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代開埠通商以後，華北的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逐漸由北京、濟南等主導的「都城-治所」體系，向天津、青島等主導的「口岸-市鎮」體系嬗替，進而影響到該區域的城市首位度及其經濟輻射力的時空變異，促進了華北地區近代進出口貿易和工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計劃經濟時代對華北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的強力幹預，嚴重扭曲了該區域城市之間的應有關係和經濟規律。只有切實理順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天津、青島等沿海港口城市和臨港產業的區位優勢和引領作用，才能保障改革開放新時代華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作者樊如森，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出自《南開史學》2020年第2期。
主編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天津市歷史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出版時間 2020年11月
近代開埠通商以後，包括華北在內的中國北方產業結構和市場結構都發生了顯著的變革，使得該區域的單體城市、群體城市及其相互關係均呈現出新的時空特徵。代表性成果如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王守中、郭大松著《近代山東城市變遷史》、張利民著《華北城市經濟近代化研究》、王雲著《明清山東運河區域社會變遷》等著作，分別探討了華北城市的近代發展歷程、網絡體系演變及其社會影響等，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許檀著《明清時期華北的商業城鎮與市場層級》一文，考察了冀魯豫三省稅關和非稅關商業城鎮的空間布局、市場層級和商業規模，剖析了城鎮行政級別與市場層級間的錯位現象，修正了美國學者施堅雅有關中國傳統城市和市場結構的結論，創新意義重大。
只不過限於研究對象和任務的差異，已有學術成果對近代以來華北城市關係演進中日益突出的首位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轉移及其影響因素，尚缺少系統深入的闡釋。在筆者看來，隨著中國北方近代59個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現，大批鐵路樞紐與工礦業城鎮的崛起，國內外產業和市場結構的演變，華北的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逐漸由北京、濟南等主導的「都城-治所」體系，向天津、青島等主導的「口岸-市鎮」體系嬗替，進而影響到該區域的城市首位度及其經濟輻射力的時空變異，促進了華北地區近代進出口貿易和工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計劃經濟時代對華北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的強力幹預，嚴重扭曲了該區域城市之間的應有關係和經濟規律。只有切實理順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天津、青島等沿海港口城市和臨港產業的區位優勢和引領作用，才能保障改革開放新時代華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多學科、多維度、多層面地系統考析這一演變過程和發展趨勢，既能深化華北城市史的學術研究，也可鏡鑑於當地經濟的建設實踐。
一 傳統農耕時代以「都城-治所」為核心的華北城市體系
德國地理學家克裡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依據市場最優、交通最優、行政最優的原則，將德國南部平原的城鎮劃分為「市場村、鎮中心、地方中心、地方城市、小邦首府、省府城市和區域首府」7個層級，並於1933年提出了內生型的中心地理論，成為國際地理學界解析傳統農耕地區區域空間結構的常用理論。筆者將其試用於對華北古代城鎮體系的考析，竟然也差強人意。因為適應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的需要，以農耕為主要經濟產業的華北地區，很早就形成了「都城-治所」型古代城鎮體系，其主要社會功能就是政治治理。洛陽、開封、北京等作為國都之時，其全國性政治核心的作用固然明顯；即便降格為府城、縣治後，其區域性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得以維持；它們儘管也扮演一定的經濟、文化角色，但終歸以政治功能為主。就連金、元、明、清時期的漕運和商業城市天津，也不得不把京畿門戶的政治功能置於首位；即便後來成了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其縣治、府城、省會、特別市的政治色彩也未擺脫乾淨。這就是華北傳統農耕經濟基礎上，「都城—治所」城市體系的基本結構和社會功能。
京張鐵路沿線城鎮，1909
在這一傳統城市體系當中，又以今日北京的政治底色最為顯明。因為早在先秦時期，它就是北方農耕與遊牧交錯帶上的軍事堡壘和地方政治中心，「肇興於周初之分封，初為薊。及遼代，建南京，又稱燕京，為陪都。金朝繼起，於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遷都燕京，營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此後成為元、明、清三大統一政權的首都後，在全國特別是華北的政治地位就更高了，華北地區的省、府、州、縣治所城市和南北大運河沿線商業城鎮，大都以它為網絡核心，最終組合成華北西部功能完備的首都城市體系。其中的第一圈層，「是距北京一二百裡之間的各個縣邑，它們大體相當於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順天府所轄諸州縣。……由於北京這個特大城市的存在，這些城市很難繼續有大的發展，但由於北京的特殊需要又使他們能夠持久不衰」；第二圈層距北京三四百裡，「是現在的保定、張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島、天津……它們是首都的屏障，從各方面輔助著北京，北京又提攜著這些城市，影響著它們的發展。歷代王朝都十分注意這個層次上的主要城市。假如把北京比作一顆最明亮的星，它們就是環繞在北京周圍的主要衛星城鎮。在它們周圍，又有一群更小的縣鎮，象更小的星體被它們所吸引，環繞在這些中等城市的四周。整個北京地區的各個城鎮，就象自然星球那樣，相互輝映，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這種由首都向下遞進、以至省、府、州、縣治所城市和部分商業城鎮的傳統城市體系，在華北東部也得到完美複製。「山東的城、鎮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作為布政司、以及府、州、縣衙所在地的政治性城市。這類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官僚、地主、軍隊，以及為之服務的各類人員，其中有些城市商業也很繁榮，但與它們的政治地位相比顯然是次要的。此類城市歷史悠久，秦漢時即已存在，明清時山東的省城濟南（歷城）、兗州府治滋陽等大體仍屬此類。二是明清時期大量出現的以商業、手工業的繁榮著稱於世的工商業城鎮。山東手工業城鎮不多，主要是商業城、鎮。其中一部分是由原來的政治性城市轉化而來，經濟地位已超過其政治地位的府州縣城，如臨清、濟寧等」。它們直到近代以前，依然「主要分布在兩條交通線上：一是大運河沿岸的濟寧、臨清、東昌（今聊城市）和德州；二是沿魯中山地北麓東西陸路大道上的濟南、周村、博山和濰縣」。前者從屬於北京—杭州大運河城市帶，後者隸屬於北京—南京官馬大道城市帶。
只有在進入近代以後，承自中國古代、以國內市場為依託的傳統農牧業經濟，才逐步為源自英國、以全球市場為依託的新型工業經濟所替代；聯結國際市場的遠洋海運，才愈發成為最主要的長途水運方式。地理區位更為優越、海上運輸尤其便利的天津、青島等沿海口岸城市，成了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扇面的交匯點，成了中國北方發展外向型經濟和臨海型經濟、溝通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的橋梁和紐帶，進而導致了華北傳統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的根本變革。
二 近代工商時代以「港口-市鎮」為核心的華北城市新格局
為彌補克裡斯塔勒內生型中心地理論的局限，美國學者塔夫（Edward Taaffe）通過考察西非沿海國家加納、奈及利亞的經濟發展歷程，於1963年提出了海港和鐵路導向型的區域空間結構；萬斯（Vance）通過分析美國東海岸的經濟發展進程，於1970年提出了港口主導型的區域空間結構。均認為在以進出口貿易為主導、以沿海港口和鐵路為主要貨物集散渠道的市場網絡中，存在著外源型的區域空間結構。而近代中國北方尤其是華北經濟地理格局和城市體系的新變化，即可用這種以現代工商業經濟為導向的外源型區域空間結構來闡釋。因為隨著近代口岸開放和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中國北方陸續崛起了59個商埠城市、大批鐵路樞紐和工礦業城市，引發了產業結構由內生型傳統農牧業向外源型工商業的轉型，使華北西部的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由北京主導下的「都城—治所」體系向天津主導下的「口岸-市鎮」體系演變。
華北西部近代區域空間結構的變遷，主要表現為北京和天津城市關係與城市首位度的轉換。誘因之一，是1855年黃河在河南省銅瓦廂的大改道，使此前向東南奪淮河入黃海的主泓道，變成了此後向東北奪大清河入渤海的今黃河，其所挾泥沙淤塞了濟寧到臨清段的大運河航道；而同一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又讓清政府無法正常疏浚和利用大運河；加上沿海沙船和招商局輪船對運河漕運的替代效應，使得除了天津至臨清的南運河航運尚存，山東西部的運河航線被迫堙廢；再至1905年漕運制度廢止，天津由海路轉運漕糧的使命也告終結；從此，北京喪失了對天津的最後餘蔭而淪為後者的腹地市場。第二個誘因是1860年中英《天津條約續約》亦稱《北京條約》，將天津開闢為中國北方繼伊犁、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牛莊（實為營口）、登州（實為煙臺）之後的第5個近代通商口岸；並成為晚清民國的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津海關道、直隸總督、天津縣、天津府、河北省會、行政院天津特別市衙署所在地，成為9國列強租界工部局和領事局所在地，極大地提升了天津城市的行政級別和政治地位，拓展了天津城市的物理和經濟空間，也增強了其國內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最晚至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特別市以後，京、津兩城已完全平起平坐。
天津，海河上的西方船舶和河岸上帶有大柱廊的西式建築，1874 年
另一方面，近代開埠通商在改變京、津政治和經濟隸屬關係的同時，也通過西方工業生產方式和商品在通商口岸的登陸和經濟輻射，擴大了天津的城市建成區和人口規模，提高了其生產加工和進口替代能力，增強了對國內外市場的商品進出口和集疏運能力，使天津由此前普通的府城縣治，躍升為引領「三北」腹地由傳統農牧業經濟向近代市場化工業經濟轉型的龍頭城市。
1.天津城區空間擴大與人口數量增長
1404年的天津衛城周長九裡十三步，折合1.64平方公裡。經過多次重建後，1846年的天津城市建成區達到9.4平方公裡。開埠之後，英、美、法、德、日、俄、意、奧、比九國又在老城東南的海河兩岸開闢租界，使天津1903年的建成區面積達到13.4平方公裡。此後各國租界又陸續擴展，南馬路以南也形成了南市，河北區自金鋼橋大經路直達北站也得到開發，使1928年天津特別市的市區面積拓展到36.2平方公裡。1937到1945年天津淪陷期間，塘沽新港的開發再將城市建成區擴至49.7平方公裡。是開埠前的5倍多，為天津城市的居民生活、進出口貿易和工商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間。
作為城市規模重要指標的人口數量，也與天津城區的擴展呈正相關關係。1846年天津城區人口約19.8萬人，1906年達42.5萬人，1910年為60.1萬人，1928年為112萬人，1936年為125.5萬人，1948年達191.4萬人。其中政治、經濟、社會相對穩定的1906～1928年間，天津城市人口增長率為164.37%，年平均增長率達45.18‰，人口總數躍升為僅次於上海、北平的中國5大超百萬城市之一，為城市工商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消費人群。考諸史實發現，近代天津的民族工商企業，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國內外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周圍鄉村的廉價勞動力，為生產和運銷節省了大量成本。
2.天津金融體系完善與工商經濟繁榮
國內外貿易的繁盛，促進了天津錢莊、票號、銀號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發展，1900年多達300家，1922年仍有108家，它們遍布老城、新區和租界，為天津城市及其腹地工商業經濟發展提供了資金融通。同時，適應進出口和工商業發展對巨額外匯和資金周轉的需求，中、外資現代銀行也陸續來到天津。從1880年英國滙豐銀行在天津設立分行起，到1922年，天津的中外新式銀行及其分行已達56家，三分之一分布於老城及周邊，三分之二分布在各國租界。據後人追述，1932年中資銀行在天津設立總行的有10家，佔全國中資總行數的7.03%；設分行93家，佔全國中資分行總數的9.43%；實收資本總額2548萬元，佔全國銀行資本總額的12.69%，均僅次於上海而居全國第二位。同時，北京的傳統銀錢業和現代銀行業也有一定發展。只因天津自清末就「逐漸成為華北金融中心，而北京由於缺乏近代工商業的支撐，金融業的發展受到限制，最終北京成為銀行吸收存款之地，而天津成為運用存款之地」；具體途徑就是「各商業銀行一般將北平分行置於天津分行管轄之下，以便運營北平分行吸收的存款」。
融資的便利，促進了天津及其腹地進出口貿易和近代工商業的繁榮。首先是洋務派官僚投資的新式軍工、航運、工礦、電信、鐵路等近代民族工業，同時也有外國洋行投資的輪船駁運、羊毛打包、印刷、煤氣、自來水、捲菸等輕工企業，中國其他官僚、軍閥和民間資本也仿效投資紡織、麵粉等輕工企業。結果到1935年，天津已成為北方最大的現代工業城市，其中中國城區以輕工紡織類企業佔比最大，佔到56.43%，機器動力的使用率也最高，為53%；其次是新興化學工業，整體佔比和機器動力使用率，分別為6.18%和50%。在天津，使用機器動力的工廠整體比例為29.66%，其餘仍系手工生產。不過，如果加上各國租界區的工廠，特別是日據時期所投資的大型工廠，天津工業現代化的程度還要更高一些。到1947年，天津的工廠數、工人數、資本額、生產淨值等主要指標都僅次於上海，排在中國近代工業城市的第二位，北方的第一位。
3.天津對外貿易攀升與腹地範圍拓展
開埠通商後的天津，從先前主要為京師服務的內貿型港口城市，轉變為同時面向國內、外兩個市場的外向型工商業都市，成為引領近代中國北方經濟走向現代化的龍頭。同時煙臺、營口也對外開放，北方對外貿易進入「北洋三口時代」。海關統計顯示，開埠前期的天津，對外貿易淨值一直遙居另外兩個口岸之上。1900年前後，青島、大連等相繼開埠，成為環渤海對外貿易的新支點，但卻並未根本動搖天津在北方進出口貿易中的核心地位。天津1904～1913年間的進出口貿易額，依然穩居北方各口岸之首。一直到1937年，天津對外貿易額整體上仍次於上海，居於全國第二位。在天津一級市場之下，有效輻射著鄭縣（今河南鄭州）、陽曲（今山西太原）、張家口、西安、包頭、蘭州、古城（今新疆奇臺）、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託）8個二級市場，共同交織成一張嚴密的對外貿易網絡。
廣闊腹地的存在，為天津進出口貿易和城市工商業繁榮提供了強力支撐。「在商埠方面，無論進出口貿易額的多少，他的繁榮的條件，完全系之於外國商品的輸入運銷，和土產的收買與出口。所以商埠必須是站在交通衝要、及擁有廣大的背後市場地點。這些條件，天津全都具備著。鐵路方面，為津浦、北寧兩線的交叉點，由北寧線更可與平漢及平綏線取得聯絡；在水運方面，華北全部的內河航運都集中於白河。因為水陸交通的便利，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及熱河、遼寧等省，都成為他的直接市場圈，同時，山東、河南、陝西、寧夏、甘肅、吉林、黑龍江諸省的一部分，劃歸他的勢力範圍以內」。到1930年代，位於水陸交通樞紐的天津已成為華北最大工商業中心，「作為整個華北工商業中心城市的天津，不僅位於海河與南、北大運河相交匯的水運樞紐位置，而且也處在由北京經山海關到奉天的北寧鐵路、同天津到南京的津浦鐵路相交叉的交通要衝」。到七七事變前，天津「貿易額僅次於上海，在工業都市方面也站在與青島競爭第二的地位；七七事變後，上海、青島的工廠都遭受慘重的犧牲，天津方面的工廠，不但未曾受到破壞，而且急速地增設了許多新的工廠，當時在工業都市中位居全國的首席，在貿易方面，如果包含海關統計以外的數字，進口額也非其他商埠所可比擬」。
4.北京、天津在華北西部城市首位度的轉換
與此同時，北京卻隨著華北產業結構由傳統農耕業向近代工商業的轉型，逐漸失卻了在華北區域空間結構中原有的核心地位和城市首位度。到清末民國時期、特別是1928年首都南遷後，北平即淪為以天津為中心的北方對外貿易網絡的單一消費市場。除了百萬人口所產生的巨大消費能力外，工業生產能力只限於傳統手工藝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製作，現代工業發展方面的建樹非常有限，石景山鋼鐵廠實際上有鐵無鋼，清河制呢廠年產量不過7000米，就連牙膏、香皂、釘子等輕工產品也要靠天津等地供應。北平對華北經濟發展、特別是近代外向型經濟和市場化工業經濟的引領和輻射力，實在微乎其微。
北京前門大街，可見遠處的五牌樓和近處的「乞丐橋」，1874 年
5.濟南和青島在華北東部城市首位度的轉換
歷史悠久的濟南，水陸交通發達，「濟水（今黃河山東段）航道、小清河、南北大道和魯中山地北麓的東西大道構成濟南地區的交通主幹」；使得明清時期，「濟南城市腹地主要包括小清河流域，東至周村，南到泰安，西到東昌」，工商業也有所發展；成為商業上與臨清、濟寧並駕齊驅的山東「三個最大的城市」。只因濟南同時還擁有明清時期山東省會、濟南府和歷城縣治所的政治光環，故能在很一定程度上成為華北東部傳統「都城—治所」城市體系的核心。進入近代以後，山東「沿海和內地城市的相繼開埠，傳統的市場格局開始解體，市場類型、分布和結構都在程度不同地發生著變化，在大規模土洋貨、農產品與工業品雙向流通的基礎上，一個以沿海和內地開埠城市為核心、以近代商路網絡為紐帶的新型市場體系開始初步形成」。這一趨勢在華北東部的顯著表現，就是濟南與青島城市關係和城市首位度的轉變。不過，1860年煙臺開埠後和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前，濟南尚隸屬於煙臺主導的對外貿易網絡，每年通過煙濰大道延長線和大、小清河，從煙臺輸入洋貨並輸出土貨。1904年膠濟鐵路通車後，濟南的進出口貿易主要轉向了青島。1906年濟南自開商埠後，煙臺、青島的洋行也到濟南發展業務，最多時達25家，年貿易額1200萬兩，成為魯西、豫東地區商品進出口的中轉市場，和青島主導的「港口—市鎮」城市體系的二級市場。
青島1898年開埠後，很快發展成華北東部乃至東亞屈指可數的優良海港和工商業都市。「青島自明治三十一年成為德國的租借地以後，經過很大的努力，已經擁有了亞洲屈指可數的優良港口，和令人注目的發達工商業」。它的海上「航路，南可以到達上海、香港，北可以到達天津、大連，東可以通朝鮮、日本，交通便利，貿易發達，山東商業的集散地呀。輸入品以織物、火柴、煤油、砂糖、染料等為大宗，輸出品以煤、鐵、鹽、草帽緶、花生、豆油、麥、果實等為主要，每年的貿易額，竟達六、七千萬兩。所以我國北方的商港，除掉天津、大連以外，就要推青島了」。故而青島能在山東各口岸中脫穎而出，「青島開埠以後，貿易額逐年增加，最終發展成為凌駕於煙臺之上的中國北方重要通商口岸」。同時青島近代工業發達，在北方僅次於天津。主要工業門類包括制絲業（柞蠶絲織、棉紡織）、卵粉業（雞、鴨蛋加工）、榨油業（大豆、花生）、再製鹽（精鹽加工）、制粉業（小麥麵粉）、骸炭（焦炭）和窯業（陶瓷）、石鹼製造業（肥皂）、麥酒釀造業（啤酒）、燐寸（火柴）、皮革、雜工業（製冰、磚瓦、骨粉、玻璃等）。在青島主導的「港口—市鎮」城市體系之下，分布著煙臺、濟南、海州（連雲港）3個二級市場。
煙臺是山東首個對外開放的貿易口岸，在1860～1910年的半個世紀裡，它在山東大部和河南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中，居於主導地位。煙臺進口的大量洋蠟、洋靛、洋布、洋油、火柴、洋紗等貨物，除在膠東地區銷售外，還通過煙臺—濰縣—濟南間的陸運大道，和羊角溝—濟南—黃臺橋的小清河水道，轉運到濟南濼口的黃河水運碼頭，再向西運到山東西部、河南東部、山西和陝西部分地區；同時收購河南的百合、蜂臘和藥材，山西的甘草、藥材和毛皮，陝西的菸草和藥材，運回煙臺出口到海外市場。只是由於開埠後的青島，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並修通了直達濟南的膠濟鐵路，煙臺的經濟腹地才被壓縮，屈身於青島主導的「港口—市鎮」城市體系之下。正所謂「德國一八九八年三月租借膠州灣以來，積極進行港口設備的改良，努力招攬巨商富賈，不斷開拓通往歐洲各地的航線，並給予特別的補助。沒過多久，青島便成了山東的對外貿易中心」。
陝西漢中府城樓，1875 年
海州是蘇北地區重要的糧食集散市場，康熙年間曾設有上海江海關的子口。1905年大浦港作為商埠開放，在海州設立大浦分關，遂改隸青島膠海關。只因在金融、市場方面的歷史積澱，海州進出口貿易對上海的依賴依然很大。1936年，它與青島的貿易佔其貿易總額的11.1%，與上海的貿易佔其總額的49.2%。反映出海州作為腹地的交叉性特徵，但仍不失為青島外貿網絡的組成部分。
三 計劃經濟時代的回頭路與改革開放時代的新定位
1.北京之於天津
新中國建立初期，華北西部的天津作為中央直轄市，經濟增長依然很快。1957年，「天津工業總產值達37.94億元，比1949年增長4.8倍，平均每年遞增24.6%，高於全國遞增22.37%的速度」；農業和外貿也有較快發展，整體「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全國、上海，經濟效益穩步增長，這就使天津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只是從1958年開始，中國大陸全面仿效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各地也強調建立獨立的經濟體系，使天津廣闊的「三北」腹地市場大部分丟失；同時，各類中外金融機構被陸續接管、改組、合營成隸屬於國營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在全國建立起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銀行統一領導的金融體系」，使天津喪失了原有的北方工商金融中心地位；再者，確立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大力發展現代工業，「一五」（1953～1957）到「二五」（1958～1962）期間，「先後建成了石景山鋼鐵電力工業城、豐臺橋梁機車製造工業區、東南郊化學工業區、東郊十裡堡棉紡工業區、東郊雙井機械工業區、東郊大郊亭化工工業區、東郊九龍山玻璃化工工業區、東郊垡頭煉焦工業區、北郊清河毛紡建材工業區、沙河機械冶金工業區、東北郊酒仙橋電子工業區、西郊衙門口機電工業區、西南郊蓮花池冶金機械工業區、天壇東側輕紡工業區、龍潭湖電子工藝美術工業區、南苑大紅門工業區、琉璃河竇店建材工業區等（六十年代又建成燕山石油化學工業城、西郊和東郊汽車工業區）。這些工業區的規模，每個少則二、三千人，多則十幾萬人」。結果1949～1979年，「北京建成為一個包括鋼鐵、石油化工、機械、電子、儀表、食品、輕工、紡織、建材、醫療衛生、工藝美術等在內的門類比較齊全的新興工業基地」；其中重工業投資共106.42億元佔87.6%，輕工業投資共15.07億元佔12.4%；1979年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63.7%，輕工業產值佔36.3%，成為僅次於遼寧的全國重工業基地之一。
同一時期，國家對天津的工業投資卻很少，重大項目均未在天津落地。1958～1965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3.6%，天津僅為0.85%；1957年，天津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比重為5.56%，上海為16.1%，北京為2.9%，到1961年，天津降為4.8%，上海和北京升為18.5%和5.3%；1958～1965年間，天津新增固定資產22億3100萬元，北京為62億6200萬元，北京為天津的2.81倍；同時，天津的商品流通功能也在下降，「一五」期間，商品購進總額年均遞增10.2%，商品調出總值年均增長5%，到「二五」時期，商品購進年均僅遞增2.1%，商品調出年均卻下降4.8%。至此，天津喪失了近代北方經濟首城的市場、金融和產業等優勢，重新回歸到北京主導的華北區域空間結構和城市體系之下。
客觀地講，北京適當發展一些輕工產業，改變單一消費城市的性質確有必要。但過多發展並無合理性的重工業，並同老工業基地天津、唐山爭原料、爭水源、爭動力、爭市場，結果既造成人力、物力、財力巨額浪費和環境汙染，又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應有職能的正常發揮。北京強行替代天津成為華北工業新首城後，負面影響巨大。自身經濟效果上，「北京代表工業化中後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業發展相對緩慢，工業增值率位居全國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斷下降，有些甚至已經被擠出市場。由於產業結構問題較多，致使工業經濟效益水平較低。1997年，首都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為90.9，低於全國91.28的平均水平。經過努力，雖然2001年全市工業企業效益綜合指數達到了118.98，但仍有待於進一步提高」。自身生態效果上，「北京已經成為世界七大汙染城市之一。雖然汽車尾氣汙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產業結構重型化耗能大的影響，大氣汙染的主要來源是重化工業排放的有害氣體。目前北京的燃料結構中仍以燃煤為主，工業用煤佔能源消耗總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費又集中在6%的市區，空氣中的懸浮顆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時，工業運輸量佔北京鐵路運輸總量的1/3，不僅造成空氣汙染，而且加劇了城市運輸能力的緊張狀況，造成環境噪聲汙染。此外，工業廢水仍是水汙染的最主要原因，工業固體廢棄物及垃圾造成固體廢棄物汙染」。對華北經濟輻射效果上，「京津地區地處要衝，物產豐富，本來是極有條件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中心的，但這麼多年下來，京津並未成為華北地區經濟發展的領頭雁。不僅如此，曾經是華北經濟中心的天津還更加衰落了，而懷抱京津兩大直轄市的河北不僅沒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整個華北地區，北京看起來一枝獨秀，而天津、石家莊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漸式微，出現了燈下黑的現象。其實，豈止天津、石家莊這樣的城市，北京同樣也是不堪重負。……北京過分發展工業也讓整個華北吞下苦果。放眼華北，我們幾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長三角那樣發達的城市群和完整的產業鏈，只要比較一下北京郊區和廣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區，我們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北京消耗了華北平原大量的資源，不僅沒有給華北平原帶來富裕，相反，把生態環境惡化留給了他們」。
2.濟南之於青島
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濟南，工業領域還處在「由手工作坊向機器生產過渡」，「工廠規模和產量比較小」的低水平階段。經過政府大力扶持，濟南工業才有了快速發展，「1953～1957年，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國家為加強全民所有制工業在濟南工業中的主導地位，共投資6881萬元，新建改造了一批企業，使基礎薄弱的重工業得到加強，輕工業也得到較快發展。1958～1960年，國家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以鋼為綱』，國家對濟南工業中全國所有制企業的投資大幅度增加，3年達到39712萬元」；到1962年，濟南全民所有制工業固定資產55830萬元，工業總產值66667萬元，工業門類包括電力、燃料、黑色金屬、火柴、機器製造、建材、造紙、棉紡、化學、食品等。實現了把濟南建設成「本省最大的綜合性工業核心」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目標。由此至改革開放後，濟南工業繼續發展，「已形成門類齊全，技術完備，產品種類繁多，裝備水平較高的綜合工業體系，成為全省乃至全國的重要工業基地。1988年工業總產值達128億多元，比1949年增長了120多倍。各種工業品產量與過去相比成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增長。全市有以機械、冶金、化工、造紙、紡織、日用輕工為支柱的十多個大工業門類」；形成了「東郊、黃臺、北郊、白馬山四個重點工業區。東郊的王舍人莊工業區，有冶金、化工、煉油等重工業。我市最大的冶金工業——濟南鋼鐵廠，就位於鐵礦資源較豐富的王舍人莊，是全省三大鋼鐵基地之一。北郊是最早的工業區，主要有紡織、造紙和汽車製造等工業。白馬山周圍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石灰石礦，故水泥等建築材料工業較為突出」。再到「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後，濟南又進一步成為全國重要的裝備製造業基地，機械、紡織、化工、鋼鐵等成了濟南的支柱產業，「2013年，濟南市實現工業增加值1510.8億元，同比增長13%，十五時期以來，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41368億元，年均增長率為37%」。然而，濟南經濟特別是工業發展，卻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主要原因是「受傳統重工業的影響，能源消耗量較高，導致汙染物排放量較大，環境汙染較為嚴重」。結果，一是濟南空氣品質不斷惡化，2013年PM2.5數據首次超過500，登上了環保部空氣品質重汙染的黑名單榜首；二是水環境遭到破壞，2009年後的工業廢水排放量繼續呈上升趨勢；三是工業垃圾隨處可見，2012年五種主要工業廢棄物冶煉煤渣、粉煤灰、爐渣、脫硫石膏、煤矸石的產生量，就佔到全市工業垃圾總量的83.3%。工業汙染所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已經嚴重製約了濟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而同一時期的青島，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質量以及與區域環境容量之間的關係數據方面，則要比濟南優化很多。
3.中國之於世界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自主發展對外貿易和努力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嶄新歷史階段，因此，進一步解放思想，大力革除計劃經濟時期所遺存下來的、不利於區域經濟健康良性發展的各種弊端，已經成為保障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同時，綜觀世界海洋航運網絡變遷的歷史地理進程，當今「亞太地區有望成為新的航運中心」，這對中國經濟發展必將產生深遠影響。因為現代「世界貿易首先是海洋貿易，國際貿易貨運量的85%以上是由海運完成的。海運是實現國際貿易最重要的紐帶和橋梁，是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基礎」。所以，以海港城市為依託、大力發展「臨港產業集群，並由工業產業集群向航運服務產業集群的發展轉型」，就成為當今世界和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這才出現了「我國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都市圈。形成了全球最具規模的產業帶和『世界加工廠』；沿海地區GDP佔到全國的60%以上，承擔了我國對外貿易90%以上貨物的進出，以及我國原油和鐵礦石消費總量的45%和60%以上的進口接卸。沿海經濟帶在我國及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成為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主力」。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北經濟發展更應當在尊重歷史、現實和經濟規律的前提下，抓住機遇，徹底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所遺存下來的不利於區域經濟良性發展的僵硬做法，切實理順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特別是沿海港口城市和臨港產業在北方經濟現代化中的區位優勢和引領作用，主動對接世界經濟大勢，真正把環渤海地區建設成以海港城市天津為中心，以青島和大連為兩翼的中國經濟現代化「第三極」，切實為華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令人欣慰的是，2015年後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和《「十三五」時期京津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已經明確要把北京限定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而把天津定位為全國先進位造研發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金融創新運營示範區、改革先行示範區，並將這一構想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從而把華北區域空間格局和城市體系的優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是，《綱要》卻依然沒有清晰地指出天津和青島等沿海港口城市，在華北乃至北方廣大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引領作用，依然不利於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真正疏解和中國北方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筆者在長期從事華北經濟地理時空變遷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有理由相信「正如上海已經成為長三角和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一樣，天津也要作為京津冀和『三北』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只有這樣，才是基於歷史的理性回歸，也是面對現實的正確決擇」。但令人不解的是，2017年6月的中共山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明知濟南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與青島相比，「各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在全省佔比也比較低」的情況下，依然做出大力「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以「增強濟南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的部署。這不能不讓人質疑當地政府決策的合理性；同時也表明，科學定位華北城市關係和經濟中心，依然任重而道遠。
整理 石石 審核 李麗麗 宋榮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