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化解公共危機效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我國社會正處在從農業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轉型階段。這對國家應急管理的決策過程、執行效果和監督機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亟待通過專業化、智能化、精細化和個性化治理，以科技手段打破「事後應對」和「忙於應付」的被動治理模式，增強事先預警和風險排除能力，以科技支撐賦能公共危機治理。
【關鍵詞】科技創新 公共危機治理 國家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提升化解公共危機效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需要全方位努力。當今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科技成果的運用對國家治理的支撐作用日益突出。2020年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戰勝疫病離不開科技支撐。2月14日，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進一步指出，要鼓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慧、雲計算等數位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化解急難險重的大考，在展現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的同時，也暴露出治理領域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需要從科學防治、精準施策角度，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以科技支撐賦能國家公共危機治理。
以科學技術防範和應對公共危機，在中國治理史上具有深厚積澱
公共危機及其治理本身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科學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公共危機通常是水旱災害、地震海嘯、流行疾病、核洩漏等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的，並與人們的認識盲區和知識空白相關的客觀現象。公共危機直接關係到人類生存和生命財產安全，反映了外部環境在自然變化和社會轉型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對它的防範和管控，既要從源頭出發，對危機發生的條件、機理、過程進行規律性的解釋，也要著眼於現實，以科技攻關推動危機管理能力、危機救援能力和危機保障能力的建設。總之，依靠科學思維和技術手段，是從全局性、針對性和專業性高度，化解公共危機的根本途徑。
以科學技術防範和應對公共危機，在中國治理史上具有深厚積澱。早在東漢時期，張衡就發明了候風地動儀，在全國範圍預報和記錄地震方位，以降低突發自然災害對國家的衝擊；清代末年，伍連德醫生藉助科學防護和治療技術，及時控制了鼠疫的更大範圍蔓延。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高度重視科學技術與公共危機治理的融合。1956年，首次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專題研究科技發展服務國家建設的問題，以舉國體制擬定多項與災害預報、衛生治療相關的重大科技任務。2003年「非典」期間，國家積極動員全國科技力量投身一線，啟動專題項目，落實攻關經費，組織專家集中開展流行病、臨床、藥物和防護的學理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科技支撐對提高公共危機治理的基礎性地位日益凸顯。在「中國工程科技2035發展戰略研究」中，國家科技部委專門部署公共安全風險防控與應急技術裝備重點研發項目，推動物聯網、機器人、智能系統、數據平臺、虛擬實境在危機治理領域的應用。2018年12月，國家應急管理部編制《應急管理信息化發展戰略規劃框架（2018—2022年）》，提出建設具有系統化、扁平化、立體化、智能化、人性化特徵的應急管理體系。這些都充分表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科技發展前沿、把握公共治理規律，以現代科技手段建立健全與大國治理能力相適應的公共危機治理體系。
70多年來，科技支撐是創新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環節，對形成以統一指揮、反應迅速、上下聯動為特色的國家公共危機治理機制發揮了綜合性保障作用。在汶川地震救援中，計算機網絡技術、無線通訊技術、GIS技術的使用，極大提高了國家抗震救災水平。面對此次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適時發布了《關於加強信息化支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導各地各部門積極運用移動互聯、雲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為科學防治、精準施策、便民服務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目前，我國國家和社會治理儘管已經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科技支撐賦能公共危機治理依然處在起步階段，還存在量不大、質不高、效不顯、不願用、不會用、不敢用的問題。比如：現代科技與危機治理事前、事發、事中、事後工作尚未充分融合，創意方式不多，集群效應不足；部分用於風險監測評估和危機防控處置的產品服務科技含量不高，設計標準混亂，專業人才缺乏等。這些問題暴露出我國在公共危機治理存在的薄弱環節，也說明了以科技支撐提高應急處置能力的現實重要性。
科技支撐賦能危機治理專業化、科學化、精準化、高效化
複雜的自然環境和巨大的體量規模，決定了不同類型的公共危機事件在我國多發、易發、頻發。當前，我國社會正處在從農業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轉型階段，對應急管理的決策過程、執行效果和監督機制提出新的要求，亟待通過專業化、智能化、精細化和個性化治理，及時發現、防控和處置各類風險。這就要充分重視科技手段對打破「事後應對」和「忙於應付」的被動治理模式，增強事先預警和風險排除能力，創新公共危機治理機制的支撐作用。
科技支撐賦能危機監測專業化。從事前的隱患排查和風險感知，到事發的預報警戒和綜合評估，再到事中的報告統計和應急救援，監測工作貫穿社會風險管理的各個環節。而對危機演變、人口流動、物資調配、輿情發展的跟蹤，同樣是現代公共危機治理的重要問題。現代科技設備和服務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平臺為主要媒介，憑藉韌性、高速、智能、融合的功能特點，最大程度實現了現場信息的獲取和信息資源的匯聚。以通信互聯互通、數據共享共通為基本形式的各類傳感器技術、信息互聯，以及傳輸技術、智能識別和預測技術的深度應用，廣泛適應了自然災害、生產隱患、區域風險、救助現場的監測需要，推動形成全面感知、動態監測、智能預警、全民參與的危機治理新生態。
科技支撐賦能危機決策科學化。與常規治理不同，大多公共危機及其治理具有突發性、非常性，任何決策都可能對社會運行和公眾心理造成更大影響。這就要在儘可能分析危機事件來龍去脈基礎上作出決策，同時也要尊重群眾在決策中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依據機器學習、神經網絡、知識圖譜等算法，通過物聯、衛星、航空、視頻等感知，物聯網、衛星遙感、視頻識別、網絡爬蟲等技術提供了多維度信息源的決策支持。這不僅以動態信息分析的「智慧大腦」推動國家對公共危機的決策從對個體經驗的絕對依附，轉向基於事態發展的證據研判，也在群策群力、集中全民智慧過程中，建立健全了政府和公眾在危機決策時的信息交流和輿情反饋機制，提高了決策的針對性和透明性。
科技支撐賦能危機管控精準化。公共危機往往具有不確定的特點，即使社會預感到某一具體危機的存在，但對其危害程度、波及範圍和應對方式的掌握，依然有混亂模糊的可能。相較於粗放的傳統危機管理方式，信息的獲取、甄別和處置是現代公共危機治理的基礎。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蓄勢待發的變局中，「大數據+醫療」促進了對重大衛生疾病群體的動態分析和精細救治；「數字天網」對社會安全和交通運輸的風險隱患實現了全覆蓋、無死角、無盲區布防；「智能倉儲」確保了儲備物資按照品類、規模、用途、供求等稟賦情況，完成了從儲藏到投放的標準化管理。許多新興科技成為暢通信息渠道、感知信息態勢的重要手段，在處置公共危機過程中，對精準監管、統籌調度、人性化服務起到顯著作用。
科技支撐賦能危機指揮高效化。突發性公共危機一般在國家和社會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生，變化和擴散的速度甚至超出想像。這種緊急性、多變性和嚴峻性決定了必須建立一套成熟、高效的應急響應和指揮協調機制。藉助數字信息技術，危機管理以網絡為基礎，實現了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和跨業務的協調聯動，使國家在危機管理中從信息的收集者轉變為分析者、從數據的被索取者轉變為推送者、從決策的預報者轉變為實報者，為形成「一盤棋」式的預警應對能力提供了技術條件。同時，在數位化、智能化、平臺化管理方式下，信息的整理和傳導不必重複填報各類表格，拘泥於繁文縟節。這不僅節約了危機管理時間成本，而且有效遏制了損害危機治理效能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推進科學技術與公共危機治理深度融合
科技創新發展和治理現代化密切相關，二者相輔相成是國家贏得公共危機治理主動權和制高點的關鍵因素。但作為一種新興事物，其廣泛應用和價值顯現是漸進發展的過程。隨著新工業革命的不斷推進，現代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斷加深，在著力健全國家公共事件應急管理體系的要求下，以科技支撐賦能國家治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緊迫。這就需要抓住機遇、補齊短板，推動公共危機治理和科技進步的深度融合，以科技支撐增強國家應急管理能力。
不斷創新危機治理科技業態，是推進科學技術與公共危機治理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在此次抗擊疫情阻擊戰中，語義引擎、數據分析、可視化分析、線上線下協同等技術應用，在疫情防控、人民生活、輿情疏導、復工復產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藉助「5G+熱成像」技術，主要公共場所可迅速識別溫度異常個體，實時傳送數據，有效紮緊疫情防控的籬笆；依託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載體，對監督方式、工作模式、消費行為進行創新，催生出網絡監工、「雲辦公」、健康碼、無觸碰消費等新業態。應注重科技進步對危機治理的引領作用，將「智慧中國」「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社區」的建設目標同健全國家公共危機治理體系的總體要求相銜接，利用新技術、新渠道、新模式開展信息監測、資源調配、經濟發展等工作，推動公共危機治理系統創新。
推進科學技術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深度融合，就要建立企業參與公共危機治理體制。企業是科技與治理融合的主體，也是科技創新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主體。面對形勢嚴峻的疫情，不少企業主動採用新機器、新工藝，加快重要物資的生產和運輸，積極開發便於疫情防控和人民生活的產品服務。應引導建立一批以大數據、雲計算為核心的高技術企業，鼓勵企業加強重大公共危機防範和應對的研發投入和技術攻關，形成企業產品線和產業鏈、企業社會效應和經濟效益的協同發展，深化以企業為重要主體的危機治理創新機制。加大財政、貨幣等配套政策支持，強化法律監管和智慧財產權保護，弘揚企業家責任精神，培育有利於企業參與重大公共危機治理的市場條件和社會氛圍。
以科技支撐提升公共危機治理效能，就要形成善用科學技術的社會環境。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制度優勢化解各類風險挑戰，但在以科技的利器治理公共危機方面卻有所不足，政府和民眾缺少以科學思維和技術手段化解風險的成熟經驗。在公共危機中，科技治理的要義是社會力量的參與互動更加便捷有效，充分發揮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一方面，將現代科技運用到公共危機治理中，是一項系統性戰略性工程。要通過深化技術標準、法律制度、倫理規範、市場經濟等方面改革，形成以科技支撐賦能國家公共危機治理體系。另一方面，領導幹部是國家公共危機治理的關鍵少數，是把科技支撐在公共危機治理環節抓實落細的基礎力量，其治理能力是衡量黨和政府應對各類風險科技治理水平的基本指標。要重點增強各級領導幹部運用科學技術的意識和本領，使數位化網絡平臺、智能化人工認證等得以進入政府治理危機的各項工作中。
危機治理從根本上說是人的問題。推進科技進步和現代治理的深度融合，必須以確保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無論是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施，還是綜合性信息平臺的構建，在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科技支撐都在於更好地維護和實現人的安全發展。要正確認識科學技術在危機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明確科技支撐是為危機治理而建、為危機治理而用，警惕「重科技、輕治理」的錯誤傾向，在公共危機治理的人民戰爭中，使現代科技真正發揮預警防範和應急管理效能。（作者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徐偉軒對本文亦有貢獻）
【註：本文系2019年上海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重點建設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邏輯研究」（項目編號：ZX2019-YJ02）階段性成果】
責編／賈娜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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