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世紀末，糖價普遍上升。1792年，廣州出口白糖價每擔5兩，但是，在北京內務府登記的價格是每擔10~17兩。當然，這是最好的糖的價格，同時，內務府帳本的真實程度很難說。
1793年，馬戛爾尼（Macartney)使團也支付了類似的價格，而且購買任何物品同樣支付較高的價格。由於米價被嚴密監督，內務府登記的價格較難以抬高。一擔米（約185磅）價為白銀1兩又300文，可供一名成年男子100天的食糧。
相比之下，根據馬戛爾尼的價目表，白糖1斤（1.33磅）價值100文，與中國步兵的每日工資大致相同，比馬戛爾尼使團僱傭的船夫工資高20文。甚至在廣州，糖的價格仍是非常昂貴。1791年，一名豆腐工月薪710文，外加夥食；1795年，一名在中國南部的榨糖工人月薪500~750文。1774-1816年間，一名刻書印刷作坊工匠月薪750~900文。農業部門的工資更低：例如，短期農工月薪450~500文，甚至有低至200文者。
從工資和價格結構看來，勞工階層根本買不起糖。他們至多只能購買售價1~2文的薄片花生糖或棉花糖，及一些零碎的蜜餞水果。對糖及其商品的主要需求，來自位於總人口頂端約2%的地主和士紳階級。他們的人均收入約是平民的16倍19世紀，在英國，因為糖價格急劇下降糖變成一種食品並且成為日常必需品。16世紀時，甚至加勒比海地區的糖已經容易獲得，一磅糖在英國的價格仍然與一名勞工整整兩天的工資相等。
17世紀期間，糖價跌了一半；1700-1750年間，糖價再下跌三分之一。1840-1850年間，英國糖的價格急劇下降，先是跌了30%，並在以後20年中進一步下跌25%。歐洲工業革命後接踵而來的物價跌勢，是製造技術革命的產物。不僅是蒸汽壓榨機、真空蒸發皿和運輸中的革命性改變使殖民地的蔗糖更便宜。19世紀中葉，新工業技術使東歐和法國的大量的甜菜糖容易得到。雖然單以價格不能解釋在英國糖消耗量的增加，但有充足的證據證明糖需求的波動與其價格有直接的聯繫。19世紀，歐洲其他地方，糖消費量因較低價格而增高了水平。
尤其是19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實際工資不斷提高，工人階級家庭食品方面的開銷開始反映出生活水平的改善。便宜的碳水化合物，如麵包和土豆的消費量下降；鮮肉的食用（與鹹肉相反），加上晚餐吃的罐頭食品、無核葡萄乾、水果，以及可可等新飲料，進一步增加了糖的總攝取量。歐洲大陸政府津貼生產便宜的甜菜糖，使英國工廠逐漸用甜菜糖以製造果醬、橘子果醬、糖果、蜜餞點心和甜餅乾等，以迎合了某些階層的口味，替代來自殖民地的蔗糖。
與明茨的見解相反，英國不止因糖價下跌而刺激了消費量。相對於歐洲生產甜菜糖而言，建立在殖民地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加勒比海地區低效能的蔗糖生產，就顯得黯然失色。歐洲工業化生產的甜菜糖是成熟的資本主義產生的根本變化的顯示器之一，成熟的資本主義為城市工人和消費者提供了商品，如糖。在19世紀的中國，所有商品的國內市場仍然受到限制，糖只是其中之一。正式官方宴會上作為身份地位標誌而供應的糖、白麵粉、油、芝麻、幹水果、茶葉甚至新鮮水果等，正是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
商業結構進一步說明國內市場的限制。在國內市場上，米糧是大量交易的商品，其次是棉布。然而，如吳承明所指出，鴉片戰爭（1839-1842)前夕，只有14.3%棉布的總產量在市場上銷售，其餘在小農家庭經濟中自給自足。雖然吳承明排除了為納稅而出售的部分糧食、棉布、絲綢、茶葉和鹽等，並將之包含在內，使市場銷售總數稍微上漲，但是市場的基本限制仍是明顯的。範毅軍把海關總收入製成表格，可看到1750年後貿易量的停滯，及1777年後的跌勢。由於中國人口規模的增大，可看到國內市場所受到的限制。
正如對大量資本主義萌芽的詳細論證，中國農民是作為生產者而與市場相聯結的，顯然地，作為生產者的中國農民不是完全依賴市場的消費者：他們不必為生活在市場購買所有的必需品。中國主要飲食中的茶說明了這點。1840年，茶僅佔流通商品總值的7.75%。19世紀，與日常飲料所謂「白茶」（即白開水）的中國農民相比，英國工人不僅吃更多的糖，還喝更多的茶。國內市場是如此受壓抑，以至於明末，一個主要產茶地區建寧沒有進一步發展，16世紀初，該地區的產量便到達「平頂狀態」。茶葉和糖的消費者市場進一步受到19世紀基本商品如米等價格上漲的影響。
王業鍵將清代米糧價格的歷史分成五個階段：1644-1682年，在戰爭和大規模動亂年間，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價格下跌；1682-1800年，有溫和的通貨膨脹；1800-1850年，出現嚴重的通貨收縮，進一步減少農民的貨幣收入；1850-1875年，價格先是迅速上漲，繼而急轉直下；1875-1911年，價格暴漲，尤其1885-1911年間，增長了150%。整個19世紀，實際工資至多是保持不變。甚至教師，一個相對享有特權的階層，實際工資也沒有增加。
霍布斯鮑恩前列的國內市場發展的4項評判標準中，中國市場僅是通過人口增加而發展。它的特點是缺乏從非貨幣收入至貨幣收入的轉移，沒有出現人均收入增加；或是工業製品代替家庭產品。然而，是否存在著發展中國糖的市場的其他可能性呢？市場的重要性已經在關於經濟發展的論著中被反覆強調。自18世紀亞當·斯密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區域間的貿易導致了專門化；由於生產者渴求購買以前難以獲得的貨物，故而生產有市場需要的物品。
史密斯認為這些交易導致革新和積累，因為面臨競爭，生產者的反應是，通過採納最有效率的技術來削減成本，以至系統化地、不斷施加壓力使同行也這樣做。這一過程的反覆出現，勢必導致人均產出不斷增長。正如布倫納指出，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特色。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討論了貿易的角色和世界市場推動了現代紀元：「商品的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眾多歐洲和中國經濟史的學者，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把貿易和需求解釋為使封建主義解體的關鍵因素。
許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者，包括上述的吳承明，對於市場的關注都歸向馬克思的解釋。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其他學者卻是明確地受亞當·斯密的啟發。科大衛指出：「中國鄉村商業化是運輸和工業發展的連續過程，而運輸和工業的發展打破了地方經濟的隔離狀態。」並且推斷：「其實中國鄉村貧困不是因為貿易過度，而是因為貿易不充分。」國內市場的擴張存在結構上的限制。總的說來，生產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的農民，除鹽、醬油、火柴和小量食油以外，並非必須依賴市場。
結語
中國糖的市場在海外出現。在其他地方，包括鄰近的日本，農民經濟再生產的條件將開始變化。16世紀始，世界市場提供了中國充足的擴張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