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一百五十周年。旅日學者張明傑致力於近代日本涉華學術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他通過大量歷史文獻資料的梳理試圖說明，若將明治維新置於東亞史乃至世界史範疇重新加以審視考察，則會有不同以往的新的認識。明治維新的擴張本質，曾深刻影響的中國的命運，也值得我們當下重新思考。
日本謀華：明治維新的再認識
文｜張明傑
（《讀書》2018年4期新刊）
為紀念明治維新一百周年，今年日本各地展開紀念活動。圖為在鹿兒島出水麓歷史館中，西鄉隆盛火山灰像與製作者吉野弘（來源：asahichinese-j.com）
明治維新對日本近代化推進的貢獻毋庸多言，作為近代出發點的明治維新，對近代日本國家形成的意義，不管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故大凡談明治維新之作，均不乏「近代化」這一字眼，儼然明治維新＝日本近代化。但是，明治維新不獨為日本一國近代化的問題，若將其置於東亞乃至世界史中重新加以審視考察，則有不同認識或結果。僅從中日關係史角度來看，我們就不得不正視其對中國帶來的巨大衝擊，尤其是其擴張本質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命運。
資料圖：致遠艦官兵合影（左四站立者為鄧世昌）
百年前清朝慘敗的甲午戰爭，只是一個結果。這種結局未必是偶然，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謀華的必然結果。筆者涉足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接觸到大量有關文獻資料後，這一認識越發強烈。
這次戰爭，大國何以敗北？腐敗無能的清廷自然不能推卸其責，但日本對華蓄謀之久、偵察之詳、方略之遠、策劃之精，亦不能等閒視之。從明治改元開始，到甲午開戰，短短二十幾年時間，日本便早已形成舉國體制，自上而下，以各種形式開展對華諜報活動和實地調查，收集了大量情報及資料，其對中國兵要地誌等的熟悉程度，恐不亞於中國有關方面，甚至超過了一般中國士人。在日本人眼裡，當時的中國猶如一個被推上解剖臺的裸體巨人。
甲午戰前，日本對華偵察是多方位、多層面的，涉及領域也極為廣泛，從軍事地理、社會政情、商貿經濟，到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風俗人情等，應有盡有，其中軍事方面尤為突出，說明日本早已將中國作為其假想敵國。偵探組織或實施者也是多種多樣，既有軍方、政府組織，又有各種團體、民間組織或個人。軍方尤以參謀組織為代表，自一八七三年始，即定期向中國大陸及香港派遣軍事間諜，從事各種偵探調查。同時，開展對華測繪及兵要地誌編纂等活動。團體及民間組織以東京地學協會、東西兩本願寺、東亞同文會、興亞會、玄洋社、漢口樂善堂、日清貿易研究所等最為著稱，個人方面則以早期大陸浪人為主。這些團體、組織或個人，有的互相關聯或交織，同時又與政府及軍方相配合，構成了對華偵探調查的廣域諜報網。這方面的調查活動及其文獻資料，不勝枚舉。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現覬覦中國之心。早在一八七二年八月，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務省官員彭城中平三人，即奉命秘密潛入東北地區，從事偵探活動。為掩蓋軍人身份，兩名軍官暫被委任為外務官員。三人先航渡上海，然後經芝罘，於九月二十八日抵營口。其後，改名換姓，喬裝行商，自營口至奉天府、海城、蓋平、牛莊等地，對遼東半島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兵備、政情風俗等進行偵察，直到翌年春夏期間，才先後返回日本。其中的池上四郎還準備留下來，以上海為據點繼續偵察，後因故被召回。回國後，他們即向政府提交了《滿洲視察復命書》（載《西南記傳》上卷）。此乃目前所知近代最早的對華偵探報告。報告中，其所到之地的地形、人口、官府建制、道路交通、兵備，甚至日常生活等均有記述，尤其對遼河結冰與解凍的時期、狀態等有細緻的觀察記錄，可謂出於軍事目的的偵察報告。
應該指出的是，明治之初，日本對現實中國的了解還很有限，在「徵韓論」甚囂塵上之時，日本對與朝鮮接壤的中國東北地區的山川地理等尚屬陌生。儘管一直以來兩國被視為「同文同種」，步入近代，又同為歐美列強的炮艦叩開國門，但是，在此之前的數百年，日本人的中國知識與信息，基本上停留在以儒學經典為主的傳統學問層面，多屬紙上談兵的知識體系。加之，江戶二百餘年的海禁與鎖國，人員出海長期斷絕，故清末中國的實況並不怎麼為日本人所知。這一點從江戶末期刊行的有關中國概況的書籍，如《清俗紀聞》《唐土名山圖會》《唐土名勝圖會》等，俱可得到證實。
中川忠英《清俗紀聞》（來源：auction.artron.ne）
明治新政府成立後，一方面，在外交領域試圖修改與歐美列強籤訂的不平等條約，而另一方面，又為歐美列強闖入中國並獲得諸多權益所刺激，急於在東亞及南洋地區擴張。雖然日本對沙俄帝國的南下防範不怠，但其擴張的矛頭卻直指當時尚有朝鮮等屬邦的大清帝國。明治政府深知，對外擴張的第一步，首先要解決琉球、臺灣、朝鮮等近鄰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得不與清政府交涉，但當時兩國又無正式外交關係。可以說，正是基於對外擴張的國策，日本急需與清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於是，明治新政府於一八七〇年九月，派遣年輕的外交官柳原前光等赴華，交涉建交事宜。儘管當時主事的李鴻章以「大信不約」予以婉轉回絕，但經柳原再三懇求，最終答應次年再遣使磋商。後兩國代表於一八七一年九月，在天津籤訂《日清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約定互設使領館，準許彼此商民來往貿易等。該條約於兩年後在北京換文生效。這正好遂了日本急於涉足中國的心願。日本不僅先於中國在對方首都設立公使館，而且很快在福州、香港、廈門等地開設領事館，加上原有的上海領事館，迅速果斷地構築起便於對華偵察的情報據點。歷史證明，自從這一貌似平等的「友好條約」籤訂之日起，中日關係便步入了完全由日本主導的非友好歷史時期。一八七四年入侵臺灣，一八七九年改琉球為衝繩縣，一八八四年參與朝鮮甲申事變並與中國駐軍衝突，一八九四年甲午開戰……自入侵臺灣後，幾乎每隔十年左右，日本便向中國挑起事端或發動戰爭。可見，「友好條約」揭開的豈是友好之頁？明明是令人痛心的悲慘篇章！
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口號下，明治政府推行的所謂明治維新，具體到對華關係上，則是「謀華」二字。軍事上要徵服一個國家，除依靠和強化自身軍事力量之外，還需要掌握對方國的兵備地理等情報。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一支精明強幹的諜報隊伍，同時又不可或缺儘可能翔實的兵要地誌、地圖等。回顧近代日本謀華史，日本早期所做的正是這一點。
早在一八七一年四月，日本政府就從原薩摩等舊藩以及陸海軍中，選派福島九成、兒玉利國、吉田清貫、池田道輝、田中綱常、成富清風、水野遵、小牧昌業等，以留學生名義赴北京學習。其目的是培養一批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實況的諜報或外交人才。一八七二年後，日本以琉球漁民在臺灣遭難為由，叫囂攻佔臺灣時，上述所謂留學生大多奉命奔赴臺灣及南方省區，從事偵探活動，為日軍入侵臺灣做出了貢獻。後來，福島九成、兒玉利國、池田道輝等均成為陸海軍諜報機構中的骨幹，成富清風、水野遵等進入外務省等政府機關，活躍於對華交涉的第一線。
一八七三年初，政府又派遣陸軍少佐樺山資紀、福島禮助、黑岡勇之助等潛入臺灣以及鎮江、漢口等開港城市進行秘密偵探。赴華交涉外交事宜的柳原前光，在上海等地停留期間，就曾得到不少相關匯報。如樺山少佐與鹿島縣士黑岡「行鳳凰山見清國兵營」（柳原前光日記《輒志》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一日），兩人「今夜發船行鎮江地方」（同上三月二十四日），「池上、武市、彭城從牛莊書狀來」（同上四月三日）等。
樺山資紀（1837—1922），19世紀70年代赴華偵探活躍分子，甲午戰爭時已升任海軍軍令部部長（本文作者供圖）
遺憾的是，日本政府派遣的密探報告以及軍方從事的對華諜報活動，因屬機密，除個別以探險報告或紀行方式發表之外，公開刊行的資料極少。原始文獻大多已遭人為銷毀，致使今日無從獲知其下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在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同時，下令銷毀所有重要機密文件或資料。據說當時，僅大本營陸軍部、參謀本部、陸軍省等陸軍中樞機關所在地的東京市谷臺上一帶，自八月十四日下午至十六日晚，因焚燒機密文件或資料，一直火光沖天，濃煙滾滾（見原剛《陸海軍文書的焚毀與殘存》，《日本歷史》第五九八號）。殘餘的部分資料，包括當時的一些手繪地圖等，「二戰」後為美軍所扣押並運往美國，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相關研究可參見小林茂著《外邦圖——帝國日本的亞洲地圖》等。不過，通過《東亞先覺志士記傳》（黑龍會編）、《對支回顧錄》（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陸地測量部沿革志》（同測量部編）、《參謀本部歷史草案》（參謀本部編）之類的間接文獻，以及不少遊記、報告等資料，亦不難窺知甲午戰前軍方的涉華諜報活動。
《對支回顧錄》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有很多日本涉華調查人員的「偵探」事跡（本文作者供圖）
日本軍方有組織地開展對華諜報活動，始於一八七三年，負責機關主要是參謀組織。該組織起始於一八七一年兵部省內設置的陸軍參謀局，其羽翼下的「間諜隊」主要負責測量調查、地圖繪製等，這也是後來在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從事秘密測繪的陸地測量部之前身。
一八七二年後，兵部省分為陸軍省和海軍省，陸軍參謀組織改為第六局，局長為鳥尾小彌太少佐。他將探察和研究中國軍事作為要務，並於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為首的八名將校或下士，以留學名義進入北京。這是軍方正式派往中國的首批諜報將校，俗稱「清國派遣將校」。這些人以學習語言為幌子，實際從事實地偵察、情報收集等活動。從通過鳥尾局長下達的「甲、乙、丙號」訓令中亦可知，他們分別被賦予不同的偵察任務，其中甲號以政體民情、財稅商法、語言風俗等為主，乙號以陸海軍備等為主，丙號以兵要地理等為主，所定偵察內容極為詳細周到。多次赴華從事外交活動的柳原前光的日記中，就有不少相關記錄。
一八七四年，又派遣了以大原裡賢大尉為首的第二批將校，共七人。或許應當時日本攻臺灣之需，第二批派遣將校主要分駐於福州、鎮江、廣東等南部地區。伴隨著日軍攻佔臺灣，及其後中日戰端一觸即發的局勢，不少將校一年左右即返回，但也有先後滯留多年者，甚至有島弘毅、大原裡賢這樣先後駐紮十年以上的老牌間諜。這些人除收集和刺探所駐城市或地區的情報外，還冒險潛入各地偵察，如島弘毅的舊滿洲踏查（有《滿洲紀行》二卷）、長瀨兼正的甘肅地區探察、向鬱的長江流域地理調查、大原裡賢的川陝地區潛行（有《陝川經歷記》）等。當時中國大地，幾乎到處都有這類諜報人員的身影。他們所表現出的「出生入死」精神及諜報活動等，在前述《對支回顧錄》和《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均有部分涉及，《乘楂日記》（衣笠豪谷手稿）等遊記中也有大原裡賢等軍人的相關記錄。只要稍瀏覽一下這些資料，就不免有觸目驚心之感。
在陸軍參謀局組派赴華將校的同時，海軍方面也曾多次派出自己的將校深入中國大陸及臺灣，從事諜報活動，曾根俊虎即其中之代表。自一八七三年起，曾根多次潛入中國，或隨使臣收集情報，或單獨籌集軍需物資，或深入沿海甚至內陸僻壤，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成為當時極為活躍的情報能手。回國後，還向天皇進獻《清國近世亂志》（自著）和《諸炮臺圖》。若翻閱其撰寫的《清國漫遊志》（一八七四）和《北中國紀行》（一八七五），會對其在華的諜報活動深感吃驚。
曾根俊虎的《北中國紀行 清國漫遊志》中選用的當年偵探調查時手繪的特地兵營或炮臺圖（本文作者供圖）
曾根俊虎《北中國紀行 清國漫遊志》（中華書局，2007）
就在第二批將校即將派出的一八七四年二月，陸軍第六局重又恢復參謀局之稱，而且其業務和權限都有所擴大。尤其是地圖、地誌及測量等部門力量得以充實，並很快編刊了《清國渤海地方圖》《清國北京圖》《陸軍上海圖》《亞細亞東部輿地圖》等，為其後的諜報工作提供了很大幫助。其中有的地圖就是在派遣將校入手的海外地圖基礎上編輯而成的。
一八七五年初，日本駐華公使館開始常駐武官，軍方的將校派遣制度也隨之調整，即參謀組織決定武官人選，武官上任後，統領和協調在華諜報工作。首任武官為福原和勝大佐，隨行者有古川宣譽中尉、下村修介下士等。同時還有幾名派遣歸來的將校再度赴任。武官制度設立後，北京的日本公使館就成了諜報指揮中心，以福原大佐為中心，駐華將校及其僱用的密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諜報網，由此捕捉到的情報信息被源源不斷地送往日本有關方面。
為構築這一情報網，軍方動用了大量人力與物力資源。有資料顯示，一八七六年由北京至陝西、四川，再沿長江航抵上海，並用漢文撰寫了《棧雲峽雨日記》的竹添進一郎，在上海曾接到指令，加入福原和勝大佐的諜報行列。
竹添井井《棧雲峽雨日記》書影（本文作者供圖）
竹添之所以成為物色對象，恐與他溫文爾雅的儒學者氣質、能文善詩的漢學家本領不無關係，因為這樣更容易進入中國士大夫的交際圈。後來，竹添與李鴻章、俞樾等的密切交往，也說明了這一點。因屬軍事秘密，故竹添於上海的活動鮮為人知。不過，從這一事例，也可看出軍方開展對華諜報活動時，在人力資源運用方面的策略。
一八七八年末，陸軍參謀本部設立，陸軍卿山縣有朋親自出任本部長，下屬的管西局主要負責對華諜報活動，局長為曾任常駐德國使館武官的桂太郎。
山縣有朋（1838—1922），曾任參謀本部第一任部長，甲午戰爭時為陸軍大將（本文作者供圖）
在尤為重視朝鮮與中國情報的桂太郎上任後，對華諜報體製得以進一步確立和完善，赴華將校派遣及偵探活動更為組織化、規模化和具體化。尤其強化了對華兵制、軍備及地理地誌等情報的調查、收集與編制。一八七九年派遣十二名將校，分別駐屯於北京、天津、牛莊、漢口、上海、廣州、廈門等要地，為便於監督和指揮，京、滬各設一名管理將校。同時，為培養軍用翻譯或教員，又選派十四名語言留學生進入北京。自此以後，所派將校或留學生的職責及分工更為詳細，就連每年偵探旅行的次數和日數都有明確規定，還要求偵探時留意繪製地圖等。同年，管西局長桂太郎也親自赴華偵察，後與福島安正中尉等，根據派遣將校的實地報告，起草了《鄰邦兵備略》，提交山縣有朋本部長，後由其呈報給天皇。至此，日本已初步掌握了中國的兵備狀況。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則著手實施針對中國的軍備擴張。一八八二年九月，右大臣巖倉具視向閣僚提出「為對付中國，應將擴張海軍作為急務」的建議書。同年十二月，政府向陸海軍下達軍備擴張令，即翌年開始，大幅度增加陸海軍費，尤其是海軍費增額三百萬。緊接著於一八八三年末，修改徵兵令，延長兵役期，強化全民皆兵的舉國體制。
桂太郎（1848—1913），當年負責中國情報的參謀本部局長，甲午戰爭時出任第三師團團長（本文作者供圖）
自參謀本部成立後的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七年，派遣或常駐中國的將校每年都在十人以上，多時甚至達十七八名。駐留據點除上述地方之外，還有芝罘、寧波、福州、鎮江、香港等。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以實戰準備為前提的諜報盛期，也是早期對華偵探調查目標的基本完成期。北從沙俄及朝鮮沿海區域，南到福建、臺灣及廣東、香港，尤其是其間的重鎮要塞和海灣港口等，都被調查得一清二楚，甚至一旦作戰，大連灣、金州灣及威海衛等港灣，哪兒更適於作為登陸地點等戰略問題，都有專人詳盡考察。同時期的派遣將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偵探旅行，如梶山鼎介少佐的鴨綠江一代（有《鴨綠江紀行》），鈴木信少尉的遼東半島，慄棲亮少尉的遼東半島及渤海沿岸，福島安正中尉的舊滿蒙地區及山東各地（有《多倫諾爾紀行》等），倉辻靖次郎中尉的舊滿洲腹地及山東沿海，小川又次少佐及益滿邦介少尉的內陸地區，花坂円少尉的華北腹地，酒匂景信大尉的冀、魯、蘇省區，木村宣明少尉的大運河區域，小田新太郎大尉的川鄂省區，小澤豁郎少尉的福州等中法戰區，田中謙介少尉的廈門、福州及其周邊地區，島村幹雄少尉的兩廣及香港地區等，也只是諜報活動中的一部分。赴華之前，這些將校大多接受過測量或繪圖訓練，在偵探期間，攜帶羅盤儀、三角尺等簡易工具，通過目測或步測，繪製了一些旅行圖或要地簡圖。近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了許多日方繪製的中國軍事地圖，其中不少是上述派遣將校的手繪原圖。另外，據《鄰邦兵備略》可知，當時包括清軍重要軍事機關神機營沿革在內的軍事機密等，都為日軍所掌握。對日本來說，當時的中國幾乎無機密可言。
參謀本部於一八八五年改編，負責對華諜報工作的管西局改組為第二局，小川又次大佐接替桂太郎任局長。
小川又次（1848—1909），曾起草《清國徵討策案》，甲午戰爭時晉升為陸軍少將（本文作者供圖）
其後，隨著軍事戰略的南移，以及經費調整等原因，由參謀本部直接派遣的將校開始逐年遞減。但這只是人員的調整而已，軍方在華的諜報活動本身並未減弱，反而更加隱秘、更為持久了。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一八八六年初，派往中國的荒尾精中尉，利用岸田吟香經營的樂善堂，糾集一些在華浪人等，組成強有力的諜報組織，後發展為日清貿易研究所等，成為在華培養諜報人員的搖籃。因此，可以說，一八八八年以後，軍方的對華諜報活動進入一個以商業為掩護的新階段。其諜報體制更為鞏固，活動更為隱秘，調查更為完善。
日清貿易研究所畢業生照片，該研究所成了培養涉華偵探的搖籃（本文作者供圖）
另外，筆者一直認為，以《中國地誌》的編纂出版以及小川右次局長起草的《清國徵討案策》的出籠為標誌，至一八八七年末，軍方已基本完成早期對華偵探任務，並已做好對華開戰準備。如前所述，參謀本部設立後，一方面通過派遣將校實施對華偵探調查，另一方面則在收集資料和情報的基礎上，著手編纂兵要地誌等。通過多年努力，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中國地誌》總體部得以出版問世。從其凡例及序言等可知，《中國地誌》早在一八八四年初已完成初稿，後經補充或校正，才遲遲於三年後出版。原計劃出版十六卷，即一至六卷為總體部，七至十五卷為各省部，最終的第十六卷為「滿洲部」和「蒙古部」。但真正出版的只有總體部、「滿洲部」（一八八九）和「蒙古部」（一八九三）三種。其餘各卷恐被視為機密，未準公開出版。從已出版的總體部內容來看，除參考《大清一統志》等中、西文文獻資料之外，還融入了上述派遣將校們的實地探察報告等。此書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地誌，而是帶有明顯軍事色彩的兵要志書。而且，初稿完成於甲午開戰前十年。其編輯出版本身，說明軍方當時已基本掌握了中國兵要地誌等情報。
作為派遣將校之一員，小川又次曾在一八八〇年赴華從事過偵探活動，升任局長後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再度到中國探察，回國後，根據自身觀察及所獲情報，再綜合其他實地報告等，起草了《清國徵討案策》（一八八七）。該方案由「趣旨書」和「攻擊策案」兩部分組成，前者力陳侵佔中國之必要，後者的「攻擊策案」分為「彼我形勢」「作戰計劃」和「善後處置」三篇。其中的「彼我形勢」又分九個項目，以詳細數字說明中國軍備、戰力等實況。尤其對清朝陸海軍力、設施等弱點，幾乎了如指掌。若對照七年後的甲午戰爭史實，其情報與分析之精確，實令人吃驚。分為十一項的「作戰計劃」更為詳盡，從登陸地點、師團配備、進軍路線，到物資輸送、主攻、掩護及後援等，應有盡有，並附有作戰計劃圖。其總體計劃為，將八個師團投入中國本土，主力六個師團由山海關至灤河間登陸，直搗北京，其他兩師團由上海經武昌攻佔宜昌。最後的「善後處置」是侵略中國後的對華處置方案或設想。
作為軍方的參謀本部，當時有這樣的構想和計劃，說明軍方已完全掌握了中國軍事情報，並已做好侵略準備。至於直到甲午戰爭之前，沒有對華開戰，或許只是沒有找到合適的藉口或機會。
明治前期，在「中日提攜」等口號以及各種目的的興亞思潮泛濫的背後，軍方及政府對華採取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行動，即有組織、有計劃的軍事偵探和戰爭準備，雖然這只是明治維新的一個側面，但它關乎其後的中日關係走向，關乎中國的命運。
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回顧近代早期日本軍事謀華史，對於正確理解明治維新正負兩方面的遺產，尤其是重新認識明治維新之於中國，不無啟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