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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變法，儘管王安石雄材大略，變法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仍以失敗告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當，沒有形成精誠團結的良好局面，變法中人各個心懷二意，以變法為名，成一己之私，才使得諸多出於善意的法令變成百姓不堪重負的苛政。善於將局面做大，以此為基礎成就大業的，則首推清朝的曾國藩。
曾國藩在他的《雜著居業》一條中說道：「古代英雄的事業必定有其堅實的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兗州，唐在晉陽，都是先佔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矗曾國藩起兵之時，局面尚未打開，所以，儘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應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實權，對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舉薦，使得忠心於曾氏的人，在朝中越來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會合景從，如龍得雲，如魚得水」的局面，四方豪傑之士，紛紛前來投靠，曾國藩才成其經世之業。
國藩的例子充分說明，要想編織起「關係網」，你手頭得先有一定的「資本」，否則，別人憑什麼會聚集到你的大旗之下，聽你調遣。所以，想建立「關係網」的人有很多，但真正建立起來的卻沒有多少。
和珅狡猾之外在於他深入了解人的心理，他懂得屬下願意為他效命的原因不過是「拉大旗，找保護殺，他正是靠著人們這種心理，建立起他的「關係網」。其實，和珅自己又何嘗不是在「拉大旗，找保護殺呢？和珅本人深知，他所以平步青雲，飛黃騰達，乃至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二皇帝」，不是因為別的，而主要靠的是乾隆皇帝，靠的是他與乾隆之間的「特殊關係」。
乾隆是一把保護傘，他就是傘下被保護的人。某種意義上講，和珅也正是從他與乾隆之間的關係上，悟出了編織「關係網」的奧妙：他對乾隆的心態，正是屬下對他的心態。而且，乾隆這棵大樹，是別人看重他、依附他，使他可以結成「大網」的真正資本和優勢所在。乾隆自己認為他執政久、成就大、影響深，且身歷四朝，眼通七代，親見曾玄，是歷史上少有的君主，因此十分自信。這就給和珅以他為靠山提供了機會。
和珅正是借著他的絕對權威，「擅弄威福，大開賂門」，貪汙中飽，營私舞弊，為所欲為的。
和珅也深知，正是由於乾隆的寵信和庇護，他才能飛揚跋扈，為所欲為，「掌握著全國的實權」。如果離開了這棵大樹，失去了這座靠山，他就會寸步難行，頃刻倒臺。因此，他千方百計地博得乾隆對他的歡心和寵信，得到實權。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假帝命，以令眾臣」。
和珅在乾隆這把大傘的保護下，控制了官吏的詮眩據朝鮮來華使臣記載：「閣老和珅，用事將二十年，威福由己，貪黷日甚，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乾隆也有意抬高和珅的身份，如，特意把他家從正紅旗抬入正黃旗，使他家列入上三旗成員，與眾不同，處於一種特殊的地位。乾隆每次出外巡幸、秋狄的旅途中和珅始終伴隨皇上而行。據英國副使斯當東記載：和珅總是「隨著皇帝御駕後面。當皇帝停下轎子差人走過溝來向特使(指馬夏爾尼)慰問的時候，幾個官員跳過溝去走到和中堂轎前下跪致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沒有其他大臣和皇室親人等跟隨著皇帝陛下，足見和中堂地位之特殊」。正是由於和珅與乾隆的特殊關係和超乎尋常的特殊地位，以及掌握著實際大權，才使不少官員向他取寵獻媚、行賄、逢迎，效忠依附。正如嘉慶帝所說：和珅秉政20多年，「所管衙門本多，由其保舉升遷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饋賂皆所不免」。
他經常揮舞著乾隆皇帝這張王牌對大臣們施淫威，「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或故緩其事，以俟上怒之累。大僚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其實這些以他為「奧援」的大臣們向他獻媚、行賄，是否是心甘情願，姑且不論，但他們知道在和珅身後有一個乾隆存在，而人們又知道乾隆就是權力的象徵。只要乾隆在，和珅就會掌握大權。人們要拜倒在權力之下，拜倒在乾隆腳下，必然要屈服於和珅。這是這部分官員與和珅建立起龐大「關係網」的邏輯。
就這樣，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下至各地州縣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層貫徹者，和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關聯。在中央政府中的各個要害部門，和珅不是親自擔當要職，就是選派自己的親信掌權。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蘇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書，將朝廷的選官大權操縱在股掌之中。
這樣一來，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員相互糾結，形成了一個以和珅為中心的緊密相聯的網絡，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有警訊傳出，和珅憑藉他眾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時的報告，然後部署應對之策，立刻就會將危險消溶於無形之中。
雖然，和珅最終還是落了個悲慘的結局，但他通過「結網」來固權的目的還是部分地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