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
作者簡介：吳青，作家冰心（謝婉瑩）和社會學家吳文藻之女，1937年生，江蘇江陰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後留校任教。從事英語教學四十年，1977-1982年在中央電視臺教授「電視英語」、主持星期日英語節目。曾多次被評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優秀教師。主要著作有《如何教初學者英語》《學校英語》《英語視聽說教材》《獅子和老鼠》（譯者之一）等。
我的娘1999年2月28日晚上9點鐘離開了人間。我們是按著山東的習慣稱呼媽媽為娘的。她雖然老家在福建長樂，但是她在山東煙臺的金溝寨生活過多年。那時我的姥爺謝葆璋是海軍學校的校長。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是娘去世十六周年。但是對我來說，她沒有離去，沒有走遠，她永遠活在我的心裡和我的身旁。這種母女情是一種特別的關係。我至今仍然感到她身上和臉上的熱氣，還會感到她的雙手在撫摸我的臉時的溫暖和柔軟。她真的是實實在在的在我的身邊，給予我愛，信任，支持和力量。她沒有遠行。
一、愛是普世價值，是責任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生命，人，動物，植物都不能沒有愛，也離不開愛。這是普世價值！我的娘給予了我許多的愛。而愛是可以分享的。我對往事的記憶是從雲南的呈貢開始的，當時我是兩歲多。我們住在一座小山上的二層小樓裡。我們住在二層，至今我還記得，我從小就是走路過快。有一次走得過急，一不小心我從二層滾到了一二層樓之間拐彎的平臺上，我在那兒躺著，看二層的天花板。我也已經能懂一些事理了。我從小就喜歡動物，這是受娘的影響，因為我姥爺就喜歡狗，他們家裡永遠有狗。一天我對娘說我想養一隻狗。她說行，但是你要天天餵它吃飯，給它水喝，給它刷毛，每天晚上要把它叫回家。因為我們住在山上，四周有狼。如果我忘記了一條，就不能再養了。
我再大一點，開始學著一些男孩子捉鳥。拿一個紙盒蓋子，用一個木棍把盒子撐起來，棍子的下頭用一根繩子拴上，盒子下撒上米或米飯，人趴在遠處等待小鳥來吃食時，一拉繩子，就把小鳥扣住了。我捉到鳥後，就把小鳥放在手裡玩。娘看見後，不太高興。她等到天快黑了，她問我，你在外面玩，天黑了，你最想幹嘛？我說我想回家。娘又問：你回家最想見到誰？這時我緊緊的抱著我娘說：最想見到你。這時娘說，天黑了，小鳥想媽媽了，你趕快把小鳥放回家吧！我聽娘這麼一說。我馬上鬆手讓小鳥飛走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捉小動物了。
留學美國，左七為吳文藻，左八為冰心
我的娘就是通過具體的事例來教育我，要敬畏生命，培養我的責任，培養我對生命和動物的關愛。其實愛就是責任。這也夠我用一輩子。
我娘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在司徒雷登校長領導的「燕京大學」當過十年的老師。我的爸爸吳文藻也是老師，他是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八年在「燕京大學」教社會學。他們都是老師。他們都愛自己的學生。到我們家來的人不是老師就是學生。娘愛她的每一個學生。
吳文藻冰心婚紗照，身後為主婚人司徒雷登
她的學生也愛她。她為了了解每一個學生，她要求每一個選她課的學生都寫一個一千漢字的自傳。這樣她備課，和上課就有針對性，可以有的放矢。我當老師以後，我也向娘學習，也要求每一位學生寫自傳。了解他們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是如何學的英語，在聽說讀寫譯五個方面有哪些弱點和強項，有什麼座右銘，喜歡什麼運動，有什麼特長，對我有什麼期待等等。我給予農村貧困山區來的孩子更多的輔導和幫助。由於我愛我的學生，他們把我當做他們的知心朋友，我們相互關心和幫助，他們在學我教的課程上花了許多時間，學得也很好。我教過的學生不少人都在關心環境，關心教育，關心社會發展。他們都很有責任感。我真為他們感到驕傲！
二、抗戰的孩子
我是娘和爸爸的第三個孩子，第二個女兒。他們管我叫老二或小妹。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來到這個多事之冬的。從小我娘就告訴我，我是日本軍國主義佔領了北平後出生的孩子，如果不是娘為了生我，他們早就帶著哥哥和姐姐離開被日本軍國主義佔領下的北平。我很快就知道了戰爭的殘酷，和平的重要。從我開始記事，我們永遠是在逃難，先到雲南的呈貢，後來又逃到四川的重慶歌樂山上。大白天我都不能在外面玩，在春天看不到滿上遍野五顏六色的花朵和野果，聽不到各種鳥兒的歌唱。而要躲進又黑，又潮溼，又冷的防空洞。
有一次在重慶我得了肺炎，發高燒，娘堅持在家的小床上陪著我，給我講故事，一直到我們的警察朋友敲門，告訴娘需要馬上去防空洞，她才緊緊地把我抱在她那安全、溫暖的懷中跑進防空洞。據說那天全重慶有七個孩子都是肺炎、高燒而喪命的，我是唯一的一個倖存者。但是如果沒有戰爭，是和平的環境，那六個孩子會活下來，他們的家人都不會感到悲痛！
一九四六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美英法蘇聯五個戰勝國決定分別派駐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共同商量如何佔領日本。這時我爸爸的好友朱世明將軍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邀請我爸爸負責政治組二組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我九歲生日的那一天到了日本。我非常不想跟父母去日本，非常生氣。我們乘坐的轟炸機一降落，我就對自己說：我絕對不學日文，我也絕對不跟日本孩子玩。由於日本軍官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進行了亡國奴的教育和大屠殺，殺傷了無數的無辜平民百姓，使得中國人痛恨日本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在我的心中燃燒。但是我們從機場去我們住處的路上看到一間房子著火，有幾個男人光著膀子在救火，我們快到住處時還聽到救火車的聲音。我急忙問娘，你說他們的火滅了嗎？他們今天晚上有地方睡覺嗎？這就是人性，而人性是超國界的。這就是對生命的關心。這就是普世價值！而娘教給我的愛，是博愛，她是超越國界的。這就是娘教育出來的孩子。
我們一到日本爸爸就配了一輛小汽車和一位司機。他既不會漢語也不會英語。爸爸和娘一出去就帶上我，要我告訴司機往左還是向右轉，我必須學習日語，而且一些簡單的生活用語一定要馬上學會。
娘一到東京，就請人幫她去尋找她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在美國威爾斯利大學讀文學碩士時的日本朋友。經過努力，娘找到四位她的同學，我的日本阿姨。爸爸和媽媽把周四定為威爾斯利校友日。這樣爸爸可以參加，聽她們講侵略國人民的聲音，他周三要參加與麥克阿瑟將軍主持的聯席會。而且在這一天廚師們要準備充足的飯菜讓阿姨們吃，還要準備足夠的飯菜讓她們與家人分享，至少能吃上一頓飽餐。因為戰後日本人民又經歷了相當一個時期的配給階段。不夠吃，不夠穿，房子不夠住，孩子們上課在清除瓦礫的場地上上課。因為美軍對東京進行了地毯式的轟炸，只留下了日本的皇宮，和聯軍佔領後需要用的辦公樓，各代表團要用的住宅等等。在廣場上上課，冷了老師組織學生集體跳繩，身體一暖和，老師馬上教課。我在老遠看這些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我不跟他們玩，但是我從心眼裡欽佩他們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不間斷的學習。
四位日本阿姨講了我不知道的許多故事。我不知道日本人民反戰；我不知道侵略國家的人民的聲音無法發出來，有的被打死或處死，有的被送進監獄；我也不知道日本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很困難，一切都要「支持前線」。阿姨們哭著講她們的故事，我哭著聽她們講故事。我知道了人民永遠是反戰的。但是我把這些阿姨講的故事當做個別現象。一九四七年，我九歲半的時候，爸爸和娘得到一本《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書籍，裡面有大量的相片，有日軍在中國各地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和在各地實行大屠殺的照片。我看完了非常氣憤，就給我的來自中國的小朋友看，我說我們得做點什麼。我就把一些孩子組織起來，我是孩子頭。我們做完了功課，我們就騎著自行車出去追日本孩子，嚇唬他們。我們從來不打人。我是第一輛車，後面有六個男孩子跟在後面。我們幹過三四次，後來被娘發現了。她非常的生氣，臉都氣得白了，我非常害怕、她從來沒有這麼生氣過。她問我，這些孩子到中國來侵略過嗎？我說沒有。他們欺負過你們嗎？我說沒有。常常被你們追趕的孩子的爸爸和媽媽也許就是因為反戰而被打死的。我知道我錯了，完全錯了。我懂得了一個道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願意去侵略他國。因為只有和平時期才可能有自由，民主和法治。在戰爭時期人民失去自由，民主和法治。因此，我們要永遠懂得劃清人民和政府的界限。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沒有看到一個政府能百分之百的代表自己的人民。
我開始和我們附近居住的日本孩子交朋友，我的日文有了很大的長進。
1947年，冰心夫婦與小女兒吳青在日本
1949年元旦冰心全家在日本東京合影。左起：吳平、吳青、冰心、吳冰、吳文藻
三、先是人，才是女人
從小我的娘就告訴我，「你先是人，才是女人」。這句話夠我用一輩子。我知道我是人，有自己的愛好，有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我當時根本不分男孩子和女孩子。因為在我們家爸爸和娘對我們三個孩子都是一樣的。都得懂得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但是我就是喜歡和男孩子玩，因為我喜歡爬樹，在山上奔跑，更喜歡模仿電影裡冒險的鏡頭。
男孩子到一定歲數會比誰撒尿撒得遠，我和他們在一起玩，當然也要參加比試一下。我發現由於我和他們在生理上不同，我比輸了。但是這並沒有讓我失去信心，因為我爬樹爬得快，跑得也不慢。但是在現實的世界裡，我知道作為女人，比男人會遇到更多的挑戰和困難，因此我們作為女人要比男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才能得到承認，得到尊重。
記得小的時候爸爸和娘帶我去看過美國一部名叫《泰山》的電影。他在大叢林裡「抓著藤條飛來飛去」 。但是我當時不知道是藤條，以為是繩子。我太羨慕他了，他可以這樣自由自在的從這個山，飛到那個山。我想我們歌樂山上也有好多的山，我也想試試。我乘著家裡沒有人發現，我偷偷的拿了一根繩子，爬到樹上把繩子拴好，就開始悠了起來，越悠越快，我正高興的時候，繩子斷了。我重重的摔了下來。摔得好疼，我哭了起來。怨誰呢？是我自己。這是繩子不是藤條！我哭完了，到附近池塘把臉洗乾淨了就回家了。
我還看過有參加二戰飛行員的電影故事。一個飛行員的飛機被敵人打中了，他馬上跳傘，保住了性命。我覺得他太了不起了，在天空中慢慢地飄來飄去，慢慢地降到地面，太自由了。在天空中他一定很舒服。我很想試一試。我也是乘著沒有人，拿了一把大傘從家的後門出來，跑到一個比較空曠的山上，打開傘就開始從山上往下跳。我沒有想到的是，我一離開地往下跳的時候，大傘往上一翻，我又一次從空中摔了下來。這次我覺得我的五臟六肺都要摔出來了，半天說不出話，哭也哭不出來。但是這次的嘗試讓我知道，電影裡的是降落傘不是普通的雨傘！但是這種嘗試對我有很多的好處，使我有更好的觀察力和分析力，我也能夠去想辦法，去創造我所需要的條件。
吳青與母親冰心
我第一次被叫做「女人」，記得那是我在一九八九年初第一次擔任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時候。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又邁出了新的一步，那就是在基層民主選舉上，又進一步擴大了民主。在同一個選區內，任何十個選民都有權聯名提出候選人。而過去只有兩種渠道提出候選人：一個渠道是由共產黨組織提名，第二渠道個是民主黨派可以單獨或聯合提名。一九八八年底我就是這樣被選為那屆海澱區人民代表。十人聯名提出的候選人之一，經過民主選舉，選上的唯一一名非黨、非官員的人民代表。我心裡非常的高興，感到自豪和驕傲。
我認為民主永遠是一個過程，一個國家民主的實施與進程都要看那個國家的人民，是否真正願意，並且敢於依憲，依法承擔公民的責任。當時儘管北京市的選舉法修改了，據說沒有一個區縣的人民代表敢於十人聯名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因為他們害怕這又是一次像一九五七年那樣的陷阱。而當時只有我們海澱區的人民代表，敢於十人聯名提出自己的候選人，並通過無記名投票的民主程序，選出了自己的人民代表。所以當時媒體就有一種說法；「海澱現象」。我當選以後，馬上貼出一張如何與我聯繫的通知，包括我家的電話，我每周二下午接待公民的時間和地點和我家的住址等。
到我第一次參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是一九八九年初，我已經快當人民代表五年了，尤其是那時中國的民主氛圍比較好，人民爭取民主的勁頭也比較大。有比較多的公民在努力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其實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就好比一個人的兩條腿和兩個手臂。他們需要一前一後，平衡的去、往前走。這樣前進和發展才能平衡，否側是要摔倒的。由於我的家庭出身，我和這個家庭成員的經歷，使我下決心，一定要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從一個人治的國家，變成一個法制，憲政的國家。
我根據憲法不斷的推進和實現我作為人民代表的權利。天賦人權。權利從來都不存在給予和恩賜，權利是爭取來的，是鬥爭來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第三段：「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我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兩個文員會成員時投了兩個反對票，因為我發現兩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副市長，另一個也是政府官員。因為權利一定要受監督。權利要制衡。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道理很簡單。運動員絕對不能當裁判員。否則就沒有正義，公平，公正。否則就不是共和國！！！我還投了兩張棄權票。因為當時主席團裡有許多老先生，一些人要在幾個人的護理下才能來到主席臺上，行動和說話都困難。我覺得他們已有了很多貢獻，現在應該在家休息。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輕的，敢於用憲法，依憲推動中國民主，自由，法治和透明的人進主席團。另一張棄權票是因為我發現另一個主席團的候選人是某某某。他當時是某部常務副部長。他常常發表文章，不少觀點很「怪」。他說：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代溝。我認為這是一派胡言！他絕對不能代表我。
我沒有想到的是，我是在八百八十五名北京市代表中唯一投了兩張反對票，兩張棄權票的人！我當時聽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說，吳青你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進程。但是也有人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好出風頭，神經病，二百五，肯定是瘋了。還有一個男人，在我的背後，惡狠狠的說：「就是這個『女人』投了反對票」。我聽到了，我沒有回頭去看他。我覺得不值得搭理他。但是我一回家，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娘的時候，她笑了，帶著一絲鼓勵和驕傲的微笑。她馬上在紙上寫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能禍福避趨之。落款是給作為市人民代表的愛女吳青冰心一九八九，二月十五日。
這幅字是後來我請我們的老朋友周明幫我做成了一副對子。我本來是把它掛在我的書房裡，對我是個鼓勵和鞭策。後來我怕日久了會壞，我就把它收藏了起來。它和娘一樣，永遠在我的心裡和身邊。
***
中國現代文學館9月30日隆重紀念冰心女士誕辰120周年，以下照片取自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活動報導。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冰心女兒吳青與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向冰心墓敬獻鮮花
老舍當年在重慶書贈冰心吳文藻的詩箋
蔡叔慎1945年除夕作此畫贈送冰心
沈尹默1963年贈字冰心
遠在美國的梁實秋1982年手書《無門關》中「春有百花秋有月」一偈，託女兒梁文茜帶回國內，贈與幾十年未見面的老朋友吳文藻和冰心
（本文轉自 語言學世界 公眾號）
原標題：《娘永遠活在我的心裡和身邊——懷念母親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