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25°～27°，東經116°～118°，一個叫做三明的城市正在生長。
從一個廣袤的空間注視，這裡算不上奪目，甚至有些沉默。也難免有人疑惑，聚光燈為什麼給了它？
但如果目光降落，深入其內在肌理，一個豐富又鮮明的形象呼之欲出。
它是古老又年輕的：建市至今只有60年，境內10個縣市中有6個建縣時間超過千年。從炸藥包下「搶救」出來的萬壽巖遺址，更是把古人類在福建活動的歷史提前到距今約18.5萬年前。
它也是充滿色彩的：作為中央蘇區的核心區、紅軍長徵出發地，紅色是它的基因。閩江正源所在地，78%森林覆蓋率，又使之成為中國最綠省份的最綠城市。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從1996年到2002年先後11次深入三明調研，16次作出重要指示。「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畫好山水畫」「闖出一條路子」……每一次囑咐，都為今天的三明埋下充滿深意的註腳。
發現三明，就是發現中國實踐的樣本。
觸摸三明，就像觸摸時代跳動的脈搏。
為什麼是三明？
與之走近，疑惑也不再成問題。
三明市區。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攝起點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風展紅旗如畫。
認識三明的底色，要從《如夢令·元旦》開始。
這是毛澤東同志1930年1月率紅四軍第二縱隊在行軍過程中所著的一首詞，開頭的「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全部位於三明境內。
在中國地理版圖上，它們是3個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在一個民族歷史進程中，它們又有一番沸騰氣象。
上世紀三十年代，三明曾是「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其中寧化為紅軍長徵四個出發地之一。
美國作家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從福建最遠的地方開始，一直到遙遠的陝西北部道路的盡頭為止，其間迂迴曲折、進進退退，因此有好些長徵戰士肯定走過的路程有那麼長，甚至比這更長。」
這裡「福建最遠的地方」，多被認為是寧化。
12月1日，三明市寧化縣革命紀念園。澎湃新聞記者 孫湛 攝1934年10月，18歲的紅軍戰士曾繁益從寧化懷土鎮「鳳凰山」出發，還不知此次一別將是漫長半個世紀。37歲的張元鑑和33歲的俞文捷也分別與家中妻兒告別，張元鑑的小女兒才出生不久，出發前，家人特意殺了一隻雞為他餞行。
一次無與倫比的偉大遠徵就此開啟。
據不完全統計，三明全市共有3.72萬人參加紅軍，其中1.12萬人參加長徵，最後到達陝北的僅76人。
作為「擴紅模範區」「中央蘇區烏克蘭」，當時寧化全縣人口13萬，其中青壯年2.16 萬人，參加紅軍的有1.37萬人。
他們中間，約6700名寧化籍戰士踏上漫漫長徵路，最終到達陝北的只有58人。
張元鑑和俞文捷都沒有到達陝北。他們的名字，被銘刻在距離寧化700多公裡外的廣西興安湘江烈士紀念碑園。
位於廣西興安的湘江戰役烈士英名錄。三明日報 圖湘江戰役，是紅軍長徵途中最為壯烈的一戰。
經此一役，紅軍突破了國民黨第四道封鎖線，但也付出慘重代價——由長徵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戰士們的鮮血染紅江水，自此有了「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說法。
湘江戰役，也是閩西人心中永遠的痛。
當年的寧化籍紅軍，多被編入紅三軍團第4師和紅五軍團第34師，分別承擔長徵中最艱巨的前衛和後衛任務。為保障主力部隊強渡湘江，數千名寧化子弟犧牲。
「在湘江烈士紀念碑園，有名字的寧化籍烈士只有278位。」寧化縣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龔翠英向澎湃新聞介紹，長徵途中戰事頻繁，檔案資料留存極為困難，再加上很多人參軍時年紀尚小，沒有留下後代，影響了後期的烈士申報，「可以說，長徵途中犧牲的，絕大多數都是無名烈士。」
勿忘
18歲的紅軍戰士曾繁益，是紅五軍團第34師為數不多的倖存者。
湘江戰役中，他所在的紅34師100團在掩護師部主力突圍的戰鬥中遭到襲擊。團長韓偉帶著戰士們邊打邊撤，把敵人引到了廣西灌陽和興安交界的轎頂山。
「敵人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裝備，來勢洶洶，妄圖一舉消滅我軍，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在猛烈炮火和飛機轟炸的配合下，輪番向我進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彈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們。」
多年以後，已是開國將軍的韓偉在晚年撰寫《紅三十四師浴血奮戰湘江之側》，記錄了戰爭之激烈和殘酷。
絕命後衛，向死而生。
最危急關頭，韓偉帶領曾繁益等僅剩的幾名戰士從轎頂山縱身一躍，誓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後一滴血。
萬幸的是，韓偉跳崖後掛在樹叢上，被附近百姓所救。死裡逃生的他，歷盡艱辛才到達延安，繼續投身革命事業。
曾繁益也被樹枝掛住，倖免於難。但因被竹籤扎傷腳底板，他再也沒能追上大部隊，在廣西灌陽一個小山村默默扎了根。
曾繁益。寧化縣政府官網 圖整整五十年後，當寧化縣治平畲族鄉社福村村民再見到曾繁益，他已是一個68歲的老人。那是1984年，曾繁益的侄孫曾令傳才11歲。他記得叔公回來時，家裡親戚都抹了眼淚，喊著他的乳名「長子」。
「長子」在社福村住了半個月，祭拜父母、走親訪友，也講了不少長徵途中的經歷。臨走那天，他們徒步5裡地去鎮上坐車，老人一路戀戀不捨，說要帶廣西的親人再回寧化。
寧化縣革命紀念館。寧化縣融媒體中心 圖萬水千山，不忘來時路，這是習近平始終無法割捨的「老區情懷」。最新出版的《習近平扶貧故事》中，就有這麼一段與寧化有關的老區記憶。2002年6月23日，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走進寧化縣革命紀念館，緬懷革命英烈，追尋紅色記憶。
當時的寧化縣革命紀念館也是寧化縣博物館，展廳400多平方米，內有革命一級文物1件、二級文物10多件，還有2000多件文物無場地收藏。
「習省長，能不能支持一下我們？」時任寧化縣文化體育局局長鍾寧平大著膽子詢問。
習近平立即爽快答應，當場同意讓有關部門撥付15萬元。
「我是第一次拿到這麼多的錢。」18年過去，已退休的寧化縣革命紀念館老館長張標發說起此事仍記憶猶新。15萬幾乎是他早年經手最大的一筆經費，當年省長「馬上就辦、真抓實幹」的務實作風，給張標發留下深刻印象。
光陰荏苒，投身革命的閩西戰士是許多人的牽掛。
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出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習近平，專門把10位老紅軍、軍烈屬和「五老」代表請到一起座談。
那次，他提起一段長徵往事：「長徵出發時，閩西子弟積極踴躍參加紅軍，紅軍隊伍中有兩萬多閩西兒女。擔任中央紅軍總後衛的紅34師，6000多人主要是閩西子弟，湘江一戰幾乎全師犧牲。」
開國中將韓偉。新華社 圖「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放到閩西去。」這是韓偉去世前，兩次叮囑家人的話。1992年，這位戎馬一生的開國中將，成為閩西革命公墓唯一一位非福建籍將軍。曾繁益再也沒能回到寧化。1988年，返鄉探親四年後，他在廣西灌陽去世，享年72歲。
21年後，侄孫曾令傳第一次前往廣西灌陽，為叔公祭掃、與其後代相見。湘江邊，他想起在遙遠的寧化也有一支碧綠的江水，那是閩江上遊的翠江段。曾令傳暗暗許下心願，希望有一天能把叔公的骨灰帶回，長眠故土。
再出發
翠江水蜿蜒向東，經清流、永安等地，改稱沙溪，進入三明市區境內。
這座城市的名字由「三元」和「明溪」兩縣合併而來，「小小三元縣，三家豆腐店，城裡磨豆腐，城外聽得見」，說的就是三明的前身。
先有工業，再有城市。1958年對三明現代化進程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這年4月，三明被闢為重工業基地並成立重工業建設委員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十萬建設大軍聚集在當時還叫做「三明縣」的地方，開啟打造一座全新的工業城市。
陳新雲（化名）1958年夏天從老家福建長樂來到這座閩西小城。22歲的她還梳著兩根辮子，通過招工進入三明鋼鐵廠（簡稱三鋼）。工廠所在地是一大片荒蕪山地，一人多高的茅草蓋滿了整個山頭和小高爐。
陳新雲（化名）（前排右一）1969年與同事留影。受訪者提供「條件很苦，人心卻很齊，連挑土方都在喊著號子比賽。」走過一甲子，當年熱火朝天的場景陳新雲歷歷在目。據她回憶，剛開始工地上沒有水、沒有電，甚至連住所都沒有，大家就借住在周圍村民家，後來有人組織上山砍毛竹割茅草搭蓋草棚，很長一段時間，她就住在毛竹搭的棚子裡。
沙溪河兩岸漸漸熱鬧起來。鋼鐵廠、化工廠、焦化廠、重機廠……工業企業群的形成，帶來了醫療、教育、商業、交通等配套。
連接兩岸的浮橋曾是許多老三明人的記憶，它由幾十艘木船搭設而成，每逢汛期通行十分不便。1959年4月，列西的三鋼與列東的麒麟山之間，三明第一座鋼筋混凝土大橋列東大橋建成通車。
三明列西浮橋。三明市檔案局 圖如果沒有來到三明，很難想像一座閩西小城，在布局上有著「東方布達佩斯」之稱。三明重工業基地建設委員會主任，也是後來的三明第一任市委書記張維茲曾撰文介紹，三明的地形類似於沿多瑙河築成的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因此有意將三明建成美麗的布達佩斯似的帶形城市。
按照當時規劃，以沙溪河為中心，西岸是重工業區，以鋼鐵廠、化工廠為主，東岸為行政、生活區，兩端的城關、復興堡和列東是輕工業區，沿河修建幾座大橋，江濱闢為公園。
三明城區衛星圖。三明市文化和旅遊局 圖經過一代又一代努力，三明基本形成了之前的規劃設想。三鋼也歷經「大浪淘沙」，成為三明城市發展的一面「旗幟」。1998年，三鋼年產量從建廠之初的20萬噸增長至100萬噸，5年後，數字再次翻倍。
陳新雲一直在三鋼工作至退休，她的女兒通過招考進入三鋼煉鋼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樣的「鋼二代」「鋼三代」有很多，他們用實際行動詮釋著三鋼廠門前的八個大字——工人偉大、勞動光榮。
但與此同時，重工業汙染也為三明帶來了不能承受之重。
「一年吃進一塊磚。」1995年，三明市區的降塵汙染與鞍山、包頭並列全國第一。
不少人記得，曾幾何時，三鋼廠區的辦公樓，一天不擦桌子就蒙上厚厚灰塵，穿著白襯衫在廠區走一圈很快變了顏色。「人氣最旺」的地方之一是職工澡堂，每到交接班時段人滿為患，下班後必須先洗個澡，否則很可能被老婆擋在家門外。
可持續
2000年是三鋼發展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頁。
千禧年第一天，時任福建省代省長習近平對當時懸而未決的萬壽巖保護作出批示，明確提出整體保護的4點意見，並強調：「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文物資源，不僅屬於我們，也屬於後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後代的利益。」
萬壽巖位於三明市三元區巖前鎮巖前村。上世紀90年代，在其考古價值被發掘以前，這座石灰巖山體是被三鋼買斷開採權的優質礦產資源，僅前期投資就高達7000萬元。
持續的開採，讓萬壽巖日漸損毀，這可急壞了附近的巖前村村民。
「半山腰的靈峰洞，洞口被削去了2/3。」巖前村黨支部原書記王源河記得，過去每逢爆破聲響起，村裡就像出現一次小地震，窗戶隨之振動，大小碎石飛濺到田裡，莊稼都不能好好種。
懷著保護家園的心情，也為求一份日常安寧，巖前村村民四處奔走、多方呼籲，終於讓地方政府注意到此事。
萬壽巖遺址。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攝萬壽巖到底有沒有保護價值？萬壽巖遺址博物館副館長朱凱介紹，1999年，經過三明市政府協調，由三鋼出資8萬元，請文物部門一個月內對萬壽巖進行考古發掘。
「考古隊分別在靈峰洞和船帆洞，發現哺乳動物化石、石製品和石鋪地面等重要的史前遺存。」朱凱回憶，為慎重起見，當年發掘出土的石器標本被送到北京。已過鮐背之年的文物界泰鬥賈蘭坡一件件鑑定，鄭重寫下「這個遺址很重要，必須保護！」
在朱凱看來，那時萬壽巖的重要性已經非常明確了，但三鋼是省直屬大型鋼鐵廠，「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各類矛盾錯綜複雜的情況下，萬壽巖遺址的整體保護談何容易？」
於是有了新年伊始決定命運般的「一錘定音」，三鋼停止爆破開採。
2000年1月25日，習近平再次對萬壽巖保護作出重要批示，一個從「炸藥包」下搶救出來的史前遺址得以留存，從而有了後來的「北有周口店，南有萬壽巖」佳話。
如果說保護萬壽巖是對人類文明的珍視，明確綠色發展則是對當下和未來的抉擇。
2000年1月和8月，習近平先後兩次深入三鋼考察指導工作。他對三鋼創新、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等工作提出具體要求，作出「三鋼在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建設等方面要走在全省前頭」等重要指示。
治汙，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三鋼安環部部長郭光章至今記得，2011年，時任董事長陳軍偉把他叫到辦公室，指向窗外三明市區的方向，要求廠區空氣指標達到和市區一樣的程度。
在那之前，三鋼已在廠區各個角落安裝了攝像頭，一旦拍攝到無組織排汙，就直接問責分廠負責人。第一年考核，煙囪冒一次煙就要扣掉廠長2000塊錢。
「那個情況下壓力自然是非常大。」郭光章解釋，當時鋼鐵業正處於寒冬期，企業效益不好，環保治理技術也未達到現在的水平，但鋼廠要與城市和諧共處，就必須提高自身要求，這是國企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12月初的三鋼集團。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攝據新華社報導，2000年以來，僅三鋼本部就投入近30億元，新建環保設施或完成環保升級改造項目350餘項。2015年，鋼鐵行業遭遇「極寒」，三鋼在嚴重虧損下，仍投入近5000萬元用於改進工藝，減少汙染物排放。「三鋼就是我們的家園，如果家園破壞了，再怎麼發展，都是犧牲生存的代價去換取眼前利益，是短視行為。」 談起轉型「陣痛」，三鋼集團總經理何天仁向澎湃新聞直言「別無選擇」——當生產與環保發生矛盾，生產必須為環保讓步。
2018年12月，三鋼成功獲批國家AAA級景區。監測數據反映的三鋼片區環境空氣品質也逐步接近市區水平。
三明市生態環境局總工鄧朝祥告訴澎湃新聞，今年前11個月，三鋼PM10、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37ug/m、24ug/m，三明市區PM10、PM2.5濃度均值分別為38ug/m、22ug/m。
三鋼安環部副部長任成忠還提供了一組數據：2012年三鋼鋼產量694.77萬噸，廠區每月降塵量26.33噸/平方公裡，2019年鋼產量超1200萬噸，今年前11個月，廠區每月降塵量下降至8.39噸/平方公裡。
山水畫
47歲的孫桂英怎麼也想不到，自個兒家有一天也能成為景區。
2019年12月，將樂常青旅遊區進入國家AAA級旅遊景區名單。該景區位於三明市將樂縣高唐鎮常口村，清澈的金溪河宛若一條碧綠色緞帶，對岸就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松林。
孫桂英1995年從寧化縣娘家嫁到將樂縣常口村。那時常口還是個「三無村」——沒有一條水泥路、沒有一幢新房子、沒有一盞會亮的路燈。
結婚頭幾年，她和丈夫主要靠種芋子、稻子、菸葉等謀生，農閒時去城裡打工，年收入幾千塊錢。
1997年4月11日上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同志來到常口村調研。和鄉親們站在村口，望著眼前的山水，他殷殷叮囑：「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山區要畫好山水畫，做好山水田文章」。
那次調研，習近平走進了常口村村民邱彩立家。
他問起邱彩立家裡幾口人、收入如何等基本情況，還叮囑說要勤勞致富、重視教育、團結鄰裡，這些後來都寫進了常口的村規民約。
邱彩立拿出當地特有的擂茶招待——22年後，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福建代表團審議，提及了這段與常口村村民的專屬記憶：「那是我第一次喝擂茶，裡面有米吧？還有芝麻、茶葉、橘皮……」
習近平來村裡時，孫桂英沒在現場。起初她聽村幹部轉述，還有些一頭霧水，「天天都有的山水，怎麼就成寶了？」
將樂縣常口村。澎湃新聞記者 朱偉輝 攝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不是一筆難算的帳。2003年以後，當地一家木筷廠看中金溪河對岸的山林，幾次提出收購，開價就是20萬。這對當年村集體收入只有幾萬元的常口村來說堪稱「巨款」。
孫桂英記得，村裡一度也有不同聲音，是村幹部擋住了誘惑，「如果賣掉，就是吃了祖宗的飯，砸了子孫的碗。」
雖然讀書不多，孫桂英也明白其中道理所在：砍一棵樹容易，種一棵樹非常難，如果把林子砍了，幾十年都無法恢復到原來的模樣。
保住青山，還要守護綠水。常口村黨支部書記張林順又講起一段往事，2015年左右，金溪河裡有幾艘採砂船，濃煙大、噪聲大，金溪河也變得渾濁。
「採砂船一響，黃金萬兩。」 張林順坦承，採砂場每年能為村集體帶來數萬元收入，當他提出要拆除時，自然有人站出來反對，原本關係熟絡的採砂場老闆也跟他翻了臉。
這種情況下，張林順重提當年大家不同意木筷廠收購天然林的事，引起鄉親共鳴，反對聲逐漸減少。整治非法採砂船行動也在將樂全縣鋪開，一年內該縣取締30餘處非法採砂場。
常口村全貌。將樂縣委宣傳部微信公眾號 圖「畫好山水畫」，常口村的好日子慢慢到來。近年來，該村嚴把「入門關」，引進企業發展文旅康養、特色農業，在生態與經濟之間探索一條平衡路徑。差兩年就滿60歲的邱彩立前不久在縣城開了一家擂茶館，期盼著生意越來越好。不忙的時候，她還是喜歡回村裡住，家門口路更寬、水更清、日子也愜意許多。
孫桂英和丈夫早已實現家門口就業。她一人做著兩份工：在附近工廠食堂當大廚，利用倒班時間給村裡「研學基地」的孩子們燒飯。今年7月，她還把自家老房子折成「房票」，流轉給村裡開擂茶館，每月又增加700多塊錢收入。
「以前一年能賺兩三萬就算了不起，今年我們兩個人預計能有九、十萬呢。」孫桂英笑得合不攏嘴。
闖出去
和很多致力於實現「家門口就業」的地方相比，沙縣可能是個例外。這片擁有27萬人口的土地上，外出從事小吃業的超6萬人，佔比超全縣1/5。
沙縣小吃擁有千年歷史，真正走出「家門」，還是上世紀90年初期。
最早出去討生活的，是沙縣夏茂鎮和城郊一帶的農民，當地「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思想活躍，也有因賭博輸錢或民間「標會」垮臺，為了躲債外出謀生。
羅嬋玉的父母就是沙縣夏茂鎮最早一批外出闖蕩的小吃業主。1992年，他們的第一家小吃店開在泉州，當年秉承的還是「一元進店、兩元吃飽、五元吃好」，一天營業額百十塊錢，幾年後繼續「南下」，把店開到了廈門。
2003年，31歲的羅嬋玉在浙江溫州開出第一家沙縣小吃店，她篤定這個站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城市將成為餐飲業的「藍海」。
一開始，羅嬋玉只投資了3萬元，80多個平方，2/3用於經營，1/3用於住宿，生意好的時候，月利潤可超過1萬元。之後羅嬋玉繼續「北上」，陸續在杭州、上海、北京開出更多店面。
2013年，考慮到父母年邁，羅禪玉把主要精力轉回家鄉，致力於祖傳手藝夏茂豆腐丸的製作推廣。對像她這樣的經營者來說，做小吃賺的是辛苦錢，是靠長時間、超負荷勞動換來的。呈遞給顧客們的美食，不僅僅為填飽肚子，也是沙縣人吃苦耐勞、敢拼敢上的直接體現。
11月24日，三明市沙縣，文昌街。澎湃新聞記者 孫湛 攝今天的沙縣小吃，門店超過8.8萬家，年營業額超過500億元。不少人把它戲謔為一個「神秘組織」——規模遠超肯德基、麥當勞，遍布海外62個國家和地區，江湖傳聞「有人的地方就有沙縣小吃」。
但很少有人知道，從「地方小吃」進階到「國民美食」，沙縣小吃背後還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支撐與推動。
早在1997年，沙縣就派出政府人員赴福州考察「小吃進城」現象。當時，福州的沙縣小吃店超過1000家，考察組通過走訪調研，結論「喜憂參半」。
「喜的是，沙縣小吃確實賺錢，甚至比預想中還要好。憂的是小吃業主們在經營方面面臨衛生、證照、製作工藝等諸多困難和問題。」曾任沙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沙縣小吃同業公會會長的黃福松回憶。
也是在1997年，沙縣縣委縣政府召開專題會議，下決心將小吃作為重點產業發展。
之後，小吃辦、同業公會、小吃培訓中心……一系列富有官方色彩的機構、組織相繼成立。它們如「三駕馬車」，從政府組織、行業自律、技能培訓等方面發揮作用，沙縣小吃也就此逐漸告別草根狀態下的單打獨鬥。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曾5次視察沙縣，2次對小吃產業發展作出重要指示。
1999年3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在沙縣調研農村工作時指出，「沙縣小吃業的成功之處在於定位準確，填補了低消費的空白，薄利多銷，闖出一條路子，現在應當認真進行總結，加強研究和培訓，深入挖掘小吃業的拓展空間。」
2000年8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習近平對沙縣小吃再次「指路」，「要找準今後經濟發展的支撐點，特別是加強以沙縣小吃業為支柱的第三產業，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任接一任
一任接著一任幹。明確定位和方向，才有沙縣小吃持續20多年的探索實踐。
早在10多年前，沙縣縣委縣政府就下文明確，允許機關幹部「兩留一脫」（保留工資、職務，脫離崗位），外出從事小吃經營。他們在外承擔著一個重要任務，即協調管理所在城市的沙縣小吃業主。
與此同時，縣委縣政府提出「一鄉一城一組織」的管理思路。由鄉鎮牽頭，分別在一個或多個城市建立行業自律管理組織，即沙縣小吃同業公會駐XX地聯絡處。
聯絡處人員主要做什麼？一位叫做餘昌李的沙縣小吃同業公會駐上海聯絡處支部委員會書記令很多人動容。
據《三明日報》報導，餘昌李曾是沙縣高砂鎮小吃辦的一名普通幹部，2004年被派駐上海。15年間，他帶動上海的沙縣小吃發展到3000多家門店、119家加盟店、超6億元年營業額……
對上海1.2萬沙縣小吃從業人員來說，無論是市場維權、證照辦理、提供店面信息、開業指導，還是子女上學、醫療事故糾紛等，餘昌李統統傾心服務。
2019年5月16日，餘昌李因病在上海離世，年僅43歲。從各地趕去為他送行的小吃業主多達百人。中共沙縣縣委追授他為「優秀共產黨員」。
如今對沙縣小吃業主們來說，從資金到選址、從製作到原料、從互助到維權，都有強大的組織依靠。
「以前是讓老百姓賺錢，現在讓老百姓更輕鬆地賺錢。」沙縣縣委書記楊興忠向澎湃新聞坦言，沙縣小吃經過多年發展，已成為沙縣人民創業致富的支柱。
他認為，每一屆黨委政府都有責任有義務，讓這個產業成為「傳家寶」，並走上轉型升級的道路，實現「標準化、連鎖化、產業化、現代化、國際化」。
沙縣夜景。三明市融媒體中心提供多年前，黃福松曾提出一個問題：沙縣小吃經營多在外地，與本地GDP 總量增加關係不大，稅收也交在外地，對縣財政收入增長也不足稱道，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去推動？他自己得出的答案是，小吃產業的發展，為沙縣經營者們積累了財富，也為沙縣發展帶來頗具規模的資本積累，「這股力量根植於沙縣，大多用於沙縣，成為沙縣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在黃福松看來，沙縣小吃不僅破解了「三農」問題，更鍛造了一批又一批有膽識、有能力的創業型人才，他們在與市場風浪的搏擊中，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提高了本領，成為沙縣最寶貴的資源。
扁肉是磚，拌麵是鋼，蓋起沙縣的高樓大廈。在推進小吃產業發展過程中，楊興忠最真切的體會可用六個字概括——以人民為中心。
他細數今昔：1997年沙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5元，2019年增長至20528元；過去縣城建成區面積只有6.7平方公裡，現在超過30平方公裡。原來沙縣高樓大廈10層以上的只有3座，現在170多座以上……
「做這個小吃幹什麼？就是讓老百姓增收致富，就是體現以人民為中心。」楊興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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