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事件思想的前沿研究中，英國敘事學家麥可·索亞一反從獨特性角度理解事件的慣常做法，以巴迪歐為批判切入口，論證了事件獨特性所隱含的原因神秘性及其形上學癥結，醒目地提出「反事件」觀點，吸收有關學理，深入闡釋了福樓拜等作家如何處理中斷與重複的衝突，由此開現代主義敘事先河。其闡釋不僅可以在今天得到基於「巧合的日常性」的推演，而且有助於深度澄清一個學術史拐點，即早期現代主義作家在創作中凸顯話語自身構造，何以與索緒爾從理論上確立語言論起點這一事實發生於同時期。
劉陽，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事件理論與後理論研究。
Against the Event: Michael Sayeau’s Interpretation and Deduction of Modernist Narrative
In the frontier research on event, English narratologist Michael Sayeau took a departure from the usual approach in understanding the ev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ularity and, using Badiou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criticism, demonstrated the mysteriousness of the cause and the metaphysical crux, the two features underlying the singularity of event. As a result, he forthrightly put forward his 「against the event」 viewpoint and absorbed relevant critical theories while explaining how Flaubert and other writers deal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interruption and repetition, thus creating a pioneering presentation of the modernist narrative. His interpretation can not only provide a deduction of 「the daily constancy of coincidence」, but also help clarify, in depth, a turning point in academic history, that is, the time when early modernist writers highlighted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itself in their works and Saussure establish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theory of language simultaneously.
Liu Y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event and post-theory.
Email: liutaiyang2001@163.com
包括外國文學研究在內，文學探討自身與事件之關係的前提，是每每從「超越（transcendence）」（Levinas 77）、「 漂移（drift）」（Bennington 27）、「 負熵（negentropy）」（Marion 165）、「 反現實化（counter-actualization）」（Deleuze151）與「動搖（shaken）」（Marder and Zabala 9）等角度描述事件，認為「事件= 新奇（novelty）」（Bartlett, et al 122）。應該承認，這符合「事件」的基本詞義——異於常規的獨特性（Singularity）。較早出版的英語詞典特別強調event 是「驚人的突然性影響」（B. Evans and C. Evans 163）；《牛津哲學字典》對event 的釋義圍繞「改變」、「發生」與「轉折」而展開（Burn 128）；《劍橋哲學辭典》也更詳盡地緊扣「變化」來界說（Audi 292-293）。這與現代性的求變思維是同步的。義大利裔美國學者約翰·卡普託頗具代表性地描述了事件的八個特徵——不可控性（uncontainability）、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脫翅化（deliteralization）、過度（excess）、邪惡（evil）、超越存在（beyond being）、真相（truth）、時間（time）不可還原（Caputo 2-6），似乎為「事件必然獨特」這一點定了案。
這就是事件思想譜系的全部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們關於事件的各種談論，會不會逐漸變得同質化，而在某種程度上失去活力呢？或許是有感於這種慣性，晚近國際學界出現了一種探求事件譜系內部張力的嘗試，那是敘事學家麥可·索亞（Michael Sayeau, 1954—）提出的「反事件」（against the event）思想。它與文學的關聯，不僅展示了更具個性的事件論，而且使學術史上某些重要的拐點問題，獲得了深化理解的契機。
麥可·索亞是英國倫敦大學教授，長期從事英美文學與敘事學研究，先後撰有《「哦，對我來說是不同的！」：華茲華斯、露西與種族隔離後沉默的J. M. 庫切< 恥>》（「Oh, The Difference to Me!」: Wordsworth, Lucy, and Post-Apartheid Silence in J. M. Coetzee’s Disgrace，2014）、《現實主義與小說》（Realism and the Novel，2017）等論著。他最具影響的著作，是2013 年出版的《反事件：日常生活與現代主義敘事革命》一書。這部著作別出機杼地從探討事件的日常性開始，援引著名電影編劇專家羅伯特·麥基在《故事》等著作中影響深遠的觀點，首先回應了那種認為事件必然突變的慣性理解。麥基將事件與日常切分開來，認為 「情節就是作者對事件的選擇以及事件在時間中的設計」（51），事件是不同於日常的、被設計的結果。索亞不同意將這種處理推廣為普遍性的看法。他提醒人們注意同樣明顯的事實：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有一種普遍而矛盾的感覺，認為我們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不斷變化和戲劇性發展的特點，同時又缺乏生氣。一方面，現代的歷史與生活在其中的個人生活似乎都受到日益加快的轉變速度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各種持續的原因，我們作為個人、我們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一直被一種終極停滯的幽靈所困擾，這種停滯的表現範圍從個人的無聊到「歷史終結」。生命的加速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一種必然的感覺，即世界的實際變化率已降至零。（Sayeau 2-3）
索亞由此發現，構成現代主義文學早期歷史的幾部重要小說，傾向於將世界看作一個以被陳腐的連續性所削弱的節奏運行的世界，而非一系列革命性的衝擊。「這些作品表現出一種對我們可稱之為『事件形上學』的抵抗——這種抵抗的基礎是對於新奇事物本身的明顯而過分堅定的不信任」，他由此倡導「根據小說來重新思考日常與事件」（Sayeau 5），因為一些現代主義敘事傾向，在他眼中意味著對「日常」的重新評價。那麼究竟何為「日常」呢？
回答這一問的關鍵在於，索亞相信忙碌的時期會引起對平凡、重複、平庸等的更大意識。他借鑑米歇爾• 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的《日常生活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1984）等理論資源，指出日常事物僅當與非日常事物相關時才是連貫的，它作為一個過程中的瞬間，不能被從過程中分離出以致失去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天都是一種時間經驗模式的名稱，它以停滯、空虛與無意義為特徵。索亞借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1988）的「感覺的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一語，認為「日常」作為一種凸顯現代性令人熟悉的時間效應（進步、加速與目的性）中的副作用因素而出現。因為平凡的生活從來就不只是普通的，它總是與重要的權力結構與意識形態框架、以及地方和全球政治相關。例如將20 世紀英國人消費的主食茶、菸草與糖擺上餐桌的，恰是浩瀚血腥的帝國歷史。索亞由此判斷道，現代性「在烏託邦和反烏託邦之間搖擺」（Sayeau 10），實則是兩種矛盾的時間性並存的產物。他繼續借用本雅明在其著名論文《歷史哲學論綱》中的「同質的、空的時間」之說，以終點無限延遲的進步時間（烏託邦），以及被事件、轉折點與意義所打斷的有條紋的異質時間（反烏託邦）來區分時間的這種矛盾性，抓住了現代性進程的要害。為什麼強調獨特性的事件思想並不合理呢？
因為在索亞看來，儘管一些強調轉變的事件論、比如德勒茲的事件概念避免了海德格爾關於事件的先驗論渴望，開始將事件視為連續性中的一個轉折點，但這種強調獨特性的事件觀，存在一個根本癥結：它總是不免要引入獨特突變之所以產生的原因，確定這種原因時的主觀神秘性，使它難以避免預設色彩，而預設的思路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形上學思路。為了深入展演這一點，索亞選擇目前頗具影響的巴迪歐（Alain Badiou，1937—）的事件理論作了著重分析，從這種批判中合乎學理邏輯地引出了事件與日常性的嶄新關聯。
通過對包括《存在與事件》（Being and Event）在內的巴迪歐著述的探討，索亞揭示出巴迪歐事件思想中的一個潛在矛盾。他察覺到，巴迪歐「只是從公理的假設（axiomatic assumption）①出發」（Sayeau 21）推出其哲學。因為巴氏把事件的概念建立在集合論的一項基本公理、即空集合公理（the null set axiom）上，不否認任何給定的集合中都存在著空隙，以至於無法建立起具備定義與序列的實數連續體，而因此只能採取歸納法，使「集合論本身依賴於公理建構主義（axiomatic constructionism），並早就已受到了批評，這是從確定的命題（decided propositions）而非自明或經驗有效性的觀念開始的」（Sayeau 21-22）。索亞由此感到，巴迪歐的事件論有其潛在風險：「隨著推理路線變得越來越巴洛克（baroque），他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有爭議性，巴迪歐似乎非常願意保持事件的類別。它屬於一種公理，多義的重言式。事件的概念是由主觀決定產生並宣布的，它本身就是公理施加的產物，即存在著真正決定的決定」（Sayeau 24）。
索亞認為，這使巴迪歐試圖同時避免一種存在於事件發生前的主體性、而將主體性維繫於事件中的「空虛」對真理的回應的做法失去了著落，而導致前後齟齬。他援引巴氏在《非美學手冊》（Handbook of Inaesthetics，2005）中有關「對空虛（void）的折磨（即空虛的地方）建立了真理主題，但這種折磨並不會產生任何控制力量」的論述（qtd. in Sayeau 22），指出在巴迪歐那裡，事件的發生不依賴於先在的主體性意圖，而是在自身「空虛」的過程中即時生成的，這個過程成為了真理的一部分。索亞認為，這體現了巴迪歐「 通過以這種方式改變主體性的定義（主體形成對事件的回應，而不在事件發生之前），他只允許自己迴避所有關於體驗、社會建構和實踐的重複性的問題」（Sayeau 22-23）的用心，即讓事件摒棄任何因果關係與解釋，而「陷入決策主義的突然及其浪準漫主義的時間性（sudden and quasi-romantic temporality of decisionism），故意使自己對可能影響決策本身的所有條件視而不見」（Sayeau 24）。這與巴迪歐自己上述神秘的公理主觀性形成了內在矛盾。索亞引用裡卡多·尼倫伯格（Ricardo L. Nirenberg）與大衛·尼倫伯格（David Nirenberg）聯袂發表於2011 年的一篇論文《巴迪歐的數：對數學本體論的批判》（「Badiou’s Number: A Critique of Mathematics as Ontology」）中的論斷，認為巴迪歐由此陷入了「畢拉哥拉斯陷阱（Pythagoric snare）」：「在從他的理論論證中推論出哲學與政治上的後果時，巴迪歐將非正式模型的偶然性屬性與公理的必要後果混淆（我們將這種混亂稱為畢達哥拉斯陷阱）。結果產生的政治哲學主張在用來證明其合理性的集合論中沒有基礎」（Sayeau 22）。這也導致了安東尼奧·凱爾卡諾（Antonio Calcagno）在《巴迪歐與德希達：政治，事件及其時代》（Badiou and Derrida: Politics, Events and Their Time, 2007）一書中的斷語：「對巴迪歐來說，無法確定的力量迫使或推動主體進行決定性的政治幹預」（qtd. in Sayeau 25）。那是種並不徹底、而重新退回到了形上學中的幹預：原因的神秘性看似淡化了原因，實質強化了原因。
神秘的不確定性，作為原因對事件的引發也是可疑的，它其實無法引發事件，因為原因在神秘色彩中的強化，已把事件預設（決定）為了事實。作為進一步參照系，英國杜倫大學教授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 1958—）的著作深化了索亞這一分析。克拉克認為，這種神秘性與康德美學有關。在克拉克的描述中，康德美學相信對圖像、段落或文本的精確感覺是不可翻譯的，這樣，康德把成功藝術作品的獨特之處與人們認知前的秩序與和諧感聯繫在了一起。暗示的不可判定性，就像巴迪歐上述神秘的不可確定性，使「康德繼續以某種方式恢復這種獨特性，從而形成了眾所周知的美學理想主義」（Clark 7）。獨特的形式或形象意味著一些不可替代的東西，傾向於抵抗一般的概念，但康德的困難在於，「singularity」本身必然是一個空洞、純粹的術語，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東西都是不規則而獨特的，甚至桌上的小汙點或蒼蠅腸子，除了說它們具有獨特性，就什麼都無從說了。為了仍然能說，康德引入了判斷行為在藝術及其它方面的反思性，最終把論點歸結為了自然與人類的超越的目的性，推出了一種思辨性的形上學。這般對待獨特性的康德主義路線，是用反思性取代了獨特性。但克拉克澄清道，文學的獨特構思決非與人類判斷的某種反思性必然糾結在一起的東西，後者看待文學的方式仍屬於認識論，因為它是預設的。這些頗為精闢的分析，某種程度上揭示了那種強調獨特色彩的事件論的共同癥結。就此而言，對獨特性的強調不足以界說事件的性質。索亞需要換一種角度和思路，從文學中繼續探尋事件的真諦。他由此將眼光轉向了德希達，簡要考察了其事件論，發現「德希達關於事件的一般概念，與現代主義及其從福樓拜開始的發明家的特徵非常接近」（Sayeau 26），也更接近於他在《反事件》中討論的文學。文學作品的適時引入，為他自己基於日常性的事件思想注入了與眾不同的元素。
以巴迪歐思想批判為中介論證了事件無法被從原因的神秘性中引發出來、從而不與日常必然對立後，索亞試圖「用『事件』一詞來描述現代主義敘事的某些特徵」（Sayeau 28），認為在亞里斯多德的影響下，平庸的情節每每被後世探討敘事作品者駁回，後者支持偶然的事件。敘事學便將對事件的多變節奏的識別與解釋作為中心任務。正如彼得·許恩出版於2010 年的《英國小說中的事件性》一書所指出：「決定性的轉折點」是事件，致力於「展示這一事件可能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的敘事文本類型則為事件敘述（Hühn 201）。這典型地突出了事件的反日常性。
針對這種區分日常與反日常的慣例做法，索亞轉入了對文學、尤其是小說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研究，表示「我們需要從對文學是什麼以及文學如何運作的直覺理解開始。首先，文學總是應該發生某種事情」，因為「文學作品都基於事件的發生，無論所討論形式的具體動態如何」（Sayeau 29）。進入其考察視線的著作是伊恩·瓦特的《小說的興起》。在瓦特看來，小說的興起是由於「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種用個人經驗取代集體的傳統作為現實的最權威的仲裁者的趨勢也在日益增長，這種轉變似乎構成了小說興起的總體文化背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實主義」一詞也從中世紀時那種一般性現實內涵，開始向「一種通過知覺得到的個人對現實領域的信念」轉變（瓦特 7）。笛福等早期小說家的創作，便體現了個人主義與小說在發生學意義上的聯繫。但索亞發現，這種轉向日常性的情況，在構成了質變的同時也漸漸趨於另一種新的固態，直接點燃了現代主義敘事的引線。他援引弗雷德裡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在《薩特：一種風格的始源》（Sartre: The Origin of Style, 1984）一書中的說法來深探此點。後者將小說的誕生形式與歷史上已知的不確定性的出現聯繫起來，這種不確定性一度被認為是重要的事件，但它終於逐漸走到了新境遇面前。索亞分析道：
隨著傳統生活模式的崩潰，生活的毫無疑問的儀式隨之發展，無聊逐漸成為一種可能的生活質量，事件、體驗、真正發生的事情的概念變得有問題：當並非所有事物都是真實的生活時，只有某些事物可以被告知並且可以構成軼事或故事。小說本身從一開始就是這類新的事件，出現在封建世界崩潰之時。但在現代，即使這種形式通過其歷史與民族差異而反映出來，中產階級社會的某些同質性（homogeneity）本身也已成為可疑的問題——沒有值得一提的普遍公認的生活方式。（Sayeau 35）
這種同質性需要被新的力量打破。索亞認為在現代主義時期，上述原始危機開始成為了敘事創新的出發點。他相信「 日常生活並不是現代主義小說試圖表現的一種外在的時間性，而是對歷史的組織和對現代主義敘事發展的驅動」（Sayeau 40），易言之，日常性並非簡單作為現代主義敘事的對象而存在，它更是一種方式、一股推動現代主義敘事實現新發展的力量。索亞由此提醒人們注意到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現代主義敘事是在內部矛盾——對創新的衝動與遵循所接受形式的必要限制之間的矛盾——中行進的，這才是文學現代主義發展的實際特徵。他認為所有現代主義敘述都是溫和的現代主義。據此，他再次重申「儘管我們通常將現代、進步、進化、發展與震驚聯繫在一起，但對於每種加速模式，我們也可以發現，當我們從表面下看時，焦慮是由於加速的副產品或意外的副作用而產生的」（Sayeau 41），這種副產品就是始終伴隨發展進程而存在的日常生活背景，說到底，「日常生活本身正在吞噬將其帶入世界的漸進式現代化進程」（Sayeau 41）。幾部聚焦「19 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日常的反事件的時間性（anti-evental temporality of the everyday）」的現代主義敘事名著（Sayeau 41），遂被索亞援以為闡釋個案。他闡釋了福樓拜、康拉德、威爾斯與喬伊斯等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並以福樓拜為重點追蹤了反事件的日常性。
索亞聯繫福樓拜所處時代的背景展開闡釋。他從性格氣質上發現，無論在浪漫維度還是政治維度上，福樓拜從來不是對事情顯示出忠誠的人，相反對當時席捲法國的1848 年革命及將要取代它的權力結構，表示深深的懷疑，流露出對有關社會復興的任何信仰的幻滅情緒。據索亞之見，福樓拜對政治形勢的這種抵制，暗含著他將浪漫性的腐蝕暴露於日常生活瑣碎時間中的用心，後者一方面作為病態的短暫狀態而使人分心，另一方面也以其自身基於免疫力的逆轉，彌補日常生活的平淡無奇。索亞援引了本雅明在巴黎單向街研究中的著名斷言，認為「19 世紀的首都」充滿了無聊，一度沉迷於新穎性卻又被停滯所困擾，認為在法國沒有一位作家比福樓拜更好地抓住了這一矛盾，並有力影響了康拉德、伍爾芙與喬伊斯等人的創作，因為「作為現代文學中反事件轉向（anti-evental turn）的基本形式」，「福樓拜的小說既記錄了對事件的衝動，也記錄了事件並未能到來的熱情」（Sayeau 132）。《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的主題正維繫於此。這部小說被索亞視為現代主義反事件的起源，以及反事件轉向的最為重要的時刻。他圍繞「中斷（interruption）」與「重複（repetition）」這對關鍵詞，從兩者的衝突中具體分析了反事件的性質與意義。
這具體是從小說著名的開頭引出的。索亞認為，這個開場表現了兩種時間性模式的衝突，那就是中斷與重複。在作家對夏爾的帽子及肖像的糾纏不清的描述中，敘述偏離了軌道，而陷入了無休止的轉喻，直至其在全班的笑聲中消失。至於夏爾結結巴巴地說出自己的名字，同樣在效果上讓重複的時間性戰勝了事件的中斷。索亞觀察到，福樓拜表現日常生活的一種標誌性手法，是不厭其煩地一遍遍重複描述一個相當詳細的動作，並以其不可言傳的時態，顯示出它們仿佛已是習慣性動作的一面，諸如此類的段落對譯者確乎構成了一種挑戰。這種情況在女主角出場後變得更為顯著。索亞指出，從愛瑪首次出現在小說中起，規律性與重複性就一直困擾著她。新事物的進入被描述為一種震撼，它動搖沉睡中的理性，發動了一個新的故事，同時擾亂了正在進行中的故事，使故事在被平息中不受阻礙地進行下去，由此也將新勢力的威脅遏制在陳詞濫調中。各種形式縱然同時組織著日常生活，並對它作出著預測，但它們共同的努力，卻不能減少日常生活中殘留的與不可簡化的東西，後者逃避了所有制度與形式的控制，使每天的生活都在消亡（中斷）與重生（重複）中度過。重複，最終會變得有規律，使對事件的預期以及由之而來的不可避免的崩塌，構成了愛瑪的主體性。索亞指出，事件的狂喜從一開始就已經是屬於每天的了，時間上的中斷延長為持續的陳詞濫調，形成了憂鬱的同化趨向，對《包法利夫人》而言，劇烈變化的時代性，其實乃基於主體與先例關係的某種概念化。在這個意義上索亞感到，「福樓拜揭示了在一個假定充滿革命活動和快速變化的時代下運行的停滯」（Sayeau 104），運動與靜止的關係，構成了纏繞於這部小說中的生活真相。
當這樣闡釋時，索亞並未鼓吹愛瑪逆來順受這一觀念。他認為這部小說絕非「自然主義」的簡單演繹，因為對於那些扼殺主觀能動性的力量，愛瑪從未放棄抵抗。索亞注意到，在表現愛瑪對日常生活的糾纏和逃避這點上，整部小說都被具有積極色彩的情緒性動詞籠罩著，但這種抵抗是複雜而半理性的，是一種對抗不可預見的事件的鬥爭。對此索亞解釋道，愛瑪被置於一種矛盾的境地，即希望發生一些新的事情，但在「她渴望」這一意義上，這件事情就已經不會是全新的，因為已經被愛瑪賦予了某種預設。沿此索亞發現，在《包法利夫人》中，角色與作者本身都是「跳躍式」的，對自由間接文體的系統運用，使敘述者與故事所講述的事實或人物的關係儘可能不確定，這樣做的苦心，無非在於維持日常與看似反日常的事件的張力。
索亞指出無聊與日常生活有很複雜的關係，是後者不可覺察的本質特徵。他由此轉入對威爾斯的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1895）的探討，提醒人們留意這部小說透露出的新的、更為自覺的焦慮跡象，即「如果崩潰不是來自系統的中斷，而是來自系統不間斷的運行，那該怎麼辦？焦慮不再是擔心影響過程穩定運行的外部威脅，而是轉向了對系統內部崩潰的預期」（Sayeau 111）。這部作品使讀者開始懷疑，對線性進步論的破壞並非來自外在事件，因為它是一部對現代性與技術進步的最終結果充滿了矛盾情緒的作品，生產過剩、現代性問題的缺失，以及對熱力死亡假說的運用，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它們都在反事件的日常性這一點上顯得更為突出。索亞覺得，在小說中，機器儘管允許人們超越它，形成現代時間合理化的標誌，但這種逃避帶出的，是更多同樣的、進一步的逃避，即對當前時刻那種令人厭惡的加速流逝的逃避。進步概念，於是在索亞的視線中被解構成了「人每向前走一步，也是向後退一步；時間的加速本身只是一種越來越快的循環運動」（Sayeau 104）。這是在機器化大工業生產進一步興起後，事件思想所必然遭遇的反事件境遇。
這種境遇在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索亞發現，在康拉德創作《黑暗的心》時，失業這一概念首次在經濟與社會政策領域出現了。失業表徵著一種時間性，其特徵是將進展轉變為停滯，將線性扭曲為循環，以造成當前行為與過去的先例以及未來的分歧。失業的性質在於短暫而強度大，但又呈現為空虛的當下，這種減速在索亞眼裡，充滿了一種矛盾性的、令人眩暈的加速感。他特別觀察到，當小說主人公馬洛到達剛果時，其敘事的原本「散漫的結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轉折——尤其是在時間節奏方面」（Sayeau 164），這個節奏上的轉折不妨礙很多事情仍在發生，不過後者正在從連續的情節線中分離出來，而形成反事件。索亞總結道，「它們是行動，但它們顯然不參與因果鏈，因此不產生累積意義」（Sayeau 170）。這可以視為對反事件轉向的一句精要概括。在歷數了上述作家的反事件書寫後，索亞以「喬伊斯的反頓悟（anti-epiphanies）：小說的原子形式」這樣一個章節標題歸結自己的運思，用「高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一詞來強調喬伊斯的作品在反事件轉向方面達到的頂峰位置（Sayeau 189）。認為《尤利西斯》展示了一種新的日常藝術，它不再諷刺與批判日常生活，而相反對之進行樂觀向上的提升，因為小說家相信通過記錄一天的細枝末節，能釋放出隱藏在混沌生活中的不可思議的元素。這是文學發展到現代主義階段後的根本特徵，它現在從事件的角度，獲得了思想史上的一種獨特證明。
沿著索亞的上述理路，我們可以對反事件思想作一推演。如前面所述，在瓦特的論述中，傳統小說興盛的一個動因已經是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例如笛福），那麼福樓拜這部小說難道只是在重複這種早已有之的動因？不是的。作為與馬拉美、瓦萊裡等人的詩歌一起被公認為現代文學先聲的小說，《包法利夫人》在對日常的巧合性進行描寫的同時，寫出了巧合的日常性，從而發起了索亞所謂的現代主義敘事的革命。我們在此作出的推演，是符合索亞題意的。
按亞里斯多德悲劇淨化學說的經典闡釋，面對悲劇產生憐憫，乃由於遭遇悲劇的受難者是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的人。這部小說之所以既讓人覺得女主人公雖犯了過失，又不讓人輕易產生居高臨下的指責衝動，是由於，它寫出了導致這種日常生活中的過失根本上無法被小說中人所避免的必然性：日常生活中不但同樣充滿著諸如此類的巧合，而且從根本上看，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被任何人所掙脫的巧合。茫茫人海，細想來，人與人的邂逅難道不是偶然的巧合使然？在此意義上，有何理由輕易指責一部文學作品「充滿了太多巧合以至於顯得失真」呢？這種被警覺為不應喪失之真，倒原是人生的常態。因為日常生活本身的巧合性，始終前於和大於非日常生活、或者說敘事世界中的巧合。後者向前者的逐漸嬗變，是傳統文學向現代文學發生轉型的內在依據。
《包法利夫人》顯著地體現了上述轉型。就愛瑪與情人的兩次私奔而言，不但每次偶然的邂逅及其發展與結局是一種巧合，而且意味深長的是，她私奔了兩次，把同樣的錯誤犯了兩回，或者說在情感上上了兩次同樣的當，這同樣是一種巧合。兩方面合起來，精緻地描敘出了日常中的巧合。在一般作者那裡，寫出這種巧合似乎就已是全力所系，試圖傳達的效果也仿佛就是這個而已。更甚者，接下來如若寫女主人公如何絕處逢生乃至報復，也未嘗不可，那只是在不斷強化這種日常中的巧合。福樓拜的寫法之所以與此不同，而杜絕了我們輕易產生道德指責的可能，相反隱隱同情起愛瑪，是由於他在寫出了一個悲劇的日常巧合性的同時，同時有力地寫出了這種悲劇作為巧合的日常性的一面：人作為世界的一份子始終有測不準的、神秘而陌生的未知性一面，面對這始終未知的因素，命運無常是人的生存的常態，人因而在自以為得到的同時始終同時失去著，得而復失，失而復得，這是一種根本的生存論巧合，人只能隨順它而無力輕易改變它。我們可能不會陷於愛瑪所具體遭遇的私奔命運，但這一點決不是我們由此優越地譴責她的理由，因為雖然不至於簡單重複這種命運情境，我們每個人在和愛瑪那樣經歷「在得到的同時始終失去著」這個生存的終極悖論——巧合的日常性上，又完全不分彼此而一致。巧合具有日常性，人人不脫其宿命，所以很自然地沒有了輕易嘲弄他人的底氣與資本。索亞總結道，「一個事件可能是一種全面的社會變化或是一個浪漫情節的扭曲，就像日常生活的狀況可能會形成一種宏觀的文化萎靡或一個角色的日常無聊事件」（Sayeau 41）。他強調這還不只是在簡單地以巧合的日常性置換日常的巧合性，即「這不僅僅是在宏觀與微觀層面上的平穩性之間的銜接，這在福樓拜的作品中具有核心的正式意義與主題意義，而不僅僅是簡單而可擴展的主題或隱喻結構」（Sayeau 42），寫出兩者的張力，才道明了一個容易在一片追逐新奇之聲中被遺忘的道理：當我們強調事件反日常的一面時，別忘了日常本身是一個更為根本與先決的事件。
也因此，索亞主張，從《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 1869）裡我們更有機遇追蹤到日常生活的時空性與心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異國情調的調控中，讓生存危機的劇變隱含於浪漫主義的殘餘中，預測了失業及其對人類經驗的影響，並將其視為對現代主義的一種理解。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則在烏託邦式閒暇所令人難以忍受的輕鬆氣氛的重壓下，對上一代政治理想及其代表性策略的崩潰予以了分階段的展示。至於喬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 1914）敘述的故事，則隨著「頓悟的無問題結構（issueless construction of the epiphanies）」的延長，凸顯了其所代表的社會與心理癱瘓及其形式的「一絲不苟的平庸（scrupulous meanness）」的關係（Sayeau 44）。索亞由此提及詹姆遜早期有關薩特研究的工作，指出其從小說中的場景「描述發生某事而實際上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的特徵時刻（something happens without anything really happening）」出發，闡釋了其中包含的敘述所產生的「噁心（nausea）」（Sayeau 47）：在反事件中，通過研究其中發生了什麼而並沒有真正發生的事情，適當淡化講故事所帶出的易讀性，或者說敘事性意義上的事件，承認作品、尤其是現代主義敘事的複雜性在於每一天既是現代生活中反烏託邦的、充滿事件變化的一面，又是現實世界中潛在的、反事件的意義重大者。「噁心（厭惡）」作為「煩（操心）」的同義語，歸根結底發自西緒弗斯的生存困境——人在得到的同時始終失去著，惟其處身於這個怪圈中，人方成其為人。
這會淡化文學的政治批判功能嗎？索亞認為此擔心是過慮了。因為誠如前文所舉英國人喝早茶生活顯露出帝國歷史的那例所示，凸顯日常性地基的一大初衷，即是還原日常生活的政治維度，這比通常從激進的革命先鋒性角度看待現代主義的政治性，在理解的深度上有了掘進，也由此深化了我們對學術史上一個重要拐點、即福樓拜開啟現代小說以及暗合同時期語言論學理新質的理解。
當文學史家們盛稱福樓拜為現代小說鼻祖時，這不僅是指他開始更多地刻劃日常世界生活與心理。因為早在一個多世紀前，笛福等即已開始將筆觸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今天我們讀《魯濱遜漂流記》或許充滿了冒險、獵奇的新鮮感，但在誕生時，它卻是被作家當作個體日常生活來寫的，刻意表現的是一個人的故事發展軌跡（後半部分中「星期五」的登場從對比意義上強化了這種個體命運），與古代作品比如荷馬史詩熱衷於群像敘述，殊異其趣，題材的現代性革命在那時（18 世紀）就已奏響了號角。而當個體日常生活經驗逐漸成為文學題材後，它必然因主體性程度在近代的不斷加深，即對外部環境的（為主體所宰制）理想化程度的要求不斷加強，而歡迎並主動創造日常中的巧合。試看魯濱遜的荒島求生故事，表面上流離失所，實則處處充滿了絕處總能逢生的巧筆，便堪稱上述發展軌跡的明證。所以，在「日常性得到尊重」與「現代主義文學興起」之間，有一大段歷程，顯露著現代文學想要克服並推陳出新的、較淺層次的日常性。問題於是歸結為：倘若「日常性」不足以廓清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那麼，從傳統文學向現代主義文學轉型的真正拐點在哪裡呢？
答案是與福樓拜同時期的「純詩」（瓦萊裡）主張，以及「詩是用詞語寫的」（馬拉美）等創作信念的確立，它們由傳統反映性地描摹客觀現實生活，逐漸轉向凸顯自身話語的組織與構造，能指的精心鋪排等實踐，都屬於這一用心的體現，這與福樓拜精心驅遣法語來寫作小說、試圖在語詞層面上散發獨特意義的做法一致。其不止一次表示，創作這部小說的過程於他而言「是一次極好的訓練」（福樓拜 94）。訓練意味著語言上的慘澹經營。這一自述得到了索亞的強力支持。他通過考察也表明，福樓拜在創作《包法利夫人》時所寫書信，很大程度上圍繞著「非人格化」敘述（「impersonal」 narration）等寫作技巧而展開（Sayeau 51），想以他的新風格發起一次文體的革命。索亞頗為精準地認為「這些原因既改變了福樓拜作為一個獨立天才的形象，也改變了文學發展只是社會經濟條件的美學回聲的觀念」（Sayeau 55），其潛臺詞是，這逐漸擺脫了以客觀實在性與主體性為旨歸的傳統美學觀念，開始形成被索亞稱作「一種風格的練習」的語言論自覺，它確乎帶出了一種新的體裁。索亞聚焦於《包法利夫人》的第一部分來反覆說明這一點，指出福樓拜幾乎表演般地實現了他的新型形式的艱難誕生。小說開頭所詳盡描繪的夏爾那件以荒謬的複雜性而著稱的衣服，被索亞中肯地解釋為「挑戰了文學現實主義的一個核心原則——世上的事物可以使用清晰而有效的描述」，事實卻是「它是形式與材料不可調和的產物。我們得到的細節越多，對它的想像就越模糊」（Sayeau 64）。在此，細節來自語言的精心創造，相形之下漸趨模糊的想像（聯想），則是試圖實體性地去指及事物與世界的做法。如我們所見，對於語言構造的這種凸顯，構成了福樓拜等一批現代作家的作品在異質語境中獲得傳神翻譯的一系列挑戰。
上述拐點與巧合的日常性同時浮現出來，恰恰以後者為實質。因為，自覺回歸對語言結構的凸顯，是看到了語言作為符號系統的任意性，並從深層次上將任意性理解為了巧合的日常性——語言之為語言，無非是符號之間的區分與差別，一個符號在符號群（語言共同體或曰言語鏈）中與前後哪個符號相區分，並不由主體意圖所決定，而是碰巧的，這種碰巧而隨機構成的任意性，倒是我們無從掙脫的語言常態，也即日常性。就此而論，最巧合的是最日常的，巧合已經無法和不必再從日常性中分離出來自成一體。這於是才超越了傳統觀念將語言視作傳達工具時所設定的刻意性（狹義的理性或曰合理性，rationality）——刻意的，才是日常中的巧合性，它是被分離出來的和做成了那個樣子的。在這種情況下，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索緒爾的語言學思想產生並迅速取得世界影響，便屬於情理中事。雖然創作界的福樓拜與僅比他小36 歲的、學術界的索緒爾表面上不具備直接聯繫，兩者在思想觀念中的上述共振，仿佛是一種偶然，然而往深處尋究，偶然中蘊蓄著必然，雙方都在世紀之交思考人與世界在生存關係上如何合理調整（即索亞在上面對「世上的事物可以使用清晰而有效的描述」這一傳統觀念定勢的反思），並不約而同地、艱辛地調整出了人有限地寓居於世界的新觀念。語言就是這種新觀念必然結出的成果，它以區分中形成的差別為意義的創造性源泉，接受和隨順符號群始終在更先決維度上與更大範圍內的調控，將權力重組為話語政治，開啟了包括文學在內的、至今不衰的現代人文景觀。這也正是反事件轉向的最終根本意義所在。
責任編輯：杜 娟
此文原載於《外國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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