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裡，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係等等，都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於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儘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已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評論家孟繁華長期關注中篇小說的文體經驗、流變與貢獻，他視中篇小說為百年來中國小說的最高成就。本文以畢飛宇《玉米》（2001年）、魏微《家道》（2006年）、馬曉麗《雲端》（2006年）、胡學文《命案高懸》（2006年）、蔣韻《行走的年代》（2010年）、餘一鳴《入流》（2011年）、王躍文《漫水》（2012年）、遲子建《晚安玫瑰》（2013年）、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2014年）、阿來《蘑菇圈》（2015年）、董立勃《梅子與恰可拜》（2015年）、蔡東《來訪者》（2019年）12篇中篇小說佳作為例，評述了21世紀以來中篇小說的文體貢獻，以及由中篇小說帶來的文學經驗拓展和空間縱深。全文近兩萬字，因微信推送從簡，可點擊頁面下方「閱讀原文」全文閱讀。
「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系列之二：
中篇小說20年:
文學的新經驗和新空間
文 | 孟繁華
新世紀已經走過了20年，或者說，我們也開始經歷一個「二十年代」。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共產黨誕生等驚天動地改變歷史的大事件，就發生在這個年代的前後。時代的變革，必然帶動文學的變革。也正是在這個時代，一個新的文體勇武誕生。這個文體就是中篇小說。1918年，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1921年，鬱達夫發表了《沉淪》。而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柔石的《二月》、沈從文的《邊城》《八駿圖》、蕭紅的《生死場》《小城三月》、徐訏的《鬼戀》、張愛玲的《傾城之戀》《金鎖記》、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陸續發表。一個新文體如噴薄的日出，幻化為一個世紀的滿天彩霞，成為從那時起至今最有成就的文學文體。這個文體已經誕生百年，經過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它不僅沒有衰微，反而如日中天，直到一個新的世紀。這個世紀業已過去20年。回顧這20年中篇小說的成就，依然讓我們喜出望外情不自禁。任何文學成就都是由具體作品表達的。由是，我掛一漏萬地例舉評論下述作品，具體呈現這個文體新世紀20年的新貢獻和新經驗。
畢飛宇《玉米》（2001年）
時間、空間和疼痛的歷史
畢飛宇是這個時代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他先後發表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為數不多的中篇小說，使他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下中國這一文體最優秀的作家。《玉米》應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說史上，也堪稱經典之作。《玉米》的成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評價和認識，但是，它在內在結構和敘事藝術上，在處理時間、空間的關係上，更充分地顯示了畢飛宇對中篇小說藝術獨特的理解和才能。
魏微《家道》（2006年）
給「賤民」的溫暖和關懷
魏微的小說溫暖而節制，款款道來不露聲色。讀魏微的小說，酷似讀林海音的《城南舊事》，有點懷舊略有感傷，但那裡流淌著一種很溫婉高貴的文化氣息，看似平常卻高山雪冠。《家道》是頗受好評的小說。許多小說都是正面寫官場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間的權力爭鬥或男女間的肉體搏鬥。但《家道》卻寫了官場後面家屬的命運。這個與官場若即若離的關係群體，在過去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如果官場運氣不濟，官宦人家便有「家道敗落」的慨嘆，家道破落就是重回生活的起點。《家道》中父親許光明原本是一個中學教師，生活也太平。後來因寫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當時了市委秘書，官運亨通地又做了財政局長。做了官家裡便門庭若市車水馬龍，母親也徹底感受了什麼是榮華富貴的味道。但父親因受賄入獄，母親便也徹底體會了「家道敗落」作為「賤民」的滋味。如果小說僅僅寫了家道的榮華或敗落，也沒什麼值得稱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過程中對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對當事人母親和敘述人對世事炎涼的深切體悟和嘆謂。
馬曉麗《雲端》（2006年）
歷史的邊緣經驗
歷史邊緣經驗，是指在主流之外、或被遺忘或被遮蔽的歷史經驗。但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一旦被發現，它將煥發出文學的無限可能性。文學是一個想像和虛構的領域。它除了對現實的直接經驗做出反映和表達之外，對能夠激發創作靈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領域都應當懷有興趣。當下中篇小說「守成」於邊緣地帶，正是因為有一些作品在傳統創作題材遺漏的角落發現了廣闊的空間。比如馬曉麗的《雲端》，應該是新世紀最值得談論的中篇小說之一。說它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對當代中國戰爭小說新的發現，一是對女性心理對決的精彩描寫。當代中國戰爭小說長期被稱為「軍事題材」，在這樣一個範疇中，只能通過二元結構建構小說的基本框架。於是，正義與非正義、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英雄與懦夫、敵與我等規定性就成為小說創作先在的約定。因此，當代戰爭小說也就在這樣的同一性中共同書寫了一部英雄史詩和傳奇。英雄文化與文化英雄是當代「軍事文學」最顯著的特徵。
胡學文《命案高懸》（2006年）
「在貧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
對現實的關注，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一大傳統。特別是在經濟崛起、文化紛亂的時代，作家將目光投向最為艱難的所在，不僅是良知使然，同時也是文學尋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徑。在這方面，青年作家胡學文的《命案高懸》（《當代》2006年6期）是特別值得重視的。一個鄉村女子莫名死亡，在鄉間沒有引起任何反響，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對權力的恐懼和金錢的誘惑下三緘其口。這時，一個類似於浪者的「多餘人」出現了，他叫吳響。村姑之死與他多少有些牽連，但死亡的真實原因一直是個謎團，各種謊言掩蓋著真相。吳響以他的方式展開了調查。一個鄉間小人物——也是民間英雄，要處理這樣的事情，其結果是可以想像的。於是，命案依然高懸。
《命案高懸》並不是一篇正面為民請命的小說，事實上，作品選擇的也是一個相當邊緣的視角：一個鄉間浪者，兼有濃重的流氓無產者的氣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確有因自己的不檢點而懺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長的是，作家「並非記憶中的暖意」是通過一個虛擬的鄉間浪者來實現的。或者說，在鄉村也只有在邊緣地帶，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內心書寫的對象。
蔣韻《行走的年代》（2010年）
重返浪漫的文學
沒有經過浪漫主義文學的洗禮，或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應該是百年中國文學最大的缺失。我們也有過浪漫主義文學，但這個「浪漫主義」前面是有修飾語的，比如「革命的浪漫主義」。這與法國、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是非常不同的。但是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們發現，與過去我們所經歷的浪漫主義不同的浪漫主義文學潮流，正在悄然生長。它們對人性、愛情、歷史以及內心欲望的另一種表達，都是不曾遭遇的。
近年來，對八十年代的重新書寫正在學界和創作界展開。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蔣韻的《行走的年代》是迄今為止在這一範圍內寫得最好的一部小說。它流淌的氣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及小說的整體氣象，將八十年代的時代氛圍提煉和表達得爐火純青，那就是我們經歷和想像的青春時節：它單純而浪漫，決絕而感傷，一往無前，頭破血流。
餘一鳴《入流》（2011年）
江湖帝國的傳說
《入流》構建的是一個江湖帝國，這個王國有自己的「潛規則」， 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級關係。有規則、秩序和等級，就有顛覆規則、秩序和等級的存在。在顛覆與反顛覆的爭鬥中，人物的性格、命運被呈現出來。餘一鳴後來在長篇《江入大荒流》 中對這個中篇作了擴展，江湖霸主鄭守志、船隊老大陳栓錢、三弟陳三寶、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偉等眾多人物命運，被餘一鳴信手拈來舉重若輕地表達出來。這些人物命運的歸宿中，隱含了餘一鳴宿命論或因果報應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決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歸宿的處理。當然，這只是理論闡釋餘一鳴的一個方面。事實上，小說在具體寫作中、特別是一些具體細節的處理，並不完全在觀念的統攝中。在這部小說裡，我感受鮮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橫衝直撞，欲望是每個人物避之不及揮之不去的幽靈。這個欲望的幽靈看不見摸不著又無處不在，它在每個人的身體、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著每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方式。
王躍文《漫水》（2012年）
對鄉村中國的最後凝望
小說《漫水》是一個村莊，它沒有時間或歷史的印記，它更像是一部村志。作家寫「漫水的規矩」、寫「漫水」作為地名肯定有來歷，這些筆致很是散漫，在看似無心中構建了小說的另一種風韻——這是沈從文小說的遺風流韻。《漫水》寫了慧娘娘、餘公公等人物，這些人物與風土人情一起構成了湖湘大地的風俗畫。作家耐心的講述，讓我們看到了前現代鄉土中國的另一種狀態——它世外桃源的詩意，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感人。
那時的鄉土中國還有一個總體性，鄉村遠沒有現在這樣複雜，故事還可以在善惡中展開。因此，《漫水》這樣的小說， 可以說是對鄉土中國最後的凝望。在他那喜憂參半的目光中，我們不僅看到了他對貧瘠卻也不乏詩意的過去的眷戀不舍，也看到了他對鄉村中國現實的某些不安。那「美麗」的冬日在喜英慘死的弔喪中顯得格外慘澹。那就是王躍文對現實中國人文關懷的另一種表達。
遲子建《晚安玫瑰》（2013年）
重返普遍的人性
現在，刻意標榜的女性文學已經落潮。更多有思考和想像能力的女性作家，業已回到了面對普遍人性而不止是女性立場上的創作。遲子建的《晚安玫瑰》，在表現人性方面所作的努力格外引人矚目。
《晚安玫瑰》因其故事的複雜敘述得格外漫長。也惟有在漫長的講述中我們才有可能體悟人性的複雜和東西文化的差異。吉蓮娜是另一種文化傳統哺育的女性，她內心縱有萬丈波瀾，行為舉止仍優雅從容，那是因為她在懺悔中看到了另一世界的曙光；趙小娥沒有這種文化資源，她精神失常恢復後，仍對過去的歷史深懷恐懼，她惟一的歸宿就是生命價值的虛無。《晚安玫瑰》對人性的發掘雖然建構在虛構的基礎上，但它確有直擊現實的意義和價值。在一個價值理性不斷旁落的時代，遲子建以極端而溫婉的方式踐行了新的文學想像。如果《晚安玫瑰》能夠引領當下文學另外一種走向，那將是文學的幸事。
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2014年）
面對時代的精神難題
石一楓的小說是敢於正面強攻的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甫一發表，震動文壇。在沒有人物的時代，小說塑造了陳金芳這個典型人物，在沒有青春的時代，小說講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義凋零的時代，它將微茫的詩意幻化為一股潛流在小說中涓涓流淌。這是一篇直面當下中國精神困境和難題的小說，是一篇險象環生又絕處逢生的小說。
陳金芳的理想是具體的，她不僅要進城，不僅要做城裡人，支配她的信念是「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按說這個願望並沒有什麼錯，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有這樣的願望。但是，陳金芳實現這個願望的手段是錯誤的，她的道路是一條萬劫不復的道路，就在於她在道德領域洞穿了底線。她的方式恰恰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難題。石一楓發現了陳金芳並將她塑造出來，這就是他的貢獻。
阿來《蘑菇圈》（2015年）
人的命運與況味
《蘑菇圈》的容量極大，內容充沛又豐富。小說講敘了機村的阿媽斯炯的一生。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足以讓阿媽斯炯閱盡滄海桑田。阿媽斯炯重複的是她阿媽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現代」。但「現代」給她帶來的是不適應甚至是苦難。
機村變了，孩子變了，曾經幫助阿媽斯炯度過饑荒，為她積攢了財富的蘑菇圈，也被膽巴的妹妹、劉元萱的女兒拍成蘑菇養殖基地的廣告——那是阿媽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現代社會沒有秘密，一切都在商業利益謀劃之中。只是世風代變，阿媽斯炯沒有變。阿媽斯炯對現代之變顯然是有異議的，面對丹雅例舉的種種新事物，她說——我只想問你，變魔法一樣變出這麼多新東西，誰能把人變好了？阿媽斯炯說，說能把人變好，那才是時代真的變了。阿媽斯炯有自己的價值觀，人變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時代變好了。
董立勃《梅子與恰可拜》（2015年）
承諾與守候
董立勃的《梅子與恰可拜》，寫一個19歲的女知識青年梅子在亂世來到了新疆，她的故事可想而知。梅子雖然長得嬌小，但她有那個時代的理想，於是成了標兵模範。在一個疲憊至極的凌晨，險些被隊長、現在的鎮長強姦。但這卻成為梅子此後生活轉機的「資源」……
這是一篇充滿了「古典意味」的小說。小說寫的「承諾和等待」在今天幾乎是遙遠甚至被遺忘的，我們熟悉的恰恰是誠信危機或肉慾橫流。董立勃在這樣的時代寫了這樣一個故事，顯然是對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絕。在他的講述中，我們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經的遙遠的傳說或傳奇。
蔡東《來訪者》（2019年）
溫潤如玉，溫暖如光
我注意到《來訪者》中的這個細節：他們來到白馬寺，寺門已關，遊蕩中他們發現了一家小酒館，於是他們走了進去——
我們商量著點菜，芹菜熗花生、小酥肉、焦炸丸子、蒸槐花，主食要了半打鍋貼。菜單翻過來有糯米酒，我問他：「喝點酒嗎？」他笑笑：「度數不高可以。」
很快，店家溫了一壺酒上來，酒壺旁是一個小瓷碟，放著幹桂花。我先把酒倒在杯子裡，再撒上厚厚一層桂花。乳白色疊著金黃色，米酒的酒香託著桂花的甜香，在不大的屋子裡漫溢著。
這是一個尋常的生活場景，我們曾無數次地親歷，因此一點也不陌生。但這個場景瀰漫的溫暖、溫馨和講述出的那種精緻，卻讓我們怦然心動——誰還會對這生活不再熱愛？充滿愛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療治，也就是莊玉茹走出小酒館才意識到的「一次藝術療治」。莊玉茹是江愷走出黑暗的陽光，這縷陽光與其說是專業，毋寧說是她對生活的愛意置換了江愷過去的創傷記憶。
當然，由於篇幅，我不能對更多提供了新經驗的中篇小說作出評介。但是，起碼下面這些作品是需要、也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畢飛宇的《青衣》、劉慶邦的《神木》、方方的《有愛無愛都銘心刻骨》、林那北的《尋找妻子古菜花》、須一瓜的《淡綠色的月亮》、吳玄的《同居》、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曹徵路的《那兒》、葛水平的《喊山》、王松的《雙驢記》、魯敏的《逝者的恩澤》、遲子建的《起舞》、吳君的《親愛的深圳》、葉廣芩的《豆汁記》、東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 、林白的《長江為何如此遠》、張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邵麗的《劉萬福案件》、荊永鳴的《北京鄰居》、弋舟的《所有路的盡頭》、李鳳群的《良霞》等等。 這些作品構成了20年中篇小說宏大的世界，建構了新世紀闊大的中國文學新的空間。
微信編輯 | 鄧潔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