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的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經歷了由少數民族語言學家率先開展瀕危語言調查研究並宣傳呼籲，逐漸影響語言文化學術界，並引起政府和社會關注而開展保護行動這樣一個漸進過程。其發展歷程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2年至2003年，是瀕危語言研究的啟蒙和探索期；第二階段從2004年至2014年，是繁榮和轉向期；第三階段從2015年至今，由國家政府為主導，實施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後語保時代應充分認識我國語言瀕危的現實，切實轉向保存和保護的實踐，以知識—交際模式記錄和保存語料資源；以語言傳承和傳播為保護目標，開展有效的語言服務。
關 鍵 詞：瀕危語言；語言保護；語保工程；後語保時代；語言服務
作者簡介：範俊軍，暨南大學文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瀕危語言數字博物館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研究」（14ZDB106）。
一、背景概述
20世紀90年代國際語言學界最令人矚目的事情就是，在語言學家的努力下，語言瀕危這個全球性問題浮出了水面，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公眾的關注、理解和承認。1991年《科學》（Science）雜誌第251卷「新聞與評論」欄目發表了《瀕危語言》短文，①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關注。1992年美國《語言》（Language）雜誌第68卷發表了一組瀕危語言問題的筆談，②在語言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同年八月，第15屆世界語言學家代表大會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③將瀕危語言列入兩大主題之一。④199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批准實施《瀕臨消亡語言紅皮書》計劃。⑤1999年11月，教科文組織一般大會宣布：從2000年起，每年2月21日為「世界母語日」，⑥旨在促進世界語言多樣性。2001年11月，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⑦其《行動計劃建議案》確認了「保護人類語言遺產，鼓勵用儘可能多的語言表達思想、進行創作和傳播」⑧。2003年3月，教科文組織在巴黎總部召開瀕危語言國際專家特別會議，通過了《語言活力與語言瀕危》⑨報告，同年召開的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雖然公約沒有將瀕危語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單列，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中寫上了「口頭傳統和表達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載體的語言」⑩的表述。2003年，教科文組織還發布了一份立場性文件《多語世界中的教育》（11），重申了學習和使用多種語言，實施多語教育和保護語言多樣性。2010年，教科文組織官網發布《世界瀕危語言地圖》（12）。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語言學家的倡導下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領導和推動下，對瀕危語言的關注、搶救和保護逐漸在世界範圍開展起來，瀕危語言成為語言文化領域的熱點。
嚴格意義上說，瀕危語言的語言學研究還不是瀕危語言的保存和保護，因為在「瀕危語言」概念提出之前，語言學家按照慣例對現在認定為瀕危的語言和其他語言進行了調查研究。換言之，如果瀕危語言調查研究採用和其他語言一樣的調查套路、描寫框架和技術路線，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要對瀕危語言予以特別關注和重視。然而，在談到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歷史演進時，我們卻無法對瀕危語言研究截然劃分——將其中某些研究視為保存和保護的組成部分，而將另些研究排除在外。因為瀕危語言研究的轉向是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在劃分中國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歷史階段，應當把以瀕危語言作為對象的研究——儘管當時沒有「瀕危語言」名稱——納入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歷史過程，並作為發展進程的前奏組成部分來敘述。
概括地說，中國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經歷了由少數民族語言學家率先開展瀕危語言調查研究並大力宣傳呼籲，然後逐漸影響整個語言文化學術界，並引起政府和社會關注，從而實施保存和保護行動這樣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
中國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發展進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3）：第一階段從1992年至2003年，是瀕危語言研究的啟蒙和探索階段。特點是學界對語言瀕危問題取得共識，這種共識逐漸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接受，語言學者開始嘗試瀕危語言的個案研究。第二階段從2004年至2014年，是繁榮和轉向階段。特點是瀕危語言問題得到媒體和公眾的關注，瀕危語言調查研究得到政府和社會的支持從而全面開展，學術界興起了語言資源意識，並開始從純語言學研究到保存和保護的實踐轉向。第三階段從2015年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下文簡稱「語保」或「語保工程」）至今，特點是以國家政府為主導，實施語言資源保護工程。
本文總結中國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歷史進程，對語保工程作基本評述，並思考「後語保」時期的若干問題。
二、啟蒙和探索（1992—2003）
中國公眾對瀕危概念的認識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且通常與動物相聯繫，幾十年來人們對「瀕危動物、動物滅絕、保護動物」等說法耳熟能詳。然而將瀕危與每天說的語言聯繫起來則是九十年代的事情。應指出的是，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語言學者，對五十年代國家語言普查未發現的或已知但尚未調查的少數民族「空白語言」（後稱「新發現語言」）開展補充調查，期間已注意到這種現象：有的語言只剩下一些老人使用，中年人和少年兒童已不再使用，二三十年以後隨著老人去世將完全消失。不過當時並沒有將這種現象同瀕危掛鈎，就像人們有瀕危動物和物種滅絕那樣的意識。令人欣慰的是空白語言調查一直堅持下來，其中有些語言現在已沒有流利的最後母語人，這些調查客觀上保存了一些瀕危語言的珍貴資料。因此廣義上說，將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空白語言調查作為我國瀕危語言研究進程的最早源頭是合情合理的。
中國語言學家接觸瀕危語言概念是在1992年第15屆國際語言學家代表大會，當時有5位專家參會，會後國內《民族語文》雜誌（14）作了報導，瀕危語言這個術語和觀念首次進入中國語言學界。由於將瀕危和語言聯繫起來是新觀點，瀕危語言是新名詞，國內當時有語言學家對它表示不贊同。巧合的是，在美國，資深語言學家Peter Ladefoged發表了《關於瀕危語言的另一種看法》（15）的文章，對Hale、Krauss等人提出的語言瀕危問題也表示不贊同。不過，中國語言學家對瀕危語言的態度並沒有出現Peter Ladefoged和Hale等學者那樣的批評和反批評辯論。（16）
從1992年至2003年這11年間，中國語言學家通過田野調查、廣泛交流研討，對國內語言瀕危狀況有了共同認識，並且開始在瀕危語言調查研究方面進行個人探索和合作研究。這個階段出現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項目、事件和成果。
1996年至1998年，香港科技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合作開展「中國南方的瀕危語言」研究，這是國內首個冠名瀕危語言的項目。1998年教育部批准了博士點基金課題「西南地區瀕危語言調查研究」（17），這是政府支持的首個瀕危語言項目，表明政府承認少數民族語言瀕危的事實，對相關研究予以認可和支持。這對瀕危語言調查研究是重要的政治保障。
2000年10月，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民族語文》雜誌社召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就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和漢語瀕危方言進行研討。這是國內首次以瀕危語言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標誌著語言瀕危問題正式進入語言學術前沿領域，成為中國語言研究進程的裡程碑。
這個階段出現了兩部重要著作：《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活力研究》（18）和《瀕危語言研究》（19）。前者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體、文藝、宗教、經濟、信息等10種基本語域的語言活力值進行測量和分析。這種對一國之內全部少數民族語言活力的計量分析在當時屬於領先的研究，為中國語言學者開展瀕危語言調查提供了目標和實踐指引。後者對國外瀕危語言的研究作了系統介紹，提供了豐富的學術信息，並結合中國語言狀況提出了對策建議，起到了語言瀕危問題知識普及和興趣激勵的作用。
在新世紀頭幾年，瀕危語言問題引起了政府的關注，各種基金開始資助這類研究。例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瀕危語言個案對比研究」2001年立項。2002年，國家民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分別對一些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和漢語瀕危方言的調查記錄提供資助，先後對滿語、赫哲語、畲語、土家語、阿儂語、西部裕固語、拉珈語、爾蘇語等少數民族瀕危語言開展調查，完成初步調查報告；同時對軍話、站話、正話等瀕危漢語方言進行了調查。
1992年至2003年的世紀之交前後十多年是中國瀕危語言研究的啟蒙和探索時期，由國外引入的瀕危語言概念以及搶救和保護瀕危語言的觀點逐漸得到語言文化學術界以及政府的理解、認可和支持。正如徐世璇所言：「學界的觀念和認識逐漸趨於一致，對我國語言瀕危現象的嚴重性有了清晰的了解，對瀕危語言所引發的保護傳統文化和語言多樣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達成了共識。」相關課題立項和一些瀕危語言調查的初步實施，為瀕危語言領域此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繁榮與轉向（2004—2014）
2004年是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歷史進程第二階段的起點。瀕危語言問題在這一年正式進入公眾視野。《中國青年報》《中國商報·新聞周刊》《北京科技報》《今日北京》等首都幾家報紙報導了我國語言瀕危現象，把此前只在學界關注的問題展現在大眾面前，發出了傳統語言面臨消亡的警示。2005年4月，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廣州市召開了主題為保護南方少數民族瀕危語言和文化的南方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研討會，（20）廣東省黨報《南方日報》和《南方網》作了報導。（21）同年12月，廣西壯族***南寧市召開了首屆瀕危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22）***黨報《廣西日報》以《少數民族語言需搶救》為題作了報導。（23）黨報等媒體和公眾關注瀕危語言，有助於全社會保護語言文化多樣性的意識覺醒，對語言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2004年至2014年是瀕危語言調查研究全面開展和繁榮發展的10年，瀕危語言調查研究成了語言學領域的熱點，政府基金、大學研究基金、社會資金支持了數百個瀕危語言項目，舉辦了幾十個大小規模的瀕危語言專題研討會和研習班，發表了數百篇瀕危語言研究論文和學位論文，出版了上百種瀕危語言調查研究著作，開發了十多種瀕危語言資料庫，有的瀕危語言社區還開始了語言培訓和語言教學試驗。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列10年間瀕危語言領域的全部成果和成就。總的來說，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一是國家層面形成了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法律和制度體系，促進了瀕危語言理論研究和保存保護工作的繁榮；二是開始了從瀕危語言純理論研究到保存和保護實踐的重要轉向。
（一）務實政策和資金扶持
中國瀕危語言研究、保存和保護的繁榮，很大程度得益於政府的務實政策和經濟支持。
2004年7月24—31日在北京召開了國際世界語大會（24），會上教育部官方代表（25）闡明了中國政府保護語言文化多樣性的立場，承諾中國在促進人類語言文化多樣性中負有責任。2010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明確規定「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權利。全面加強學前雙語教育」（第九章「民族教育」第二十七條）。（26）2012年，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發布《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規定了語言文字領域的重點工作，其中就有「各民族語言文字科學記錄和保存（第十二項）」，「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第十三項）」，「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和保護（第十四項）」三項重要任務。（27）2014年6月，中國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蘇州召開世界語言大會，（28）劉延東副總理重申了中國政府促進基於母語的多語教育、保護各民族語言、搶救和保護瀕危語言的立場和決心。
對瀕危語言調查研究、保存和保護，許多國家都制定了支持政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年瀕危語言專家會議報告指出，「應把政府機構的法律文件（憲法、政策和法律）和是否貫徹落實區分開來」（29）。落實政策的重要標誌是政府是否給予實質性的財政支持。據初步統計，2004年到2014年間，教育部、國家語委批准的有關瀕危語言的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有40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瀕危語言項目有36項，國家民委支持的少數民族瀕危語言項目有10多項，總金額超過1300萬元。這期間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區政府社科規劃辦批准資助的瀕危語言（方言或文字）項目就超過50項，總金額超過200萬元。雖然無法統計各省區教育廳和各地高校自設的瀕危語言課題數量和資金，但保守估計，瀕危語言項目總量超過300項，總金額超過1 200萬元。這就是說，10年間中國政府財政資金支持的瀕危語言研究項目總金額超過3000萬元。這些課題絕大多數由語言學者、高校教師和研究生承擔和實施。
此外，從2004年開始，國內有幾位語言學者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漢斯羅辛瀕危語言項目（HRELP）基金支持，參加了相關技術培訓，這為我們學習國外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經驗創造了機會，促進了我國瀕危語言研究同國際學術界的聯繫。
（二）繁榮和轉向
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領域第二階段景象和特點是繁榮和轉向。繁榮表現為研究隊伍壯大，涉及語言眾多，（30）形成了理論和實踐流派。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和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是兩個最大的語言學社團，（31）前者有230多名會員，後者將近400名會員。學會成員主要由大學語言教師、研究人員、博士研究生、地方語文工作者組成。漢語方言學會每年召開全國研討會，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每2年召開全國研討會。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每年有半數以上會員進行語言田野調查。迄今所有少數民族語言包括瀕危和非瀕危語言及方言土語都有過基本調查，調查成果有專著、論文和單點報告等。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代表成果有兩大系列，一是孫宏開主編的《新發現語言叢書》，至今已出版47部著作，每部著作描寫一種民族語言，47種語言中有45種不同程度的瀕危語言（或方言），超過半數的瀕危語言調查工作是這個階段完成的。（32）二是戴慶廈主編的《瀕危語言個案研究》及參考語法叢書，其《瀕危語言個案研究》對5種瀕危語言作了個案分析，參考語法叢書用參考語法框架描寫少數民族語言，從2006年至今已出版14種，其中包括8種瀕危語言。
保存和保護是兩個內容豐富的術語，它們涵蓋了用傳統語言學方法調查、記錄、描寫和分析瀕危語言結構系統，也包括了用各種不同方法手段記錄瀕危語言口語，留存將要消失的聲音和知識，還包含了採取行動以維持瀕危語言活力，使它持續生存或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用「safeguarding」（保護、捍衛）這個詞，其定義涵蓋了認定、記錄、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振興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33）區分了保存和保護，前者定義為認定、記錄和建檔，後者定義為傳承、傳播。在法律上清晰區分保存和保護十分重要；應對語言瀕危問題，區分保存和保護同樣重要。它們既是對語言瀕危問題的兩種思考視角，又是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實踐策略和技術路線。瀕危語言研究者都會受自身對保存和保護的認識觀所指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理論建構、價值取向和實踐路線。
中國瀕危語言領域眾多成果和成就所建構的理論方法和實踐活動，形成了兩種流派範式：北京學派和廣東學派，或稱北方學派和南方學派。（34）北方學派主要由地處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大學的一批學者組成。其特點表現為，一方面選取瀕危語言樣本，解剖麻雀，探索其衰變、瀕危和消亡的演進規律，有針對性地記錄和描寫瀕危語言；另一方面，用語法框架以語言志敘述模式來記錄和留存瀕危語言資料。他們還重視瀕危語言的話語記錄，注重語料的語法標註。新發現語言叢書和參考語法叢書就突顯了北方範式，因而可將這個群組稱為瀕危語言記錄描寫學派。關於這一學派，請參閱孫宏開、戴慶廈、黃行、江荻、徐世璇、李錦芳等人的研究。
南方學派由地處廣州的暨南大學、廣州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高校語言學者組成。五嶺和嶺南是語言文化多樣性程度最高的兩個地區之一，（35）有「五嶺民族語言文化生態走廊」之稱。廣東市場經濟活躍，IT產業發達，使南方學派走了另一條道路。他們強調融媒體記錄瀕危語言資源和傳統環境知識，應對語言瀕危的最好策略是語言服務，創作和研發適應語言族群需求的語言產品，幫助語言社區營造語言生活氛圍，改善語言生態，維持和增強瀕危語言的活力。語檔建設、語言服務、語言生態是其理論範式和實踐模式，可將南方群組稱為語言生態和服務學派。關於這一學派，請參閱範俊軍、邵宜、黃國文、屈哨兵、甘於恩、肖自輝等人的研究。
第二階段的另一特點是轉向。轉向並非一定要以瀕危語言學術領域某個新奇的或影響深遠的事件為標誌，它是瀕危語言學術領域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和道德論的一種漸進提升趨勢。
瀕危語言調查研究的熱潮也滋生了瀕危概念的泛化和濫用。有些現象同瀕危語言並不相關，但被牽強關聯，瀕危語言、瀕危文字、瀕危民族文化有時成了時髦的標籤。應對語言瀕危需要學術熱情，但僅有熱情則會衝動和迷茫。應當承認，瀕危語言研究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盲目介入、重複勞動、資源閒置和思想空乏。一種瀕危語言先後幾批人調查，都用《斯瓦底稀詞表》《普林斯頓漢語方言詞彙手冊》（36）《方言調查字表》（37）等類似表格提綱重複記錄，不見成果資料分享，也無新的內容和觀點。筆者在廣東博羅縣畲族社區調研時得知，曾有六批學者到該地做畲語調研，畲族群眾既未見到成果，也未感受到調研帶來的益處。瀕危語言社群對這類重複調研表示了不滿。類似情況也見於國外。例如，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現在拒絕學者進入其領地調查，因為他們覺得學者只是利用資源，卻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38）這種情況表明，滿足個人旨趣以及低水平重複的瀕危語言調查研究，無助於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教科文組織文件《語言活力和語言瀕危》對語言學者、教育者、社會積極分子的角色、責任和義務都有明確陳述，但許多瀕危語言研究者並不了解文件精神或未付諸行動。
對瀕危語言研究熱潮中某些亂象的警覺，促使負責任的學者調整認識，思考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倫理，探索保存和保護的方法和途徑，嘗試有益於語言族群的實踐活動。孫宏開（39）提出，對將要消亡的瀕危語言應走保存路線，用多媒體保存傳統文學、藝術、詩歌、戲曲等一切有聲和形象資料；而對瀕危程度較低的語言則走保護路線，為它們制定拼音或文字方案，作為書寫、學習和傳播工具；最終目標是建立和諧語言社會。（40）戴慶廈調研了幾個少數民族多語社區案例後指出（41），只有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瀕危語言才能得到有效保持。
就瀕危語言而言，語言學者的首要任務是科學有效地記錄和保存瀕危語言的資料，並使記錄資料對語言族群有用，以促進瀕危語言的學習、傳承和傳播。具體來說，就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已有的瀕危語言描寫資料，設計拼音和文字方案、正字（詞）法、教學方案和教學資料，而不是仿照某些新的描寫框架，進行以語言學分析為目的的擴充調查，因為瀕危語言的語言學描寫和分析，無法實現瀕危語言的保存和保護。英國語言學家大衛·克裡斯託爾曾嚴肅地批評道：
「我們不要自欺欺人……學術教科書對於形成知識觀點有重要作用，但不是跨越『鴻溝』的路徑；如果我們把匆忙出版學術著作作為跨越鴻溝的手段，那肯定達不到目的。我們必須轉換視角。」
可見，不應將瀕危語言的調查研究成果局限於撰寫出版《XX瀕危語言研究》《XX瀕危語言語法》這類抽象的語言學專著，更重要的是要使研究成果能為瀕危語言社群利用。例如，調研成果要能用於編寫瀕危語言課本、輔導書和鄉土知識讀本，供大眾學習、使用和傳播語言。上世紀七十年代，英國語言學者彼得·奧斯汀調查了澳大利亞一種瀕危的土著語並出版了研究著作。幾十年後該族群後裔想恢復傳統母語，他們請教彼得教授：「我們想用您的書學習我們的語言，裡面怎麼沒告訴我們說『早上好、謝謝、不客氣、您叫什麼名字』呢！」這個事例對瀕危語言調查記錄有重要警示作用（42）。事實上，目前大多數瀕危語言的調查研究成果都是抽象的語言學描寫和分析之類的專著，它們無法適應瀕危語言族群傳承和傳播語言的基本需求。
瀕危語言調查研究應當轉向。為何調查和研究瀕危語言，為誰保存和保護瀕危語言，如何實踐才能保存和保護瀕危語言，怎樣才是有效的保存和保護，這是貫穿瀕危語言理論和實踐的基本問題。有關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研究，應重點關注活態口語的數字記錄，開展技術和傳播的跨學科合作，開發高效的語料記錄工具，建立多媒體語檔（43）和數字博物館（44），開闢多種教育傳播通道。為此，我們曾舉辦中國瀕危語言記錄和立檔技術講習班，面向瀕危語言學者和社會志願者開展瀕危語言保存和保護的理論和實踐技能訓練，倡導和推動瀕危語言研究的思想觀念、社會實踐、跨學科協作和方法手段的轉向。
另一個轉向是實踐。瀕危語言的保存和保護是為瀕危語言社群服務。其實，隨著瀕危語言調查研究的推進，已有學者意識到，繼續沿用傳統的語言調查模式和研究路線，將嚴重偏離各民族的當代語言生活，因而當前迫切需要將工作重點轉到為瀕危語言社群提供語言服務上來。基於這種理念，我們自2010年起在畲族社區開展雙語教學實驗，參與社區小學教育計劃，為瀕危語言社群提供語言服務，取得了良好的實效。
這個階段的2014年10月在雲南省玉溪召開了第四屆中國雲南瀕危語言遺產保護研討會，會上民族語言學界的專家和瀕危語言項目負責人對我國瀕危語言的保存和保護工作進行了研討和規劃，達成了《玉溪共識》，（45）向社會各界宣告了五點建議。這一年是承上啟下之年，接著迎來了中國的語保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