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文研】田建榮:明清陝西關中書院與科舉制度

出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9(03):21-28.

明清陝西關中書院與科舉制度

摘 要：關中書院是明清兩代陝西地方最高學府, 在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都享有盛譽。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 (1609年) , 由陝西著名學者馮從吾創辦, 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 書院改為師範學堂。數百年間, 關中書院秉承宋元書院之遺風, 先後有馮從吾、孫景烈、李顒等大理學家於此教授, 他們以昌明關學為己任, 以講求性理為宗旨, 主張「明體適用」。同時, 科舉成就斐然。關中之鄉試、府試的考舉之士, 多為此書院之生員, 並培養出清代陝西惟一的狀元王傑。此外, 西北奇才于右任、關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劉古愚等也曾就學於關中書院。關中書院為陝西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明清; 關中書院; 科舉

基 金：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學校考試發展史研究》

關中書院是一所位於中國陝西省西安市的書院, 始建於明朝萬曆三十七年 (1609年) , 天啟六年 (1626年) 一度被禁毀, 後於清朝康熙三年 (1664年) 重建, 是當時全國四大著名書院之一, 位居陝甘四大書院之首。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 , 巡撫升允改為優級選科和初級完全科兩級師範學堂, 成為陝西創辦師範教育的開始。關中書院至今仍作為教學場所存在, 這種既有書院之名更有書院之實的「活書院」, 在國內已極為少見。

一、關中書院的科舉教育功能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形式。它在辦學形式、教育教學的組織與管理以及教學原則和方法等方面,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其教學形式靈活多樣, 不拘一格, 師生關係良好, 大多採用個別鑽研、互相問答、集眾講解的方法。在書院的講學者, 基本上是有名望的學者, 教學內容主要為儒家典籍, 間或亦討論時政。但到了明清時代, 書院多數演變為準備科舉考試的場所。

陝西的書院淵源久遠, 以學者為中心的書院教育始於北宋, 至明朝大盛, 清代以西安的關中書院與三原縣宏道書院最負盛名, 他們沿用宋代書院的傳統學風, 是清代陝西地區的最高學府, 也是宣揚儒家學說的重要陣地, 數百年間, 一直在西北地區乃至全國都有重要影響。

明萬曆二十年 (1592年) , 陝西著名學者、御史馮從吾上書神宗被罷官歸裡後, 與友人蕭輝之、周淑遠等在西安寶慶寺講學多年, 聽者日眾, 而寺地狹隘。萬曆三十七年 (1609年) 十月, 陝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參政杜應佔、閔洪學, 副使陳寧、段猷顯等為馮從吾另擇寶慶寺之東小悉園處創建關中書院, 馮從吾為第一任主講。書院建成不久, 四川、甘肅、河南、湖北等地學生紛紛負笈前來。馮從吾開講時, 聽眾常逾千人。明天啟年間, 閹黨毀天下書院, 關中書院也被廢止, 崇禎元年修復。

清初, 關中書院又遭廢毀。至清康熙三年 (1664年) , 陝西巡撫賈漢復令西安知府葉承祧、長安知縣黃家鼎重修。康熙十二年 (1673年) , 總督鄂善復修關中書院, 力邀其時的著名學者李顒主持書院。李顒登臺講學之初, 一時「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 環階席而侍聽者幾千人。」 (1) 甚至總督鄂善和陝西巡撫阿席熙也前來聽講。至乾隆、嘉慶年間, 書院曾盛極一時。鹹豐年間, 由於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農民起義的發生, 清統治者無暇顧及文化教育, 書院一度為之衰落。同治十二年 (1873年) , 布政使譚鍾麟訂《書院課程》五則:「重躬行、講經義、稽史事、通時務、嚴課程」。光緒七年 (1881年) , 陝西巡撫馮譽驥對書院進行整修, 設「志學齋」於書院, 併購置圖書和增加膏火。住院諸生講習, 日有札記。數年後, 按察使黃彭年與布政使曾和又立齋舍, 進一步整頓關中書院, 加強管理, 分級獎掖優等學生, 再次為書院增購大量圖書, 使關中書院的教學和學術研究質量得到巨大提高。

書院本是兼有教學和學術研究兩種功能的教育機構, 但在清統治者嚴密的思想控制之下, 書院完全成了科舉的附屬機構。政府不僅控制了書院的經費, 而且控制了書院山長任命, 至此, 山長、院長獨立自主地延師講學、精研學問的風氣已不復存在。相反, 政府以功名利祿為誘餌, 以考試作為控制書院的重要手段, 以致書院「專課帖括」, 有的書院專門定有「府課」和「縣課」的時日, 屆時, 知府或知縣親到書院講學或主持「考課」, 對考試結果評出等級並給予一定的獎勵, 使之逐漸與地方官學的功能合流, 進而和地方府州縣學一樣, 成了以考課為主的科舉性預備機關。

關中書院規制, 設山長一人, 由撫臺聘請, 掌管教務;監院一人, 專管庶務;齋長二人, 代表生徒協助書院管理。課程有經、史、子、集, 考課有詩、古文、詞、八股試帖、策論、雜著等。每月一官考, 分月由大吏來主考, 獲超等、特等諸生獎賞膏火, 一等以下無獎賞。除此之外, 每月課堂測驗2~3次, 由山長主考, 獲超等、特等諸生可得膏火, 無獎賞, 一等以下無膏火。

關中書院的科舉教學水平比較高, 主講督責甚嚴。如以常做的八股文為例, 八股文程式中成股的文字一般以八股為常式, 亦可有變化, 根據題意和文章內容可寫成四股或六股。主講路德 (1784~1851年) , 字閏生, 陝西周至人。嘉慶十四年 (1809年) 進士。歷主關中、宏道、象峰、對峰各書院。教人專以自反身心, 講求實用為主。尤以不外求, 不嗜利, 為治心立身之本。生平研經耽道, 不事偏倚。尤以制舉業名於時, 博學能文, 在八股文、試帖詩、律賦等方面, 具有專門名家之學, 「弟子著錄千數百人, 所選時藝一時風行, 俗師奉為圭臬。」[1]他所編的《訓蒙草》多為十股以上的文章, 用以對士子進行嚴格的八股文訓練。[2]

路德的課試類著作還有:《關中課士詩賦注》, 包括《關中課士試帖 (詩) 詳註》2冊、《關中課士律賦箋注》3冊、《時藝引》3冊。另有《文藝金針》1冊、《試帖準繩》2冊、《試賦準繩》2冊, 主要是針對門人完成的科舉考試文本進行詳註、點評和指導。路德認為, 書院授課, 不能專攻八股文, 而必須進行詩賦寫作的基本功訓練。其實, 試帖詩在清代最為盛行, 從乾隆二十二年一直到清朝末年廢科舉, 鄉、會試都要考試帖詩, 其地位與八股文同等重要, 都是首場考試的必考科目。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中, 還舉了陝西關中書院課試帖詩兩則作為例子, 也略見關中書院在科舉試帖詩教學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其中, 路德的《關中課士詩賦注》「選辭既雍容華貴, 注釋備淹博精詳」, 是一部水準很高的著作。特別是他有關試帖詩、律賦的評點所昭示出來的疏解詩賦的方法以及有關試帖詩和律賦方面的「思路」、「筆路」等理論見解頗為精闢。[3]

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 , 畢沅任陝西巡撫伊始, 即念移風易俗, 教化為先, 直接向乾隆上奏, 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諭曰:「畢沅奏陝西關中書院延請掌教一折, 據稱訪查各屬院長, 向來多系上官同僚互相推薦, 遂至徇情延請, 有名無實。現飭各屬務選端謹積學之人, 加意振作。……書院為教育人才之地, 如果院長得人, 實心課導, 自刻冀造就英才, 以收實效。……著傳諭各督撫, 嗣後省城及各府州縣大小書院, 務訪學行兼優者, 俾主講席。」 (1) 畢沅以此為契機, 重新修葺關中書院, 延請江蘇進士戴祖啟為主講, 又於通省生徒中選擇潛心向學者入內, 「旬有試, 日有課, 不數載, 關中鄉會中式膺館選者大半, 皆書院之士, 一時稱盛事。」 (2) 畢沅對於關中書院、陝西的教育事業和地方人才培養貢獻頗巨。後戴祖啟也因在關中書院山長任上做出了優異教學業績而得以升遷, 「以國子監學正錄用」。[4]

同治二年 (1863年) , 劉蓉出任陝西巡撫, 在督辦軍務, 整飭吏治的同時, 劉蓉注重教育, 延聘名士黃彭年主講關中書院, 又督促陝西學使鍾茬山整飭學政, 激勵士習, 「諸生中或有學識夙裕, 英雋不群之才, 並乞備文, 諮送省城書院, 以資鼓勵而作廣育之途」。(1) 黃彭年 (1823~1890年) , 字子壽, 號陶樓, 晚號更生, 貴州貴陽人, 原籍湖南醴陵。一家三代四進士, 其父黃輔辰, 字琴塢, 道光二年舉人, 十五年進士。伯父黃輔相, 字鬥南, 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其子黃國瑾, 字再同, 光緒元年舉人, 二年進士。黃彭年本人, 道光二十三年舉人, 二十五年進士, 與李鴻章、張之萬、郭嵩燾等同科。他主講關中書院時, 劉古愚由於學業優異, 受到黃彭年的器重, 後來成為清末著名教育家。

李清瑞, 字輯堂, 號蓮溪, 鎮原孟壩人。清鹹豐己未舉進士, 任河南閿鄉縣、陝西米脂縣知縣。後任關中書院主講。他精通經史, 博學多識, 兼之教育得法, 門徒之中, 英才濟濟, 中科舉, 入仕途者比比皆是。一時間, 長安儒界有「要中舉, 拜蓮溪」之說。遠近學子, 爭相求教門下, 願為其徒。清瑞向其生徒傳授作文秘訣:凡是一技之長, 一事之精, 皆因專一嫻熟而有所得。讀書也是如此, 肉爛則易於咀嚼, 書熟則易於驅遣。文章要寫好, 就要熟讀博覽。聞者互相傳誦, 奉為警言。嗣後, 改任延川、永壽知縣, 不久又升任直隸知州, 勤政廉明, 上下稱善。後以疾卒於任所。[5]

可見, 關中書院和當時其他書院一樣, 目標就是科舉入仕, 在其發展的很長時間基本上失去了書院原有的目的和功能。書院實行嚴格的考課制度, 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試帖, 延聘山長更多的是考慮其時文做得如何, 能否使學生多中舉登科甲。在學生心目中, 來此書院求學的目的也是為了中舉, 書院更是完全用科舉的一套來要求和考核學生。特別是關中書院自雍正年間被列為省城書院後, 雍正十一年 (1733年) 皇帝賜帑銀一千兩, 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 又御賜「秦川浴德」匾額。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十二日《陝西學政周兆基為報鳳翔等地科考完竣暨考試情形事奏摺》中有雲:「至本年輪屆鄉試, 省城關中書院多士雲集, 經撫臣秦承恩與各司道捐增膏火, 囑臣挑選各屬能文之士送人書院肄業, 每月分期課試。」[6]就是說, 關中書院已成為陝西科舉人才的重要基地, 書院的教學活動也與科舉考試制度完全結合了起來。

二、馮從吾、李二曲的科舉觀及其書院講學

李兵在其《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一書中指出:書院山長的科舉觀直接影響書院教學活動的開展[7]。一般而言, 清代書院山長沿襲了南宋新儒家以及程端禮、王陽明、湛若水等書院大師的科舉觀, 即強調生徒應在具備紮實的經史知識和良好的道德修養基礎上應舉, 這樣既能滿足科舉考試選拔「德行與道藝之實」人才的要求, 也能滿足士人通過科舉進仕的願望, 因此書院教學與讀書應試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關中書院主講馮從吾和李二曲「舉業與修業並重」的思想就是這種科舉觀的具體體現。

科舉是封建統治者選拔人才的一條主要途徑, 在有明一代, 科舉極受人們重視, 學校教育成為科舉的附庸, 許多書院積極參與。關中書院也一樣, 「自辛卯、甲午後, 科第濟濟稱盛矣。」 (2) 但馮從吾認為, 「雖然書院之講, 固不專為科第, 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 (3) 「今諸君講學於此, 故欲成為聖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 (回) 、閔 (子騫) , 言語必欲為予 (宰我) 、賜 (子貢) , 政事必欲為由 (冉有) 、求 (季路) 、夏 (子夏) , 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 (4) 即在馮從吾看來, 科舉並不是學生唯一成才之路。具有進士功名和為官出身的他, 深深感到, 要改變明王朝現存社會危機, 僅憑做官是不行的。何況講學的目的, 並不是把所有人都培養成官員, 而是想讓學生具有各方面的能力, 以適應社會的需要。所以, 書院在鼓勵學生參加科舉的同時, 十分重視促使弟子進德修業, 培養學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各方面的能力。這種注重實際的人才培養觀, 也是關中書院教學特色的體現。[8]

在《池陽語錄·河北西寺講語》裡, 馮從吾對理學與舉業的關係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論述。馮從吾認為:「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 以理學發揮於文辭便是好舉業, 原是一事, 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 不在心術上求好, 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 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 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 則終身事業可知, 又何論功名哉?」所以, 當有儒生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 欲務舉業恐妨理學, 欲務理學恐妨舉業, 奈何?」馮先生說:「理學使妨於舉業, 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學, 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 如明年科年, 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 有子弟應舉者, 時日已迫, 工夫不多, 父兄故當督責乎子弟, 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 勿事優遊玩遏月日, 如此便是學, 否則非學。」[9]馮從吾認為:「舉業、理學原非二事, 以理學發出文字為真舉業, 以舉業證出道理為真理學。且前朝多以詞賦雜流取士, 惟國朝以四書五經取士。雖曰科第階, 倒是驅人於理學路上, 如今若講佛經道經, 倒難曉, 只講四書五經, 誰不曉得。今之為理學, 真是容易, 何人之輕放過乎?」 (1) 至於如何處理理學與舉業的關係, 馮從吾認為:「人未有不豔慕舉人進士之名者, 不知當顧名思義, 要知人與士, 其品在我, 舉與進, 其權在人。故人只要著實立志, 做人做士到仰不愧, 俯不怍地位, 則縱不得舉, 何愧於人?縱不得進, 何負於士?」 (2) 當然,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 雖士君子所並重, 然三者乃其作用, 理學則其根本也, 根本處得力, 則其作用自別。」 (3) 可見, 馮從吾論理學與舉業關係的思想和傳統的理學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馮從吾這種把舉業與聖賢之學合二為一的理念也反映了作為大家學者主教書院以抵制把書院完全科舉化的心態。

為此, 馮從吾主持關中書院期間, 以謹守孔孟之道、聖人之學為教學宗旨, 嚴格按照儒家的道德規範培養人才, 對講學至為推崇。馮從吾認為, 人生天地間, 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當然, 馮從吾所講之「學」即聖賢之學, 或者說儒家「內聖之學」。用他自己的話說, 講學「千言萬語, 總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 「講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 仕止久速如何能當可。」 (4) 馮從吾作為一位陝西籍理學大儒, 尤其致力於中興關學。關學是宋明理學中的一個重要學派, 自北宋張載開啟, 經明中期呂柟 (1479~1542年, 字仲木, 號涇野) 的復興, 至此由馮從吾集其大成。馮從吾廣泛搜求, 匯集關學學者的學行, 著有《關學編》。關學倡導「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10]的宗旨和剛毅厚僕、務實重禮、躬行實踐、崇尚氣節的精神。這從關中書院與講堂「允執」的取名也可知其用心和得到體現。馮從吾說:「我關中形勝甲於天下, 羲、文、武、周, 先後崛起, 弗可尚。自橫渠後, 理學名儒代不乏人, 蓋文獻之邦, 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於其後, 何可無『高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 而扁其堂為『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 闡『允執其中』之秘耳。」 (5) 「允執」一詞, 最早出自《論語·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允執其中」。允者, 誠實也;執者, 堅持;中者不偏不倚, 是為中庸之道也。全句的意蘊在於, 只有真誠信守儒家的中庸之道, 帝王的統治才能猶如歲時節氣的更易那樣自然而然, 天經地義落在你的身上。關中書院取「允執」二字名堂, 不僅寓意堅持儒家的中庸思想, 更暗合關中之名。為此, 書院還要求全院師生做到「綱常倫理要盡道, 天地萬物要一體, 仕止久速要當可, 喜怒哀樂要中節, 辭受取與要不苟, 視聽言動要合禮。」 (6) 並把它書寫在允執堂右屏上, 做為堂訓。

然而, 馮從吾之後, 關學逐漸走向衰落, 這一狀況的改變一直要等到清初李顒的出現。李顒 (1627~1705年) , 字中孚, 陝西周至人, 人稱二曲先生, 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為「清初三大儒」。在主持關中書院期間, 李顒以昌明關學為己任。然他生活在明清社會更迭之際, 宋明理學已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作為宋明理學中重要學派的關學, 後繼乏人。為此, 李顒通過介紹關學先哲馮從吾、張舜典等人的學術思想, 刊刻他們的著作, 並利用自己大儒的聲望, 表彰關學不遺餘力。在李顒的努力下, 關中書院在清初曾一度出現過繁榮的景象。和馮從吾一樣, 李顒非常重視講學, 認為其作用在於「立人達人, 全在講學;移風易俗, 全在講學;撥亂反正, 全在講學;旋乾轉坤, 全在講學。」 (7)

事實上, 書院發明的以講會、會講為主要形式的講學活動, 旨在析疑辨難, 交流學術, 這本是中國書院教育的優良傳統, 也是書院教育與官學教育、科舉教育在教學方式和教育目上的根本區別。然而, 自明代課藝制度在書院推行後, 書院教育的官學化、科舉化傾向日益濃厚。清初, 雖然書院的講學之風一度頗為盛行, 但這種講會制度「因有妨於封建統治者統一人民思想而遭到攻擊或受到冷遇……在清政府的引導下, 康熙中期以後, 講會制度漸行廢止。」[11]於是, 清代的絕大部分書院, 所教者不過「時文試帖」;所習者「僅以時文帖括獵取科名, 而經史之故籍無存也, 聖賢之實學無與也。」 (1)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 李顒執教關中書院後, 大力提倡講學, 講會之風大盛, 他首先為書院制訂了十條會約、八條學程, 並對書院講學的時間、禮儀、次第、方法、內容、目的以及就學士子每日必修的學習課程等, 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在學風上, 李顒明確主張實行「明體適用」之學, 要求學生做到文武兼備, 博覽群書, 上至天官、輿地, 以及禮、樂、兵、農、漕屯、選舉、歷數、士卒、典籍, 無所不讀。但不久李顒離開書院後, 講會便煙消雲散, 關中書院「講堂茂草, 鉉誦闃如, 詞章儉陋之夫, 挾科舉速化之術, 儼然坐皋比, 稱大師」, (2) 後來還變成了官署, 日趨衰落, 關中書院又回到了科舉的附庸地位, 課藝、應舉成了關中書院最主要的教學活動。主講柏景偉為士子選編《關中書院課藝》, 另有李應臺、谷逢鈞等撰稿的《關中書院課士賦》, 吳錫岱等輯《關中書院課士詩》, 都是道光年間關中書院選輯優秀應舉詩刊行的, 以幫助學子們學習律詩之作法。此外, 關中書院還自己刊刻考試類書籍, 如孫景烈撰 (關中書院) 《四書講義》, 顧南雅評選《律賦必以集》, 史祐撰《論文枕秘》等, 書院特有的學術討論與學術研究風氣幾乎蕩然無存。[12]

三、關中書院的知名門徒

書院實際上是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發展的產物, 它為古代學術思想和文化的傳播與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 在當時, 一個書院就是一個學術中心, 一個書院就代表了一個學派。具體而言, 書院是在宋代理學不斷發展的基礎上趨於發達的, 而書院的昌盛又反過來極大地推動了宋明理學的發展。在理學興盛時期, 學派林立, 各派紛紛創辦書院, 藉以宣揚自己的主張, 擴大其影響。在書院這塊土地上, 著名學者發展自己的學派, 並致力於培養本學派的繼承人, 以使其思想能夠持續和長期發展下去。馮從吾創立關中書院, 李二曲復興關中書院, 都有培育關學人才的意願。

但更多的時候關中書院為科舉服務, 造就高中榜率的科第之才。孫景烈 (1706~1782年) 字孟揚, 號酉峰, 陝西武功人, 雍正十三年舉人, 任商州學正, 以賢良方正薦加六品銜, 乾隆四年進士, 授翰林檢討。陳宏謀撫陝時, 以經明行修之儒薦於朝, 景烈固辭。於是潛心精研理學, 「唯以講學為事, 」遂成海內名儒。乾隆中, 孫景烈主講於關中書院、宏道書院和甘肅蘭山等書院, 尤其在關中書院講學時間最久。「先生教人專心小學、四子書。……而析理之細, 直窮牛毛繭絲, 多發人所未發。著有蘭山、明道、關中諸書院講義課解, ……成就關中人士甚眾。」從其受業的弟子中名人層出, 其中武功張洲, 韓城王傑, 臨潼王巡泰, 洛南薛寧廷, 大荔李法, 華陰李汝榛, 人稱「關中六弟子」。[13]尤以王傑最為著名, 是清代陝西唯一的狀元。而江蘇人楊芳燦, 工詩文, 受聘為關中書院院長期間, 關中書院在嘉慶十五年 (1810年) 的科考中一次登榜者就有22人。(3) 此外, 關中書院還有許多科舉出身名徒, 如焦源溥 (三原人, 御史) 、祝萬齡 (西安人, 知府) , 黨還醇 (三原人, 知縣) , 都是進士出身, 為書院增光不少。當代人張過贊關中書院題曰:「譽滿關中, 史悠悠, 英才濟濟;道傳書院, 光燦燦, 偉績煌煌。」現具列一些知名門徒於後。

王傑 (1725~1805年) , 字偉人, 號惺國, 陝西韓城人, 乾隆九年 (1745年) 於20周歲時在縣考、府考中均名列第—。知府趙筠, 題詞「曠代雄文」四字, 懸掛王家宅院, 以示表彰。乾隆十二年 (1748年) , 王傑就讀於西安關中書院, 師從著名學者、武功人孫景烈治理學, 受益匪淺。乾隆十八年, 王傑以優異成績被選拔為貢生, 次年朝考, 又以一等第一名選授藍田縣教諭, 因父喪未赴任。後被陝甘總督尹繼善延攬羅致, 聘居幕府。尹繼善調遷朝內, 又將王傑推薦到陝西巡撫陳宏謀的幕府中。陳宏謀對王傑甚為器重, 悉心扶掖, 學業大進。乾隆十五年鄉試, 王傑以首名舉人奪得解元。次年適逢陳宏謀上京述職, 王傑與其同行前去參加會試, 中第十名進士。殿試進呈, 江蘇陽湖才子、後來成為清代著名詩人的趙翼的試卷排在第一位, 王傑的試卷排在第三。乾隆皇帝親閱試卷, 看到王傑的試卷字跡工整秀麗, 書法超群, 十分喜歡, 加之乾隆以為, 陝西入清百餘年, 尚未有奪魁者, 遂圈點王傑為頭名狀元, 以昭四海昇平盛業。據傳, 有山東舉子不服, 面出難題, 要求和王傑對對聯。其上聯是:「孔子聖, 孟子賢, 自古文章出東魯」。王傑對曰:「文王昭, 武王穆, 而今道統在西秦」。山東士人聞後心悅誠服。王傑中狀元後, 曾官至內閣大學士。[14]

嶽震川 (1755~1814年) , 字仲幹, 又字一山, 別號韻秋, 陝西洋縣人, 清嘉慶六年 (1801年) 進士, 授內閣侍讀中書, 以「親老不圖仕進」, 三次乞請回原籍奉養雙親。嘉慶十二年 (1807年) 秋, 震川攜皇帝特旨賞賜的葛衣一件, 辭京返家。震川曾求學關中書院, 與同鄉王擅魁、沔縣嚴慶雲並稱「漢南三傑」。當時上元 (今南京市) 人戴祖啟以道學主講席, 尤愛震川。他說:「吾於關中得一仔, 肩負吾道者大概是震川吧。」震川辭京返陝後, 先後掌教關中、漢南、關南三書院, 學宗戴祖啟, 「德教派衍關中, 流波吳楚」。震川主張文必明體達用, 清純雅正。其行文重推敲, 「一字未諧, 若有鯁茹於胸中, 必章妥句實而後即安」, 一時名士多出其門。有盜, 竊震川書齋物, 又送還, 說:「從山外來, 不知是嶽先生家。」嘉慶十九年 (1814年) , 震川病逝, 死之日, 遠近哀悼, 及葬, 送殯者千餘人。遺著有《賜葛堂文集》《倚松寓舍雜詩》等。[15]

趙舒翹 (1847~1901年) , 陝西長安人, 同治進士, 官至刑部尚書, 執法如山, 不事權貴, 是晚清有名的法律家。趙舒翹16歲時, 就向老師立下「羽毛滿一飛沖天」的宏願。其師柏景偉見他志向遠大, 便資助他到關中書院深造。同治九年 (1870年) , 趙舒翹參加科試, 考中秀才, 並成為一等補廩生, 享受朝廷的補助。三年後, 趙舒翹考中舉人, 翌年又考中進士, 授刑部主事, 年僅27歲。趙舒翹為人剛直不阿, 不畏權貴。他在刑部任職期間, 曾多次平反冤案, 他的剛直不阿的美名由此傳遍天下。趙舒翹的恩師———長安著名學者、鹹豐時舉人柏景偉, 在擔任關中書院主講時還培養出宋伯魯, 任翰林院編修, 曾因支持「百日維新」遭到流放。華縣郭蘊生, 光緒時進士, 曾在湖北任知縣、知州, 頗有政績。以及進士陳樹勳, 舉人張汝椿等。[16]

劉古愚 (1843~1903年) , 清末西北地區著名的愛國教育家, 原名光蕢, 字煥唐, 號古愚, 陝西鹹陽人。鹹豐十年 (1860年) , 劉古愚首次參加「童試」時, 從鹹陽街頭看見中英、中法在北京籤訂了不平等條約的榜示, 深悟西方帝國主義的強大, 關心國家安危的觀念因以萌生。同治四年 (1865年) 參加「童試」奪取冠軍。同年, 被錄入關中書院肄業。當時翰林院編修黃彭年主講關中書院, 「講明實學, 廣置書籍, 嚴定課程」, 劉古愚由於學業優異, 受到黃彭年的器重。光緒元年 (1875年) , 劉古愚參加「鄉試」, 由「秀才」晉升為「舉人」。第二年, 赴北京參加「會試」落榜, 從此, 絕意仕途, 留心西方新學, 決心以教育救國為己任。在維新變法期間, 他呼籲遷都西安以備戰禦侮, 提出了興辦實業、收回利權、普及教育等主張, 一時間, 劉古愚名聲大噪, 與康有為並稱, 當時就有「南康北劉」之譽。光緒十年 (1884年) , 劉古愚採取募捐集資的辦法, 在涇陽創立了「求友齋」, 開設經史、道學、政治、時務、天文、地理、算學、掌故等課程。光緒十二年, 劉古愚主講於涇幹書院, 第二年又移講於味經書院。光緒二十一年 (1895年) , 崇實書院建成, 劉古愚被聘為山長並做主講, 直至光緒二十六年, 劉古愚辭去味經、崇實兩書院山長職務, 隱居禮泉煙霞洞著書立說, 間或也聚徒授課。光緒二十九年, 劉古愚被甘肅總督聘請任甘肅大學堂總教習, 不久辭世。梁啓超稱讚劉古愚為「關學後鎮」, (1) 康有為譽其為「海內耆儒, 為時領袖。」 (2)

于右任 (1879~1964年) , 原名伯循, 字誘人, 陝西三原人, 7歲入私塾讀書, 聰穎勤奮, 進步很快。11歲, 伯母又託人將他送入當時三原縣的知名塾師毛班香的塾館讀書。他在那裡除熟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外, 還學習詩詞、研習書法, 接受了正宗的傳統經典教育。此後, 于右任先後到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求學深造, 不久, 又入陝西中學堂, 1901年考中舉人。後因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詩作, 逃亡上海, 得馬相伯幫助, 任復旦公學五幹事之一, 此間, 其反清意識漸濃, 1906年創辦《神州日報》, 1909年後相繼創辦《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和《民立報》, 宣傳革命思想。南京臨時政府時, 任交通部次長, 1918年回陝, 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 1922年8月到達上海, 同年10月任上海大學校長, 後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監察院長等職。于右任兼擅詩詞、書法, 他推行的「標準草書」遍及海內外, 被譽為近代書法大師。1964年逝世於臺灣。[17]

閻培棠 (1865~1942年) , 字甘園, 陝西藍田人, 是受清末康有為、梁啓超影響在陝西創辦新教育的先驅之一, 曾肄業於西安關中書院, 後遊學日本, 回國後創辦甘園學堂。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 (1904~1905年) , 閻培棠在西安小車家巷創辦私立蒙學堂, 年餘, 遷至西木頭市, 並以自己的字「甘園」命校名為「甘園學堂」, 是陝西省第一所私立學堂。在甘園學堂創辦過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4年) , 閻培棠先生與夫人楊雅閣共同創辦了陝西第一所女子學校———「雅閣女校」。教師大都由甘園學堂老師兼任, 只有楊雅閣一人為專任女教師, 監管學校日常事務。雅閣女校的課程不多, 僅設國文、算術、修身三門, 課本系閻、楊二人自編, 學校十分重視社會活動, 經常帶學生參觀並了解社會情況。雅閣女校的創辦, 衝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歧視婦女的陋習, 但輿論中傷使女校僅辦了不足3年便被迫解散, 雅閣女校雖開辦時間短暫, 卻開創了陝西新式女學的先聲。

牛兆濂 (1867~1937年) , 字夢周, 號藍川, 陝西藍田人, 9歲入塾, 17歲肄業關中書院, 補郡庠博士弟子員, 拔為三輔英俊, 詩文延譽, 人呼才子。光緒十二年 (1886年) 補廩膳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科鄉試第28名舉人。後因父歿母病不能進京應試, 按慣例應予除名, 陝西巡撫端方以孝廉奏請朝廷得以倖免, 並特賜內閣中書銜, 但他無意功名, 力辭不就。光緒十六年 (1890年) , 任白水書院院長, 開始治程朱之學, 為此曾於十九年 (1893年) 赴三原拜賀復齋為師。後講學芸閣學舍、清麓書院, 以弘揚儒學為己任, 廣收門徒。一生著述甚豐, 民間有許多關於他的傳奇故事。我國當代著名小說家陳忠實先生所著的《白鹿原》一書中的朱先生, 就是以牛兆濂為原型創作的。

當然, 關中書院培養的生徒中也有一些頗具爭議的人物, 如牛鑑就因曾參與《南京條約》籤訂, 落下了千古罵名。

牛鑑 (1785~1858年) , 字鏡堂, 號雪樵, 甘肅武威人, 嘉慶十九年 (1814年) 進士。《清稗類鈔·廚師高老頭》載, 鴉片戰爭時任兩江總督的牛鑑, 年輕時家裡很窮, 曾徒步走了一千多裡, 從甘肅來到陝西西安, 在關中書院讀書。因付不起書院的夥食費, 常常在書院廚師高老頭家吃飯。牛鑑後來發了跡, 拿出一千兩銀子來報答高老頭。道光中, 牛鑑出任兩江總督, 高老頭特地遠道前去看望牛鑑, 牛鑑把他留在總督衙門裡。道光十九年 (1839年) , 鴉片戰爭爆發, 牛鑑附和奕山、伊里布等投降派官員, 極力主張與侵略者妥協, 致使英勇抗敵的提督陳化成、欽差大臣裕謙戰死。高老頭身居總督衙門, 非常氣憤, 急忙寫信給兒子, 吩咐清點家中產業, 將其中凡是用牛鑑所贈資金經營所得, 全部加以變賣。高老頭將變賣家產所得的2000兩銀子帶上去見牛鑑, 對牛鑑說:「牛大人, 想當年我之所以解衣推食支持你讀書, 是因為看你年輕有為, 將來可望成為名臣, 並沒有指望得到報答。如今, 你誤國誤民一至於此, 我決不能再接受你的恩惠了。現在, 將前些時你所贈的銀兩, 以及所生的利息, 全部奉還。我仍舊當我的廚師去, 不用擔心餓死。」牛鑑聽了, 急忙起身道歉, 而高老頭已經拂袖而去。與此有關, 西安易俗社創始人、編劇範紫東先生還曾於1933年編寫並推出了一出反映近代歷史的秦腔大戲———《關中書院》, 牛鑑是反面主角之一。

以上所列均為清朝與關中書院有關的陝西科舉人物。雖則說馮從吾乃明代理學大儒, 萬曆四十二年 (1614年) , 「會講關中書院, 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 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 (1) 其門生更是幾乎遍及關中及西北、四川、湖北、河南等地。當然也有學者具體談到:「馮從吾是關中書院最早的主持人, 他在關中書院執教20餘年, 培養弟子5000餘人。」[18]但終因作者所掌握的資料有限, 未能在此列出明代與關中書院相關的傑出門人事跡, 這留待今後進一步挖掘。

總之, 關中書院在其發展中, 通過匯聚天下學者士子, 延請學富德高的名儒執掌教席, 聲名遠播, 使關中書院成為一所有著廣泛影響的文化機構。特別是它與設在附近的西安府學、長安縣學、鹹寧縣學以及文廟、文昌宮、崇聖祠和鹹長考院等一起構成了當時西安府的文教區, 尤其是「一廟三學」歷史街區格局的形成最為特別。明人周宇《修學記》即盛讚這種三學一廟比鄰布局之妙, 「吾西安居省會, 郡一邑二故學三, 而廟一。廟當城南門之東, 宅巽離中, 郡學掖而右, 鹹寧邑治在東, 故學亦東, 長安邑治西, 學亦在西」。「一廟三學, 翼比朋翔, 喬木聯蔭, 清泮通流, 宏規壯觀, 蓋凡為學宮者, 或鮮其儷。」 (2) 三學匯聚一處, 既便於學子之間互相問學交流, 且使文教區的整體環境大為改善, 因此學風得以昌盛。[19]但「關中書院每遇大講之日, 聽眾多達數千人, 而且吸引很多官學生員和當地名儒來聽講, 並造成長安府學、縣學及鹹寧縣學生員的嚴重流失。」[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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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史紅帥.明清西安城內教育設施的發展變遷[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2000 (4) :123-146.

注 釋：

1 李顒:《二曲集》卷45, 《歷年紀略》。

2 《清會典事例》卷395, 乾隆四十年諭。

3 《西安府志》卷19, 《學校志》。

4 )劉蓉:《養晦堂文集》卷7, 光緒三年思賢講舍刊本。

5 《馮恭定公全書》卷15,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6 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續集》卷2, 《川上會紀》。

7 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續集》卷1, 《都門語錄·附錄》。

8 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卷16,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9 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卷12, 《關中書院語錄》。

10 馮從吾:《馮恭定公全書》卷15,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11 李顒:《二曲集》卷12, 《匡時要務》。

12 轉自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第918頁。

13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8, 《北學南學關學》。

14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85, 《人物》。

15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4。

16 康有為:《煙霞草堂文集序》。

17 馮從吾:《聖學啟關臆說序.少墟集》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