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臺灣網
香港中評社近日發表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汪毅夫的評論文章說，1895年，日人「入據」臺灣，臺灣史上的「日據」時期從此開始。可以肯定地說，「日據臺灣當局」（以下簡稱「日據當局」）推行的「內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就是「去中國化」；同時又必須肯定地說，「日據當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始於1937年，但它推行「去中國化」從1895年就開始了。
當然，「日據當局」在1937年以後加大力道，有如抽瘋似的一陣緊過一陣。1937年10月，「日據當局」森岡總務長官在講話裡說：「為使本島（按，指臺灣）人與內地（按，指日本）人無所差異，實質上需要具備皇道精神，俾使對事物之看法與內地人趨於一致。又在形式上，從語言開始，姓名、風俗、習慣等外形能與內地人相同，始能謂已完全日本化。」
森岡的講話，是對1895年至1937年主要「在形式上」推行的「內地化」的階段性評估，又是進一步著重從「精神」和「實質」、從「皇道精神」、從「對事物之看法」的「日本化」來推行皇民化運動的總體動員。
森岡說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的實質當然就是「去中國化」。森岡的講話收錄於《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裡，在臺灣傳布很廣，影響很大。為了發言的方便，我將「日據」時期「從語言開始」的「去中國化」概括為6點簡而言之。
日本話／中國話
本來，學日語和學任何一門語言一樣，不關政治半毛錢。但是，「日據」當局將臺灣當做「新領地」，將日語當做「國語」，強制臺灣人民學習日語，並且逐步限制和禁止漢語教學，這就是侵略行為了。臺灣著名詩人和學人洪棄生「日據」時期曾以開館授徒、教習漢文為業，在日人限令和禁今之下無法生存，他在給友人的信裡說：「今則時遷地易，九儒僅居十丐之上。彼族之官吏，每以讀書（按，指漢語文教學）為無職業之人，載之戶籍，明用稽查，今且懸之禁令」。「日據」當局限制並進而禁止漢語文教學的情形可見矣。
日本籍／中國籍
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十一款，日據當局於1896年8月20日發布《有關臺灣住民之國民身份令》，重申至1897年5月8日以前「未離開臺灣總督府管轄之區域以外之臺灣住民，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第一項，為日本國臣民。但遭臺灣總督府否認者不在此限」。據此，1897年5月8日仍留在臺灣的臺灣人民就被動加入日本籍、被動喪失中國籍。我曾見彰化吳姓某家的戶籍謄本，從中可以看到「日據」當局將日據前的1864年（清同治三年）也改為日本年號「元治元年」，仿佛其時的臺灣住民也是「日本國臣民」，囂張至極。
日本姓名／中國姓名
從1937年起，「日據」當局連續三年強制規定臺灣新生兒必須取日本姓名，禁取中國姓名，並於1940年2月11日起實施《改姓名條例》。對此，臺灣人民進行種種「軟反抗」。例如，我曾見南投陳姓某家的戶籍謄本。這戶人家採用「女改男不改」的軟對抗，女性成員陳娜美改名為陳娜美子，戰後又回覆中國姓名。男性成員則一律不改姓也不改名。
日本神社／中國寺廟
在風俗方面容我舉例言之。「日據」當局在臺灣各地建日本神社，同時發動「寺廟神升天」、「寺廟整理」，妄圖禁毀中國寺廟，禁止臺灣人民拜中國神明。
日本年號／中國年號，新曆／農曆
在習慣方面亦容我舉例而言之。「日據」當局從「入據」臺灣始，在臺灣釆日本年號明治、大正和昭和，禁中國年號光緒、宣統和民國，同時用新曆、廢農曆。應該認為，用新曆不足詬病，但採日本年號、禁中國年號、廢農曆均屬於文化侵略行為，其中廢農曆屬於習慣上的「去中國化」。農曆合於農事，也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使用農曆是中國人千百年的習慣。因應「日據」當局廢農曆給臺灣人民造成的不便，福建泉州繼成堂每年編印「專售臺灣」的通書，即新曆和農曆對照的曆書。
皇道精神／中國意識
日據當局「去中國化」的終極目標是使臺灣人民具備「皇道精神」，使臺灣人分離於中國人。「皇民化運動」要求臺灣人效忠天皇，「對事物之看法」包括對戰爭的看法也須與日本軍國主義「趨於一致」。受此毒害，有人淪為臺灣「皇民」。戰爭時期，「日據」當局徵收臺灣人當軍屬（軍隊僱員，如翻譯、護理）和軍夫；其後又在臺灣實行陸軍志願兵制和海軍志願兵制，徵收臺灣人入伍，甚至加入自殺性攻擊的「神風特攻隊」。1941年，收容於貴州鎮遠「和平村」（國民政府軍政部第二俘虜收容所）的「臺籍日本兵」林婉仲在覺悟後致信臺灣義勇隊稱：「日閥」欺騙他們，送他們上戰場，讓他們「毫無意識地慘戮祖國的同胞」。
在臺灣，由「日據」當局肇其端的「去中國化」至今已有120餘年的歷史，它經歷了正、反、合三個波段。「日據」當局策動的是第一波（1895—1945），繼之而起的是「兩蔣」派遣和親率的國民黨團隊推動的第二波（1945—1988），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操弄的是第三波（1988—今）。時至今日，「去中國化」至於極矣，亦將止於極也！（作者汪毅夫系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