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讀賈誼的《過秦論》是在《史記·始皇本紀》的末尾，太史公司馬遷有過收錄。當時驚嘆於這篇文章用敘事論證與排比、對偶、對比等創作手法下的氣勢與雄辯，然而文末結尾草草的一句：「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初讀時，總覺得欠缺些什麼，也就此埋下了伏筆，像一個石頭一樣一直懸在心上。
後來年齡大了，經過多年的學習與思考，當然囿於我的才學淺薄，也一直沒有結果，但那時的思考主要是對前人觀點的吸收與繼承上，也缺少自己的見解。後來年歲日長，對秦朝滅亡的原因也有了一定的深刻的認識後，再回過頭看賈誼的《過秦論》時，便愈發篤信賈太傅仁義論的「淺薄」了。
也是在最近才知道，原來《過秦論》還有中下兩篇，結合起來看便不是我之前認為的那樣。如果我們只看《過秦論》的上篇，那麼靈慧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它文採有餘，作為政論文論起政事來難免有些疏闊，甚至趕不上後來的晁錯，這種疏闊一如魯迅先生所評價的那樣：
「然以二人之論匈奴者相較，則可見賈生之言，乃頗疏闊，不能與晁錯之深識為倫比矣」
造成這種疏闊的，我想一部分原因是賈誼是優秀的政論家也是優秀的詞賦大家，他的詞賦如：《吊屈原賦》、《鵩鳥賦》等都很有名氣。只是說，他的文章也由此受了詞賦這一文學體裁的很大影響。比如給我的典型感覺就是這篇《過秦論》有點像後來六朝時期的駢文一樣，在排比、對偶等文學手法的運用下，讓這篇文章在表達思想上造成了很大限制，難免有些遺憾。
但瑕不掩瑜，如果我們把這篇文章的中下兩篇結合西方建國早期的政治形勢，與在《過秦論》上篇文末便點明貫穿全文的論點：「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來看，《過秦論》一文還是無愧於賈誼的千古賢名，是對西漢以及後來的封建帝國制度都有很大直接或間接影響的。
憑欄遠眺，滿目山河空懷遠時，回首過去，我們總是一如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所說的那樣悲觀：「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其實不盡然總是如此，歷史雖然是個「圈」很難打破跳出輪迴的枷鎖，但偶爾我們也能看到前人對過去興亡的批判繼承。比如秦國有感於西周封建制度的局限性：諸侯尾大不掉，實力強大時，本末倒置覬覦鼎之輕重，於是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廢除分封制，推行了郡縣制度。
但後來西漢又見於秦國二世而亡，沒有宗室拱衛，眾建諸侯；於是封建制又在西方立國早期重新復活再行分封。然而這種分封也只是暫時的，後來在賈誼、晁錯乃至漢文帝、景帝、武帝等一系列賢君良相的辛苦經營下，終於在賈誼首倡打擊諸侯，晁錯主張「削藩」、主父偃的曲線救國的「眾建諸侯少其力的」推恩令下，西漢又回到了秦國實行的郡縣制度的老路上。
跌宕千年，這個圈卻沒有就此畫上句號，形成閉環。後來，西漢滅亡，曹魏政權乍起又乍落，司馬氏篡漢令人髮指的順利。造成這一原因的，除了主少國疑，曹魏掌權人物的顢頇外，其實主要原因也有缺少宗室封王的拱衛，以至於首都上層權臣作亂、風雲變色時，外地沒有足夠實力的藩王進京勤王。
於是西晉立國又立馬回到了封建制的老路上，大行分封，諸如齊王、趙王、楚王....等幾乎被人遺忘的名號，又被人拾起來重新裝裱，再後來的事我們大家都知道了，便是直接導致五胡亂華的亂世，讓國祚本不堅實的晉國元氣大傷的八王之亂...
所以，我們說「秦人不暇自哀」時也要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歷史有時真是個圈，但大多數時候也不存在後人不會思考前人興亡的原因。
西方對秦朝滅亡的反思，最早可以追溯到開國皇帝劉邦時期。劉邦十分厭惡讀書人，甚至他看到有人戴儒生的高帽子，就要把那帽子摘下來，往裡面撒尿。那種情況下，在劉邦剛得天下時，有一個儒生卻進入了劉邦的視野，他反駁劉邦說：「「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
馬上得到天下，能憑藉馬去治理天下嗎？翻譯成人話就是，用武力奪取天下可以，難道治理天下能憑藉武力嗎？潛臺詞是要重視文字的力量，他便是陸賈，與賈誼一樣一介儒生。
於是陸賈在劉邦的授意下，援引歷史，以商周和秦朝的興亡為例著書論述秦亡漢興、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資借鑑。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劉邦都極力稱讚，稱其書為《新語》。 因此，陸賈也是西漢第一個官方開始反思秦國滅亡原因的人。
但陸賈的這種反思，在當時流傳不是很廣，由於文章拗口的關係，大多也只局限於上層統治者之間，遠不如後來賈誼的《過秦論》這篇流傳甚廣，富有文學性。
不過「蕭規曹隨」，賈誼對秦朝滅亡的反思，也依然逃不過陸賈的仁義之說，只不過他出於優秀政論家的真知灼見，所討論的更加深刻、也更加緊貼時事，具有可操作性。當然還有一點我們也不能忘記，相較於《新語》，他寫的文章讀起來朗朗上口一些，也十分具有觀賞性與文學價值。時光境遷，這種在後人眼中，文學價值大於政治價值的價值，也是我們今天把《過秦論》收入在課本中的原因。
如果我們抽象的看，賈誼這篇文章對西漢政治制度確實有很大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不是數學方程式那樣邏輯清晰，有跡可查；也囿於篇幅關係不能逐一像清朝學者那樣引經據典，充分論證考究，但拾人牙慧，找出一兩點「曲解歪說」與大家分享還是可以的，比如賈誼文章中下兩篇提到的仁政愛民思想與君主廣開言路，接受群臣建議這兩點。下面分別闡述。
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在商鞅變法之初，出於移風易俗，「急於求治」等目的便定下了用法峻急的政治底蘊：
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治國刑多而賞少，亂國賞多而刑少——《商君書》。
在秦國的法制實踐中，我們雖然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科學進步的現代法治觀點，但更多的還是法家中過於相信刑法力量的一面：小過大究，細過深究，甚至為了維護法律與社會秩序不惜踐踏人權，肆意加害。典型例子便是眾所周知的，秦國棄灰於道者黥這一惡法。
打天下與守天下的方法不一樣，縱觀東西方歷史，諸如西方亞歷山大帝國、東方秦帝國乃至後世由蒙古人創立的元帝國（巔峰時期）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曇花一樣。深究其主要原因，大多都能找到帝國在軍事快速擴張的下，還來不及改弦易張，便出於慣性已經分崩離析的無奈結局。
不過，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因為西漢之前的秦國可能是一個例外，它其實是有機會改弦更轍的。在秦始皇去世後，下一任繼承人如果用仁政去秦法之峻急，修養民生的話，或許這個偉大帝國還不至於那麼短命，這點《過秦論》中，賈誼有過討論：
「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
然而秦國統治末期，在經歷一系列惡性政變，在昏君胡亥與晚年變節失德，毫無當年風骨的李斯的主導下，李斯老馬戀棧豆，為了爵祿阿意取容，非但沒有規勸秦二世，還上了一份有名的《行督責書》，讓秦國的嚴刑峻法之風愈演愈烈。
李斯的這封上書為秦二世的集權統治，傾天下之有，以供一人之歡的極端自私享樂行為，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這也直接導致秦國更加嚴苛峻急，百姓民不聊生，以至於秦國刑者輾轉千裡，相望於道，為西漢帝國取代秦國留下了足夠的時代背景。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李斯列傳》
如今，從歷史材料看，漢朝無疑去除了很多秦法中很多過於嚴苛的法律，這主要體現在統治者執政時廢除、減少肉刑上。誠然，我們並無直接證據可以表明，這種進步可以歸功於賈誼的《過秦論》一文，但不可否認陸賈與賈誼以及受他們影響的統治者反思秦國滅亡的原因時，仁義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在漢文帝時期，發生了一件有名的政治事件，即「緹縈救父」。文帝四年，，有人上書告發淳于意受賄。按照刑法應當專車押送他向西到長安。面對飛來橫禍，淳于意有5個女兒，但都慌了手腳，跟著囚車哭拿不出主意，解救老父親。於是淳于意生氣，罵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危急時沒有人能幫忙。」
生子不生男，緩無可使者！——《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老父親捶胸頓度的呼號，極端的打擊了他最小的女兒緹縈的自尊心，於是她給漢文帝上了一封上書，信中提到：「死者不可復生，而刑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代價，一旦法律的懲罰加害於個體之上，那麼輕則身傷，重則身亡，屆時即使僥倖躲過一劫沒有死亡的人，想再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時，卻依舊因為諸多肉刑，刑罰加身，便再難有融入社會的機會了。
於是秦漢時期，這種肉刑泛濫的法律陋習，也導致了統治者的執法目的，由懲戒犯人，引導犯人改過自新，達到社會教化風俗這一良善目的；變成了間接向社會展示違法後犯人所受到的傷害，從而「以罰代管」向民間轉移政府的行政成本，掩蓋封建社會的行政效率低下，愚昧世人。
漢文帝藉此在當年廢除了肉刑。追本溯源，這讓我相信，如果不是賈誼那幫文人的高瞻遠矚，事先提供了理論基礎與依據，那麼或許過度依賴肉刑這種不人道的刑罰，可能在西漢乃至後世持續的時間會更長吧。
《過秦論》中下兩篇中，除了仁政愛民的思想外，賈誼對秦國滅亡的反思主要還體現在規勸西漢統治者「開言納諫」廣開言路的觀點上。
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
站在歷史的反光鏡中，我們知道在政治體制中糾錯制度是一種很重要的制度，它可以讓統治階層及早發現社會統治或有的問題，從而減少錯誤政令所導致的內耗，讓王朝的生命力得以延長，獲得長治久安。而在皇帝制度的集權統治下，大臣進言規勸，君主虛心採納便是最主要的糾錯手段之一。
《禮記》中說：「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意思是作為君王，即使他說的話如絲一般纖細，傳出去以後也會像綢帶那麼寬大。這也經常被比喻那些擁有權力的人，即使本身沒有顯示自己的欲望，他的言行也能對別人產生巨大的影響。
而現實中這種影響不見得每次都是好的影響，也有很多統治者旰衣宵食，勤勤懇懇為百姓謀福利，卻在執行時變了味，成了加害民間的惡政。比如，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
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這種現象，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便是典型例子。儘管這樣，但我們不難發現，歷史上凡是開明的君主大多善於聽人規勸，善於改正自己的錯誤。比如李世民，他幾次三番被魏徵氣的不行，咬牙切齒，可這一氣倒也氣出了被後人傳唱不息，幾乎是整個盛唐巔峰的「貞觀之治」。
而君主中不聽臣下的規勸，沒有很好的執行「糾錯制度」的人同樣有很多。比如上古時期的紂王、賈誼同時代的秦二世、項羽，乃至後世的隋煬帝楊廣等。他們大多剛愎自用，為了維護自己那極端重要的自尊與利益，不惜殺死打擊忠言規勸的臣子，嚴重時甚至導致了生死國滅的不幸下場。由此可見賈誼文章中對秦朝的反思中，君主廣開言路，不受雍蔽的重要性。
而賈誼所處的時代，本身便是一個君主廣開言路，聽人勸，皇帝與大臣良好的執行糾錯制度的時代。有感於秦朝的快速滅亡，西漢的皇帝諸如漢高祖劉邦，漢文帝、景帝、乃至賈誼之後的武帝都有納諫的歷史記載，甚至賈誼自己也是皇帝廣開言路，接受群臣建議的受益者。比如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便是由河南郡守吳公的舉薦推薦給了漢文帝，他才得以由一介布衣變成了帝國冉冉升起的政治巨星，得以一展胸中所學。
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屈原賈生列傳》
綜上所述，《過秦論》中，課本未收錄的中下兩篇對西漢政治制度的主要影響為兩點：一個思想上指導統治者去除秦法的嚴苛峻急，實行仁政；另一個是規勸後來的統治者以秦為鑑，善於聽取大臣意見，從而良好的糾錯。
不過受文章篇幅的關係，《過秦論》中下兩篇賈誼的觀點還有很多地方沒有分別展開一一討論。但我相信「一千個人中只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拋磚引玉，如果這篇劣文能夠啟發讀者有更好的見解與領悟，從而在平臺上創作出更多的優質內容與大家分享，那麼便再好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