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在鎮壓太平軍的血腥戰鬥中,以當時十分先進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由侵略中國的「洋人」組成的武裝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令人奇怪的是, 兩次鴉片戰爭外國侵略者給清軍以重創 ,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倉惶出逃,皇家名苑圓明園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與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籤訂不平等條約…… 清政府與這些侵略者本應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 ,但曾幾何時,侵略者槍炮的硝煙未散、不平等條約的墨跡未乾, 卻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至「借師助剿」 ,昔日之敵成為今日之友!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具體歷史情境究竟如何? 在「外患」與「內亂」間清政府是如何權衡利弊的,對內對外方針發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須從頭說起,慢慢道來。
在對外方面, 對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燾、馮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認為「夷」「無意於中國土地民人」,而馮更曾明確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復東南。但應者寥寥。而據守東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軍的嚴重打擊面前,多次請奏,提議借「夷兵」助剿,認為如不如此根本無法剿滅太平軍。對此提議, 鹹 豐皇帝 勃然大怒, 一再強調不許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 「若藉資夷力,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他當然認為最可能進犯京城、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險的敵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慘敗 於英、法侵略軍,清王朝確實岌岌可危:北方外國侵略者已將京師攻克,鹹豐帝出逃熱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國聲勢仍然浩大,遠無「肅清」、「剿滅」跡象。清政府顯已內外交困,走投無路。 它的滅亡,幾乎指日可待 ,然而沒想到它卻又「起死回生」。是 恭親王奕訢的《統籌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戰略方針發生根本性轉變, 使其 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起了關銉作用。
▲奕訢
鹹豐帝在英法聯軍攻克北京前臨逃之際,命恭親王奕欣留下負責與英法侵略軍議和,這實際是「朝廷」第一次與侵華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對侵略者有了較多的了解。經過一番「談判」,備受侵略者侮辱的奕欣終與侵略者「議和」成功,籤訂了《北京條約》。
與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訢對新的侵略者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轉變。 此前,他以為這些「狄夷」與中國以前面臨的異族入侵完全一樣,是要將清王朝推翻而自己在中國稱帝。
現在, 他認識到清政府面對的新的侵略者與傳統異族的「入侵」完全不同 ,並非要推翻清朝的統治自己成為新的皇帝,而僅僅是要租界、要開放口岸,一句話,為通商得利! 「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如果待以優禮,似覺漸形馴順。」
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後,侵略軍 「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門,所有城內倉庫及各衙門,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禍心,勢必據為己有。乃僅以增索五十萬現銀及續增各條為請,其為甘心願和,不欲屢啟釁端,似屬可信。」
在滿足了侵略者的這些要求之後,他們竟陸續撤軍南返,清廷著實感到意外,對侵略者最終要「問鼎中原」的恐懼、擔心和疑慮漸漸打消。對外認識發生這種變化的,不僅僅是奕欣一人,某些官員和士大夫也開始作如是觀。如署理戶部尚書沈兆霖此時也認為侵略者的武器遠用於中國, 「以萬餘眾入城,而仍換而去,全城無恙。則該夷之專於牟利,並無他圖,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慮」。
名士李慈銘也認為 :「竊謂夷以數萬裡外浮海孤懸之軍,長驅入都,據堅城以自便」,中國軍隊已潰不成軍,京津間廣大地區都被他們控制。 如要侵佔土地早就佔了,但他們竟「往返請期,惟和是議」,其目的顯然不是佔地 。與前相比,這種對外認識的「新變化」在中央和地方顯然已頗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權的恭親王奕欣,成為這種觀點的總代表。
清中央政府對侵略者認識的變化,直接導致其對外政策的巨大變化。 正是在這種「新認識」的基礎上,奕欣於1861年初與其他幾名重臣會銜上了《統計全局折》正式系統地闡述了這種新認識。此折在回顧了清代「夷禍」之患及《北京條約》籤訂過程後說: 「自換約之後,該夷退回天津,紛紛南駛,而所請尚以條約為據。」
並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 「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似與前代之事稍異。」 從此認識出發,他們自然要把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與西方列強對清政府的危害兩相比較,得出了如下結論: 「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 以這種分析為基礎, 自然得出「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邏輯 ,重新制定了明確的戰略目標。
更為陰狠的是,他們以歷史上的「三國」為模式,分析了當下的農民起義、列強侵略和清政府彼此關係後,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 ,主張聯合列強鎮壓農民起義。他們提出:「今該夷雖非吳蜀與國之比,而為仇敵則事勢相同。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憤恨。臣等粗知義理,豈忘國家之大計。惟捻熾於北,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貽子孫之憂。古人有言: 「以和好為權宜,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 新的對外基本方針是 「就目前之計,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
對這一將使清政府基本國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奏摺,鹹豐帝於1861年1月下旬頒發上諭,正式予以旨準施行,標誌新國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冷靜審視國內外矛盾後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對外基本國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從維護清政府統治來看,《統籌全局折》戰略分析確實透徹,提出的具體建議可說是「刀刀見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臺本已指日可待,這一重大戰略、策略的轉變頓使它死裡逃生,反而借「狄夷」之力鎮壓了太平軍,又苟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 這段歷史再次說明,能否因時而變、冷靜客觀地制定「國際戰略」對任何政權都生死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