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時代與傳說時代的分界點是大洪水，口述傳統和文字記錄的分水嶺也是大洪水。在《創世記》第1~9章提到的世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誕生，和第12章的迦南沙漠牧人的故事之間，《希伯來聖經》講述了諾亞、方舟和諾亞的後代的故事。
《聖經》中的諾亞方舟上帝消滅眾生，唯獨保全一人及其家庭和他用巨型方舟拯救的所有生物。不論在猶太教、基督教，還是在伊斯蘭教的教義中，該故事都是人類歷史的核心部分。17世紀初，愛爾蘭天主教會大主教詹姆斯·烏雪（James Ussher）憑藉自身的數學天賦，推算出這艘方舟曾於公元前1491年5月5日星期三停靠在阿勒山（Mount Ararat）。自那時起，已有兩百多名探險者出發前往亞美尼亞尋找方舟的遺蹟。根據烏雪的推斷，這艘方舟已經接受自然界的洗禮長達三千五百多年，但人們仍寄希望於找到其可能早已腐朽的殘骸。儘管如此，在返回的人員中約有四十人稱，他們親眼看見了冰川之下或巖層之中的木質結構，那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海船的局部構造。
還有一些人既不相信《聖經》的敘述，也不接受天地之神懲罰人類無可救贖的罪惡這一理念，但他們仍然認為這個故事所基於的至少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一場災難。有一種說法是該故事記錄了洪水重新填滿波斯灣的過程。波斯灣曾是一個乾涸的河谷，直到約公元前10000年，阿拉伯海海平面上升，淹沒了荷姆茲海峽的巖礁。也有人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即地中海海水衝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填滿黑海盆地，而在約七千五百年前，該盆地內還只有一個很小的淡水湖。2003年，美國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收到的一篇論文稱：「可能是此次洪水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導致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創造了大洪水神話。」
亞述人的大洪水敘事1879年的一份公開聲明使人們更加堅信諾亞與洪水的故事基於的是真實的歷史事件。該聲明表示，在古亞述人間流傳的一個故事與《創世記》的描述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包含了《聖經》故事所涉及的所有主題：僅有一位將被拯救之人得到警告、建造方舟、暴風雨、大洪水、水勢消退、停船於山邊、放出烏鴉和鴿子、獻祭、上帝也「聞到馨香之氣」。
喬治·史密斯亞述文明中的這一巧合可謂一個重大發現，然而更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巧合的發現者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竟是一個自學成才的業餘人士，這在英國學術界是絕無僅有的。史密斯生於1840年，14歲離開學校，開始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一家鈔票刻模公司裡當學徒。也許是因為這種艱苦拘謹的手工勞作無法使他活躍的思維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他利用就餐和晚上的時間，在博物館中探究和學習中東藏品。有一次，他碰巧見到了破譯美索不達米亞文本的知名學者之一亨利·羅林森爵士，並且聽到了一位博物館館員無意間的一句評論：遺憾的是沒有人願意嘗試為他們解譯館裡收藏的泥板，那上頭有成千上萬個「鳥爪」一般的文字。經此啟發，史密斯開始自學如何解讀楔形文字和亞述語。令博物館的學者驚訝的是，這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工匠僅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裡就掌握了這門語言。他們注意到史密斯似乎不是靠掌握這種古語的詞彙和句法來進行解譯的，他憑藉的是某種直覺和充滿靈感的預見力。當史密斯於37歲去世時，人們在訃告中這樣讚美他：「史密斯先生憑藉精妙的直覺，能在無法對亞述銘文進行語言學分析的情況下，判斷銘文的篇章要義，這為他贏得了『智能解鎖人』的美名，人們有時就是這樣稱呼他的。」
史密斯很快就取得了好幾項重大發現，這也令羅林森對其十分欽佩。羅林森向博物館的受託人提出建議說，是時候為史密斯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了。於是，他們任命27歲的史密斯擔任亞述研究部助理。在那裡，史密斯對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出土的一塊泥板進行了破譯，發現它是《吉爾伽美什》第十一塊泥板的一部分，他也因此蜚聲國際。「當我正在查看第三部分的時候，」他後來寫道，「我注意到一段有關船停靠在尼什爾山（Nizir）的陳述，接下來它講述的是放出鴿子，但鴿子找不到落腳之地，然後飛回原處。我立即意識到我所發現的至少是迦勒底人對大洪水的敘述中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史密斯破譯的那塊泥板並不完整，其中缺失了好幾行重要的陳述。儘管如此，他還是於1872年在聖經考古學協會（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的一次演講中，向公眾展示了他的發現，而當時在座的聽眾都是格萊斯頓首相一類的大人物。《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題材，就提出資助一支考察隊前往尼尼微遺址找回泥板缺失的部分，儘管這項任務可能以失敗告終。於是，史密斯出發前往中東，並在長途跋涉之後抵達了古丘庫雲吉克（Kouyunjik），這裡曾是亞述國王亞述巴尼拔北宮的所在地。
可是，史密斯面前只有一片廢墟。他在《亞述發現》（Assyrian Discoveries）一書中寫道：
這個大坑是先前的發掘者留下的，從中出土過許多泥板；在上次發掘結束後，這個坑就成了採石場，建造摩蘇爾（Mosul）大橋所使用的石料就是從此處定期挖取的。現在坑底滿是宮殿地下室牆體的大塊碎石，還混雜著大量石頭、水泥、磚塊和黏土的小碎片，簡直是一片狼藉。儘管他已經不抱有太大希望，但還是用鐵鍬撬起一些石頭，盡力搜集可以找到的所有泥板殘片。在搜集工作結束之後，
我坐下來查看白天挖來的那批楔形銘文碎片，先除去或刷掉其表面的泥土，然後閱讀上面的內容。在清理其中一塊碎片時，我發現上面包含了迦勒底人對大洪水敘述的第一部分的十七行銘文的大部分內容，恰好填補了該故事的空白。這讓我既驚喜又感恩。在該泥板的內容首次發布時，我曾推測這個故事可能還缺失十五行文字，現在有了這一部分銘文，我就能基本還原整個故事了。由此，人們開始認為早在《創世記》寫成之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人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有關上帝為毀滅人類而降下全球性大洪水的故事。其他語言對相關內容的記述也相繼被發現，包括蘇美爾語、古阿卡德語和巴比倫語，同時同一個語言中還存在不同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出現在尼普爾城的一塊泥板上，泥板的製作年代約為公元前1800年。在這個蘇美爾語版本中，諾亞的角色被換成了蘇魯巴克王祖德蘇拉（Ziudsura）或祖蘇德拉（Ziusudra），該名字意為「他看見生命」，因為他被諸神授予永生。在公元前17世紀的阿卡德語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為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意為「智慧超凡」。
美索不達米亞的大洪水故事與《希伯來聖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上帝降下大洪水的動機。《創世記》給出的理由是人類的邪惡，而《阿特拉哈西斯史詩》提供的解釋是至高之神恩利爾因失眠而毀滅人類：
……領地擴大，人口增長。恩利爾在多次嘗試而不得成功後，最終通過泛濫全世界的洪水來毀滅人類。有些人試圖解讀這個故事的道德含義，猜測這個「噪聲」或許與邪惡、罪孽有關。但情況是否也可能相反？會不會是人類向恩利爾做了過多的禱告，供奉了過剩的祭品？讓我們回憶一下《以賽亞書》1∶11~14中，上帝對騷擾者的反應：
耶和華說，你們所獻的許多祭物，與我何益呢？公綿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經夠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悅。那麼有人就要問，既然在具體細節上有所出入，為什麼中東地區的所有古文明都一致認為曾經有一場大洪水摧毀了整個世界，只留下一小撮倖存者呢？這是因為像這樣一場充滿恐慌和令人驚懼的災難性事件，不論其何時發生，人類都不會忘記；關於它的故事只會被一代接一代地傳承下去，直到最後人類可以用文字將其記錄成不同的版本。
不論這場災難的存在真實與否，美索不達米亞人之所以不斷地傳述大洪水故事，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理由：這個故事在古人的歷史觀中發揮著關鍵的結構性作用。對於蘇美爾人而言，大洪水是文字出現前和文字出現後這兩個時期的分界點，也是民間傳說的時代和人類記錄歷史的時代的分界點。更準確來說，它是劃分美索不達米亞的兩大文明階段的分水嶺，即此前所有文明都在追隨烏魯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此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最南端的蘇美爾地區的各個城邦開始尋求各自發展。
考古學使我們了解了公元前3000年前後發生的重大變化。分布在美索不達米亞大平原上的許多文明仿佛在剎那間中斷了彼此間的往來。例如，去往阿富汗青金石礦區的通商線路被切斷，烏魯克分布在伊朗、敘利亞、安納託利亞等地的居民點也全部消失。生活在南部地區之外的城鎮和鄉村裡的居民又回歸到他們以前的生活狀態，也恢復了古老的飲食習慣；人們不再進行記錄，文字的藝術被遺忘。在烏魯克的核心地帶，從塵土之下的遺蹟中可以看出，農業生產亦不再受到重視：穀物間滿是雜草，土壤高度鹽化。人類的壽命急劇縮短。人們拋棄鄉村的住所，要麼投奔到城市，要麼四處流浪。在烏魯克城中，神廟的土地被農民佔據，他們摧毀了伊安那的紀念建築，在那裡搭建起平臺以及用柱子和蘆葦建造的房屋。
這一切都表明，幾個世紀以來成功維繫烏魯克文化統治的準平等主義社會體系和佔主導地位的神廟經濟遭到瓦解。據推測，引發烏魯克意識形態崩潰的原因包含以下幾點。第一，氣候變化使得天氣變得乾冷。降水減少，無法為該丘陵地帶的土壤直接提供充足水分，或無法保證河流的水位高度，以滿足灌溉需求。第一，滿懷嫉妒和敵意的外族發動了襲擊和侵略。外圍定居點周邊修築起巨型防禦工事，尤其是厚達十英尺的城牆，其頂部加蓋了瞭望塔，城門上加裝了尖刀利器，此外城牆後方15英尺處還有第二道堅固磚牆。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衛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這座位於敘利亞北部幼發拉底河沿岸的前烏魯克殖民城市。
但這些只是烏魯克衰亡的外因，同時有跡象表明烏魯克的內部也不太安穩。從我們所處的時代來看，在看似平等的推行管制經濟的社會中也可能暗流湧動，自願接受烏託邦思想的嘗試常常因反抗和起義而終止。隨之而來的暴政統治總會令社會動蕩不安，並導致貧困加劇。
烏魯克式生活方式的普及，其實不總是和平主張的成果。近日，一次由芝加哥大學和敘利亞文物局組織的考察，在今敘利亞境內的哈穆卡爾（Hamoukar）遺址發現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交戰區。來自美國的聯合領隊克萊門斯·瑞切爾（Clemens Reichel）說，這場「公元前第四千紀的戰爭『不是小打小鬧』，而是『血雨腥風』」。3米高的城牆曾遭到彈射式球彈的重創，戰場上曾一片火海、血流成河。「南部的那些人極有可能參與了毀滅這座城市的戰爭。挖開殘垣斷壁，我們看到的是無數巨坑，坑裡有大量來自南部的烏魯克陶器。那個場面著實令人震驚。即使烏魯克人不是這場戰爭的參與者，他們也必然是其受益者，因為戰爭剛一結束，他們就接管了該地。」而後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就連烏魯克的南部核心區域也需要使用暴力手段來鞏固政權。
刻有已知最早個人籤名的烏魯克泥板，其實是書吏學校一項練習的產物，該練習要求學員列舉官銜和職業。列舉的第一項內容應該是最高一級的頭銜，即NAM GIS SITA，意為「權杖之王」，權杖也是當時廣受青睞的一種近戰武器。到了稍晚的時代，該頭銜的意義就變成了「君王」。出土的滾章上的圖像反映了執行嚴苛法則的場景，最典型的就是毆打囚犯：不停求饒的囚犯雙臂被反綁在背部，負責的長官手持一根矛，站在邊上看著。但這不是戰鬥的場面，囚犯看起來也不像是士兵，而更像是勞工。這種懲罰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是為了逼迫勞工加大農業生產強度，以應對不斷增加的城市人口。如同20世紀蘇聯推行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其產生的後果與初衷背道而馳，因為農作物的產量不僅沒有增加，反而還減少了。
鹽化指下層土壤中的礦物鹽上移至表層土壤，它使農業用地遭到了破壞。這是灌溉可能引發的一種危害，也是現代發展研究專家在付出代價之後汲取的教訓。古代蘇美爾地區飽受土壤鹽化之苦，是因為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水中的礦物質含量異常之高。但經過數百年的耕作，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民已經學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他們部族的後裔至今仍然採用先人的辦法，即每隔一年便進行一次休耕。對此，芝加哥大學教授麥圭爾·吉布森（McGuire Gibson）做了詳細說明：
由於灌溉，臨近收穫期時的農田水位在表層土壤約半米以下……野生植物從土地中吸取水分，從那時起至冬天，這些植物不斷將下層土壤中的水分吸乾……到了春天，因為田地沒有受到灌溉，野生植物繼續吸收水分，使下層土壤的水位下降2米……這些植物都是豆科植物，它們為土壤添加了氮養分，延緩了表層土壤的風化。到了秋天，當人們在此耕作時，表層土壤中的鹽分就會被灌溉用水帶入乾燥的下層土壤。這樣，鹽分就被鎖在下層土壤中而不會造成危害。高度組織化的複雜社會實際上是一臺精緻的機器，但只要稍加折騰，便會將其破壞殆盡，正如古老的歌謠裡唱的：「少了一個釘子……丟了一個王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文明也比大多數文明更加脆弱。回顧20世紀的歷史，我們看到一旦人民不再相信某種制度，那麼該社會離終結也就不遠了；即便是高壓政治也不可能保證其無止境地運轉。當晚期的烏魯克人環顧四周，看到被毀壞的田地、受脅迫的民眾、受侵襲的居所，他們必然會質疑他們長久以來一直被灌輸的信仰。老百姓不再相信這種信仰會給他們帶來益處，也不再相信這種意識形態能夠確保他們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而這種信仰崩塌所造成的影響並不亞於任何外部壓力所帶來的破壞。
此後的蘇美爾人遺忘了或選擇去遺忘這一切。我們在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和史詩中找不到相關的具體內容。或許這是因為當時的文字還處於原始階段，僅用於記帳而非記錄歷史。我們只能從古老的口述中，找到一點點有關信仰喪失的模糊敘述。《阿特拉哈西斯史詩》中寫道，在大洪水來臨之前，神明恩利爾曾試圖通過瘟疫來減少人口的數量，緊隨其後的便是土壤鹽化、乾旱和饑荒，這也引發了人類的反抗：
我已召集長老和長輩。在「烏圖赫加爾王表」所列出的蘇美爾官方歷史中，這段歷史被完全省略。它僅僅宣布舊制度突然之間完全消失，「然後大洪水席捲大地」。這仿佛是新一代的記錄者想要畫一條分界線：那是過去，這是當下。大洪水就象徵著對過往的全盤否定。該地區的烏魯克統治時代已然完結，最好還是忘卻，嶄新的世代即將到來。
本文摘錄自《巴比倫——美索不達米亞和文明的誕生》，[英]保羅·克裡瓦切克 著，陳沅 譯，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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