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知識界流行著許多「王陽明心學與日本維新」的美談。比如，有說法稱「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還有說法稱東鄉平八郎隨身帶有一塊印章，上刻「平生俯首拜陽明」。
這些說法是真的嗎？陽明學真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嗎？
一、「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神話的由來
日本最早的王陽明研究者，是17世紀的中江藤樹，當時，幕府推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在日本的影響有限。到了19世紀，因閉關鎖國被打破，一些日本人思考落後原因，漸漸排斥程朱理學，注重行動的王陽明學說，開始成為一種支持變革的思想資源。①
明治維新中的重要人物，如吉田松陰、西鄉隆盛及高杉晉作等，都曾閱讀王陽明著作。受此風氣影響，出生較晚的東鄉平八郎，也讀過一些王陽明著作，這是不足為奇的事情。但若據此說東鄉平八郎等人對「陽明學」有深入研究，乃至存在崇拜情結，那是有違歷史事實的。
圖：留學英國時期的東鄉平八郎
作為學術名詞的「陽明學」三個字，要遲至19世紀末才在日本正式出現，使用該詞的代表人物，是德富蘇峰、三宅雪嶺等幾個媒體人。這些人為何倡導陽明學？日本著名學者荻生茂博有很準確的論斷：
「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歐化政策而由德富蘇峰、三宅雪嶺、陸羯南等人倡導的作為『國民道德』的陽明學，和那個前近代陽明學完全兩碼事，是所謂舊瓶裝新酒的近代思想。」②
意即，明治時代興起的陽明學，並非王陽明的學說本身，而是這些不滿現實的日本「近代民族主義者」，將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影在王陽明身上製造出來的一種幻像，是一種「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
1883年，三宅雪嶺出版《王陽明》一書，通過列舉西鄉隆盛、高杉晉作等曾學習王陽明學說的例子，首次試圖在陽明學與明治維新之間建立聯繫。他說：
「在幕府藩制衰頹的同時，學術也隨之拘束弛廢。 維新時挺身而出的人，大多都修陽明良知學。 」③
圖：三宅雪嶺
1910年，井上哲次郎在《陽明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也持相似的說法：
「通過學習陽明學而具有素養的人有這樣的風尚，即必欲付諸行動，必努力在社會上作一番事業……大鹽平八郎謀反，西鄉隆盛也謀反……大抵以陽明學為基礎要做一番事業時，或殺身成仁或必付諸實踐，陽明學者都死得不尋常。」
此類論述，促成了「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這種說法。但該論述存在一個明顯的邏輯漏洞——某些人涉獵過王陽明+某些人參與了明治維新≠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理由很簡單，除了共同涉獵過王陽明，這些人還共同涉獵過許多其他的東西。
這種邏輯上的漏洞，註定「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這種說法無法成為知識界的共識，只能在有意「舊瓶裝新酒」的知識分子中流行。任教於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學的學者鄧紅，試圖追溯「陽明學乃明治維新原動力」這種說法的源頭，結果發現：
「除了本文提到過的三宅雪嶺、德富蘇峰、高瀨武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間接性論證之外，只有 1915 年桑原天泉的 《明治維新と陽明學》和1965 年安岡正篤的《明治維新と陽明學》 之類的社會啟蒙通俗讀物論述過。包括日本史、東洋史乃至中國哲學史在內的日本學術界從來沒有人正式論述過這個問題，日本的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上也沒有類似說法。」④
復旦大學教授、日本關西大學客座教授吳震，則直接將「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一說視為並非事實的神話：
「所謂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這類『神話』的製造者，或可追溯至三宅雪嶺的《王陽明》，明治二十年代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隨著陽明學運動的興起，陽明學與明治維新被直接劃上等號的說法開始大行其道。然而，這種觀點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觀點，毋寧是一種帶有『近代性』的『政治言說』。」⑤
圖：王陽明像
二、中國近代陽明學熱潮的真相
三宅雪嶺等人倡導陽明學、將之與明治維新相聯繫時，正是中國人留學日本的高峰期。人們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三宅雪嶺等人的觀點，遂被中國的革新人士接受，並廣為傳播。⑥
比如，梁啓超在1902年撰文說，心學是「宗教之最上乘」者，在中國消沉二百餘年，其「支流」卻傳播到了日本，「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成就了明治維新。（《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1905年，孫中山東京給留學生演講，也將陽明學視作成就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原動力，其原話是：
「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
受這股風潮的影響，蔣介石也在留日期間開始接觸陽明學，並畢生對之推崇有加。直到1950年，他還在演講中將日本的成就——從極弱不堪到與列強並駕齊驅——歸功於陽明學。他的原話是：
「為什麼日本能夠發展這樣快呢？這就是因為日本一般國民不但信奉他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並且能夠實踐我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
除了梁、孫、蔣，諸多中國近代政治人物，如章太炎、陳天華、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都曾受「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說的影響，研讀過王陽明的學說。比如，1906年，宋教仁購買了《王陽明集》《王陽明全書》《王陽明學提要》等書，還訂購了《王學雜誌》，且在日記中說，要對王陽明的學問「服膺之不暇」。
這種「服膺」，本質上仍是一種「人們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事情」——日本曾經積貧積弱，中國正處於積貧積弱；日本既然能以陽明學為思想資源振興起來，產生陽明學的中國必然也可以做到。
這種「服膺」，本質上也是一種「人們倡導他們需要倡導的東西」——王陽明認為，在親身實踐之前，不會存在一種完美的「知」來給「行」做指導，還主張「人人皆可為聖人」，不承認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絕對正確的理論存在。這對身處轉型期、看不清未來方向（或對自己選擇的方向缺乏自信心）的民國知識分子而言，在精神上顯然有著很現實的肯定、激勵的效果。章太炎對陽明學的理解——「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正是這種心態下的產物，所謂「自尊」，就是「人人皆可為聖人」，不必妄自菲薄，要相信自己也能通過實踐得出真知，所謂「無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沒有「絕對正確的聖人和萬無一失的理論」的指導而慌張無措，先要去做，然後才會獲得真知。
圖：章太炎
因其本質在此，當現實環境發生變化，這些政治人物對陽明學的認知，也會發生微妙的轉變。
以孫中山為例。如前所述，1905年的孫，曾將陽明學視為日本明治維新的大功臣；但到了1919年，在《孫文學說》一書中，孫卻公開否定了陽明學在明治維新中的作用，將二者視為風牛馬不相及的兩件事情：
「日本之維新，……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何以如此？原因其實很簡單，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後，孫尚未形成自己獨立的政治理論，也尚未成為革新的理論權威，還在行動中摸索道路。這個時候，他最需要的，是同行者對自己的摸索的認可，所以他肯定陽明學，肯定在實踐中求知的「知行合一」。到了1919年，孫的三民主義已成體系，孫也已成為革命的理論權威。這個時候，他最需要的，是讓革命黨人信奉自己的理論，服從自己的指導，所以孫開始批評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不符合「實踐之科學」，轉而倡導「行易知難」、「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對此一變化的緣故，胡適洞若觀火：
「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卻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劃。」⑦
三、「平生俯首拜陽明」的諸多版本
最後再說一下東鄉平八郎「平生俯首拜陽明」這個故事。
東鄉平八郎是日本海軍名將，曾在對馬海戰中擊敗俄國海軍，確立了日本在東亞的霸主地位。不同的傳言中，他腰牌上的七個字是不同的，有說是「一生低首拜陽明」，也有說是「一生伏首拜陽明」或「一生俯首拜陽明」。
筆者目前所找到的這七個字的最早出處，是蕭鴻鈞1905年編纂的《日本政俗簡要》。蕭鴻鈞是同盟會員，編書意在「使鄉僻老幼識世界之進步，悟己國之可危」。他在書中說：
「日俄之戰，以小島勝雄國，其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即得力於陽明之學者……印章云：一生低首拜陽明，可知其志矣。」
圖：蕭鴻鈞，《日本政俗簡要》，1905年初版
蕭鴻鈞在東京編纂此書。由此可知在日俄戰爭後不久，已有東鄉平八郎與陽明學的故事在流傳。
這七個字還見於溫州詩人黃光1912年的一首詩作：「島民學派師中夏，小印高華具古情。不信請君看紅篆，一生低首拜陽明。」在詩的下面，黃光做注寫道：
「日本學派近趨陽明。伊藤博文印章刻末句四字，以示崇拜。」⑧
黃光曾遊歷日本，參加過同盟會的活動。他所聽說的「一生低首拜陽明」故事，版本與蕭鴻鈞有所不同，主人公不是東鄉平八郎，而是伊藤博文。
1918年，中國翻譯出版了一本由日本哲學家桑木嚴翼所著的《記憶力增進法：名家實驗》。書中寫道：
「今人皆知陽明之學振興日本，故日本軍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語。」⑨
圖：日本人桑木嚴翼等著《記憶力增進法：名家實驗》， 樂天修養館，1918年
該書僅籠統說日本軍人流傳「一生低首拜陽明」之言，既沒說具體是誰，也沒說刻在印章或腰牌上。
1923年，貴州修文縣重修王陽明祠，由陳矩寫了一篇碑記，其中提到：
「蓋王學傳於東海日出之鄉，莫不精究良知之理，知行合一之用。其後一戰勝俄。西鄉大將等多有佩一生低首拜陽明印章者，乃感文成之教能保其國，厥功偉矣！」⑨
晚清時，陳矩曾隨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他的這篇碑記中，「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個字有了具體的主人，但不是東鄉平八郎，而是「西鄉大將等」。西鄉所指當是西鄉隆盛，這裡用「西鄉大將等」，當是指明治維新的諸多參與者。
結合蕭鴻鈞、黃光兩人的記述，在20世紀初，日本（至少是留日中國知識分子圈）應確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字流傳，但這七個字的主人公究竟是誰，卻難以確定。一種較為合理的可能是：此說出自三宅雪嶺等陽明學倡導者，他們將「一生低首拜陽明」的話安在維新元老身上，後來以訛傳訛，有了伊藤博文、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等不同版本。
到了1920年代，東鄉平八郎「一生低首拜陽明」的故事，已在中文知識界流傳頗廣。1927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內中記載，這戶聶家人在家庭討論會上，提到了東鄉平八郎對陽明學的尊崇：
「東鄉海軍大將者，中日、日俄兩役之赫赫立功者也。嘗鑄一章曰：一生低首拜陽明，可想見其儒家之風度。」⑩
圖：《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中的記載
再往後，此說在中文知識界越傳越廣。1942年，劉文典在《雲南日報》發表《中國的宗教》一文，較之以往乾癟的「一生低首拜陽明」的七個字，文章多出了許多不知從何而來的生動細節：
「明治維新的元勳幾乎全是王陽明的信徒。日俄海戰的名將東鄉平八郎有一塊圖章，鐫著『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個字。他常常說，他在英國留學三年，所學得的海軍戰術固然也有益處，但是兩軍大戰，萬炮齊發，好比天崩地塌，這時候他所以能不動心，從容指揮艦隊的真本領，全是從陽明學上得來的，這不是任何國的海軍學校裡所能學到的了。」
至此，東鄉平八郎終於戰勝了西鄉隆盛與伊藤博文，成為中文知識界「一生低首拜陽明」故事的唯一主人公。而以日語檢索，或翻查日文著作，是很難找到這七個字的。
綜而言之，「陽明學是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說，是中日兩國的部分知識分子，在近代共同建構的結果，它代表了一種現實需要，但並不符合史實——只有現代思想，才能催生出現代國家。
注釋
①餘懷彥：《良知之道：王陽明的五百年》，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6年，第177頁。
②吳震：《關於「東亞陽明學」的若干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③鄧紅：《何謂「日本陽明學」》，《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④同上。
⑤吳震：《關於「東亞陽明學」的若干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⑥（日）溝口雄三：《兩種陽明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62、263頁。
⑦參見：（日）狹間直樹《關於梁啓超稱頌「王學」問題》，《歷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吉奎《孫中山論明治維新》，《孫中山研究叢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3—237頁；黃克武《蔣介石與陽明學》，《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82—398頁；隋風，《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⑧黃光：《黃光集》，馬允倫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⑨《修文縣誌》，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863頁。
⑩聶其傑：《聶氏家庭集益會記錄》，中華書局1927年，第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