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和商業如何改變中國人的空間感?從唐傳奇和明清小說演變說起

2020-12-12 平楠說史

中國古代的發展史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空間觀的演變史。在漫長的歲月裡中國人的空間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規律是由封閉轉向流動的。從唐代的傳奇文本以及明清時期的小說,能夠充分反映這一點。「空間隔離」是古代統治者善用的管理方法,除卻一般意義上的現實空間之外,還有性別空間以及等級空間。現實空間的隔離與農耕文明的性質有關,在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古代,大部分人的活動範圍相當有限,他們一生都固定生活在某一個地方。而性別空間的產生與儒家傳統「男女大防」的倫理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種風俗秩序之下的男男女女,有著相當大的疏離感。

等級觀念所帶來的空間感受,其根源就是「三綱五常」以及「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尊卑有序、長幼有別的等級差別始終是中國封建時代的大前提。以上三種情況構成了中國人對於空間的整體感受,這種感受所形成的空間觀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日常行為,也影響了中國人的整體民族性格。

但是,這種空間觀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人空間觀隨著兩件事逐步開放了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起源於隋朝而完備於唐朝的科舉制度,它為中國人打開了一條跨越等級的通道。第二件事情則是宋朝以後對於商業的重視,尤其是民間小商人群體的崛起,使得中國人削弱了男女之間的疏離感。科舉帶來的等級流動與經商所帶來的人口流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於現實空間的感受。而空間感的轉變也以文學形式體現,唐傳奇和明清小說在側面上反映了空間感的轉變,也描繪了人們對於空間的不同感受。

唐傳奇和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空間觀」

唐傳奇中的很多作品,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空間的新感受,尤其是現實意義上的空間。《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都是以愛情為主線的傳奇小說,但人物的展開都是以「上京趕考」這一事件為基礎的。男主人公由家鄉來到大都市,空間的轉移使其體驗到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感受。以《李娃傳》為例,在經濟繁榮、物質發達的大都會長安,男主人公開始了他對於鄉土之外的新事物的探索。滎陽公子與李娃的相遇的地點正是「風月之地」,而這一場所在鄉土製約下的舉子故鄉是不可能存在的。

唐傳奇中的男子與女子都有掙脫束縛的強烈欲望,如《鶯鶯傳》中的主人公崔鶯鶯,她對於愛情的強烈渴望體現了女性的自我覺醒。只有在受到外部強烈刺激之下,人才會產生覺醒意識,而人口大量的流動正是這種刺激的來源。《霍小玉傳》中的公子李益,在高中進士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尋覓煙花場所」,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看作是道德敗壞。古代的家庭結構使得個人空間嚴重壓縮,來到都城的李益掙脫了這一層束縛,他渴望全新的自由。

在科舉制度這個大背景之下,由鄉土轉向大都市的舉子們在旅途中拓展了見聞,而掙脫了鄉土製約以及家庭束縛的他們開始爭取個人的解放。更為重要的是,唐朝的科舉制度使得等級差距淡化了不少,很多寒門子弟通過科舉看到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女子們同樣出現了覺醒的意識,劇烈的人口流動使得她們開始淡漠性別差距。唐傳奇的一大核心主題就是「女子們出現了對愛情的自我覺醒」,這種覺醒或許不是唐人的本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現實。

宋朝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市民階層通過經商實現了空間的跨越。這一時期的人們擺脫了「故鄉到京都」式單一的跨越形式,網狀流通方式在他們之間有序推進。《清明上河圖》上描繪了宋朝熱鬧繁華的局面,街面上各種商鋪鱗次櫛比,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乏外鄉人。《京都夢華錄》不僅描繪了開封的繁華,對於宋朝的商業流通也有著很詳細的介紹。商業的蓬勃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為人們打開了科舉之外的等級流動通道。

明清小說可以看作是宋代筆記以及民間話本的升級版,大量脫胎於此的小說有了更為廣闊的土壤。明清小說與宋代筆記的文人風格以及民間話本的完全世俗化不同,它在兼顧事實的同時又進行了適度的誇張。明清小說將觸角延伸至人們的內心深處,與唐傳奇的「事之奇」不同,它開始關注人們的內心世界,演變成為了「情之奇」。《金明池吳清逢愛愛》、《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這類小說,與唐傳奇《柳氏傳》、《飛煙傳》有著本質的區別。

明清小說不再像唐傳奇一樣貶低僭越倫理的愛情,反而以一種歌頌的態度去細緻描繪少男少女們的內心。與此同時,明清小說在細節描寫上也逐步詳實,無論是男女之間的相遇情節還是周遭的環境描寫,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明清之際小說的高峰四大名著,則徹底展示了人們在空間觀念上的解放。無論是《三國演義》中對於歷史的自我反省還是《水滸傳》中形形色色的好漢形象,都充分反映出了現實、等級、性別這三類空間枷鎖被掙脫。

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對照

從商周時期的「井田制」以及周朝完備的「宗法制」一路走來,中國人經歷了「鄉土製約」、「三綱五常」、「男女大防」等重重枷鎖。這一把把枷鎖限制了中國人對於現實空間、等級空間、性別空間的想像,歷史在前進的過程中逐漸將這些枷鎖打破。雖然後期的程朱理學以及陽明心學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人們,但科舉制度和商業發展在事實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科舉制度使得人們有了流動的機會,而商業的發展更是將這種流動推向了高潮。

文學作品是現實世界的映照,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唐傳奇是記錄中國人走出第一步的文本,而宋明清的小說則記錄得更為細緻。從唐傳奇注重「事件之奇」到明清小說注重「情感之奇」的演變過程中,可以想像得到千年以來的中國人是如何逐步由故鄉走出。他們一開始打開自己的家門,向外面的世界探頭探腦,戰戰兢兢的同時,他們竟發現了許許多多同行者。在向外部探索的過程中,古代的先民們開始思索自己的內心世界。

唐代傳奇的一切故事,多數建立在科舉制度這一堅固的磐石之上,沒有科舉制度大多故事都不會成立。但是,在看待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恨情仇與李娃與滎陽公子的分分合合上,唐人的態度仍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唐人從壓抑的魏晉門閥制度下走來,他們首要關注的還是等級空間的擴大,對於男歡女愛的故事他們是不屑一顧的。正是這點原因,唐傳奇所描繪的一切故事都以悲劇收場,男女主人公最終要在世俗的壓力之下勞燕分飛。

而宋明清時期的小說則不然,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個人的上升空間極度擴大,「等級空間」不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宋明清時期的小說同樣描繪了男歡女愛,但遠比唐朝來得細膩真實,大部分的結局也都是皆大歡喜的。除卻對「性別空間」格外感興趣之外,明清小說還更深入地思索了「等級空間」。《水滸傳》和《西遊記》仿佛是歷史的再現,「殺入東京,俺也做皇帝」與「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何等豪邁?這兩句話與大澤鄉陳勝所言的何其相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紅樓夢》與蘭陵笑笑生的小說是古人對空間探索到極致的反應,《紅樓夢》中的痴男怨女、販夫走卒、權貴豪族發生著各種各樣的關係,曹雪芹平淡的敘述之下呈現的是廣闊無垠的空間。而蘭陵笑笑生筆下的人物則更有現實意義,無論是西門、金蓮還是小廝、官員等人物,都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有人說這部小說描繪的是敗壞的明朝,其實是有謬誤的,世界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紛紛擾擾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是掙脫束縛的產物。

空間觀的轉變是人性的解放

中國人自上古時代走來,由蒙昧的無序狀態進入了有序的空間隔離。這種隔離於當時的現實來講,是具有相當大的進步意義的。然而,進步是相對的,人性在這種隔離之下受到了嚴重的壓抑。壓抑了許久的人們渴望窺探外部的世界,渴望自己定義自己的存在,渴望自己尋求自己的幸福。人性渴望的理想與農耕文明的現實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歷史給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指出了解決辦法:科舉制度與商業發展。

科舉制度使得一小部分文人走出了熟悉的故土,彼時的人們是帶著好奇與渴望出發的。在旅途中他們發現了這個世界的奇妙之處,科舉打開的上升渠道又使得他們渴望衝破等級制約。在到達都城長安之後,他們意外地發現了愛情,然而當時的大部分人並不知愛情為何物。商業文明的高速發展,讓更多的人走了出去,在領略了美妙風景以及改變自身處境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愛情的覺醒,也開始了更為深刻的思索。

歷史貌似是倒退了,人們在經歷了有序之後又逐步進入到了無序的狀態。但總有人站在更高的地方給出答案,封建社會的弊端被曹雪芹尖銳地指出,他超越了那個時代。遠行的人們在經歷了慢慢的旅途之後,終於完成了人性的解放,而之後則是更為深刻的自我解放。被束縛了千年之久的中國人,突破了「空間」、「等級」、「情感」三條鎖鏈的封鎖,給人類歷史添上了極為華美的一筆,這一筆的精妙之處令人潸然淚下。

結語

「井田制」帶來的「鄉土製約」捆綁了人們的雙腿,「家國一體」的「宗法制」束縛了人們的想像,「男女有別」的「性別隔離」壓抑了人們的情感。中國人的空間觀在此時是極為狹小的,他們認為天地不過是目光所及,自己永遠要參拜那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愛情的自由尚未被發覺。科舉制度打開了兩條道路,第一條是從鄉下到都城的道路,第二條是從寒門到公卿的道路,商業的發展將這兩條道路拓寬,同時又指出了愛情之路。唐傳奇和宋明清時期的小說真實地記錄了這一切,文學的理想照亮了現實,而現實的前進也推動了文學。億萬中國先民在無聲無息中,用他們的生命完成了「空間觀」的拓展,這一拓展的最終結果使得人性得到了徹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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