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冰心在北京家中與貓在一起。（視覺中國/圖）
假如我是個作家/我只願我的作品/在人間不露光芒/沒個人聽聞/沒個人念誦/只我自己憂愁，快樂/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能以自由抒寫/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冰心
「我所說的，你們都會如實報導嗎？」接受採訪前，冰心的小女兒吳青首先拋出這個問題，「我母親一輩子講真話，你們新聞媒體更是要講真話。」
整個疫情中，吳青最懷念的人是母親。母親去世前一年，還在關心當年洪災的狀況。她的筆觸曾描繪人類共同的痛苦和歡樂，期望與救贖，這點到今天更顯珍貴。
從19歲登上文壇到2019年，冰心成名已經一百年。百年間，在歷史書寫中留下姓名的女性寥寥。但在新文學初創期的中國文學版圖上，冰心卻是無法跨越的。中國文學史中，隱匿著太多無聲的女性，能夠為自己書寫的女性是稀缺的，也是寶貴的。
作家冰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帶著文化界對新女性的期待登上文壇的。她少年成名，32歲時已經出版了自己的「全集」。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受到了極高的讚譽，這在那個女性聲音幾乎被遮蔽的時代是極其罕見的。
女性文學的重要研究者、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莉認為，將冰心叫做「文壇祖母」是恰如其分的，在冰心最負盛名的時代，她寫的每一部小說都會立刻被學生改編搬上話劇舞臺，她影響了一代代青年作家的成長。冰心以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位「新媒體」作家，她在「新文化運動」的陣地《晨報》成名，以嶄新的新女性姿態來介入對社會問題的討論，在文壇一出場就讓人耳目一新，佔據了重要的位置。
青年巴金是冰心的忠實讀者，他說，「過去我們都是孤寂的孩子，從她的作品那裡我們得到了不少的溫暖和安慰。我們知道了愛星，愛海，而且我們從那些親切而美麗的語句裡重溫了我們永久失去了的母愛。」
「文革」期間冰心被組織派去在作協四樓打掃廁所，掃了三年半，除了偶爾有好事之徒上去看看，她總是孤獨一人。一位從海南島來的讀者特意走上四樓，告訴她：「冰心你是好人，對我影響很大。」來自陌生人勇敢的善意，從側面證明了冰心文學的巨大作用：她讓人不畏懼極端年代的恐怖，敢于堅守愛和真的價值。
這位和20世紀同歲的作家，她對自己的苦難總是選擇緘默。吳青回憶，1950年代，家裡一下出了三個「右派」，其中的壓力可想而知。「文革」中大家離散在各地，但再重逢，誰都不提自己的遭遇。
在時局動蕩的年代裡，冰心以看似簡單的觀念「有了愛就有了一切」，聲音是輕柔的，姿態是溫和的，態度甚至有些討好。但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卻對抗了那個動蕩年代的主流話語，成為溫和的叛逆者。在後疫情的今天，全球化遭遇到阻隔和危機，在紛繁撕裂的價值觀面前，她的這句話依然有四兩撥千斤的力量。
1980年代末，北京家中的一次聚會，聽吳青講做人大代表的心得。（從左到右分別是冰心、趙樸初、葉至善、吳青）（吳青供圖/圖）
「冰心女士」的另一面
張莉指出，冰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被「經典化」了，她的小說中那種對優雅、純潔女性形象的刻意塑造和克制講述，使她收到了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也受到了密集的讚揚，但也讓她的所思所想被遮蔽在讀者對「冰心女士」的期待中。
在一般的觀點來看，冰心的作品溫和有餘，批判不足，她的個人主體性是被規訓的，似乎被「好母親」「好姐姐」等形象掩蓋。後來的女性主義者甚至批評冰心，認為她的寫作過於乾淨，沒有情慾。「不過是披著女性外衣的男性想像物」。
但若是仔細考察冰心的創作，似乎又不能這麼理解。
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在古城福州隆普營，取名謝婉瑩。19年後，「五四運動」滌蕩了一代青年的思想，在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理化預科一年級學習的謝婉瑩也參加了運動，她被選為學生會的文書，參加女學界聯合會宣傳股，擔任文字宣傳工作。
當年8月，當局逮捕學生，謝婉瑩作為女學界聯合會宣傳股的成員參加旁聽，以「女學生謝婉瑩」為名在《晨報》發表了自己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文章一出，引發了廣泛討論，那時候以女性的身份發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何況還是這種針砭時弊的內容。
不久，謝婉瑩又以「冰心女士」為名在《晨報》發表了小說《兩個家庭》，開始了此後八十年的文學生涯。「冰心」之外加上「女士」，是《晨報》編輯有意為之，他嫌「冰心」過於中性，因此突出了女性的特質。《兩個家庭》連續五天在這個當時北京影響最大的報紙連載，「冰心女士」走進了千家萬戶。
1919年，冰心寫作了《斯人獨憔悴》《去國》等一系列作品，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星期都有出品」「多半是問題小說」。她最初的作品就體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裡，青年人在夾縫中的狀態。早慧的冰心敏銳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變化，真誠地將自己的問題意識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
文學搭載了冰心關心社會的熱忱，也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1920年完成了協和女子大學預科的學習後，她轉入燕京大學國文系。因為在文壇的成就，她直接跳過一年級，升入二年級。
1921年，冰心參加茅盾、鄭振鐸等人發起的「文學研究會」，有了「為人生」這樣的藝術宗旨，出版了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等。她於同年在《小說月報》發表了早期代表作《超人》。
《超人》的故事很值得玩味，講述了冷漠的青年何彬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世上沒有讓他提得起興趣的東西，也不願意和人交往。因為深夜被悽慘的呻吟聲所困擾，他於是給了跑街的孩子祿兒一點看病錢。祿兒寫了一封長信感謝他。何彬堅硬的心被軟化了，他意識到：「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在這部作品中，冰心漸漸把對母親和自然的愛上升到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她女性特有的共情能力，從對母親的讚頌移情到對弱者的同情，這在當時具有絕對的進步性。
1935-1936年，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對冰心的介紹除了詩人、小說家之外，還強調了「文學研究會幹部」，所謂幹部，在當時的語境來看就是主要參加者，主力的意思。《中國新文學大系》從文學史意義上賦予了冰心較高的位置。
但是，隨著冰心成為當時市場上最被熱捧的作家，茅盾等「左翼作家」對她發起了批評。認為她的作品題材貧乏、離現實太遠以及「愛的哲學」解決社會問題的虛幻性。但鬱達夫等知識分子則認為：「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蘇雪林將冰心小詩的成就排在首位，認為其在新詩壇獲得了特殊地位，同時認為，冰心的散文（蘇雪林稱其為小品散文）和短篇小說也值得享有盛譽。
更有甚者，文學史家趙景深將冰心筆下的「愛海」以精神分析學為依據，解讀為「性慾的象徵」。這個說法雖相當牽強，卻也揭露出在早期文壇上，冰心的文學面貌就是被不同的觀點和話語建構出來的。
「溫和」一朝成「叛逆」
吳青的描述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自1951年從日本回國後，冰心的寫作漸漸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了，吳青敏銳地感受到這一點。在人道主義被階級立場所替代的時代裡，她不敢再閱讀母親的書。
1957年，冰心寫作了著名的《小橘燈》，這篇文章的故事簡單：「我」去朋友家，朋友不在，在電話亭打電話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的母親生重病，「我」幫小姑娘給醫院打了電話。小姑娘回家後，「我」一直惦記著她，便到她家去看，得知醫生來過，母親病也好了一些。最後，小姑娘用橘子做了一盞燈送「我」下山……
文章的最後，冰心才點出小姑娘的父親是因為同情革命者才被抓走的背景。文章的核心依舊是她一貫的「愛與同情」的思想，是一種對人類普遍命運的關照。這種寫法在當時已然不在主流寫作之中。而其結尾，「但是從那時起，每逢春節，我就想起那盞小橘燈。十二年過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來了。她媽媽也一定好了吧？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對應當時冰心一家的狀況，不像是革命的召喚，而是一種自我安慰。小橘燈作為愛與溫暖的象徵物，對冰心個人也許也產生了鼓舞的作用。
那一年，吳文藻被劃成了「右派」，他的日記記錄下當時的精神狀況：失眠。高燒後胸部頭部都感不適，精神急劇下降，連躺三天仍覺甚弱……神經失常。皮膚出疹。午後理報閱報，閱過即忘，記憶不了，心甚焦灼。向反右14人小組試作檢查，檢討中情感失常，哭不成聲……很難想像這位中國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遭到了什麼樣的煎熬，有人勸冰心和吳文藻離婚劃清界限，冰心斷然拒絕：「我怎麼和他離婚？我們想的一樣！」
冰心曾在1932年出版《冰心全集》在雙清別墅寫作長序的時候，回應過對自己的種種誤讀和對「愛的哲學」的批評。「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
1977年，冰心夫婦和華裔女作家韓素音見面，談到了當年的這段往事，她說，「那時和後來，許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我的『信仰』二字。」在席間，冰心藉此回答了韓素音對自己「文革」中處境的關切，她說：「《聖經》中說，當你在舒適中走出，可能就是一次新生。沒有這種走出，我們的人生將會如何的萎縮，那是不可想像的吧。」
回到冰心作品本身，它們是溫和的，也是屬於大眾的，所影響到的是最廣大的一群人。冰心帶著現代啟蒙意識姿態介入兒童文學的書寫，塑造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她的女性主義立場和「新賢妻良母主義」展現出這位處在新舊交替時代女性身上現代性與古典性的矛盾張力與交叉融合。冰心是典型的20世紀早期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她的「溫和」在意識形態涇渭分明的時代裡也成為了一種「叛逆」。
曾任冰心文學館館長的王炳根認為：「解決由於社會變革帶來的人的心靈與追求的問題，並非只有絕情、出走、鬥爭與革命。母親的愛、童年的回憶與大自然的召喚，同樣可以救贖心靈，達到平衡，實現人生理想，現出美好的前途與光明。也就是說，愛的實現，便是人性與社會異態的消失與常態的回歸。這種理念在『五四』時期的思想與文化觀念中，冰心是唯一的。」
「還給兒童一個純淨的兒童世界」
1923年，冰心遠赴美國威爾斯利學院攻讀英國文學，專事文學研究，開始陸續發表總名為《寄小讀者》的通訊散文，把自己在旅途和外國的見聞寫成散文，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之作。冰心以姐姐的姿態，富有情感地寫道：「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從前曾是一個小孩子，現在還有時仍是一個小孩子。」
回顧冰心的文學生涯會發現，她的《寄小讀者》至今佔據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以至於掩蓋了作家冰心的其他面相。這其中固然有人們的「誤讀」，也彰顯出冰心之於兒童文學的重要性：她相信孩子，熱愛孩子，在她這裡兒童不是成人的書寫的對象，她把他們當做和自己一樣的，大寫的「人」。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不重視兒童，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出現更是晚近的事情。五四運動之後，周氏兄弟倡導的「兒童本位」慢慢被人接受，兒童文學才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
1923年，葉聖陶發表了童話《稻草人》，冰心的《寄小讀者》在《晨報》的連載，中國兒童文學有了一些面貌。到了1930年代，張天翼的長篇童話《大林和小林》漸漸讓兒童文學蔚為大觀。此後鄭振鐸、陳伯吹、賀宜、嚴文井、金近等作家陸續有了非常豐富的創作。
學者吳翔宇在《想像中國:五四兒童文學的局限與張力》中指出：當時的兒童文學和中國的現代性問題息息相關。在五四中國的複雜語境中，兒童文學自覺承載著「立國」與「立人」的特殊使命。「因此，在『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真正肯定兒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主體價值，試圖將其從成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還給兒童一個純淨的兒童世界的文學作品是少數的。」兒童文學承載著成人對兒童的借代幻想。成人依然掌控著兒童文學的話語及運作。
以陳伯吹1934年創作的童話《阿麗思小姐》為例，這部小說講述一個天真的小女孩阿麗思在夢境中進入了一個動物王國，但讀者不難發現，這個動物世界就是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現實的影射。
茅盾指出，「五四」時代開始注意的「兒童文學」是把「兒童文學」和「兒童問題」聯繫起來看的。「五四」兒童作家站在思想啟蒙的高度來審視兒童，書寫了一系列兒童形象。
針對冰心超然物外的兒童書寫，茅盾卻給予了激烈的批駁：「她這『天真』，這『好心腸』，何嘗不美，何嘗不值得讚頌，然而用以解釋社會人生卻一無是處！」冰心的意識卻不同，她曾在《寄小讀者》中呼籲兒童作家的出場：「『兒童世界』欄，是為兒童闢的，原當是兒童寫給兒童看的。我們正不妨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的，竭力佔領這方土地。有什麼可喜樂的事情，不妨說出來，讓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麼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說出來，讓天下小孩子陪著哭哭。只管坦然公然的，大人前無須畏縮。」
但是，冰心和兒童的約定很難在「五四」時期實現，真正的兒童文學作家在這一時期並未產生。或者說，真正理解冰心這種期待和希望的兒童也是非常少的。從冰心收不到兒童回信的失望情形可以說明這一問題：「一天兩次，帶著鑰匙，憂喜參半的下樓到信櫥前去，隔著玻璃，看不見一張白紙。又近看了看，實在沒有。無精打採的挪上樓來，不止一次了！」
事實上，在兒童文學的書寫上，冰心是一位真正的先驅，她要突破成人與兒童天然的邊界，需要找到兩者共同的心理基礎和心靈記憶，那就是通過對「童年」的共同經驗。但以今天看來，冰心這種完全尊重兒童天性，將成人和兒童放在平等位置對話的兒童文學觀念，既天然是進步的女性主義的，也是更具有當代性的。
在張莉看來，冰心在兒童文學領域也是開風氣之先的，後來的「知心姐姐」類型，也是從《寄小讀者》開始的。她將富有美感的文字與溫和溫柔的表達相結合，影響了中國兒童文學的一條脈絡。
「那些日本孩子侵略過中國嗎？」
冰心一生追求博愛，在女兒吳青看來這背後是宏大的全球化視野。冰心的父親謝葆璋遭遇過甲午中日海戰，所在的「來遠」艦腹背受敵，險些葬身大海。謝葆璋是憑著一身好水性，拼命遊上劉公島，才得以死裡逃生的。
直到晚年，謝葆璋心心念念的不是當年戰爭的驚險和仇恨，而是在接收「來遠」艦的儀式上，中國竟然以臨時選的民歌曲調來代替國歌演奏。這件事深深刺痛謝葆璋的心，許多年以後，他還常常講述這件事警示子女，但卻並不教他們民族主義式的仇恨。
冰心是謝葆璋最大的孩子，她之後才陸續有了三個弟弟，他們不稱呼冰心為姐姐，而是以「螢哥」代替。謝葆璋不以舊式女性的標準來培養女兒，力排眾議不讓她纏足，悉心教導她讀書寫字，甚至還有騎馬。他常對朋友說，「這是我女兒，也是我的兒子」。在海軍學校的環境中，冰心的天性得到十足的解放。
謝葆璋雖是舊式軍人，但和嚴復、林紓等人都有交往。對他們翻譯的《論自由》《群學肄言》（《社會學研究》）以及《黑奴籲天錄》《茶花女》等書都有涉獵。他這一代背負著中國人屈辱的歷史，「救亡圖存」的信念很強。但他沒有教冰心仇恨，而是教會了她如何去愛這個國家，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師，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現代中國人。
他不是基督徒，卻將自己的孩子都送進了教會學校，相信西醫，用西方的方式教育子女。吳青繼承了家族的傳統，少年時在日本度過，「文革」結束後，在中央電視臺上教全國觀眾英語，1980年代遠赴美國學習。
1946年，冰心隨丈夫吳文藻一同去日本工作，並在東京大學任教。在日本生活的時候，吳青當時年紀小，對日本人有種發自內心的恨，她卻還記得母親經常招待在美國做同學的日本阿姨，每周請她們來聊聊普通人對戰爭的看法，都會囑咐家裡的廚師做夠飯菜，讓她們和家人一周至少吃一頓飽飯。
有一次，吳青看到了一本揭露侵華日軍暴行的《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史》，就組織了自己的小夥伴，騎著自行車在街上追日本孩子。幾次三番下來，冰心知道後對她說：「小妹，那些日本孩子侵略過中國嗎？在你追的這些孩子中，有的人可能是孤兒，有的人的父母可能就是因為反對軍國主義而被關進監獄的。人家好不容易出來玩一趟，可能被你嚇得再也不敢出來了。」
冰心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抗爭中，她拉扯著幾個孩子躲避戰亂，沒少躲進防空洞。因為顛沛流離，她沒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即使如此，在《從重慶到箱根》她寫道：「戰爭結束我們懂得了怨。而且我們雖然體驗了激烈的戰爭，也懂得了同情和愛。因此，我在歌樂山最後的兩年中，聽到東京遭受轟炸的時候，感到有種說不出來的痛苦之情。我想像得出無數東京的年輕女性擔心著丈夫和親人，背著柔弱的孩子在警報聲中擠進防空壕那悲慘的樣子。」
回溯母親的歷史，吳青發現了一部世紀華人開眼看世界的歷史。從福建出發，經過煙臺到北平，再去美國，早年冰心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縮影，他們是人道主義的信徒，為了探尋真理，走出安穩的書齋，以身體丈量世界，思考中國和世界的關係。
「逗我的動作比兄姐都多，在家的時間比陳恕還少。」——晚年冰心保持著一貫的幽默感，1988年題詞送給女兒。（陳恕為吳青丈夫）（餘雅琴/圖）
「媽媽的思想塑造了我」
吳青回憶起小時候和母親的相處，冰心從不會把自己當成孩子來管教，她尊重孩子的天性和選擇，與孩子建立一種絕對平等的關係。自己和母親最像，從小就是野孩子，凡事富有反抗精神。姐姐學習好，而自己更喜歡漫山遍野地玩，母親就給縫製了大紅色的衣服，好遠遠地可以看見自己在山林裡穿梭。吳青小時候想要狗，母親教會她「人吃飯，狗吃飯；人喝水，狗喝水……」若是可以照顧小狗，承擔養狗的責任。這種承擔，吳青記了一輩子。
至今，對吳青來說，童年的下雨天，母親抱著她在長廊邊講故事的場景仍歷歷在目。冰心給女兒講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也講童話《三隻小熊》。《三隻小熊》裡一隻熊好吃懶做，一隻特別自私，只有最小的熊又勤勞又大方。冰心問吳青：「願意做哪只熊啊？」吳青回答：「最小的熊。」每到這種時候，母親總會抱著她親吻。在吳青的印象裡，母親的親吻和擁抱是很多的，給了吳青無限美好的童年回憶。
吳青今年已經八十三歲，父母和老伴相繼去世後，她依然住在冰心生前居住的三居室。儘管書籍大多已經捐贈，不算大的屋子裡仍全是書。她胯不太好，出門要拄拐杖，但每天堅持下樓鍛鍊，因為「有太多重要的事要做」。吳青獨居，但她堅持不請家政阿姨，每一天都會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這些習慣和母親在世的時候一樣。
疫情暴發之前，吳青還要去遠在昌平的農家女學校上課，疫情中則堅持上網課。如此這般，吳青已經為農家女學校講了二十二年課，聽眾兩萬多人。上課的時候，吳青總是將母親送給自己的憲法隨身攜帶，告訴農家女姐妹們法律可以賦予人的尊嚴與權利。她總說，「女性要永遠記住你先是人，才是女人。」
吳青和農家女學校的緣分要追溯到三十年前，1990年夏天，吳青作為加拿大國際發展署聘請的社會性別專家，前往甘肅會寧考察。中國基層農村的貧困令她震驚：孩子沒有夏天的衣服，還穿著補丁加補丁的棉衣棉褲。這件事給吳青的觸動很大，她意識到要改變中國，就要改變中國農村，而其中的核心就是農村女性，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決定著一個家庭未來的可能性。
1993年，原《中國婦女報》編輯謝麗華創辦了《農家女百事通》雜誌，邀請吳青做顧問。三年後，她們一起創立了「打工妹之家」，維護女性農村進城務工者的權益。1995年，吳青和謝麗華作為代表共同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大會期間，謝麗華有了辦一所讓農家女學會自立的學校的想法，吳青也十分贊同。回家後，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母親，冰心當即把才出版的全集第一筆稿費九萬多元捐獻了出來。這筆錢成了農家女學校的第一筆啟動資金。如今，她的名言「有了愛就有了一切」依然樹立在農家女學校顯著的地方。
晚年的冰心身體並不算好，1980年得了腦血栓，吳青陪母親住院，她感受到冰心內心的堅強。剛進醫院的時候，冰心情緒很壞，她右半身偏癱，偏癱以後就不能寫作。後來，冰心就開始練字，手握筆從半個字，一個字到五個字，十個字，後來寫手都不抖了。到了1990年代，冰心的字已經和從前寫得一樣好。這中間付出了怎麼樣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冰心在寫給小讀者的信裡寫下「生命從八十歲開始」，她也是這麼做的。王炳根回憶：八十歲後的冰心，幾乎足不出戶，在家裡也要靠助步器行走，但是她的信息很暢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斷有人來看她，和她談社會的種種現象。因為身體較弱，來看她的人又多，醫生告訴她要謝客，門口寫著「醫囑謝客」四個字。但是找上門來的，她都會打開讓對方進去，和他們聊天。
1984年，吳青遇到北京市海澱區人大進行換屆選舉，她欣然接受了提名，並在當年3月5日，首次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得知這一消息的冰心送給女兒一本1982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在履職人大代表的27年中，吳青因為經常運用憲法和法律維護公民權益為社會熟知，也引發不少流言蜚語和誤解。冰心因此提筆贈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給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愛女吳青。」
吳青做人大代表投反對票引發爭議，1989年冰心以林則徐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鼓勵愛女。（餘雅琴/圖）
1987年，冰心得知一些地方連小學老師的工資都發不出，小學老師工資拖欠嚴重。久不寫小說的她立刻寫出了《萬般皆上品——一個副教授的獨白》，小說以一位大學副教授的口氣，自述其與經商同學、身邊計程車司機等人的收入差距，感嘆教師境況窘迫、教育不受重視。這篇文章在冰心晚年寫作中，有著特殊的意義。
吳青說：「媽媽在80歲之後創作又是一個新高潮，那時候巴金『舅舅』（編者註：巴金和冰心以姐弟相稱）也在寫《懺悔錄》，他要講真話。為什麼巴金跟我媽媽成為好朋友，因為他們求真，對讀者有真愛。」張莉也認為，晚年冰心越來越犀利，越來越敢寫，因為此時的她開始懂得了什麼是解放自我、什麼是自由表達，她開始懂得了「自由表達」對於一位寫作者的寶貴。
冰心一直寫作到94歲，生命最後的幾年是在北京醫院度過的。但即使最後已經需要依靠鼻飼生活，她依然關心1997年的香港回歸，1998年的洪澇災害等大事。1990年，她就立下了遺囑：
我如果已經昏迷，千萬不要搶救，請醫生打一針安定，讓我安安靜靜死去：遺體交北京醫院解剖；不要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內，一同灑在通海的河內；存款，除了分給吳平、吳冰、吳青的，其餘都捐給現代文學館。牆上的字畫和書櫃。書架上的書，有上下款的，都捐給現代文學館；我身後如有稿費寄來，都捐給現代文學館；書籍裡面，沒有上下款的，可以捐給民進圖書館（工具書你們可以自己留下）。
遺囑立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冰心又做了修改，將存款其餘都捐給「現代文學館」，改為「希望工程」，冰心希望將最後的微薄之力獻給貧困的孩子。
吳青看到不平的事，就想站出來說話，走在路上看見有人亂丟垃圾要上前阻止。過馬路看見司機不遵守交通規則，她也要指出。疫情期間，她更是憂心忡忡，「你說我覺得過得平安嗎，我一點不平安，我看到周邊的人，就覺得人怎麼活？」
2019年，吳青到蘇黎世開會，主題發言是《我是一個動詞》。她講：「我是一個動詞，我想到的事情就去實踐，我就是要做事。另外，我是世界的公民，人必須有一個世界的意識……」
吳青說：「我覺得媽媽的思想塑造了我，媽媽也覺得我是最像她的人，其實愛就是責任。你愛這個人你就對他（她）負責，你愛這個國家，你也要負責，有問題就要批評，要發聲。」
王炳根說，現在的人可能覺得冰心過時了，但她的思想在疫情當下還不夠有當代性嗎？「有了愛就有了一切」，仔細品味這句話，能解決多少世界上的事情。
冰心已經離世21年，她留下的精神財富，依然是研究20世紀文學和歷史重要的文本。讀者通過冰心在不同時代對「愛的哲學」的書寫與演變，從五四時代的「母愛」，到人道主義之愛，最後落腳在「博愛救世」，我們可以從冰心的創作中，看到時代價值取向的轉變。
（參考資料：《冰心全集》，王炳根《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合傳》，卓如《冰心全傳》，張莉《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吳翔宇《五四兒童文學的中國想像研究》等。）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餘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