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 ─ 加繆
當疫情肆虐，人們努力抗疫的同時，文學大師加繆的名字再次出現在世人面前，原因無他，就是這本1947 年出版的《鼠疫》。整本小說不可思議的具有既視感──從一剛開始政府的漠不關心、到封城後人與人的隔離，最後再到人們瘋狂的搶購物資（只是加繆沒料到現在人們搶購的是衛生紙）。
然而，這些劇情並非是加繆憑空想像，許許多多的評論表示，他寫得就是當時遭受納粹入侵的法國。
1913 年，加繆生於北非的法屬阿爾及利亞，當地主要居住著阿拉伯人，加繆雖然是屬於統治階級的白種人，但小時候卻過得異常清苦，他1 歲時父親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全靠著目不識丁的母親做粗活、洗衣服……一點點含辛茹苦將子女撫養長大。加繆沒有辜負母親的辛勞，爭氣地考上中學、甚至拿到獎學金，20 歲時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結婚──直到她愛上了一名醫生、離開加繆。
到了二次大戰爆發的幾個月前，加繆來到繁華的法國首都巴黎，在這個人文薈萃的異鄉，他結識了沙特一幫巴黎知識精英；但也就是在這裡，加繆感受到深深的疏離，無論是他的出身、教育程度，甚至連文化都低人一等。他懷念起阿爾及利亞溫暖的陽光與海洋，喃喃自語道：何處能給我（家）的感覺？身處法蘭西的文化聖地，卻無可奈何地在這裡成為一名異鄉人。
這些人生經歷，都不時在加繆的作品中出現。《鼠疫》，加繆的影子若隱若現，他的童年、他的學養、他的情感，化作書中的一字一句，在此刻看來，不僅帶著警世預言，更像是穿越到加繆的身邊，陪他一起見證歷史。
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蒙多維城，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當災難來臨前：醉生夢死的巴黎
《鼠疫》的故事背景發生在一個名叫奧蘭的城市，這座城市的外觀只能用平凡無奇來形容：既無鴿子，又無樹木，更無花園的城市……在這裡既看不到飛鳥展翅，又聽不到樹葉的沙沙聲，不過大體而言仍算是一處歲月靜好的所處。
無聲無息地，災難開始降臨──路上突然出現老鼠屍體，這些齧齒動物從隱匿的屋角裡爬出來，死在人的腳邊。當安逸的民眾意識到事情不對勁，焦急地詢問市政府該如何解決？
然而，市政府的反應是：根本沒有什麼事。
加繆撰寫的故事開頭，就如同1930 年代，那個沉浸在幻夢裡的巴黎。
經濟大恐慌爆發後，整個巴黎開始不得安寧，極左派跟極右派正在互相攻擊、左派內部自己也在互扯後腿。而就在所有人爭論不休的當下，他們這些政府高官們似乎都忘記了崛起中的德國，整個歐洲的政治氛圍也在逐漸改變：1935 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這種國際大事竟然只在法國激起一點微小的波瀾。
這件事情讓希特勒開始相信，德國步步進逼的最佳時刻到了。1936 年，德國開始在萊茵河地區部署兵力，雖然已經違反了凡爾賽條約，但法國卻也悶不吭聲；1938 年德國又併吞了奧地利，法國竟然還是沒有強烈反應！
事實上，軍事高層都還在法國安全無虞的迷夢裡，編織自欺欺人的幻想。
雖然戴高樂上校拼命要求政府多組建幾個裝甲師，但許多人都認為只要高聳的馬奇諾防線還在德法邊境，德國人就無法攻佔法國；一次大戰慘絕人寰的戰爭讓法國的政治人物普遍懷有一種情緒，那就是「讓他拿嘛，拿夠了他就不拿了」的和平主義，盲目相信：希特勒是可以被安撫的。
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主體有數百公裡，由鋼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堅固。主要位於法國東部及防禦法德邊境。
到了1939 年的春夏，也就是二戰爆發前夕，巴黎的社會依舊看不見一絲應戰的準備。即使德國帶來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巴黎的化妝舞會仍然一如往昔的舉行，夜總會也上演著新的表演節目，劇院、電影院更是座無虛席。
直到1939 年9 月德國大舉入侵波蘭時英法才終於宣戰，不過那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如同《鼠疫》書中的主角李厄醫生，同時也是疫情的吹哨人，他在一場政府會議上發表他的意見。最初，政府不斷自欺欺人地說：不可能！這種病在西方已經絕跡了。最終，當疫情太過嚴重、實在無法隱瞞之際才終於宣布：鼠疫攻佔了這座城市，城市即將封閉。
無力哀悼的城市
《鼠疫》中，突如其來的災禍，讓奧蘭居民被強迫與外界的親人別離、也無法與外界通信。加繆在這樣的時機點，塑造了一名特別的角色──記者藍柏，他只是剛好經過這座城市的異鄉人，卻意外因為鼠疫被困，無依無靠的他急著想回家鄉找他的愛人，但在疫情的籠罩之下，沒有人能臨陣脫逃。
當年的巴黎也是如此。1940 年6 月，勢如破竹的德軍逼近巴黎。根據當時一名見證者的記敘，整個城市籠罩在一陣奇怪的氛圍中──即使有消息說德軍距離巴黎只剩半小時車程，人們卻還是像以往一樣生活、工作，在香榭麗舍大道上喝著咖啡。
直到有個小孩指著天空大喊：看！一群蜜蜂！
大人抬頭一望，赫然發現那根本不是蜜蜂，而是200 架在陽光底下閃閃發光的德軍轟炸機！
所幸最後巴黎市中心並沒有遭受重大的破壞，6 月10 日，法國政府宣告遷往波爾多，巴黎正式成為不設防城市。6 月14 日，德軍分成三路，整齊地進入幾乎空無一人的花都。
四百萬人口的巴黎市，竟然空無一人。
德軍沒想到繁華的巴黎，竟是一片死寂。70% 的巴黎人攜家帶眷逃亡、剩下30% 的居民則把自己關在家中，足不出戶。
廣場前沒有按著喇叭的汽車、沒有大聲喊叫的賣報人、沒有一本正經的警察、沒有愉快聊天的行人，只有一片沮喪的沉默，過往人聲鼎沸的咖啡館也人去樓空了。巴黎人將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驕傲和自己的悲傷，全都隱藏在緊閉的百葉窗後。
整座城市只有一處能略為窺見巴黎人的蹤跡──每當夜幕低垂，許許多多的巴黎人齊聚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他們都是悲悽的母親和妻子、低聲啜泣的孩子、和淚流滿面的白髮人，無聲地為整座城市哀悼。
面對絕望，該如何選擇？
在這種絕望的處境下，人們會接受還是反抗？
加繆在《鼠疫》裡營造了兩派陣營，其中就出現了妥協的聲音。正當鼠疫撲滅了一切的歡樂、不滿與衝突在不斷增強的同時，神父在一次布道中，要求眾人因自己的罪跪下，接著說：天主降災，使狂妄自大和盲目無知的人不得不屈服於它的腳下。神父認為，巨大災禍的本質是天意，是天主為了不信神的人降下的災禍。人們只要全心信仰，天主自會作出合理的安排。
但主角李醫師不信，他向這樣自以為是的天意提出了挑戰。李醫師開始組織防疫隊，即使這支防疫隊只會面對無止盡的失敗、即使這支防疫隊的成員最後只有三分之一的生還機會，他都要去試試看。他甚至去找了異鄉人藍柏。
這時的藍柏仍然在想辦法逃出這座城市，然而當他已經試遍所有方法都無法逃離時，他回去找了醫生。他說，儘管無法逃離這個城市，但是在救護車疾駛的夜裡，他得以從對妻子的思念中短暫遁逃。因此他決定：加入李醫生的醫療團隊。
藍柏的抉擇，是否呼應了二戰時加繆的選擇呢？
1940 年德軍進入巴黎後，加繆逃離了這座城市。但是在1943年後他又回來了，並且加入對抗德國的地下抵抗運動。他開始擔任《戰鬥報》的記者與編輯，因為害怕被查禁，他只能以化名、甚至使用假的身份證明文件，避免查緝。但是到底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也許《鼠疫》裡藍柏和李醫生的對話，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經過連續好幾個月、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的工作之後，防疫小隊已經瀕臨癱瘓的當下，突然有一天有個機會找上藍柏，說他有機會能夠離開了。
藍柏雖然嘴上說著很開心能夠離開，但他卻在離開前一天晚上，找了李醫師，說：他不能走。即使他真的這樣逃出去了，他也無法享受與妻子團聚的幸福。
我一直認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們毫無關係。但是現在我見到了我所見的事，我懂得，不管我願意或者不願意，我是這城裡的人了。
每個人，都因為自己的理由留在這裡、以自己的方式來反抗命運。而到了最後，他們終於獲得了勝利── 瘟疫與德軍，都離開了。
故事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有人說，加繆的故事很陰暗。人們面對無可違逆的命運時，偏偏要選擇徒勞無功的反抗。但在讀完整篇故事後，我卻看到一向被人形容為孤僻的加繆的另一面：在遭受巨大不幸的同時與其接受事實，人們應該從自我的沮喪及焦慮中走出來，進而去關懷群體。
在反抗的表象下，加繆其實深深地愛著這個世界。也幸好，世界終究還是讀懂了他：1960年，46歲的加繆在車禍過世後，《紐約時報》這樣寫道：
（某些讀者以為卡繆的哲學代表了悲觀與絕望，那只是膚淺的見解；其實，它充滿信念，企圖喚醒人類對生命做最英勇的肯定……）
人類和疾病，早已交手過無數次，疾病帶來的恐懼、焦慮、絕望深深烙印在歷史長河中，但除了這些病痛的煎熬，我們是否能從中獲取重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