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是研究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人們深入理解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熱點問題。這不僅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歷史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從歷史研究角度來講，對這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的認識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小的歷史範圍中「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爭論的焦點。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焦點、熱點問題，與一個時期以來「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有關。歷史證明，亂人國，必先亂其史；滅人國，必先去其史。蘇共的垮臺就是前車之鑑。當時，全面否定蘇聯及蘇共的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最終被敵人不費一槍一彈而擊潰，消解於無形。從理論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重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實踐的結果，深深地影響了這兩個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指引中國人民從血雨腥風中站起來後，又經過艱辛探索實現了富起來，解決了溫飽問題，基本實現了小康，至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兩個歷史時期產生的巨大轉折，給予人們極其不尋常的心理衝擊和生活感受，如何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理論成果的關係講透談通，直接關係到中共政黨形象和今後中國發展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
因此，回顧和剖析中共十八大前後社會及學界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的認知及其動態，對於進一步加強中共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和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有著重大的歷史價值和實際意義。
一、中共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解讀的演進
中共自身對於如何正確認識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這一問題，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不斷演進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化，形成了一系列論述，奠定了正確認識這一問題的思想理論基礎。這一系列論述包括：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歷史性飛躍」。十三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即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第一次飛躍和發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第二次飛躍。二是從兩次「偉大革命」到「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十四大報告就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提出了兩次「偉大革命」的論斷。十五大報告就20世紀中國的歷史，提出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即辛亥革命、新中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改革開放。三是從「三個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十個結合」的歷史經驗到「三件大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位一體」。十六大報告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統一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之中；十七大報告提出了「三個永遠銘記」和「十個結合」；胡錦濤在建黨90周年講話中提出「三件大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位一體」的論斷。四是「兩個不能否定」。十八大報告強調指出，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這兩個時期的關係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的論斷。以上這一系列的論斷，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歷史檢驗的科學總結，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智慧結晶。
二、中共十八大前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的社會認知及研究狀況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社會及學界基本形成了幾種有代表性的認知模式。在王東紅等學者前期研究的基礎上，主要可概括為：「以後否前」（以改革開放後一個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以前否後」（以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一個歷史時期）、「前後皆否」（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一概予以否定）、「感性肯定」（不加分析地盲目肯定）、「知性肯定」（自覺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等五種情況。
（一）「以後否前」
所謂「以後否前」，即用改革開放後一個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在蘇共垮臺及東歐劇變、中共十七大、中共十八大前後，新中國成立60周年和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以及中共紀念建黨90周年之時，這一認知都曾先後升溫。對此，學者王東紅作過一些分析。學者金衝及指出：「有些書籍和文章連篇累牘、有意無意地給人製造一種錯覺：仿佛那30年無非只是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沒有幹多少好事。」企圖通過割裂歷史，否定其中一段，進而否定黨的歷史和新中國的歷史。另外，就是「特定的思維方式及其固化」的影響。趙凌雲等指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強調改革開放的緊迫性，就有必要強調過去的僵化和封閉，強調思想解放的緊迫性，就有必要強調過去教條主義的危害，從客觀上看，這種思維模式推動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開創。……問題在於，這種強調歷史的階段性差別的思維方式只能適合歷史發展的特定時期，只適合具體領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不能被固化。」這一現象及其深層次的原因，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現實中，對改革開放後一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呈現出「一邊倒」傾向，是不是也是造成「以後否前」認知的某種原因呢？2015年2月，筆者完成博士後出站報告時，在中國知網以「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經驗」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為主題進行了檢索，發現關注前一個歷史時期的文獻僅檢索到3篇，而關注後一個歷史時期的文獻有113篇。僅憑這一點也許不能說明問題，但是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差異如此之大，是需要面對的實際問題。
（二）「以前否後」
「以前否後」這種認識，具體指的是：用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一個歷史時期。學者們的研究指出，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某些老一輩人士、知識分子、網絡精英，還包括一些弱勢群體的代表及改革開放後出生的一些青年。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終走上了全盤西化……這是修正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復闢。而前30年才是真正的改革時代，『文化大革命』也是改革的例證；前30年是不同於晚清開放和後30年的開放，是有原則地為國家和世界利益的真正開放。」部分人甚至以歷史文獻和統計數據為證，認為前者經濟指標和社會指標都高於或優於後者。「紅歌會」網站2013年6月刊登了持以上立場的文章，文章中寫到：「這兩個30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30年，後30年是徹底背叛了毛澤東時代的馬列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30年」。這雖不是規範的學術研究文章，卻也代表了部分人的觀點。
（三）「前後皆否」
「前後皆否」主要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認為， 馬克思主義具有普適性，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導致中國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另一種傾向主要表現為，一些異見人士通過探討中國的傳統文化復興、「普世價值」甚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等話題，來否定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認為中國只是從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變成了權威主義國家，其前途或者是實行儒化或再「中國化」，或者是全盤西化或再西化。還有的通過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毛澤東，進而一概否定黨的歷史和新中國的歷史。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採用將兩個歷史時期中的曲折或失誤放大的手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史說成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
可以看出，這些觀點在抹煞和抹黑歷史，是現實中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表現，成為亡中華之心不死的喧囂。由於其過於赤裸裸宣揚「逢中必反」的立場為世人所忌諱，因此它並沒有多少市場，僅存在於某些極少數「仇中」「亂華」分子，如「法輪功」等擾華及幻想中國崩潰、分裂的勢力之中。
（四）「感性肯定」
有部分人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只是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做簡單的疊加，在肯定新中國成立以來偉大成就的同時，有意或無意間淡化了改革開放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簡單地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平直化：「改革開放後30年是前30年的直線式發展，不承認後30年是對前30年有撥亂反正的一面，是轉折性發展」。嚴格來說，這類認識是一種帶有盲目性的、不科學、不全面的認識，如不加以規範引導，有可能事實上且不自覺中給人造成「以前否後」或「以後否前」的感覺。對持有此種感性認識的人，要注意加強其學習和給予教育引導，豐富對中共黨史、新中國史的基本認知。
（五）「知性肯定」
「知性肯定」觀點認為，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來評價和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持「知性肯定」觀點比較早的代表學者，主要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山大學哲學系兼職教授甘陽。2007年3月，甘陽在《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一文中指出：「對於共和國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無論中國社會現在存在多少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問題」。
2008年1月，朱佳木撰文指出：應正確地、全面地看待改革開放前的時期的失誤和錯誤。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些變化和成就並非是離開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而取得的，恰恰相反，它們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結果，是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社會主義以鮮明中國特色的產物」。同年6月，朱佳木再次撰文對此問題進行闡述：改革開放前29年對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前一個時期是後一個時期的基礎，沒有前一個時期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後一個時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和全面發展；後一個時期是對前一個時期的繼承、揚棄和完善，沒有後一個時期的改革開放，前一個時期也難以為繼」。這種全面、辯證地看待歷史發展的整體觀念和憂患意識必須予以肯定。
三、中共十八大後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的社會認知及研究新動向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這一重要論述有著深層次的考量，從而把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問題引向深入，社會高度關注，學者們進行了熱烈探討，並形成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新的認知。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繼往和開來的「統一說」
齊衛平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延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是零起點，拋開前面的歷史重起爐灶，而是在很多方面體現了對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的繼承」。方松華和楊起予認為，以毛澤東為標誌的新中國前30年，和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特徵的後30年之所以能夠統一，是因為在新中國的60年歲月中，先後形成於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的民族復興、現代化道路和社會主義已經融為一體，成為一種歷史造就的時代主軸。前後兩個30年，既有一脈相承的歷史內涵，又存在著明顯的區別，統一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艱難之中。
（二）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是繼承基礎上的偉大「飛躍說」
宋月紅認為，「改革開放前歷史時期為改革開放以來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把社會主義建設推向新階段和新境界」。李景治說，「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上雖然存在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而是內在的繼承性和本質的一致性。這種繼承性不是自然而然地延續，而是一種偉大的飛躍。這種飛躍既有否定、正本清源，也有創新，創新是最重要的，是飛躍的核心」。
（三）提出研究改革開放史「加強說」
張星星認為，要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應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第一，大力宣傳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第二，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第三，科學分析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問題。應當看到，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正是在不斷解決矛盾、克服障礙、化解風險、戰勝困難的艱辛探索和實踐中闖出來的，並在此基礎上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第四，正確看待改革開放中的不同認識。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和認識分歧，必須堅決摒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錯誤觀點，也不宜過分誇大和渲染所謂改革與保守的「交鋒」。李正華也認為，要「深化改革開放史的研究」。
（四）從哲學角度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說」
任貴祥認為：「本質」一詞與「形式」相對應，屬於哲學範疇，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質，是事物固有的內在聯繫。聯繫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論述可以看出，貫穿其中的本質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兩個時期的社會性質都是社會主義，所從事的都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儘管兩者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但本質是一致的，而不是割裂的和對立的。李慎明也撰文指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不應簡單地局限於個人的得失。只有站在人民和歷史甚至是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視角來觀察問題，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
（五）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強調的歷史「連貫說」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兩個不能否定」重要論述時指出，需要「堅持用歷史的觀點、實踐的觀點、辯證的觀點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只有正確認識其聯繫與區別，「才能看到，無論用哪一個歷史時期否定另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對自己這個歷史時期的否定」；李捷認為，研究黨史和國史應該有一脈貫通、接續發展的眼光，要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同時也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長期奮鬥基礎上的，由幾代人接力探索取得的；要用科學的觀點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即用發展的和普遍聯繫的觀點來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的關係。對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新中國的歷史是「既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螺旋式上升的歷史」。
（六）以未來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的「發展說」
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實踐探索還告誡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必須堅持和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這種考量下，張星星強調，「只有讓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才能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不竭的動力和保證。」根據中共十八大後5年來的變化，長期關注這一問題的朱佳木再次撰文指出：「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是要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時期，更不是要停止改革開放，而是要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統一起來加以融匯繼承、貫通發展，是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述，之所以得到社會及學界的廣泛關注及認同，是這一重要論述符合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進程中「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清醒體現，因而成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研究的基本遵循。
四、拓展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研究的必要性
歷史證明，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時期一脈相承，它們的理論標誌和實踐主題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生活，為中國現代化事業開拓奮進，為中華民族謀偉大復興。眾所周知，這個過程絕不是輕而易舉的，比如我們必須回答關於這兩個歷史時期中共執政風險等歷史性課題。毛澤東飽讀史書，深知政權興衰的根源在於執政集團本身的懈怠、腐敗。新中國成立前，他把即將執掌全國政權執政稱為「進京趕考」，並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給全黨敲了預防執政風險的警鐘。新中國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中共始終積極抵禦腐敗可能帶來的執政風險，在強烈的政權憂患意識下，對腐敗分子的處理乾脆果斷，「三反」運動中槍決張子善和劉青山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改革開放後一個時期，中共面臨的執政風險日益多樣化、複雜化，「市場經濟的利益交換原則滲入黨內政治生活，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寬鬆軟，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鬆弛問題突出，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嚴重侵蝕黨的肌體，已經發展到了再不解決就可能江山變色，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喪失，黨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重蹈蘇東覆轍的地步。」而實踐證明：中共是有著極強自我革命精神的黨，憑藉自身抵禦風險的強烈意識和有效實踐，成功地遏制和防範了這些風險。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否認不了的事實。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勵精圖治，中華民族復興在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研究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向世界宣示未來中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以展現中國的制度優勢。在「兩個不能否定」重要論述原則下，可以從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都是黨領導的執政道路組成部分這個整體上進行宏觀把握，通過研究具體層面，對這兩個歷史時期黨的領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黨的建設和執政策略等方面的實踐情況進行比較，分析黨的政治基礎、制度基礎、寶貴經驗、理論基礎、物質基礎、執政風險等方面的演化規律，並在比較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國內相關實踐的同時，審視同一時期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拓展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關係和中共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研究的視野，將會更有力於解讀這一重大問題，更有力於闡釋「四個自信」，更有力於增強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責任感，更有力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磅礴力量，產生事半功倍的作用。
不可否認，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本身，至關重要、意義非凡。這一關係及其相關問題，將會伴隨著全面深化改革歷史新時期的發展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而進一步得到更全面更深入和更科學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