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棄非城市進化論
編者按：百年前的民族企業家張謇和來自遠山高原的藏族小夥丁真，是跌宕的2020年註定將被記住的名字。兩個關鍵人物背後，新晉GDP萬億之城南通和剛剛脫貧的小縣城理塘，都是中國轉型的龐大圖景中至關重要的拼圖。作為年度重磅策劃，我們將視線聚焦於此，聆聽歷史的遙遠迴響，探尋城市的進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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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通老城西南營連片的老建築群落中，張謇暮年時期曾居住的「因樹齋」格外難尋。
周遭的張謇紀念館、沈壽藝術館名聲在外，不時有遊客光顧，但這個院落卻掩映在茂密的樹蔭當中。緊閉的房門背後，成立快40年的張謇研究中心，在寂寞中守望城市的百年滄桑。
因樹齋
其核心成員主要由南通政府機關和高校院所退休的「老一輩」構成。這個時常資金緊張、甚少受到關注的學術研究團體，在近段時間的「張謇熱」中，將有望「升格」為事業單位。
不久前，他們中的幾位還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張謇精神的時代意義2020年度論壇」。正式舉辦前，論壇臨時將主題從「職業教育」換成 「新發展格局與張謇精神」。張謇研究中心顧問、南通大學張謇研究所教授張廷棲的觀點是，由於張謇並非理論家，需要以現在的眼光認識其百年前的實踐。
反觀南通與張謇、以及南通的過去與現在，亦有百年「時差」亟待彌合。
2002年，著名建築家吳良鏞為已屆百年的南通博物苑重新設計。面對這座由張謇謀劃的中國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吳良鏞帶領團隊詳細調研南通近代歷史，為南通留下堪稱「中國近代第一城」的高度讚譽。
南通博物苑
據參與調研的南通原市委副秘書長黃鶴群回憶，當時的南通，某種程度上陷入被兄弟城市趕超的悲觀情緒當中。即便在南通本地，對於「第一城」的說法也普遍「缺乏自信」。
如今，南通正努力找回往日榮光。長期關注家鄉南通的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何建華認為，對比百年前的張謇時期，南通又一次站上類似的歷史節點——既處在城市新一輪發展的關鍵風口，又面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關口。剛剛官宣邁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南通，需要重新叩問歷史、審視「中國近代第一城」的城市精神，以應對新發展階段下的新問題。
更重要的背景是，「十四五」將至，中國城鎮化率已超過60%，城市發展重點從外延擴張轉為內涵提升。重拾對內涵和精神的重視，也是為城市過去的發展補齊缺失的一課。
回溯歷史，張謇樸素「城市觀」中的諸多思想精髓，恰對應著南通在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人口結構、經濟轉型等方面隱憂。
中國城市規劃研究院院長王凱指出，我們留在城市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城市與自然協同、經濟和居住融合的系統性規劃思維，在張謇的城市規劃中都有所體現。這不僅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需求，還以新的城市觀啟迪民智，為城市走向未來架設橋梁。
對張謇城市精神的再解讀與再定義，將是南通以及更多中國城市需要回答的「時代之問」。
三次機遇
在濠河環抱下，南通老城區形如葫蘆，四方的十字街與板正的棋盤狀街坊裡巷，記錄著南通的千年建城史。對「六橋之內為內城」的篤信，讓南通老城區聚集了大量老建築和歷史遺蹟。僅濠河兩側，就散落著近20座博物館，張謇曾居住的濠南別業、濠陽小築，分別成為如今的南通博物苑、張謇紀念館所在地。
過去一個月內，近十萬人湧入濠南別業。在「張謇熱」帶動下，埋藏在「老南通」裡的故事，再次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張謇故居濠南別業
「流量」來了，但在「南通」作為一種歷史「載體」出現的同時，城市本身並沒能獲得同樣的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多位專家嘗試論述張謇與南通的關係時所說，張謇的南通與現在的南通存在巨大的時代差異，很難用歷史解釋「新南通」的發展。
一種聲音也存在於南通內部：即便有數量不少的歷史文化遺存，南通仍在一定程度上面臨「有經濟無文化」的困惑，城市文化有待進一步挖掘。
這不是南通第一次「找自己」。
20年前，同樣出於對張謇的再思考，吳良鏞就曾對張謇與南通的關係進行過梳理。在其隨後編著的《張謇與南通「中國近代第一城」》一書中，亦曾提及南通「模糊」的城市形象：
儘管對張謇與南通的關係「有人加以研究」，「但未曾用城市發展觀念加以系統總結，給予總體的評價，並在城市建設上賦予南通應有的城市地位」。
換言之，在南通，大量歷史文化資源，並沒有與城市有效發生關係。
一直以來，張謇的「民族實業家」情懷更為人所知。在濠南別業進門廳堂內，一副「未鏤已雕，不扶自直；垂德而處，虛己以遊」的對聯，道出張謇篳路藍縷的創業心境——身處亂世的他臨危受命，從京城辭官返鄉，創辦中國第一所股份制企業「大生紗廠」，期望以振興實業救國於危難。
但南通並非僅以「背景板」存在。相反，吳良鏞研究發現，張謇的產業實踐離不開對城市的理解和重構。
作為參與研究的一員，吳良鏞的學生、現北方工業大學建築與藝術學院教授於海漪曾著《南通近代城市規劃建設》一書。她告訴城叔，張謇的產業發展邏輯實際上包含傳統的城市規劃思想，他以「村落主義」「地方自治」等理念，全面、綜合、系統地改造了南通的空間關係和發展格局。
據其考據，在中國城市版圖上，南通是少有的經由中國人自己規劃設計、具有現代意蘊的城市，一度與當時的上海、天津、青島等城市齊名。
然而，歷史的斷層加劇了新老南通之間的隔閡。王凱曾在南通度過人生最初的十餘年。在後來的數次返鄉中，他感受到，新的經濟建設目標、以及由此誕生的一個又一個新區，已經讓張謇過去在南通較整體化的空間規劃結構變得破碎。這導致的後果是，城市各個部分的紮實發展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城市整體高質量發展的實現。
黃鶴群提到，獲譽「中國近代第一城」後，南通很難不與兄弟城市蘇州比較：
歷史上蘇州已名聲鵲起之時，位於衝積平原上的南通甚至尚未成市；近代，在發達的棉紡業帶動下，南通經濟一度與蘇州比肩，卻因為產業變遷逐漸落後。無論經濟還是文化，「第一」之名都已蒙塵。
而隨著蘇州工業園成為全國標杆，南通的代名詞仍是家紡和建築兩大傳統產業。本地人口中的兩大「富民產業」，難以從根本上提升南通的城市地位。
如今，在都市文明的碰撞下，苦於「千城一面」的城市，亟需在新一輪發展中，挖掘蘊含在城市精神中的獨特性與競爭力。從100年前輝煌的歷史到20年前的再探索，在「張謇」推動下迎來「第三次機遇」的南通，亦不例外。
圖片來源：南通發布
格局塑造
張謇所造就的南通城市精神，究竟是什麼？
卡爾維諾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到，「城市不會輕易洩露自己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城市的發展脈絡，潛藏在市井街巷的經緯當中。
地名是窺探城市歷史的入口。張廷棲告訴城叔，與許多城市不同，南通存在大量以「場」「灶」等命名的地點，如「如皋場」「秦灶」等，它們透露出南通悠久的產鹽史——
唐宋以來，南黃海沿海地區鹽業生產進入鼎盛時期，南通海鹽經揚州行銷中原地區，一度造就「數十裡相隨而行」的運鹽河壯觀場景。「場」「灶」等正是當年鹽業編制的遺存。
商業文明與南通的江海文明相伴而生。鹽文化之後，以棉業為核心的農耕文化繼而發展，市場文化在南通不斷生根發芽。而到張謇時期，商業與城市的關係在工業文化的影響下達到新的高度。
在吳良鏞設計的南通城市博物館中，南通城市格局的變化歷程展露無遺。
南通城市博物館
自張謇時代開始，城市的核心區域從濠河內向外伸出「觸手」，唐家閘、天生港與狼山三個與主城區相連的鎮沿長江依次排開。本就因季風而與東西向呈15°夾角的主城區繼續沿此方向「拉長」，帶狀城市形態基本成型。
南通城市格局演變 圖片來源：於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規劃建設》
張謇曾將此總結為「一城三鎮」——
主城區仍作為城市中心地區，往上遊，通揚運河流經的唐家閘作為工業區、大生紗廠也在此設立，而長江邊的天生港作為港口區；往下遊，臨近長江入海口的狼山，與其周邊丘陵構成江蘇沿江少有的山水景觀，被作為花園私宅及風景區。
江蘇省規劃設計集團（江蘇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城市規劃師陸梟麟自2014年起參加南通城市國土空間規劃工作。他分析指出，「一城三鎮」格局的精髓是一種「組團有機分工」的規劃思路。直到現在，儘管南通發展空間早已突破原有框架，但組團城市邏輯以更為有機的方式繼續存在於城市規劃當中。
比如，在新的「一主三副」城市結構中，在濱江主城外圍，通州灣、通州和海門三個副城功能各異。其中，即將落戶南通新機場的通州副城，圍繞新的資源特色，被定位為「江海河聯運、水陸空互通的門戶地區、長江三角洲北翼先進位造業基地、特色鮮明、生態友好的宜居城市」。
王凱則指出，張謇在「一城三鎮」框架中填充的內容，無不體現出他對城市規劃的遠見卓識和深刻理解。
產業鏈、產城融合等先進理念，很早就被運用在張謇的規劃實踐中。張廷棲舉例說，從以棉紡業為主的大生紗廠開始，張謇根據上下遊產業鏈需求，先後布局生產原料的通海墾牧公司、修配機件的資生鐵廠、處理剩餘材料的廣生油廠、大隆皂廠，以及解決運輸的大達輪步公司等。
圖片來源：於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規劃建設》
清華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傑認為，對工業、城市和企業文明的信仰，是張謇三個突出的思想特徵。其百餘年前的所思所行，即便放在當下，也毫不過時。
順著張謇的實踐繼續梳理，就能找到他一系列安排的初衷。為了解決用工問題，張謇在發展產業的同時興辦教育、關切民生。南通不僅誕生了如今復旦大學、東南大學、東華大學、蘇州大學、南通大學等的前身，還修建職工宿舍，開設大量博物館、劇院等滿足工人精神需求的場所。
於海漪提到，張謇曾在上海棚戶區看到南通老鄉的生活慘狀，他們即便賣苦力也難以養活家人。他把自己的第一個企業起名為大生，就是取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背後是追求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張謇打造城市的目的在於發展經濟，而最終起點實質是人。如王凱所分析，城市與自然協同、經濟和居住交相融合，一整套系統性的規劃思維不僅滿足了當時人生活的需求，還以新的城市觀啟迪民智，為南通走向未來架設橋梁。
在許多規劃學者眼中，他與同時代在倫敦周邊進行田園城市實驗的霍華德遙相呼應。二者標註了城市化的兩個節點：與解決「城市病」的倫敦相比，南通的城市化進程剛剛起步。但他們以人為本、改造社會，實踐社會理想，正從東西兩個方向共同推動城市的新一輪進化歷程。
城市迭代
歷史的齒輪轉動不休，張謇的城市精神正迭代出新的表達方式。
數年前，為解決城市發展局限性而設立的南通新城區，與老城區一樣選在了靠近長江的區域，與狼山相鄰。這一選擇，一方面與老南通格局一脈相承，填補了張謇時代主城區與狼山之間的「留白」，讓二者之間原來的弱聯繫得到加強；另一方面，也使得南通主城區進一步面向長江。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張謇規划水城關係的一種繼承。狼山所在的五山地區，沿襲了張謇規劃時的休閒與生態功能，新開發的濱江生態公園成為可進入、可參與的開敞空間。而在縮短與市區距離後，五山地區將與城市生活發生更緊密的關係。
五山地區長江江景
南通規劃局相關工作人員亦反覆介紹，南通正在騰退長江工業岸線、恢復增加生態岸線，並以骨幹河道為主、依託長江，構建覆蓋城市的生態圈。
生態文明取代張謇時代工業文明的主導地位，人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城市化在高效率聚集經濟和人口同時，也要保護好區域內的基本農田和生態空間。而站在江蘇全省角度上看，陸梟麟認為，南通有獨特的優勢。
儘管穿江蘇南部而過的長江哺育了9座沿江城市，但真正向江發展的城市寥寥無幾。據陸梟麟觀察，由於各種歷史原因，蘇南城市不得已將工業板塊布局在長江沿岸，在大型化工企業和沿江港口影響下，生活品質難免打折。而主城區臨江的城市中，南通不僅位於入海口、又有狼山踞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山、城、水體系。
「
如果坐船從南京順流而下，沿途城市中，南通沿江景觀價值、風貌價值，以及人地和諧特點尤其突出。
」
對生態的重視只是張謇精神以新形式存在的一個側面。百餘年來，張謇城市精神的營養，一直在南通的血液中流淌，滋養城市肌體成長。不少人提到，南通至今仍是一個以教育聞名的城市，這與張謇當年「父教育、母實業」的堅持不無相關。包括如今支撐起南通工業經濟的紡織業，也有張謇的身影猶存。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城市如何以更適宜的方式重新解讀張謇？
比如，王凱提出一個疑問：面對開闊的長江入海口，城市走近長江是否遵循「以人為本」的規劃方式？若從城市發展規律分析，大尺度的水面難以帶來好的景觀體驗，風暴漲漲落落還可能對城市生活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即便「和自然互動，方向是對的，但是在具體設計的手法上，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風起於青萍之末。城市的方向性變化，也常常發生在一舉一動之間。
數年前，吳良鏞為南通提出「北上海」的發展策略，再次梳理南通的區域關係。在張謇的規劃實踐中，亦能找到區域整體發展思路的痕跡：
他思考隴海路通南通，並在更大區域範圍內開拓灘涂、治理水患，這不是就南通論南通，而是就全世界、全中國、長三角看南通的建設。
如今，「北上海」的說法已幾經更替，在「上海北大門」的新目標下，南通正努力從「濱江城市」向「通江達海之城」轉變。在新機場、通州灣和「八龍過江」的新格局下，南通提出，「全面推進長三角一體化滬蘇通核心三角強支點城市建設」。
南通通海港區
從長江走向大海，意味著城市規模的再度攤開。但蹄急之時，如何保證步穩，以免產生「小孩穿大衣服」的反效果？
王凱舉例稱，深圳經過40年的滾動發展、產業逐次迭代，從最早的加工業到現在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正是遠見不斷落實的過程。深圳從最初劃定硬性的生態紅線，到如今把重要的生態空間留給市民，也體現出對人的關注。
從這個角度來說，只有突破一時一地的限制，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軸上來理解，張謇的城市精神為南通帶來的意義，才有可能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重現。
「黃金時代」
在《文明中的城市》一書中，英國規劃泰鬥彼得·霍爾曾重點關注城市的「黃金時代」。與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大城市註定走向滅亡」不同，他相信大城市「始終是點燃人類智慧和想像力生活的地方」。但從希臘時代開始，大城市極其短暫的「黃金時代」又令他疑惑：為什麼它們總是曇花一現？又是什麼讓一座城市忽然之間極具創造性、格外新穎？
在吳良鏞眼中，張謇時代算得上是南通的一個「黃金時代」。與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城市不同，張謇時代的南通發展於上個世紀，「看得見、摸得著」。也因此，要回答「彼得·霍爾之問」，南通有著特殊的價值。
在「中國近代第一城」提出後，2004年，南通啟動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工作。四年後，捷報傳來。
據張廷棲回憶，申報過程並非一帆風順。直到現在，同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幾乎都有悠久歷史，南通千年建城史略顯遜色。
「
南通因為近代歷史入冊，一個重要原因是唐閘（即原唐家閘）有完整的工業遺產。與其他城市近代工業文明不同，唐閘保留下來的不僅是一座企業、一個點、一條線，唐閘是一個面、一個完整的工業城鎮。它有工廠、有配套設施，甚至還有文化、教育、交通等遺存，在其他地方很難找到。
」
唐閘
唐閘的遺蹟來之不易。據多位專家介紹，自南通1984年成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並於同年設立首批國家級開發區，南通的經濟發展重心從沿江向沿海遷移。唐閘因此「失去」數年，但大量被廢置的市政設施卻因此保存下來。
如今的唐閘，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從刻著「中國近代工業遺存第一鎮」的石碑向西，過去沿街兩側的廠房和民居，已變成各類傳統工藝體驗館和飯店場地。張廷棲認為，這實際偏離了近代工業文化的特色，反而更具江南小鎮氣質。原來的居民在改造中被迫遷出，商業價值部分替代了歷史價值。
唐閘民族工業風情小鎮
唐閘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共通問題：即便在已經意識到傳統重要性的城市，傳統仍然難以避免現代化建設的影響。更準確的說法是，城市難以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平衡。
眼下，南通的經濟發展正邁上新的臺階。剛剛閉幕的南通市委全會傳來消息，202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預計突破萬億元，正式躋身「萬億之城」。而在過去幾年時間內，多次區劃調整讓南通市區面積與人口迅速增長，「大城時代」將結束南通一直以來「小馬拉大車」的尷尬。
但隱憂猶現。
根據2019年數據，在南通戶籍人口中，60歲以上老年人佔比高達30.8%，居江蘇省內首位。此外，南通三次產業結構為4.6：49.0：46.4，第二產業仍佔主導地位，且新興產業產值增長率僅為1.6%，遠低於第二產業增加值6.9%的增長率。
更大的問題是，經濟增長能否讓南通重新找回「中國近代第一城」的自信？
在王凱看來，評判中國的城市發展和社會建設，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基於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
在《張謇與南通「中國近代第一城」》書中，吳良鏞曾高度評價張謇思想：
「
既有通過學習西方、考察日本所得，更有中國傳統人文基礎與文化自覺，古代社會理想與道德標準。
」
通過「艱苦探索中國人自己的城市發展道路」，張謇期望，「建設中國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
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對南通「黃金時代」的影響？
按王凱所說，對當地文化的系統性梳理和認真分析，「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按照「私人訂製」而非「套餐」來制定城市規劃……這些城市規劃的成功經驗，或多或少都在張謇的城市規劃中有所體現。
此外，不要忽視市民的力量。王凱認為，一直以來，經常被強調的一個觀點是，人們在城市長期待下去是為了生活得更美好。「更美好」，是我們在城市裡生活的一個共同追求。經濟提升後，更重要的是要讓市民建立起「城市觀」， 認識到城市是大家的共同家園，提高城市的發展質量是每一個人的責任，義不容辭。
吳良鏞曾總結，中國正面對歷史上不曾有的機遇，正處於足以產生「城市黃金時代」的偉大時代。南通所面對的，不僅是「中國近代第一城」的「黃金時代」歸來，更是作為一個新晉萬億級城市，對中國城市前進方向的再探索。
文字 | 楊棄非
本組圖片除署名外均據楊棄非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