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抗戰時曾經活躍著一支復旦大學學生抗日義勇軍,師生共赴國難

1932年2月出徵返滬的復旦學生義勇軍

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際，活躍著一支學生抗日義勇軍，這支隊伍中，有50餘人來自江灣復旦大學學生軍，他們自動編入第十九路軍，協助據守吳淞口至薀藻浜一帶防線，在槍林彈雨中浴血奮戰，為抗戰作出了貢獻。

學校首推學生軍

說起復旦大學學生軍，源於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創立之初的兵操。當年復旦公學成立之初，創始人馬相伯先生就對學生體育鍛鍊十分重視，他特聘英美教官進行兵操訓練，中國海軍元老、復旦校董薩鎮冰也曾親自到校指揮兵操。1920年重新修訂的《復旦大學章程》規定，學生必須上兵操課，「每星期由兵操教員講授軍事學一次，並練習技擊以保國粹。」1926年底，由復旦學生發起的全面軍事訓練在校園大操場進行，此舉開了全國學生軍訓之先河。

1927年，復旦大學正式決定，成立復旦大學學生軍。學生軍定製專門的軍服，與正規軍相似，購置假槍200餘支，「全副武裝」。每天早晨，在校學生會軍事委員會主席張豐胄同學的率領下，到江灣跑馬廳進行操練。

學生軍成立之初，也得到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支持。學生軍負責人張豐胄等曾到南京找軍政部長馮玉祥將軍，申請學生軍備案和要求發給步槍演練，馮玉祥對張豐胄及學生軍非常欣賞，向學生軍提供了1500支七九式步槍和彈藥，張豐胄畢業後，還被馮玉祥任命為豫陝甘三省政治考察員。學生軍訓練之際，還得到了駐滬第十九路軍的軍事技術支持和幫助，翁照垣旅長、董清源團長等軍官也常來學校指導和演講。

1928年5月，「濟南慘案」發生，學生軍義憤填膺，決定每天早晨6點到7點進行軍訓，做隨時抗日犧牲的準備。5月9日，復旦學生軍參加了上海市學聯召開的全市學生反日大會。9月一開學，學校規定本學期實行強制軍事教育，男生自不能免，「本校女生須習體育，或女子救護隊，或女子童子軍4學期，每學期給予1學分」。後又增設高級軍事班，習滿給予2學分。11月，學生軍200多人包租滬杭列車前往杭州野營訓練，並在嶽廟前高唱《滿江紅》，誓死抗日，氣氛悲壯、紀律嚴明。

李登輝校長非常欣賞學生軍，每次學校行政會議討論軍事訓練問題，他都積極支持和贊同。在李登輝的影響下，其他教師也很重視操練。對此，理學院院長林繼庸先生這樣描述：「義勇軍會操時，李老校長常常蒞場檢閱。他每見到同學們精神奕奕，紀律嚴明，常笑對我們說：『這個……這個……這個很好！』金通尹先生每遇到驚險鏡頭，輒憂形於色，但時亦開顏歡笑。章友三自慚孱弱，購備了一套戎裝，始終沒有穿著出場。殷以文在徐家匯附中，武裝赳赳。遙為呼應。吳劍嵐敢於髀肉復生，舍槍取劍，淬厲甚勤。溫崇信則常常緊皺雙眉，作金剛怒目。」（林繼庸《懷念復旦學生軍》） 1929 年夏，孫中山靈柩移葬南京中山陵，復旦學生軍奉命參加奉安大典，復旦學生軍軍容排名全國第三。1930 年4 月，學生軍赴杭州參加了全國運動會操練表演，並協同維持賽場秩序，受到好評。

學生義勇軍名聲大噪

1931年九一八事變，消息傳來，復旦師生群情激憤，9月21日，全校師生2000餘人在大操場舉行國難紀念周大會，李登輝校長、金通尹秘書長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會議決定，通電全國，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要求政府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收復東北失地。同時，請求加強軍訓，以便投筆從戎，組成勁旅抗日。李登輝校長召開校務會議決定，復旦大學成立軍訓委員會，由林繼庸任主任、註冊主任溫崇信任副主任，將全校學生編入三個大隊，並組建女生救護隊，同時報請國民政府指派軍事專家來校擔任教練。

說到復旦學生軍，不得不提林繼庸先生的名字。林繼庸早年曾任孫中山先生的護衛，1919 年畢業於天津大學採礦系，後赴美攻讀化學工程，成為著名的化學家和化學工程師。1928年2月，林繼庸到復旦化學系任教。他後來回憶稱：「我當時在復旦教書，校長突然叫我接替郭院長（指郭任遠，原為理學院長——引者注），一任六年之久。這次擢升乃是李老校長登輝先生的獨力提拔，我和李校長在那時不過僅僅談過兩次話。」（林泉等《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1929 年底，林繼庸曾在學校做關於國防化學的演講，會後還進行國防化學等項目的表演，參加人數有700 多人。九一八事變後，學校又決定，增設軍事化學課程，林繼庸擔任主要授課老師。

在林繼庸的主持下，學生軍軍訓非常正規。操練時，全體學生軍均戎裝裹腿，女生則不準穿高跟鞋，一律平底鞋。林繼庸、溫崇信等老師也不例外，一身戎裝，不少老師還自己購置了軍裝，個個儀容威嚴、戎裝整齊。學生隊長擁有相當職權，隊員必須服從紀律，違紀者由軍訓委員會軍法處處理。一位教官曾因向林繼庸報告而忘記了敬禮，林繼庸當即「喚他回來申斥一頓」，還有一位總隊長周孝伯因犯規，林繼庸「在大隊前予以申誡，當眾去其總隊長職，降為士兵」。

經過訓練，復旦師生禮儀已有軍人氣質，直到學生畢業以後，依然保持著軍人風格。據林繼庸回憶，1938年1月，他已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任職，一天，忽然聽見辦公室門外傳來一聲：「報告！」「門開處，一位軍官踏進門來，向我敬禮。」林繼庸抬頭一看，正是當年復旦學生軍的郭堅。郭堅是學生軍的負責人之一，「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曾率學生義勇軍開赴吳淞前線，任十九路軍隨營訓練班教官。此時，已在國軍中擔任連長之職的郭堅，因第二天就要開赴臺兒莊，特來向林先生報告和辭行。林繼庸送郭堅出門，「眼見他離去，眼看到他的影子沒入於人海中，不見了，永遠沒有再見他了」（林繼庸《懷念復旦義勇軍》）。不久，臺兒莊大捷，郭堅卻在與日寇血戰中壯烈殉國。

1931年11月，為了聲援東北抗日義勇軍，復旦學生軍改名為復旦學生義勇軍，並聯合其他八所學校舉行了首次大檢閱。學生義勇軍一時間名聲大噪，電影公司專程到校拍攝義勇軍的紀錄片，國民政府的軍事將領和學者如王柏齡、陶希聖等也常來復旦演講軍事，南京、上海一帶的大學紛紛效仿組軍，用林繼庸的話來說，「京（南京）滬一帶變成為學生義勇軍的世界」。

師生共赴國難

復旦學生軍改名為復旦學生義勇軍，標誌著同學們走上了抗日救亡、共赴國難的艱難歷程。

1931年11 月，東北馬佔山將軍率部奮起抗擊日軍，復旦義勇軍組成100餘人的援馬抗日團北上抗日，雖在上海北站遭國民政府阻止，但抗日團步行北上，在南翔、蘇州等地宣傳抗日。11月21日，李登輝校長主持校務會議，推舉林繼庸為指導員，指導學生赴東北抗日。22日，援馬抗日團乘車到達南京，28日，到達北平，張學良將軍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援馬抗日團成員，並贈予乾糧和大衣。此後，這批學生加入了河北一帶的抗日義勇軍。

1932年初，復旦義勇軍組成寒假特別訓練班，到駐滬的十九路軍一五六旅學習軍事技術，得到了翁照垣旅長的幫助。「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夕，江灣復旦校園因為地處日軍進攻上海市區的必經之地，處在日軍的嚴密監控下，校園險象環生，「一日數驚」。1月25日，李登輝校長主持校務會議，要求對復旦校園設備、儀器予以轉移和保護，復旦學生義勇軍則日夜守護學校，維持秩序。

1月28日，日軍挑起戰事，十九路軍奮起反擊。一五六旅布防吳淞、薀藻浜一線，復旦義勇軍50 多名學生在總指揮趙聚鈺同學的率領下，高舉黑底紅字的「復旦大學義勇軍」大旗，前往參戰。義勇軍先是擔任上海北站一線防守，直至深夜12 點，十九路軍各旅團到達後，蔡廷鍇將軍對義勇軍隊員勸慰道：「平日養兵，用於此時。國家造就一大學生，殊非易易，勿容輕易犧牲。」一部分義勇軍隊員有感於蔡將軍語重心長，特別感動，於是同意退至閘北太陽廟擔任通訊救濟及維持治安等任務。另一部分義勇軍與一五六旅士兵一起，堅守吳淞炮臺34 天，給予日軍以重創。淞滬停戰後，義勇軍隨十九路軍一部撤離至無錫。

「一·二八」淞滬戰役期間，林繼庸教授擔任第十九路軍技術顧問兼技術組長，專門研製軍事武器抗日，他指導化學系師生在學校和大世界附近秘密製造手榴彈、計時硫磺彈、煙幕彈及防毒面具，開展軍中服務。一位化學系助教回憶，一次試製黃色炸藥，經結晶、過濾、洗淨後，放入烘燥箱烘乾，後來離校回家，忘記切斷電源，唯恐出事，趕緊趕回學校實驗室，才發現一位工友已經把插頭拔下，「始將懸吊之心放下」。2 月下旬，他們已製成相當數量的煙幕彈，遂與駐軍聯繫，到真如指揮部施放，取得很好的效果。2 月底，復旦製造的彈藥全部交給軍方使用。3 月9 日，滬戰結束，煙幕彈還曾作為掩護十九路軍撤退的武器。

林繼庸教授還另有傳奇。1932 年淞滬抗戰爆發之初，林繼庸和師生們就開始研製水雷，擬炸沉停泊在黃浦江畔的日本海軍旗艦「出雲號」，「先向上海兵工廠製造500 磅TNT 水雷，並透過杜月笙氏，轉商前水上警察廳長沈葆義，挑選富有血氣，精於泅泳之水鬼（精於水上活動，從事水裡工作者）凡十五人，至四馬路一品香西菜館大嚼，酒酣耳熱之時，林氏慷慨陳詞，說明任務，眾皆感動，願赴死難，為國捐軀。乃同赴閔行，加以訓練……」（朱沛蓮《林繼庸計炸出雲艦》） 後因日軍防備嚴密未果。4 月29 日，日本侵略者為了炫耀淞滬戰役勝利，在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典禮。典禮進行中，朝鮮義士尹奉吉引爆定時炸彈，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白川大將、居留團團長河端居等當場斃命，日本公使重光葵、第九師團長植田等也身受重傷。虹口公園爆炸案的定時炸彈，就是林繼庸率領復旦學生軍研製的。爆炸案前，學生們找到一個熱水瓶大小的鐵管，用銼刀銼成很深很密的菠蘿紋，由林繼庸組裝研製成炸彈，大家稱它為「大菠蘿」。林繼庸的兒子林世明先生曾記述過他父親晚年的有關回憶：

我們曾經炸過出雲艦，但沒得手，幾次爆炸事件的失敗，陳銘樞及王雄一直懷疑我們身邊有被日本人收買的漢奸，我白天在兵工廠指揮做手榴彈，晚上和同學們製造大菠蘿。

復旦義勇軍都是我的學生，我的子弟兵裡沒有漢奸，而且炸彈一定是要我自己親手安裝到位才能達到既定效果。我把大菠蘿交到尹奉吉手裡並教會他用定時或擰壺蓋5 秒即爆炸，分別時我握住他的雙手，深深向他一鞠躬預祝成功。

當天我同胡厥文等躲在虹口公園附近，得知尹奉吉進入會場，手心都是汗……不久傳來一聲巨響，我本能地肯定是大菠蘿引爆了。（伍豔《我所知道的林繼庸》）

由於朝鮮獨立運動領導人金九等在爆炸案後堅稱對此事件負責，不願將責任推卸給中國友人，所以關於炸彈製造的細節一直沒有披露。此後，日本方面得到線索，秘密跟蹤林繼庸，林繼庸一度避居當年尚屬偏僻的復旦校園外的燕園，後又被迫轉移離滬，赴歐洲考察，從此離開了復旦。

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籤訂後，復旦學生義勇軍完成了使命，重返校園複課。但是義勇軍的壯舉，已經成為復旦精神，影響了一屆又一屆學生，直至抗戰勝利，復旦大學投筆從戎的抗日師生計有800餘人之眾，這是與「一·二八」淞滬抗戰以來復旦學生義勇軍光榮傳統的傳承和光大密不可分的。

「尋找百年名校足跡，再現一代大師風華」《相輝——一個人的復旦敘事》，讀史老張著，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