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阿莫
「我」即是兇手：古典推理黃金時代和敘述性詭計
羅傑·艾克羅伊德是個知道得太多的人。他知道他愛著的女人毒死了她的第一個丈夫。他知道有人在敲詐她。晚班郵件很快就會讓他知道那個神秘的敲許者是誰。但是羅傑沒能把信讀完就死了——他坐在書房裡被人用刀抹了脖子……而兇手就是「我」，此刻正在給你講故事的人。——《羅傑疑案》
克裡斯蒂《啤酒謀殺案》《無人生還》《五隻小豬》等部分作品的中譯本封面（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1920年，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和弗裡曼·克勞夫茲的《桶子》一同震撼了文壇，拉開了推理小說新紀元的序幕。
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醞釀的虛偽繁榮時代與總爆發的大蕭條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歐洲國家的社會矛盾卻遠沒有解決。社會貧富分化急劇拉大，犯罪事件急劇增多。面對紛繁複雜的謀殺、綁架、搶劫、敲詐事件，人們在表現出對國家機器的守護者——警察失望的同時，也期待著智勇雙全、洞察世事的偵探類人物出現，這為偵探小說的發展提供了社會溫床。與此同時，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迅速發展，工業化促進城市化，一批新興城市的出現、城市市民數量的增加直接催生市民通俗文學的興起與發展。偵探小說以其懸念叢生的故事情節和對讀者智慧的挑戰贏得了廣大市民的青睞，成為通俗文學的主流——推理小說迎來了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亦被稱為「古典解謎推理時代」。「解謎」是這一時期推理作品的最高目的。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無懈可擊的掩蓋方式，真假難辨的證詞……各式各樣的謎題在黃金時代大行其道。人都有著本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解謎」正是抓住了這一人的本性，從而大鳴大放。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個看似簡單的衡量標準是古典解謎推理的最高境界，更是區分一、二、三流偵探小說作家的試金石。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第一部偵探小說《斯泰爾斯的神秘案件》即展現了她不俗的創作才華。在一次神秘的案件中，兇殺案發生後，英格利桑先生受到了民眾和警方的一致懷疑。然而，這個嫌疑人卻有著可靠的不在場證據。經過審訊，被陪審團宣判無罪。結尾處，情節峰迴路轉。經過一系列調查，英格利桑先生確為殺人犯，只不過他用極為巧妙的方法掩蓋了自己的罪行而已。
《斯泰爾斯的神秘案件》是克裡斯蒂偵探小說的處女作，圖為早期中譯本封面。
古典推理小說的「解謎」特性在阿加莎的創作中所體現的巔峰或許是開創了敘述性詭計的《羅傑疑案》。所謂敘述性詭計，是指作者利用文章結構或文字技巧，把某些事實刻意地對讀者隱瞞或誤導，直到最後才揭露出真相，讓讀者感受難以形容的驚愕感。這部小說裡克裡斯蒂用第一人稱敘述整個故事，使讀者先入為主，進入「我」的角色，從而刻意誘導讀者輕易相信「我」所描述的事實，並且假定作為敘述者的主人公不會是兇手。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讀者不斷地猜測著其他嫌疑人中到底誰是兇手，而隨著其他除了「我」之外的人物的嫌疑一一被排除，讀者愈加迷惑不解。最後，小說的結尾令人意外又合乎邏輯地的揭示：兇手正是敘述者「我」本人。
由克裡斯蒂作品改編的《時尚之罪》（2017）劇照。
什麼能讓你不顧一切地去殺人？心理推理的巔峰
在一輛疾馳而過的火車上，偵探波洛夜間三次被吵醒。第二天清晨，人們發現，同車的美國富商雷切爾被人謀殺，死者被戳了12刀。波洛默默地觀察著各種可疑跡象，逐個進行了對同車人士的訊問，發現兇手竟然不止一人，這是一場「集體復仇」的奇案……——《東方快車謀殺案》
比起柯南·道爾等以短篇小說見長，注重表現偵探個人智力的作家，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推理更成熟、也更有魅力。她喜歡採用層層深入的手法設置懸念——並不急於通過一兩次推理便求得實質性結論，而是留下更多空間給讀者分析與想像。此外，阿加莎大幅度引入了心理證據，將心理學分析作為推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如果說福爾摩斯們注重的是現場調查，擅長從指紋、毒藥、血跡、菸灰等細微的痕跡中尋找破案的線索。那麼，克裡斯蒂筆下的偵探們最擅長的就是通過對話探究心理，找出罪犯。
正如她筆下最有名的偵探波洛所宣稱的：「沒有什麼比隱瞞談話更危險。說話……是人類用來阻止思考的發明。而它同時又是找出別人企圖隱瞞什麼的最可靠的工具。」
克裡斯蒂讓波洛和嫌疑人談話，談話的內容不但涉及案情，還有關於性格、喜好、牌技、服裝等多方面，看似平實無奇甚至漫無邊際的談話中暗藏玄機。在冗長瑣碎和看似隨意的日常交談中，波洛已經嗅到了兇手邪惡恐懼的氣息。
通過對談話的思考，波洛甚至可以揭露「合作謀殺」。在偵探小說裡，一般都是一到兩個嫌疑人是真正的兇手，這一模式在偵探小說裡已經被創作者和讀者所接受。但是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車上的乘客證詞中的謊言卻一個接一個地被揭穿。最終證實這是一起由12個人共同參與的謀殺。
電影版《東方快車謀殺案》（2017）劇照。
更令人為之驚嘆的，是克裡斯蒂運用的心理學知識之準確。在《藏書室女屍之謎》中，馬普爾小姐輕而易舉地從十幾個孩子裡抓出一個撒謊者。馬普爾小姐的解釋是：「撒謊的人總是放鬆得太快。我的小女傭珍妮特就是這樣，她會令人信服地解釋剩下的蛋糕被老鼠吃了，但出門時她臉上得意的笑讓她露了餡。
另一部小說《神秘的別墅》中，格溫達小姐在她的新居中總感受到一些莫名奇妙的幻覺，覺得自己曾在這裡目睹過一場謀殺案。馬普爾小姐告訴她，這幢房子是她年幼時居住過的。童年的潛意識讓她挑選了這所房子。住進房子後，似曾相識的物品擺設使她回憶起了埋藏在童年懵懂意識裡的驚天秘密。克裡斯蒂將專業心理學知識轉化成了簡單的破案訣竅，對案情的解釋自然也就更加令人信服。
為了讓讀者的精力更集中於心理分析和推理本身，而不是被獵奇的血腥場面所吸引，忽視現場變成了克裡斯蒂小說的一大特色。她曾設計讓偵探去偵破幾十年前的案件：《啤酒謀殺案》發生在20年前，現場證據早已全部遺失。整部小說中二分之一的篇幅是偵探波洛和案情相關人員的對話，另外二分之一中則有一半是案情相關人員對於案情的回顧筆錄。而波洛則在反覆的喝茶聊天中挖掘真相，鎖定兇手。
的確，波洛的破案方式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顯得陳舊不堪了，然而，在一個指紋就可以掌握犯罪者全部資料的今天，讀者們仍喜歡看著波洛穿著他的夾腳皮鞋，慢悠悠走過鄉間的小路，到馬裡亞太太家嘮家常。而這種方式對邏輯學和心理學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犯罪心理學因此成為了二十世紀備受關注的課題之一，被應用於現實的案件偵破之中。
克裡斯蒂和女兒。
無人生還：殘忍的童謠與封閉之地的謀殺
十個人陷入了無法和外界聯繫的地步。這時他們注意到了自鳴鐘的羊皮紙上寫著的一首印第安童謠：「十個黑孩子去吃飯，一個嗆死剩九個。九個黑孩子睡過了頭，一個不醒剩八個。……
兩個黑孩子曬太陽，一個曬焦啦剩一個。一個黑孩子太孤單，吊死自己全完啦！」緊接著，人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死法竟和印第安童謠中一模一樣……——《無人生還》
克裡斯蒂擅長用典故、諺語和民謠來揭示書中人物命運的發展。這一類引用大多有很強的暗示性和宿命感，在文中反覆出現，以渲染小說氣氛。她的長篇小說有很多文學詞句和諺語民謠，其運用大多新穎獨特又恰到好處。克裡斯蒂小說獨到的表現手法，給她的作品帶來了耳目一新之感。在偵探小說中堪稱第一，即使於世界文學中也有著璀璨奪目的價值。
小說《長夜》中，開篇的一句「終了也就是開始」奠定了小說哀傷悽婉的情調。書中反覆出現的吉普賽算命師給小說增添了神秘憂傷的色彩。小說結尾處「終了也就是開始」又一次出現，再次暗示了結局早已於冥冥之中註定。
在阿加莎·克裡斯蒂的眾多作品中，比喻象徵運用最成功的當屬《無人生還》。這部構思奇特的偵探小說同時也是「暴風雪山莊模式」的開山之作：互相認識或不認識的一群人與外界隔絕的小島上，在這期間發生了可怕的連續殺人事件，而兇手就在眾人之中……《無人生還》作為這一模式的巔峰之作，至今無法被逾越，被認為是史上成就最高的推理小說之一。
中文版話劇《無人生還》。
《無人生還》中的童謠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烘託氣氛，而是直接參與到了小說情節發展中。隨著人們按照歌曲所吟唱的方式一個個死去，本應天真無邪的歌謠營造出陰鬱的氣氛，看似一脈平和的關係背後暗流洶湧，謀殺也變得更加可怕而驚悚。電影《七宗罪》就曾效仿此模式並大獲成功。
誠然，由於背景環境神秘虛幻、人物關係複雜多元、故事情節偶然巧合，阿加莎的小說常常被批評家界定為不具備嚴肅小說和經典小說社會功用性的娛樂消遣讀物。然而，正是這樣獨特的文學手法，塑造了其作品詭譎豐富的離奇故事和無數折服世人的經典推理模式。阿加莎·克裡斯蒂是最令人驚嘆的推理作者之一，這位偉大的英國作家一生都在書寫謎團，不僅僅是用紙筆，還用自己的生活：
1926年的12月3日星期五晚，她上樓吻了睡夢中的女兒，駕駛她的黑色莫裡斯·考裡運動車離開了位於英格蘭伯克郡的家。此後，阿加莎·克裡斯蒂消失了，再也沒有人見到過她。
本文原發於新京報書評周刊公號，2015年9月15日。
作者｜阿莫
編輯｜禽禽 羅東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