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高考時，高考的獨木橋都廣受詬病，仿佛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而實際上對於一個社會就算不是金字塔結構，而是西方推崇的紡錘體結構，也意味著高端社會必然是極少數的，這進階到極少數群體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夠有獨木橋就很不錯了。但現在中國這情況是扭曲的，我們先從一個流傳的段子開始。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來，內容如下：
這兩份名單你認識多少？
第一份名單：傅以漸、王式丹、畢沅、林召棠、王雲錦、劉子壯、陳沆、劉福姚、劉春霖。
第二份名單：曹雪芹、胡雪巖、李漁、顧炎武、金聖歎、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洪秀全、袁世凱。
哪份名單上你認識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曉：
前者全是清朝科舉狀元；
後者全是當時落第秀才。
人生無限！謹以此文寬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們的父母。
真正的考場其實從來就不在學校！
敬請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這個段子，我就感到有一種妖魔化的力量要把中國帶到溝裡的感覺。這個段子帶給你的很多信息其實都是錯誤的，你不知道那些狀元並不能說明科舉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還有這段子的內容錯誤百出，扭曲了人們對世界的真實認識。這個比較，其實是拿當今中國的領導人、科學大家與當今八卦明星來比較誰更有名。
這裡我們先從第二份名單看起，他們真的是簡單和普通的落地秀才嗎？我們來看看這些人的真實情況，可能會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黃宗羲，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宗羲北京科舉失敗，能夠進京的應當是舉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徵「博學鴻儒」，學生代為力辭。
顧炎武，14歲取得諸生資格，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納成為國監生。監生是可以直接考進士的，不用考舉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葉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堅拒推薦。
金聖歎，為人狂放不羈，能文善詩，因歲試作文怪誕而被黜革。後為應科試，改稱金人瑞，考第一，但絕意仕進，以讀書著述為樂。順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對金聖歎的作品加以讚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時文眼看他。」他聽說後，隨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願意去考，皇帝會給他狀元的。
吳敬梓，家族世代為地方世族，23歲中秀才。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選》，賦援筆立成。吳敬梓的父親吳霖起留下了二萬多兩銀錢的巨額遺產，可是敬梓「素不習治生，性富豪上」「傾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舊產揮霍俱盡，時或至於絕糧。雍正十三年（1735年），巡撫趙國轔舉以應「博學鴻詞」，不赴(參加了學院，撫院及督院三級地方考試，因病未延試）。他也是不去考試的放蕩公子！
李漁，崇禎八年（1635年），李漁去金華參加童子試，一舉成為名噪一時的五經童子。崇禎十二年（1639年），29歲的李漁穩操勝券赴省城杭州參加鄉試，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孫山。
蒲松齡，年少時，正處明清改朝易鼎之際，社會動蕩不安。19歲時參加縣府的考試，縣、府、道試均奪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後來沒有得中，不是不能繼續進學，應當有很複雜的因素。
曹雪芹，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因虧空獲罪被抄家，也就是14歲以後是有罪官員子弟，是沒有科考權利的。
袁世凱，1879年20歲的袁世凱以袁保恆的捐賑款而獲得「中書科中書」的官銜。同年秋，袁世凱再度參加鄉試，仍未考中，1882年正好為鄉試年，袁世凱本欲應舉，但清朝屬國朝鮮突發事變，改變了袁世凱的人生軌跡。
胡雪巖，當初是學徒，根本沒有去參加科考，從商的是不給科考的，而他的發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際遇，一種說法就是老闆無後，把財產給他了，變相拼爹的結果，而胡雪巖的績溪胡家，在中國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生於耕讀世家，7歲起在村中書塾上學，考了三次秀才還不足25歲，是可以再考的，但是卻搞拜上帝會的邪教去了。
我們發現這些人多半是在考舉人的，讓他們應試博學鴻儒科，等於是給了他們「舉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選上就能入翰林院，是從應試的100多人中取幾十人的概率，相當於進士點翰林的比例。中舉人已經非常不易了，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計算，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舉人的水平就是相當於高考的省前50名，其難度基本上是我們考上北大、清華的難度！再進一步可以看到的就是這些人沒有考，很關鍵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沒有資格去考，如果堅持考科舉，很多人應當就是狀元，這裡的黃宗羲、顧炎武、金聖歎都是已經受到皇帝關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後一個因素才是最關鍵的，就是這些人沒有一個是草根出身，沒有一個不是家境豐厚的！都有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是平民草根根本無法比擬的。他們不去考的背後，除了反清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錢才能夠任性，難道上文中引用這個例子，是要告訴大家拼爹更重要嗎？
我們還可以回過頭看一下第一份名單，這些人雖然沒有那麼讓普通人熟知，但歷史上他們也可能是非凡的。這些人主要的情況如下：
傅以漸，授為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這是相當於現在的常委的位置。
王式丹，59歲才得到狀元，年紀有問題。中狀元後，分別參與修纂了《皇輿表》《佩文韻府》《一統志》等，學術有成。
畢沅，乾隆五十年（1785年）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年）賞輕車都尉世襲。病逝後，贈太子太保。這也是一品大員，而且學術貢獻是不小的。
林召棠，清正廉直不阿諛權貴，林則徐也極為欣佩召棠的不願與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汙，引退歸田，教書育人，造福桑梓，特書「彩衣榮似三公袞，珂第祥留五色雲」對聯贈寄，以表敬意。這不是著名教育家嗎？
王雲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50歲中狀元。授職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他也是中狀元時年紀較大，而能修國史就是學術大家。
劉子壯，中狀元後3年去世。早夭而已。
陳沆，中狀元後7年去世。著名詩人，文學家，清代古賦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稱為「一代文宗」。任清禮部會試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學術成就很高，官職也是很大，相當於中紀委委員。
劉福姚，任內閣中書、翰林院修撰歷任侍講、翰林院秘書郎兼學部圖書局總務總校、各種主考等職務。宣統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考察籌辦憲政事宜。如果清不亡，他依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的。
劉春霖，在詩書畫上均有極高的造詣，尤擅小楷，其小楷書法有「楷法冠當世，後學宗之」之譽，至今書法界仍有「大楷學顏（真卿）、小楷學劉（春霖）」之說。其狀元及第後，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狀元，很快清亡。
把這些人放在一起總結一下，我們發現他們不是考中的時候年歲已高（古代過50就是年過半百，平均壽命30多歲），就是搞了學問得罪權貴，或者是亡國前的狀元，都是有原因的。問題的關鍵是整個清朝的狀元是112科114名（有兩個滿人榜狀元，後來取消了），而清朝的落第秀才又有多少呢？當時清朝所轄縣為1000多個，每次一個縣可以考取的秀才幾十人，也就是3萬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舉，是產生了大約300萬秀才的！
（按照《學政全書》統計，清嘉慶末年設有215個州，平均每州15名，1281個縣，平均每縣不足14名。另有一些捐納的，大致這個數據。）在幾百萬人當中選取一些成功者，對比一百多人當中的相對不佳的人，這樣的比較不是標準的田忌賽馬嗎？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所謂的落第秀才是什麼樣的人？如果是舉人則意味著也可以做官，同時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當於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說的考取北大、清華的水平。而不是舉人是秀才又如何？我們看到的就是每個縣三年一科取十幾名到幾十名，也就是每個縣的前5〜10名的樣子，這樣的成績現在看來也非常優秀了，這是考上國內「985」大學的水平啊！更何況第二份名單當中李漁、蒲松齡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試的第一名，我們現在管這些縣裡的第一名也叫狀元了。而落第秀才屢試不中的話，也可以拔貢成為貢生，貢生也是可以當官的。
在古代能夠成為舉人和落第秀才，背後非常不易，他們能夠當縣太爺，在古代是比現在的縣委書記的職權還要大的。下面的縣丞（相當於縣長）、主簿（縣財政局和辦公室領導）等官職也是這些落第秀才的天下，按照現在的標準，這些人的官職是不低的。對此可以參考扶溝縣的縣誌，據統計，明清兩代在扶溝縣任知縣的監生和貢生有33人，而以進士出身任知縣的有39人，以舉人出身任知縣的有69人，知縣以下的縣丞、主簿、教諭、訓導等八九品官員由貢生任職的更數不清，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後來扶溝當官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兩份名單，其實這兩份名單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優秀的，個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現在高考的程度來說，所有人都是已經通過高考的程度了，差別就是有人上了北大、清華，有人上了「985」的大學。如果沒有基本的文化基礎，連秀才都考不過的話，那麼是更難以幹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槓也是能夠找出幾個來的，那就是在芸芸眾生的多少億人裡面找了，不是在落第秀才這幾百萬人當中找，概率差別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艱苦的努力，這個努力都是非常人能夠做到的。
我們進一步地看這第二份名單裡的家庭因素，沒有一個是寒門無基礎的，他們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沒有他們的家境，僅僅是草根也是沒有他們的生存空間的。現在我們高考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得以進入大學，以前依靠學歷是一座獨木橋，現在大學的門寬了，但頂層的位置依然是那麼多，背後必然有新的獨木橋出來，這就是拼爹要有市場了！在高考困難的時候，有權有勢的子弟沒有學歷，他們是被卡出去的，這樣寒門弟子的獨木橋還寬一點，現在沒有了這個坎，寒門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這陽光大道不是給寒門子弟的，寒門子弟能夠有一座獨木橋就已經非常不錯了。如果你把這座獨木橋變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產生獨木橋，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所以說獨木橋是躲不開的。而且一個草根進入頂層，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帶動多少人，需要多少資源？與一個拼爹的二代進入完全不同，而且如果成功的父輩不能給自己子女更多的機會，人還有奮鬥的動力嗎？因此這個概率下的機會也不能對等。
我們現在又有文章說什麼改革開放後3000名狀元沒有一個成才的，暫且不說這些狀元年紀還小、還需要時日，哪怕高考狀元現在也有一定程度的貶值和水分，但其實他們當中的很多還是很優秀的。比如我知道的：
許岑珂，湖南省株洲市人。1993年—1999年間就讀於株洲市第二中學，在賀月蓮老師的教導下，他接受了全新的教育。1999年以湖南高考理科第一名進入清華，就讀數理基礎科學班，曾榮獲清華大學物理本科生的最高榮譽——葉企孫獎學金，畢業後留學美國，2007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後，前往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10年起任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物理系助理教授。於2011年獲美國斯隆研究獎(Sloan Resarch Fellowship Award)，並獲海外華人物理學會(Oversea Chinese Physics Association)授予的傑出青年研究獎(Outstanding Young Researcher Award)；於2012年獲Packard科學與工程獎，以及美國自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early career award。現在他已經是UCSB的副教授，終身教職。
祁曉亮，遼寧人。1999年16歲以遼寧理科狀元身份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博士。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物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凝聚態物理中的拓撲現象和量子糾纏問題，獲得了2015 New Horizons in Physics Prizes。
這兩個狀元剛剛30出頭獲得了美國名校終身教職，難道不成功嗎？怎麼就變成了某些人的3000個狀元沒有一個成功的呢？這話哪裡來的？背後要妖魔化什麼？而且我們狀元的現狀就是大量留學海外，人才流失嚴重，而在海外他們的奮鬥要比當地社會出身的人多付出更多，這些都影響了他們的發展，否則他們可能優秀得多。
說狀元沒有成才，未必是他們沒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從另外的層面說我們的制度為何沒有給這些狀元機會？！大家在同樣的規則下競爭的高考，狀元是能夠萬裡挑一的人，絕對是有才華的，那我們的制度給了狀元多少機會？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關鍵！高考的路變得寬了，高考完進入公務員的道路就窄了，像當年名校畢業可以直接分配到國家核心機關不可能了！而且想要進入國家機關還要過獨木橋的考試！而當年我們要是不當公務員是要倒給錢的。如果再早，狀元肯定是欽點翰林就在皇帝身邊了，翰林出來就至少是市委書記了，這是給狀元怎樣的機會？忽略不計某些人的額外機會，就如第二份名單當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際遇的一樣。這特殊的背景和際遇，不是獨木橋嗎？
我們再進一步看，就算是對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獨木橋了嗎？其實問題也是嚴峻的！在古代能夠繼承家產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個兒子，可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門子弟好一點，但要在社會上生存，能夠躋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獨木橋的，世襲的競爭很激烈，自己奮鬥則一樣是科舉獨木橋。我們現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內部競爭的問題由計劃生育的獨木橋解決了，才有今日之驕橫。這個社會要給寒門向上的通道，那麼必須要給豪門向下的壓力，如果只升不降，社會資源是維持不了那麼多人在頂層的，如果大量地升降，則社會將會產生動蕩，每一次天下大亂都是頂層的大幅度變動。
如果要頂層相對穩定，則意味著進出頂層的數量一定是涓涓細流，這個通道也必須是獨木橋！因此，高考是獨木橋不是壞事。相反，如果高考不是獨木橋了，拼爹變成獨木橋則更壞；如果拼爹不是獨木橋了，大量的人在高層，底層負擔不起，社會大動蕩則最壞；而且動蕩完了以後，進階的通道還要變成獨木橋。
因此，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們能夠有一座獨木橋給草根進入頂層就已經很好了，而把這座獨木橋變成陽光大道則違反了客觀規律，必然會產生新的獨木橋和更嚴重的社會矛盾。讓考生期望過高，這是教育產業吹出來的天大泡沫，會把很多人帶到溝裡的。
作者介紹：
張捷 （知名博主：誰是誰非任評說）
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央視及中經網著名評論員，北京知識安全工程中心兼職教授，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兼職教授。出身「學霸世家」，從小接受世家的教育思想，秉承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以高於錄取線60多分考取名牌大學。涉足核物理、半導體集成電路、網際網路信息系統、醫療服務、文化傳播、法律、房地產、金融等領域，並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寫過多篇有關教育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並著有《定價權》《房噬》《信用戰》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