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樣？
筆者覺得，一個作家的內心，可以從小說裡找到端倪。
很多作家都提到，寫好一部作品之後，會讓自己有一種掏空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這是因為寫作必須動用自己的全部的思想、體驗、內心，描摹三百六十度全景的世界，展現從內心到外界的多維的空間。小說的密碼珍藏量，無疑是文字中密集度比較高的一種，如果我說是最高的一種，可能會有人認為筆者把小說捧得太高了，但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如此。
就像一部《紅樓夢》，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傳統中國的無所不包的信息，哪怕是裡面涉及到的一個字，都能引申出民族心理與傳統情境。
比如，一句焦大醉罵，就可以看出很多歷史的、現實的、情感的、倫理的等等諸種內涵。
所以，恩格斯曾經這樣評價過巴爾扎克：「我從巴爾扎克那兒學到的，比從一切專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們學到的加起來的還要多。」
這為我們從方方的小說《風景》中尋找她今日的波詭雲譎之舉的潛因，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筆者在家裡翻箱倒櫃，找到了一本發黴發爛的《中篇小說選刊》1988年第5期，裡面有一篇方方的《風景》。
應該說，方方不是筆者的菜，所以她的小說當時並沒有讀過。可能讀了一個開頭，但實在忍受不了她的磨磨磯磯的語言風格，所以沒有讀下去。總之，筆者知道有一個方方的存在，但她的文字不是屬於筆者喜歡的類型。
她在武漢期間以不光彩的表現脫穎而出，讓人對她的奇怪的思維方式產生一絲不可理喻、不可理解，覺得此人是不是真壞？還是故意裝壞？
憑著這種偷窺的心理，筆者將這本舊雜誌中的《風景》硬著頭皮，認真地讀過，覺得方方在疫情期間的表現後面的真相，都或多或少地潛藏在這篇小說的符碼中。
下面筆者細說其詳：
一、 小說裡的主人公為了上位不擇手段的心理，與方方疫情中的策略如出一轍。
《風景》這個小說的標題，可以稱之為大而無當。
看這個標題，根本不知道小說寫的是什麼。
這個小說名字，完全可以換成《眼睛》、《棚子》、《窗下》、《樹葉》、《星星》、《月光》等等，因為這些意象，都是小說裡與「風景」一樣，曾經出現過的語詞，現在偏偏把「風景」作為小說的標題，可以看出，方方的思維中，就有這種抓不住要害、以偏概全、見到毛就是鴨的定勢。
實際上，她帶有一種偏執的心理，可以把一個無關的語詞，硬性地插到一個事件中，當成那個事件的核心關鍵。
疫情中的方方，正是運用了這種思維，讓她的行為，受到了人們瞠目結舌的對待。
《風景》描寫了一個出生在武漢「下只角」的河南棚子區域的下等階層一家人的雞毛蒜皮經歷。
這一家人渾渾噩噩，相互傷害，苟且偷生，打造了一幕奇怪的貧民窟的「風景」。
唯有家裡的老七，在插隊期間，因為有夢遊症，而被村民嫌棄，於是，因禍得福，把他推薦上了北京大學，從此踏上了仕途。
從一個極低的階層闖蕩出來，這個老七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小說裡描寫了這個老七的心理思忖：「七哥覺得他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命運。」
「幹那些能夠改變你的命運的事情，不要選擇手段和方式。……每天晚上去想你曾經有過的一切痛苦，去想人們對你低微的地位而投擊的蔑視的目光，去想你的子孫後代還將沿著你走過的路在社會的低層艱難跋涉。」
實際上，從小說的創作背景交待來看，方方並沒有與「下只角」地區的人物擁有接觸的機會，在這篇小說的創作談中，方方更詳細地剖析了老七為什麼會不擇手段、投機生存，「生存環境的惡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必然會使開過眼界的七哥們不肯安於現狀。改變自身命運差不多是他這樣家庭出身的人一生奮鬥的目標。……由此，迫切地向命運挑戰的心情促使很多的他們採用了別具一格的奮鬥方式和生存技巧。只要能改變地位，成為人上之人，像他們過去曾經羨慕過的別人一樣，他們什麼都能幹。道德品質算什麼？人格氣節算什麼？社會輿論算什麼？他人的痛苦算什麼？如果需要，這樣都可以踏在腳下。」
上面加粗的話，仔細地讀一讀，會覺得這恰恰是方方日後在疫情期間所作所為的心理註解。
當然，你會說，這是方方對現實生活中的一類人的揭露，並不代表方方自己就是這種人。
但問題是，小說裡的人物的所思所想，恰恰是作者揆情度理的一種推演。
小說裡的人物，看起來是外人的，但卻是作者想像的，而在這一過程中，作者也是把自己的最強烈的感受，賦予了人物。
所以說，小說裡的人物心理，其實是作者的。
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一下《自卑與超越》作者阿德勒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人的夢境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後邊的心理支撐是統一的。
其實在作家的想像中，可以編織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但背後的心理支撐都是一樣的，都是源於作者的內心構思。
這也是一個作家寫不同的題材，裡面的人物都似曾相識的原因。
這就是因為文學作品，都是由作家的固定的意識，投注到不同人物身上的緣故。
現在我們再由作家筆下的人物反過來回溯作者的心理，就可以洞觀到作家心裡的心靈波瀾。
這樣，我們從方方在《風景》裡的對主要人物的心理忖度中，感受到方方最濃烈的思考，恰恰是如何不擇手段地上位。她有了這種內心思考之後，再看到類似的人，她總會把自己的內心附著到這個人身上，寫出這個由她自己忖度出的人來。
這可以視作女作家方方的一種獨到的敘寫模式。在其他的女性作家如王安憶、鐵凝的作品中，就缺乏方方筆下的這種踩著人而上的人物，她們可能在其他方面，寫出人物的複雜性，但卻沒有方方筆下的這種後來一直體現在她的生活原則中的這類人物來。
因此，當我們對照方方日後在疫情中的表現，對照她剖析人物的這些判斷：「只要能改變地位，成為人上之人，像他們過去曾經羨慕過的別人一樣，他們什麼都能幹。道德品質算什麼？人格氣節算什麼？社會輿論算什麼？他人的痛苦算什麼？如果需要，這樣都可以踏在腳下。」就可以感受到，方方恰恰不打自招地招供了自己，活畫出了自己的內心秘密。
二、 從死者身上獲得的高人一等之感，再次在方方疫情期間的表現中返祖
「吃人血饅頭」，是方方在疫情期間被人們指責最多的一個口實之一。
在死者面前，方方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制高點，找到了可以悲憫與同情的著力點，找到了可以壓制與敲擊別人的火力點。
在《風景》裡，方方大面積地描寫了死亡，隨機地擺布死亡，幾乎在每一個人物身邊，都瀰漫著死亡的陰雲。
小說的「敘述者」就是一個死者，是家裡的老八，小說中寫他生下八個月就死了，然後就埋在「窗下」，所以，這也是筆者在上面所說的，《風景》也可以叫《窗下》的原因。
這個家裡的老八借著「窗下」的有利地位，看到發生在家裡的所有的喜怒哀樂。而實際上，作者通過一個死者的眼睛，獲得了一種全方位、無死角的優勝權，因為一個活著人，哪怕是錯訛百出，也比一個死者要高明許多。現在方方把自己等同於一個死者，立刻可以讓小說的敘事，變得不受約束，胡天海地。
在接下來的小說中，方方通過大面積的死亡，來體現出她所立足站位的舒適與居高臨下。
在死者的面前，方方能夠言說的優勢，使自己獲得了一種不容置辯的優勝權。
我們大略看看小說裡的死者：
這個人家的大哥，在鐵廠當鍛工。其母與鄰居男不明不白，大哥卻與這個男人的妻子枝姐關係曖昧，枝姐比大哥大九歲，還為大哥意外懷孕，後來此事被發現，兩個人斷了關係。枝姐後來被卡車壓斷大腿，流血而死，死前仍叫著大哥的名字。此是大哥相關的女人死了。
二哥文質彬彬，學習很好，他結識了一個教授的女兒，單戀這個女孩，但在插隊的時候，這個女孩用身體作本錢，攀上了高枝，二哥忍受不了打擊，割腕自殺。這是二哥直接害死了自己。
三哥可以說是一個黑道人物，習練過幾天武藝，有一點武功。後來在船上當水手，與船長經常切磋遊泳技藝，兩個人關係還不錯。可是後來船長在一次翻船事故中沉到江底而死， 這是三哥相關的一個人，也死了。
四哥又聾又啞，但在作家的筆下，卻是最幸福，說他「生活得這般和諧和安穩」。
五哥、六哥是雙胞胎，幹倒賣衣服的營生，還算正常。
七哥幼時撿菜葉，遇到一個鄰家女孩夠夠，兩個人有一點同病相憐的意思，後來有一天七哥卻聽說這個十四歲的女孩，被火車碾了。此是七哥童年時相關的女人也死了。
可以看出，在作者涉及到的幾個人物身上，都與死亡如影隨形，作者以如此高密度的死亡，來襯託出這些低層民眾的廉價的生命，反襯出的是作者高高在上的一種悲憫情結。
這對應於疫情期間，作者再一次在猝不及防的初期疫情期間的死亡事件中，找到了她的悲憫的藉口，把自己塑身成一個為民請命的代言人。
可以說蹭死者帶來的悲情，在方方的小說中就是她的一個選擇性策略。在展覽別人的悲慘中，她獲得一種冷眼看世界的超然自得與悲天憫人的道德自封。
疫情期間她的表現，在她的想像中，自己儼然成為代民立言的話語巾幗，而她的話語中的那種佇立在死者悲泣上的得瑟情調（如自己有吃有喝、送親戚出城），正是她的疫情日記，讓人感到厭惡的地方。
而這種利用死者的悲情定調，來獲得她的高高在上的超人感，還會長時間地籠罩在她的想像中，讓她自己覺得是抗擊疫情的一股強大的話語力量，並且持續地為此沾沾自喜，大有「天下皆醉、唯我獨醒」的古典風範的龍袍加身。
她在現實中對死者的利用，在小說《風景》中，早已爐火純青地運用過。
只不過以前在小說中，她的這種手法，只是讓小說讀起來有一種陰森撲面之感，而當她如法炮製到現實中來的時候，引起了更多受眾的警醒，也讓她的敘事策略被公眾識破。實際上，她的曲高和寡的小說裡，早已埋伏了她的今天在現實中的利用世界、透支悲情的方略與態度。
疫情讓她的局限在文學圈裡的生存策略，暴露在更多的民眾的眼中，再也無法掩藏她的招搖與成為人上人的動機所在。
三、 道聽途說的構思習慣，使方方的文本中存在剽竊之嫌
在《風景》的創作談《僅談七哥》中，作者有一段對小說的素材是從哪裡來的說明：「河南棚子我雖去過幾次，但小說中的故事卻實未曾親睹，通篇乃虛構之作。其實，那個地方實在不必多此一舉的去採訪抑或深入生活之類，更不必以某一家典型事例作為原型。那地方只要你路過時或辦事時不經意地看過幾眼，你便會知道那裡的人們是怎麼個活法。」
這一段話的腔調是不是很熟悉？
簡直就是疫情期間她的所作所為的預演。她寫日記，可以套用她的這個創作談：「日記中的事情卻實未曾親睹，通篇乃虛構之作。其實，那些事情實在不必多此一舉的去採訪抑或深入生活之類，更不必以某一家典型事例作為原型。那些疫情真相只要你不經意地看過幾眼，你便會知道那裡究竟是怎麼樣的。」
就這麼憑著路過時的看過幾眼，方方便如有神助地打聽到那些低層民眾的心理秘密，並煞有介事地寫成《風景》，而且她自視甚高，認為她寫的就是真實的社會與生活，如此功力，以及附著在這種功力之上的自信，是多麼讓人嘆為觀止啊。
而在疫情期間她的這種自信風格，更達到了變本加厲、無以復加的程度。
在《風景》裡，作者把所有的髒水，都潑向了「下只角」的低層民眾的生活中，怎麼噁心怎麼寫。
在《風景》裡的家庭裡，父母親經常性地吵架毆打，母親竟然以被父親毆打為樂事：「儘管她同他結婚四十年而挨打次數已逾萬次可她還是活得十分得意。」
有這樣的以挨打為樂事的女人嗎？方方說：「聽說的。」
兒女對父母毫無情感。小說裡寫到：「他想他對父親的感情僅僅是一個小畜牲對老畜牲的感情。」
有這樣的兒女輩嗎？方方說：「聽說的。」
父母對兒女也沒有情感。父親打兒子往死裡打，小說裡提到在老七被打之後二哥對父親的話：「他還是條命。你也不要太狠了。他的腿傷口爛了，長了蛆。你要想讓他活，就不能讓他再睡床底下。裡面又溼又悶，什麼蟲都有。」
有沒有這種毫無人性的父親？方方說：「聽說的。」
而兄妹之間同樣是烏眼雞般的仇恨。小說中寫道：「七哥最仇恨家裡的三個女性，尤其是以小香姐姐為最。七哥曾發過一個毒誓：若有報復機會，他將當著父親的面將他的母親和他的兩個姐姐全部強姦一次。」
天下有沒有這樣的殘酷的男孩？如果有的話，筆者估計是唯一出現在方方的筆下。
方方沒有那些生活體驗，怎麼能寫出來低層民眾的生活？
一方面靠她的聽說的、看來的、想像的片枝斷葉來編造她的聳人聽聞的小說情節，另一方面，是從其他作家那裡抄襲現成的語言模板。
在《風景》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方方對莫言小說的襲仿：
《風景》：「熊金苟總是哆嗦。不管父親怎麼辱罵他都不停止這個活動。」
莫言《紅高粱》：「王文義咳嗽不斷，雖連遭餘司令辱罵也不改正。」
《風景》：「這日子，是七哥最美麗和善良的日子。它在無數黑濃黑濃的日子裡微弱地閃爍幾星絢爛的光點。」
莫言《紅高粱》：「他們在高粱地裡耕雲播雨，為我們高密東北鄉豐富多彩的歷史上，抹了一道酥紅。」
在方方的筆下，「歷史」換成了「日子」，內在的寓意的構成是完成等同的。
方方生於1952年，寫作《風景》的時候，她36歲，我們可以看到，她的一些思維方式，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濃縮在她的小說文本裡，從小看八十，我們可以發現，方方在疫情期間表現出的踐踏別人的痛苦而獲得自己的話語權的獨立高標，與《風景》裡的那種居高臨下的高人一等姿態如出一轍，而她採取這樣的動機的目的，在小說《風景》中已經借對別人的心理刻畫，而作出了招供式的畫影圖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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