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音符抗戰故事|聶耳與《義勇軍進行曲》

你有沒有在聽到一首歌曲時熱血沸騰、激動落淚？

你有沒有在哼唱一段旋律時想起祖國、想到家鄉？

1935年5月24日，一部名為《風雲兒女》的電影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伴隨著影片開場字幕，一段令人激情滿懷的歌曲切入。這首歌曲先於電影發布，更先於電影成名，問世不久就在全國甚至世界範圍內傳唱開來，激起一代人奮勇殺敵、保家衛國的鬥志。它就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

近日，81歲高齡的向延生老人接受了記者採訪。向延生是音樂家向隅和唐榮枚之子，一直從事中國近代音樂史研究，曾編輯《聶耳全集》一書，與國歌結下不解之緣。從他的口中，我們了解到了有關《義勇軍進行曲》和它的曲作者聶耳諸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義勇軍進行曲》曲譜

加入共青團走上音樂路

「聶耳出生在雲南昆明，他的母親是傣族，從小聶耳就聽母親唱傣族民謠，跟鄰居木匠師傅學吹笛子，又自學拉二胡、彈三弦、吹樹葉、吹口琴……聶耳天資聰穎，聽到的聲音他幾乎都能模仿。」向延生說。

聶耳出生於1912年，那年清朝徹底滅亡，中華民族與西方列強的抗爭處於焦灼之中。彼時在雲南，英國、法國設有領事館，美國傳播基督教，日本開設洋行，法國甚至在昆明設有兵營。兵營中每天清晨傳出的《馬賽曲》成為聶耳的西方音樂啟蒙。

聶耳的學生時代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年代，《打倒列強》《工農兵聯合歌》等歌曲在學校傳唱，給聶耳帶來了革命歌曲的滋養。

聶耳並不是一個不問世事的文藝青年，他從小便有一顆從戎之心。清貧的聶耳考入食宿費全免的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讀物，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後，雲南的共產黨力量受到了巨大打擊，聶耳親眼目睹了共產主義戰士被逮捕殺害，卻仍然選擇在白色恐怖之下於1928年加入共青團，足見他革命的決心是多麼堅定。」向延生說。

1928年，懷揣著投入實際鬥爭的革命願望，根據共產黨地下組織「開展軍隊運動」的要求，聶耳瞞著家人報名參加了滇系軍閥範石生招收的「學生軍」並秘密離開昆明，在湖南郴州接受訓練後任特務連上士文書。然而，他所在部隊卻在1929年初被遣散，聶耳的從軍之路自此也畫上了句號。

返回昆明後，聶耳仍然通過各種方式從事革命活動，不久便引起了反動派的注意。1930年7月，為了躲避危險，他頂替自己做會計的三哥，隨雲南一個商人逃離了昆明，幾經輾轉最終到達了上海。在這裡，聶耳遇到了「中國近代歌舞之父」黎錦暉。

1931年，聶耳從事雜役工作賴以生存的雲豐申莊倒閉，他開始四處尋找工作機會。在報紙上看到明月歌劇社招聘小提琴手的信息後，聶耳憑著自學的一點基礎前去應聘，他的魄力和朝氣感染了當時的主考人黎錦暉，被破格錄取為樂隊練習生。

「黎錦暉在當時上海乃至全國的音樂界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他寫的歌曲風靡全國，街頭巷尾無不傳唱。」向延生說，「可以說從進入明月歌劇社起，聶耳才正式走上音樂之路。」

在明月歌劇社，聶耳跟隨樂隊首席王人藝、外籍教師普杜什卡學習小提琴。普杜什卡是當時有著「遠東第一樂隊」之稱的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前身為1879年創立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樂隊，又稱工部局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每到周末，聶耳都會堅持練琴8小時，為了支付高昂的學費他甚至當掉了自己的衣服，普杜什卡深受感動，決定免費教授聶耳。

批判「靡靡之音」引來爭議

「聶耳原名聶守信，『耳』這個名字正是他的伯樂黎錦暉所起。『聶』字的繁體由三個『耳』組成，黎錦暉又給他添了一個『耳』。」向延生說。「聽」對於音樂人而言頗為重要，這個名字或許是黎錦暉對聶耳音樂天資的肯定，抑或包含著他對聶耳的期許。

黎錦暉是聶耳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是聶耳的伯樂，還將聶耳介紹給田漢。上世紀30年代，田漢已經是中國共產黨左翼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在文藝界享有很高聲譽和地位。同為湖南人的黎錦暉與田漢是好友，在從黎錦暉口中聽到聶耳的故事後，田漢竟主動登門拜訪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練習生。

1934年聶耳（左）和田漢的合影

第一次見面，田漢悉心聆聽了聶耳講述的經歷，被他從事革命的決心感動。田漢當時是左翼劇聯黨組書記，在他的介紹下，聶耳隨後進入了劇聯的劇評小組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戰火不斷延伸，1931年至1932年，身在上海的聶耳更是親身經歷了淞滬抗戰。在一次跟隨田漢去醫院慰問演出的時候，演員們演唱了黎錦暉的音樂作品，黎錦暉所寫的歌曲多是你儂我儂的愛情歌曲，這些不合時宜的歌曲引起了傷員們的不滿。這次演出給聶耳帶來了很大的衝擊，也讓他對革命歌曲創作有了更深的思考。為此，他寫了一篇《中國歌舞短論》。在這篇短評中，聶耳認為，中華民族面臨亡國之災，「黎錦暉式」的歌曲不符合時代要求，他寫道：「要向群眾深入，創造出新鮮的藝術，那才是時代的大路。」

「這篇文章發表後引發了不小的爭議，黎錦暉在當時的音樂界聲望很高，聶耳因此受到了很多黎錦暉擁躉的批評。後來，他不得不辭去這份工作，前往北平。」向延生說。

聶耳在北平參加了很多左翼劇聯的活動：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募捐，在清華大學禮堂的舞臺上用小提琴獨奏《國際歌》；參與創辦了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此外，他還尋訪頤和園、香山等古蹟，去天橋體驗市民生活，聆聽美國小提琴家海菲茲的音樂會。

自告奮勇為《進行曲》譜曲

1932年底，聶耳回到上海，次年年初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彼時，上海左翼運動正處在轉型期。原本依靠文字的力量宣傳革命思想的方式在國民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的中國現實之中屢屢碰壁，左翼文藝團體將希望寄托在電影這一載體上。聶耳進入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擔任場記、劇務工作。「那時候，中國電影正從無聲電影向有聲電影轉變，聶耳向影業公司老闆提議加大音樂在電影中的作用。後來，公司設立了音樂股，由聶耳擔任股長，從那時起，聶耳開始了電影歌曲的創作。」向延生說。

1934年，作為中國共產黨左翼電影陣地的電通影片公司成立，在當年拍攝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中，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插曲《畢業歌》一炮而紅，這首歌曲曲調昂揚奮發、激奮人心，它所表達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激情，讓青年學生為之振奮，在革命鬥爭中起到了巨大影響。

「在1933年到1935年短短兩年時間裡，田漢和聶耳共同創作了《開礦歌》《前進歌》《告別南洋》《慰勞歌》《梅娘曲》《打長江》等10首革命歌曲，這幾乎佔到了聶耳主要作品的一半。聶耳非常尊敬、崇拜田漢，兩人是戰友、是合作者，更是忘年至交，一直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向延生說。

《風雲兒女》是電通影片公司投拍的第二部影片。然而，田漢在完成影片的文學故事後，在1935年2月19日的深夜被國民黨反動派以「宣傳赤化」的罪名逮捕，直至影片上映仍被羈押在南京。「田漢被捕後，夏衍根據田漢所寫的文學故事創作了劇本。根據夏衍後來所寫的回憶文章，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工作是被聶耳『搶去』的。」向延生說。聶耳讀過田漢為《風雲兒女》所寫的歌詞後心潮澎湃，主動找到夏衍，自告奮勇地說：「作曲交給我，田先生一定會同意的，我要為這首歌詞作曲。」

當時，聶耳已經有了一些名氣，手頭有不少邀約。而對於《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聶耳尤為重視。彼時，田漢所寫的這段歌詞並沒有曲名，只是被簡單地稱為《進行曲》。聶耳來來回回地在房間踱步，想要尋找進行曲的感覺。寫好後，他找到很多朋友試聽，讓他們提意見。《風雲兒女》導演許幸之在聽了這首歌后說，有點《國際歌》和《馬賽曲》的感覺。聶耳沒有反駁，表示他的確借鑑了這些曲目的元素。

在歌曲還未最終定稿之時，聶耳已經被國民黨特務列入了「黑名單」。他並無驚慌，而是非常從容，決定藉此踏上出國考察學習音樂的旅途，經過黨組織批准於1935年4月起程去往日本東京。

「4月底，聶耳從日本將曲譜（五線譜和簡譜並用譜）寄回中國，遺憾的是他的手稿目前還未能找到，只留下了影印版。」向延生說。

《義勇軍進行曲》手稿影印版

這首《進行曲》充滿中國音樂特色，同時又隱藏著眾多創作技巧。「聶耳在譜曲時，選擇了只有9度的音域，而非一般歌曲的10度到12度，這就使得歌唱者不需要很高的音樂技巧也可以演唱，增加了歌曲廣泛傳唱的可能性。同時，通過考察，我們發現這首歌曲使用的104個音符中竟然有84個音符都是西洋音樂大三和弦中do、mi、so這3個音，在前奏中出現的20個音符中更是只使用了1個la音，其他全部使用了大三和弦的3個音，我們知道，吹奏軍號時，最自然的音就是這3個音。」向延生說，「此外，聶耳在譜曲時沒有採用西洋音樂的七音調式，而是採用了中國音樂的五音調式，即do、rai、mi、so、la這5個音，這也充分體現出了聶耳民族音樂的修養以及其在作曲時自覺融入民族音樂的思想。」

此外，聶耳和孫師毅在作曲時還根據音樂的需要對歌詞作了修改。比如把田漢原先歌詞中的「中國民族」改成了「中華民族」，「飛機大炮」改成「炮火」，以及在歌曲中間加入3個「起來」層層推進，將音樂和情緒推向高潮，最後為加強歌曲結束感增加了「前進！前進！進！」……

1935年5月，在為電影歌曲錄音時，司徒慧敏、孫師毅、袁牧之等人經過討論為《進行曲》加上了「義勇軍」3個字。在影片還未上映前，《義勇軍進行曲》先行曝光，並很快在大江南北開始傳唱。然而，聶耳卻於影片上映兩個月後在日本藤澤市鵠沼海濱遊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

吹響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鬥號角

《義勇軍進行曲》吹響了中華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鬥號角，鼓舞著萬千將士奮勇殺敵。據向延生介紹，1938年4月，在臺兒莊戰役中，參戰的滇軍就曾唱著老鄉聶耳的歌衝向戰場、英勇殺敵，譜寫了滇軍的輝煌歷史。1942年，戴安瀾將軍奉命率領國民黨200師為中國遠徵軍先頭部隊開赴緬甸對日作戰，該師曾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師歌，激勵將士。

《義勇軍進行曲》在抗戰年代發出了中國人不願為亡國奴的最悲憤吶喊，激起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激情和鬥志，它已超越藝術、超脫音律，成為了一面抗戰時期的精神旗幟。1935年12月9日，北平高校上千名愛國學生舉行抗日救國請願遊行。嚴冬時節，滴水成冰，遊行的學生隊伍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衝破軍警的重重阻擋，浩浩蕩蕩向前行進。

《義勇軍進行曲》發行後，還成了人們傳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淞滬抗戰4周年紀念日當天，民眾歌詠運動的發起人劉良模指揮數千民眾共唱《義勇軍進行曲》。

1940年，劉良模遠赴美國宣傳中國抗戰，在紐約結識了「黑人歌王」羅伯遜，並教會了他唱《義勇軍進行曲》。羅伯遜不僅學會了唱這首歌的中英文版本，還發行了名為《起來》的音樂唱片，收錄了包括《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多首革命歌曲。唱片的發行讓《義勇軍進行曲》在美國得以傳唱，建築學家梁思成在美國時就曾聽到美國青年用口哨吹奏《義勇軍進行曲》。這套唱片最初發行的收入也用於資助中國抗戰。後來，因為常年致力於推廣這首歌曲，劉良模還獲得「《義勇軍進行曲》推廣專家」的美稱。

此外，《漁光曲》的曲作者任光在1937年初去法國避難時，教華僑合唱團唱這首歌，使得歌曲在歐洲開始傳唱。後來，任光回國路過新加坡時又教會了銅鑼合唱團演唱《義勇軍進行曲》，使得這首歌在南洋廣泛傳唱……新中國成立前，由周恩來總理首先提議、毛澤東主席同意、全國政協通過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升國旗的同時軍樂團第一次奏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通過無線電的實況轉播傳向了全世界。

2019年，向延生受邀訪問日本，他特意去往藤澤市。在鵠沼海濱，向延生瞻仰了聶耳紀念廣場上聳立的聶耳紀念碑以及一些附屬建築。這個紀念碑是在1954年修建的，當時，中日兩國還沒有建交。1958年紀念碑遭遇颱風損毀後，又於1965年通過募捐重新修建並擴建成了今天的紀念廣場，還成立了聶耳紀念碑保存會，並由藤澤市市長兼任保存會會長。

採訪的最後，向延生感慨說，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發揮的精神引領作用不可估量。今天，它的每一個音符、每一句歌詞，都濃縮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正鼓舞著中華兒女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不屈不撓、奮發圖強。

2020年9月7日《中國文化報》第2版特別推出刊發

《聶耳與《義勇軍進行曲》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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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宋佳烜

責編：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