣言，並選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六人為副主席（在大會醞釀名單時，副主席原只定五人，後有人提出，副主席中無一北方人，乃加推高崗） 。

由於東北全境解放較早，有一定工業基礎，又背靠蘇聯。1949年8月，劉少奇訪問莫斯科回國時曾帶來一批蘇聯專家就留在了東北。由於這些條件，所以東北的土地改革、經濟恢復和工業建設較全國其他地區都開始得早，並取得較好的成績。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東北作為志願軍的後方基地，對支援志願軍在朝鮮作戰作出了貢獻。這裡還有一段彭德懷要把勳章「讓給」高麻子的故事。

1951年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人朝作戰一周年，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決定授予彭德懷一級國旗勳章，以表彰「他在朝鮮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解放戰爭中，以卓越的指揮藝術，指揮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給予美國侵略者以殲滅性的打擊，給了朝鮮人民軍以莫大的幫助」。10月25日，朝鮮政府代表團在志願軍司令部駐地（檜倉），舉行隆重的有各軍戰鬥英雄參加的授勳大會。金鬥奉代表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和政府將一級國旗勳章佩帶在彭德的胸前。彭德懷對自己被授予這一最高殊榮，始終感到不安。會後，他託著金光閃閃的勳章說：「這勳章授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授給高麻子（指高崗），第二應該授給洪麻子（指洪學智），如果沒有他們兩人晝夜想盡辦法支援志願軍的糧彈物資，志願軍是打不了勝仗的。」

從這份簡要的履歷，不難看出建國初年的高崗，可謂是躊躇滿志。

就任國家計委主席

從1952年8月1953年初，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東北局書記高崗，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勳先後奉調進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其中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高崗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饒漱石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習仲勳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政務院平行，直屬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有「經濟內閣」之稱。因此，高崗的地位和權力之顯赫，均在其他幾位之上。一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美談。

把各中央局書記調來中央，是因為從1953年起即將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為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機關必須加強。因此，主管黨的工作的劉少奇於6月20日致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要他了解蘇共中央機構的組成情況，說明：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黨和政府的中央機構必須加強，中央擬將各中央局書記及其他一些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並擬參考聯共中央的經驗來建立黨中央機構。

當時，劉少奇一方面讓楊尚昆（中央辦公廳主任）、安子文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主持起草具體意見，同時致電鄧小平，囑他將西南工作布置後，於7月下旬即來中央一商，並在中央先行工作兩三個月。鄧小平於當月帶著全家離開四川進京，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通過：鄧小平為政務院副總理的任命。這表明中央將中央局書記調來中央工作之迫切。

7月17日，楊尚昆、安子文將草擬好的《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送給少奇。少奇在略作修改以後，於18日將意見呈報毛澤東、周思來、朱德、陳雲、彭德懷，並致信說明。8月4日，毛澤東將少奇呈報的意見批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鄧小平、彭真等同志，並批示：此件我認為可行。請你們審閱，如大體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議開始進行準備，從各地抽調人一些人來，建立一些機構。

8月7日，習仲勳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9月26日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同月，鄧子恢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

11月15日，高崗被任命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1953年4月，饒漱石到京就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能幹狹隘跋扈

與高崗共事較久的人對高都有這樣的看法，此人能幹，有實際工作經驗；但為人狹隘、跋扈，好吹噓自己，毫無自我批評，報服性強。

高崗不滿劉少奇，始於建國前夕。薄一波回憶說：高崗對少奇同志的懷恨和反對由來已久。少奇同志在天津講話  後不久，曾批評東北局在對待

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高崗不僅不去思考這個批評有沒有道理，反而不擇手段地進行報復和攻擊。

事情的大體經過是：

1949年5月20日，原任東北局社會部第二部長的鄒大鵬在聽了劉少奇四五月間天津講話的傳達後，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在東北城市工作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勞資關係問題上，也如同天津一樣存在著「左」的傾向。

劉少奇接到信後，經過一番思索，認為有必要以中央名義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向東北局作出指示。他於5月31日 為中央草擬了一個電文，指出：最近鄒大鵬有一封信給少奇同志，說我們黨在東北對私人資本主義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雖然經過長期爭論，至今未能正確解    決。我們認為這一個問題是關涉黨的總路線中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完全正確地迅速地解決。指示強調，在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是在根本上相違反的。據說在東北城市工作中也有這種傾向，望東北局立即加以檢討並糾正。這個電報，經毛澤東審閱修改並起草了一個給各中央局的通知，發給了東北局和各中央局。

6月下旬，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赴蘇聯訪問，8月25日由莫斯科回到瀋陽，28日，在東北局召開的幹部大會上講話。他再次婉轉地講了糾正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上的「左」傾錯誤的重要性。並主動承擔責任，說：這個事情黨中央要負責，我們黨的領導機關要負責任，沒有把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幹部中說明白。

高崗在中央來電後，未作公開反應；對劉少奇在幹部會上作如此委婉和誠懇的說服教育，也不加表態。其內心對劉是很不滿意的。

與城市資產階級問題相關聯的是農村富農問題。由於東北土改完成較早，農村經濟恢復也比較快，於是出現中農尤其是富裕中農不願繼續變工互助，希望單幹致富；黨員對是否可以僱工單幹更是矛盾重重。1949年12月，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召開有縣以上幹部參加的農村工作會議，高崗在會上作總結髮言，著重強調了搞互助合作，明確指出黨員不允許僱工剝削，黨員不參加變工給是不對的。會後，東北局組織部就黨員是否允許僱工問題向中央組織部請示。

1950年1月23日，中央組織部對東北局關於黨員僱工問題的請示作了答覆，明確指出：「黨員僱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組織不得強制，其黨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開除。」「在今天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程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並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麼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劉少奇在批發中組部這個答覆的同一天晚上，還同安子文等作了談話，對怎樣區分中農和富農、農民能單幹是好還是不好、個體農民走向集體化的條件、現階段對富農經濟的政策、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

劉少奇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幹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現在對富農僱人買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後再限制。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麼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將財產交公也交不出去，將來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再開除也不要緊。認為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

中央組織部關於富農黨員問題的答覆，以及劉少奇對安子文等人的談話。高崗看後，也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見。當年2月，高崗來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將他收到的劉少奇談話記錄送交毛澤東。試探毛的反映。毛澤東將此件批給陳伯達看，明顯對劉少奇談話的不滿，形於顏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鑑於老區的互助合作呈現渙散狀態，擔心出現兩極分化，正式向華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把老區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意見，即將互助組提高為以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公共積累和土勞分紅的原則，以逐步動搖、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礎。對山西省委的意見，華北局多次說服無效。為教育黨內高級幹部劃清科學社會主義與農業社會主義的界限，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報告上加了一段批語，指出：山西省委的意見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不久，毛澤東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當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由陳伯達主持起草第一個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

高崗當時正在北京，聞訊後，立即電召瀋陽的秘書班子來京為他起草《關於東北農村的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報告》。搶在中央的決議（草案）下達以前，於10月14日上送中央。高崗在報告中強調，隨著中農已成為農村中的多數和農民自發傾向的發展，指導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對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農，而是農民的自發傾向；農民的主要顧慮也不是「怕發展」、「怕歸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擴大再生產。他提出，對農村生產合作互助運動指導的方針，應該是根據群眾的自願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逐步由低級引向較高級的形式。高崗在這個時候搶先一步，意圖無非是表明：他是緊跟毛澤東的，也是他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的表示。

毛澤東17日看了高崗的報告後，十分讚賞，當即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陳伯達、胡喬木，楊尚昆。並指示楊尚昆印成一個小冊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同時發給中央各部門，中央政府各黨組，此次到中央會議各同志及到全國委員會的各共產黨員。當日，毛澤東還代中央起草了一個轉發東北農村生產合作互助運動報告的批語，高度評價了高崗的報告，其中說：「中央認為高崗同志在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的地區的黨委都應研究這個問題，領導農民群眾逐步地組成和發展各種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

高崗的心機確實沒有白費。

新稅制引起風波

為簡化稅制，保證說收，經過各大區財政部長會議和第四次全國稅務會議的討論，財政部提出了修正稅制的具體方案。1952年12月26日，政務院第164次會議批准這個方案。周恩來在會上說：「這次稅制基本上沒有變，如果說有一種改革，那就是將一部分商品改徵商品流通稅了，總的說來，還是稅制的修正。」對為何改變了對合作社和國營企業的優待，周恩來解釋說：「合作社的發展，不能單靠優待，主要的應靠改善其經營。因此，取消了合作社的許多優待，使其和國營企業、私營企業在納稅上待遇一樣，以打破其供給制觀點，加強其經濟核算制這對合作社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合作總社的負責同志也同意這樣做。不僅合作社，國營商業部門也有依靠國家貸款、收購等的優待而不大注意經營的情況。使國營企業、合作社和私營企業在納稅待遇上一樣，就督促了國營企業和合作社注意使推銷面大，資金周轉得快，經營得好。」周恩來要求「工商界也要以納稅為光榮，漏稅為可恥。工商聯和民主建國會要號召工商界積極繳稅。」   此後，財經部門又向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徵求了意見。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並配發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闡明了「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原則，發表了《全國工商聯籌委會擁護修正稅制》的報導。

修正稅制的《通告》公布以後，商業部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價格。        由於調整稅制的各項施行細則未及時公布，商人對各種稅率如何調整及納稅手續不甚了解，商業部調整牌價的通知又未同時下達，引起私商猜忌恐慌，紛紛提款購物存貨。加上調整價格時間倉促，各地接到指示時間不一，有的根據市場信息進行調價，致使市場短時期發生混亂。其中波動較大的是華東和中南地區，華北的京津地區也較混亂。雖然到1月7日，整個局面就穩定了下來，但老百姓已反映出不滿情緒。

修正了的稅制，由於把在流通環節難以收上來的工業品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去徵，又取消了對合作社的優待，《人民日報》社論又有「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話，在國營工廠和合作社中也引起了反響。

1953年新年剛過，市場出現的劇烈波動和社會上引起的強烈反映，使各地省市委有點穩不住陣腳，紛紛向黨中央報告情況。1月9日，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向明等人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反映執行新稅制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11日，北京市委也寫信給黨中央反映了類似情況。各大區、各省市財委也紛紛寫信、打電報給中財委，反映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毛澤東對此迅速作出反映。1月15日，毛寫信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嚴厲指出：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

毛澤東這塊石頭打下來引起的波瀾，薄一波在四十多年以後作了如下描述：

「周總理收到信後，連夜給毛主席寫了回信，談了處理辦法。可見他把毛主席這封信的份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總理一向辦事勤敏精細，這是他的過人之處。我看信後，也立即召集中財委有關人員開會，匯報各地執行新稅制的情況。我當時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評出臺剛半月的新稅制，而且詞鋒甚嚴，顯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兩句話：『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預感到事情有些嚴重了。」

2月間，在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稅制修正問題的會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毛澤東這些批評的話，不則語氣嚴厲，而且把錯誤提高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

更為嚴重的是，毛澤東以此為由，嚴厲批評政務院犯了所謂分散主義的錯誤，強調要加強黨中央對政府機關的領導。

撤銷黨組幹事會

對毛澤東的批評，周恩來不敢怠慢。2月19日，他召集鄧小平、李維漢、董必武、彭真、劉景範、薄一波、曾山、賈拓夫、安子文、習仲勳、錢俊瑞、齊燕銘、孫志遠等座談，根據年初毛澤東認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義」的批評，討論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和作好分工的意見。隨後，根據會議確定的原則，為中央主持起草決定，這就是在3月10日下達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決定：一、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並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准以後，始得執行。二、今後政府各部門的黨組工作必須加強，並應直接接受中央的領導。因此，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 已無存在的必要，應即撤銷。三、重新規定了現在政府工作領導同志的分工：國家計劃工作，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等負責；財經工作，由陳雲等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外交工作（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經濟、文化聯絡和僑務工作），由周恩來負責；其他不屬於前述五個範圍的工作（包括監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鄧小平負責。這樣，周恩來事實上就只管一個外事口了。 根據中央的決定，周恩來於3月24日籤發了撤銷以他為書記的政府黨組幹事會的通知。通知說：（一）政府黨組幹事會自即日起正式撤銷，今後各黨組及黨組小組均由中央直接領導。（二）凡有關各委及部門黨組的人員變動及其他有關組織問題的各項事宜，自即日起應直接向中央組織部請示和報告。此後，又對政務院所屬各財經部門的領導關係重新作了分工，把政務院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以上表明，在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之後，一方面政務院總理要對政府全面工作負總責，但周恩來只能具體管涉外的幾個部門，其他各部均直接對中央負責；另一方面又把政務院所屬八個工業部的財經大權劃歸了高崗領導，這不能不被認為是對周恩來權力的極大削弱，而對高崗權力的加強。

不久，毛澤東又要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檢查未經他看過即發出的電報和文件。5月19日，毛寫信給楊尚昆說：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楊於當日將情況向毛作了書面報告，毛又批評說：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由於中央日常工作，本由劉少奇負責。毛在這裡所作的指責，其矛頭無疑是指向劉的。

毛澤東批「右傾」

由土地改革以後農村出現的兩極分化，引起黨內兩種不同意見，其實質也就是黨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政策，是否應該堅持貫徹不變的問題。這兩種不同意見，由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使黨內高層在認識上得到統一。而決議草案卻把新民主主義的互助合作組織，不能直接過渡社會主義集體農莊的認識，批判為是「右傾的錯誤的思想」。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強調：這（指決議草案——筆者注）是在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的，請你們當作一件大事去作。由此，實際上就開始了個體農業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這種由建設一個很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轉為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由1953年6月形成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而正式完成。1952年9月以後，毛澤東開始醞釀全面向社會主義過渡，他明確提出，不是十到十五年以後才開始過渡，而是從現在起就開始過渡，十到十五年過渡完成。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就講到了「十年到十五年後資本主義絕種的問題」。毛澤東雖然批評了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錯誤，但著重是批評所謂右傾。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並說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一是「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二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就是沒有達到。三是「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這樣，就在實際上把新民主主義等同於資本主義。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批評，在高崗看來，無疑是對劉少奇1949年天津講話關於資本家剝削有功；東北發展到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山西省委把農業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意見是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等的直接否定。

高崗發難—高崗事件始末之二

高崗的整人「哲學」

對高崗稍有了解的人，都說高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學」。他曾經向別人「傳經」說：「反對別人，不能無準備，一定要積累下足夠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為整倒劉少奇，高崗從1949年起，就十分注意劉在各種場合的言論。因此，劉少奇於當年4月在天津同資本家的談話、8月在東北局涉及有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的講話、1950年初關於東北農村經濟發展道路與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問題的談話，都被他作為攻擊劉的「炮彈」加以收存，並在幹部中散播劉少奇「右傾」的流言。與之同時，高崗逢人便吹噓他本人如何正確。他在東北局會議上公開地講他在對待資產階級政策、農村互助合作、富農黨員等問題上與劉少奇的看法不一致，指責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對的，說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談了兩個鐘頭，在他詳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後，毛主席同意了他的看法，並要他同少奇當面談一下，以顯示他高崗在毛澤東面前如何得寵。

「三反」運動期間，原鞍山市委書記和原東北局黨校教育處長以「東北一黨員」的名義向中央寫信，揭露了高崗及東北個別幹部貪汙腐化、鋪張浪費的問題。此信於1952年1月27日，由當時被中央任命為中央增產節約運動委員會主任的薄一波轉呈給毛澤東。毛隨即把這封信批在很小的範圍內進行傳閱。這使高崗大為不滿，認為是薄一波故意給他抹黑。不久，鞍山鋼鐵公司發生了八號高爐銅管瓦斯爆炸事故，死11人，傷15人。1952年8月，由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財委（陳雲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組織了一個聯合檢查組去鞍鋼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高崗認為，這又是薄一波故意在挑東北的毛病。

財經會議發難

在高崗眼裡，劉少奇和薄一波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區工作的，屬同一個「山頭」。毛澤東批評新稅制、「分散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是「右傾」思想，又從組織上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這在高崗看來，劉少奇、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已經「失寵」，拱倒他們的時機到了。他公然對別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1953年6月，黨中央召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原本是為了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高和統一黨的高級幹部的思想；解決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發展。5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陳雲、李富春、薄一波說：財政會議，似乎預算問題，增薪問題，縣區鄉財政統一問題，地方財政和大城市財政問題，稅收問題，五年計劃問題，今年下半年經濟安排問題，軍費問題，均應有所討論。薄一波根據毛的指示於5月22日起草了會議通知。後來，薄一波回憶說，這次全國財經會議，起初是按照中財委的例會進行準備的，後來改由周總理主持，實際上變成了中央召開的全黨性質的重要會議。

6月9日，周恩來約請高崗、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習仲勳、李維漢、曾山、賈拓夫、齊燕銘等開會，研究召開全國財經會議的有關事宜。會上議定了財經會議的宗旨、議程和組織領導等問題。確定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 三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財經工作方面的其他具體問題。並決定：（一）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彭真、習仲勳、李維漢、曾山、賈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書記組成會議領導小組：（二）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作會議的總的經常主持人。  會後，周恩來向毛澤東並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全國財經會議如何進行的請示報告》。當晚，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批准了周恩來的報告。

6月12日晚上召開預備會議和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建設新中國的基本情況的報告。他指出：搞經濟建設，就必須把財經工作搞好。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財政問題，準備解決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見並且能夠解決的一些問題。方針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充分聽取各地的意見，然後加以集中寫成決議。 主題是圍繞如何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展開討論。

13日，會議正式開始。除聽取高崗關於編制五年計劃的意見、李富春關於同蘇聯商談五年計劃體會的報告外，主要是分組進行討論。由於一些地方負責同志對新稅制意見較多，高崗趁機鼓動一些同志「放炮」。據後來陶鑄揭發，財經會議開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陶到他家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並要陶鑄放頭炮。陶鑄沒有答應。高崗在與會幹部中鼓動說，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不僅要解決財經工作中的路線問題，而且要反對薄一波的「圈圈」。進而誣衊劉少奇在許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組織上有「圈圈」，說他被調離東北，是劉少奇「調虎離山」，為的是要讓劉圈裡的人負責東北工作。吹噓毛澤東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東北局書記，並說將來召開黨的八大，仍由他兼東北代表團團長。他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他還散布說：劉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幾年來的實踐證明他並不成熟。他只搞過白區工作，沒有軍事工作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只依靠華北的經驗指導全面工作，而看不起東北的經驗，等等。在高崗的鼓動下，會上批新稅制的溫度越來越高，上綱上線。如說：新稅制錯誤，是路線性質的錯誤，中財委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等等。會下也有好多議論。

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會議進行的情況。鑑於一個月來一些與會者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等原因，毛澤東提議舉行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  ，以便大家把意見拿到桌面上來說。12日晚，周恩來寫信給薄一波說：昨夜向主席匯報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採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各方面的批評既然集中在財委的領導和你，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

7月13日下午，舉行擴大的第15次領導小組會議，周恩來首先指出前一段會議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他說，雖然我們一開始就強調了對人要治病救人，對事要糾正錯誤，解決問題；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們會議中還有一些庸俗化，即對人批評不當面說，而是背後說，不是直說而是繞著彎子說。實際上周是在向與會同志打招呼，指出前段會議情況有些不正常，希望大家注意。隨後，薄一波在會上作第一次檢討。這樣，薄就成了「桌面鬥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也驟然緊張了起來。

高崗根本不把周恩來放在眼裡，他在作了充分準備以後，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作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高指責薄一波，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互助合作運動是一種「空想」。硬把薄一波的主張說成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然後，高開始指桑罵槐地影射劉少奇，把劉少奇說過的土地改革以後，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現在農民的主要思想顧慮是害怕「冒尖」，因此要向農民宣傳長期保護富農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等等言論，加到薄一波的頭上，指責薄的在1950年到1951年宣傳，只有發展成富農，農民才有奔頭。高崗還拿出薄一波1951年紀念建黨三十周年發表的《關於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責薄沒有拖拉機，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並且把李立三也拉了進來，說李也有這種觀點。然後，趾高氣揚地質問說，那麼農民在推翻地主以後，實行集體化以前究竟走什麼道路呢？接著高又擺出一副教師爺的口氣教訓人說，農民把地主鬥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後，是有冒尖思想的，幾千年的個體經濟是農民走的老路。我們能不能引導農民經過互助合作的道路而達到集體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農僱工呢？農民就是知道「穀物滿倉，牛羊滿圈，黃金萬兩」。他們總是想由貧農變成中農，由中農變成富農。他們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們則應該引導他們向這個新道路上走。

如果說，在農業互助合作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曾有過不同思路，這在1951年秋就已統一。何況劉少奇、薄一波的主張也就是毛澤東原來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主張。高崗這時把黨內早已解決了的不同認識的分歧重新挑出來，並歪曲成劉、薄主張走發展富農的道路，這顯然就超出了黨內開展正常批評的範圍。

毛澤東的結論

由於會上批薄的調子一直居高不下，使周恩來很難為會議作結論。他是政府總理，又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與會議的氣氛不合，難以通過，並有為自己開脫和庇護薄一波之嫌；話說重了，那正是高崗所希望的。毛澤東看出了周的難處。7月下旬，毛針對會議出現的問題，為開好後期會議並作好結論，他指示周恩來「搬兵」。毛對周說，結論作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雲當時在北戴河休養，與會的一些同志去看他，談到財經會議的一些情況，他就明確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幾年來在中財委工作中的成績抹煞了，我反對中財委有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7月27日，陳雲回到北京。在8月6日舉行的第29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上，陳雲發言，他指出新稅制有兩個錯誤：一是變更了納稅環節，有利於批發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不合適。他為薄一波修正稅制未向他請示作了解釋，他說，去年11月25日，中央決定要我集中力量搞五年計劃草案，並於今年2月15日向中央全會作出報告。因此，我當時就向中央報告，為集中全力搞五年計劃草案，中財委工作統統交一波同志負責。所以，一波同志在新稅制問題上沒有問我也是有原因的。陳雲還明確說明：中財委內部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8月3日，鄧小平回京後，也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發了言。他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在陳雲、鄧小平講話以後，會議氣氛有所下降。8月11日晚，周恩來作經過毛澤東修改和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過的結論報告。

12日，毛澤東到會講話。他再次嚴厲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說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關於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已有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違反黨的決議的。他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他還特別點明，3月10日中央關於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各部門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全國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這樣，高崗在會議期間的地下活動雖然得到制止，他想一錘子把人打死的企圖也未得逞，但毛澤東所作的政治性結論，使高崗依然在政治上佔了上風。

南下遊說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提議由全國政協提出定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議。

同時，也在考慮新的國家機構是否按蘇聯那樣，設置部長會議；黨中央是否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曾考慮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

中央正在醞釀組織方面的這些重大問題的情況，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崗當然是知道的。既然在財經會議上，他在政治上依然是得分者，當然就想「趁熱打鐵」，把這個「勝利」落實到組織上。

財經會議期間，高崗就經常在他的住地，利用請客、組織舞會等活動，散布流言蜚語，拉攏幹部，逢甲說乙，逢丙說丁，製造黨內不和。他時而說毛主席現在不滿意某個人了，對某某又進行批評了，捏造說毛主席講過某個同志為惡霸；時而又吹噓說毛主席對他如何器重，如何依靠他去做經濟工作，如果他離開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等等。以此來攻擊別人，抬高自己，造成人們對他的錯覺。財經會議結束不久，高崗為謀取黨中央副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進行積極活動。他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把打擊的矛頭首先指向劉少奇，捏造說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在另一場合又表示不同意周恩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主張由林彪來當。以暗示別人把他推上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

高崗積極活動的對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崗向他的一個老部下交待說，主席的身體不好，要退到二線，現在正在醞釀第一線誰當家，並說劉少奇如果當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養病的林彪處，與林彪談談這個情況，讓林彪出來和毛主席講一講。言下之意，是讓林彪向毛推薦他高崗到第一線當家。這一席話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驚，當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講這種事，林彪如有什麼意見，林彪自己會講。

高崗感到這種大事委託別人看來不行，於是就以休假為名，親自南下遊說。他先到杭州，後到廣州，逢人便封官許願，或進行挑撥，或暗示要人向中央建議由他出任部長會議主席。在杭州對陳正人說：毛主席說過「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過去是「林高」，現在應該是「高林」了。還向別人說，中央準備要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要補選一批中央委員，他認為中央應多吸收井岡山和陝北兩個地區的幹部，暗示要把誰列入候選名單。又說毛主席要退居二線，中央將實行幾個副主席制，不實行總書記制，表明他將進入黨中央副主席的行列；誣衊劉少奇不懂經濟，造謠說毛對劉不滿，不支持劉，毛在財經問題上全靠他高崗，毛準備安排劉少奇當中國的「什維爾尼克」（當時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還造謠說，他在莫斯科時，史達林就說過，周恩來不會辦事，中國這麼多人，竟無人可當總理，難道你高崗不能當總理嗎？又說，他去毛主席那裡，毛問他誰當部長會議主席合適，他寫了一個「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給他寫了一個「高」字（意即高崗）。在另一個人面前，則又說他向毛主席建議由林彪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別人向中央推薦他。還說什麼，中央正在開組織工作會議，毛主席對組織部的工作很不滿意，他認為應該讓某某人去當中央組織部的副部長，造謠說中央準備修黨史，他堅決反對黨史上的二元論的看法，即：蘇區是毛主席領導的，白區是劉少奇領導的，就是說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作的「劉少奇同志是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的結論要修改。

高崗從羅瑞卿口裡聽到毛澤東生病的信息時，當即告訴秘書：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們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為現在黨內沒有一個人能夠撐得起來。

當他認為在外地的遊說獲得「成功」以後，就直接活動到了陳雲和鄧小平的頭上。

緊密配合的饒漱石

在高崗事件中作積極配合的是饒漱石。饒又名梁樸。1903年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早年在上海大學學習。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l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贛東北及浙江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秘書長。1935年赴蘇聯，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l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重建新四軍，陳毅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當時鄧子恢在安徽工作，中央通知由饒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時決定，撤銷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南局：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改為華中局，並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簡稱軍分會），由劉少奇兼書記，饒任華中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華中軍分會常委。l942年3月5日，劉少奇在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決定要他回延安，並決定在他走後，由饒漱石代理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由陳毅代理新四軍軍分會書記。

一年之後，饒為集華中局和軍分會大權於一身，於1943年秋，一手導演了在新四軍軍部住地黃花塘發動鬥爭代軍長陳毅的事件。饒以陳毅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甚至要趕走饒的罪名，蒙蔽幹部，欺騙中央，對陳毅發動突然襲擊。並致電中央，誣稱對陳毅進行善意幫助不能收效，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備的幹部來接替陳毅，妄圖將陳從新四軍趕走。l944年，陳毅奉中央電調抵達延安，對在華中局與饒在團結問題上犯有某些自由主義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並電告華中局。毛澤東曾致電華中局鄭重指出：陳毅同志過去在閩西紅四軍第七次大會上主持爭論的錯誤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早已解決，不應再提，陳毅同志在內戰、抗戰時期是有功勞的；黃花塘陳、饒爭論亦僅屬於工作關係的性質，指示華中局結束爭論，從事團結。饒漱石對毛澤東的指示和陳毅的自我批評則持對立態度，繼續策動幾個負責幹部聯名致電中央告陳毅的狀。企圖以捏造事實矇騙中央的手段，達到為個人爭權奪位的目的。

1945年饒在中共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醞釀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時，華中地區的代表曾在小組會上批評指出，饒漱石在華中局有「欺人、弄權、虛偽」等毛病。為使饒在選舉時不致落選，劉少奇曾親自到華中代表團參加會議，點名批評了向饒提意見的代表，認為是對饒的「攻擊」，破壞領導威信，影響黨的團結。維護了饒漱石。

解放戰爭時期，饒漱石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l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決定設各大區軍政委員會。為此，中央召集各大區負責同志商量各該區軍政委員會名單。當時，各區均決定以各野戰軍司令員擔任軍政委員會主席，惟華東區饒漱石不在北京，未能定下來。毛澤東親自與陳毅談話，要他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毅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顧為辭，提議由饒漱石擔任。毛仍堅持由陳毅擔任為宜，同時表示可由華東局商議後再報中央決定。陳毅回到上海向饒漱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饒毫不考慮中央意見，立即表示由他擔任主席，在未正式提交華東局會議討論的情況下，就向中央寫了由他兼任主席的報告。後來，饒漱石到北京，毛澤東又向饒說明各大區均是司令員兼主席，饒以極不老實的態度，偽稱華東局有幾個同志不同意陳毅擔任此職，使中央只得任命他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

1952年初，正當「三反」、「五反」期間，饒漱石因眼神經痙攣，難于堅持工作，粟裕（華東軍區、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向中央建議饒應離職休養。中央同意粟裕的建議，並指示粟裕陪同饒赴北京休養。饒到北京以後，極為不滿，武斷認為中央要他來京休養是對他不信任，並當面質問毛澤東。經毛耐心解釋仍無理糾纏，毛澤東最後表示，如你自己認為健康能夠支持，可以立即回華東工作。這時，饒探出中央確無別意，才從毛處辭出。後在大連休養時，聽說各中央局書記確定調京工作，饒漱石的不滿情緒又有發作。

1953年2月，饒由華東局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後，為進一步取得更高的權位，他以宗派主義的思維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在他看來高崗屬正在上升的明星，劉少奇和周恩來是不行了，因而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就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某某是一個圈圈，劉少奇是這個「圈圈」的支持者。這次財經會議就鬥了這個「圈圈」的薄一波，會後還要鬥這個「圈圈」的某某人。果不期然，當年7月中旬，未經中央同意，饒漱石就製造各種藉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副部長安子文的鬥爭。他在一次部務會議上向安子文發動突然襲擊，指責安起草的組織部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不真實，說組織部是一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找饒談話，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並告誡他要冷靜從事，不要再在組織部內部繼續爭吵。饒漱石對劉少奇的勸告根本聽不進去，在組織部兩次召開部務會議，繼續向安子文開火，斥責安向劉少奇反映情況是「膽大妄為」，妄圖迫使安子文就範。

組工會議「批安射劉」

1953年9月，黨中央主持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央確定會議領導小組由劉少奇、朱德、饒漱石、李富春、胡喬木、習仲勳、楊尚昆、錢瑛以及六個中央局的組織部長組成，由劉少奇親自主持。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關於抽調幹部到新建、改建和擴建的重要廠、礦工作的問題；關於加強對幹部的管理問題；關於審查幹部問題；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和發展新黨員的問題，以及關於幹部培養訓練問題。

會議開始不久，東北局組織部長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指責中央組織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有六大錯誤，誣篾中組部在幹部政策有「圈圈」，「敵我不分，對壞人沒有足夠的警惕」，領導上有「右傾思想」，沒有很好地保證正確政治路線的執行，等等。山東分局的組織部長也在會上發言，在整黨問題上向中組部發動攻擊，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在高崗發難的財經會議上，饒漱石就緊密配合高崗，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饒先給安子文施加壓力說，在這樣大的黨內鬥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安子文未予理睬。饒漱石見「拉」無效，改取「打」的手法，於是把高崗在財經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散布的所謂安子文私擬了一個政治局名單，有「薄」（薄一波）無「林」（林彪）的謊言，在會上提了出來，以圖把火燒得更旺。並把矛頭指向劉少奇，以達到「打安射劉」的目的。

事實真相是：l953年3月初的一天，高崗找安子文說，昨天主席找他談話，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局成員要改組：二是加強中央各部的機構，徵求他對這兩個問題有什麼意見。高說，他因事先未曾考慮過這些問題，毫無準備，故未表示意見，等主席下次找他談話時，再表示他的意見。高又問安：某、某二人怎麼樣？安表示，這兩個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經驗，有能力，有前途，將來就要靠這些人做事。

由於當時中央正在研究加強中央的辦事機構，準備增設新的部門，既然毛主席找高崗商量這個問題，安子文作為中央組織部具體工作的負責人，有責任早作準備，以備中央諮詢。出於這種考慮，安子文便擬了一個中央政治局的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的名單。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單分成兩組寫出，一組寫有現任中央書記處的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六個中央局的書記：東北的高崗、西北的彭德懷、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鄧小平、華東的饒漱石、華北的薄一波，外加實際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鄧子恢。另一組寫有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五個名字，以及李富春、習仲勳、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同志和中央正副秘書長名單。

鑑於此事是高崗主動說的，所以，安子文將名單擬好以後，就給高打電話，高當即來到安家。安子文將名單給高看時，說明是個人的想法，作為高向毛主席談話時參考。安子文依次介紹了名單，最後提醒高崗說，高原來提到的兩位是七大的候補中央委員，還不可能進入政治局。免得高崗在毛主席面前提出來。高崗將這個名單看了好久，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說，他也考慮過了，主席要找他談時，他是要表示意見的。並說，他原來提的兩人是候補中委，無論如何不能提。高崗走後，安子文就將這個名單燒了。後來，安也向饒漱石談過這個名單，但並未向其他人提起過。

高崗則疑神疑鬼，認為這個名單準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向他進行試探。於是，在財經會議期間他就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幹部中大做文章，編造說，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有薄（一波）無林（彪）」，連朱總司令也沒有。並挑撥說，劉少奇不贊成陳正人擔任建委副主任或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不支持陶鑄在廣西的工作，等等。

當饒漱石7月在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這件事後，劉少奇、周恩來當即向安子文查問此事，並對安子文進行嚴厲批評。安子文專就此事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並請求中央給予撤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職務的處分。中央在審查了安子文的檢討以後，指出他這種做法容易引起黨內不和，給予黨內當面警告處分。但高、饒並未就此罷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所謂「圈圈」、「攤攤」批安子文，攻擊劉少奇。

中央發覺了饒漱石的分裂活動，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議上，圍繞所謂「饒、安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嚴肅指出：毛主席指示我們把中組部的爭論拿到桌面上來解決。他明確肯定：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於中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劉少奇主動承擔了責任。並從嚴格要求自己出發，在互助合作、富農黨員、半工人階級等三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此後，鄧小平到會講話，他指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是貫徹了中央的路線的。「這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

10月27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劉少奇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黨的團結。他說：「我們絕不允許我們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裡，只關心本地區、本部門，而不關心全黨。希望這一次到會的各地區黨委的組織部長同志到處提倡全黨團結一致的精神和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要鞏固全黨的團結，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鄧小平同志講了，全黨過去是團結的，今天也是團結的，那麼是不是高枕無憂了，就看不到缺點了，或者看到有些缺點而把它掩蓋起來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們的缺點，要做工作，要為鞏固全黨的團結而努力！」大會責成參加會議的每個代表在全黨各個組織中認真傳達中央強調團結的指示。黨中央的明確態度，打破了高崗、饒漱石利用組織工作會議進行「討安伐劉」的陰謀。

後來，毛澤東講到饒漱石是「新官上任，剛來即鬥」。鄧小平也說過，饒漱石同高崗互相呼應，「這邊一炮，那邊一鬥」，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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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之死—高崗事件始末之三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百年潮》-林蘊暉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