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冰
地域歧視，源遠流長。
中國地大物博，「十裡不同風，百裡不同俗」，我們往往以地域作為區分不同人的標籤。地圖炮便也應運而生，難以避免。
一、先秦：宋國是公認的「開心果」
先秦寓言中，但凡說到愚蠢可笑之事，多冠以「宋人」的名號。孟、莊、韓、呂這幾位先哲雖然學術見解及政治主張大相逕庭，但在對待宋人的看法上，態度卻出奇地一致——宋人即愚人！
《列子》說有宋國人在冬天裡曬太陽，覺得很舒服，便想把這個「享受秘方」獻給國君，並自信能領取重賞;《莊子》裡，宋人擅做衣帽，就去越國經營，結果越人都是剪髮的紋身漢，根本用不著衣帽，因此慘遭賠本;《韓非子》中還有宋人不聽鄰居未雨綢繆的勸告，結果家中被盜，他反而懷疑盜賊就是好心提建議的鄰居……
還有以下經典案例——
《孟子公孫丑上》：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韓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為宋國笑。
宋人大多被描述成渾身冒傻氣的形象，即便精通某門技藝，也掩蓋不了他們在重大問題上搞不清楚狀況的笨拙。
宋國歷史悠久，相對富裕，地理優越，文化也發達，可還是免不了地域偏見。委屈的宋人不免要問：為何受傷的總是我？
目前推測這些詆毀主要是因為政治排外。
當時周朝的諸侯們，大都是王室宗親，或者是功臣勳貴。雖不時之間有小矛盾，但插科打諢還是不便撒在親友身上吧？
但宋國有些例外——他們是商朝後裔，始封君為帝乙長子、紂王庶兄微子啟，也就是多數諸侯國曾經的共同「敵國」。這樣，成分不好的宋人們就難免被周家人一起鄙視了，所有的醜事都被冠在其頭上——
另外也有宋國人自黑的原因，最經典就是「宋襄之仁」：
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冬十一月，宋、楚戰於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當時楚兵強大，大司馬子魚勸宋襄公趁楚人渡水之時截殺之，此時襄公卻大講「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才可攻擊；當楚軍上岸時，子魚又勸宋襄公趁楚軍此時陣型尚未擺好之際襲殺，襄公再拒。等到敵軍渡河擺好了陣勢，宋軍才發動進攻。結果宋師大敗，襄公也被射中了大腿。次年夏，宋公因重傷而死……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與宋國相鄰的鄭國也難免被諸國奚落，例如鄭人買履。
另外，楚人是中原人士心中的蠻夷，也被地域歧視的重點對象。
《呂氏春秋·察今》：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又：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此外，還有畫蛇添足、買櫝還珠、楚人不識鳳，重價求山雞等等。
楚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你們不是笑話我們嗎，那我們就兵戎相見，遂滅國五十八……
二、漢朝：二百年關東、二百年關西
劉邦取得政權後，定都函谷關以西的長安。自古以來，函谷關以西，也即關中，經濟文化發達，相當於現在的北上廣深。而在函谷關以東，則被成為關東。
為了打擊王公貴族，鞏固中央政權，漢朝政府進行了幾次較大的移民，一是天下郡國豪強，富賈商人，俸祿二千石的高官家庭遷入關中，進行管控；二是移民戍邊，這基本是貧民，災民，甚至一些罪犯，在邊陲地區開荒定居。
當時，近乎全國人都以自己屬於關中為榮，瞧不上關外的人，還說關外人多出鄙儒。
樓船將軍楊僕，關外宜陽人，對自己的籍貫深以為恥，雖然他的家鄉離函谷關不遠。楊僕平南越立下大功，上奏漢武帝請求將函谷關東移以擴關中，且為抬升籍貫甚至願擔負經費。漢武帝同意了他的請求，楊僕還真的就自掏腰包於三百裡外修建了新的函谷關，從此土豪楊僕變成了「關內人」，多了無限的慰藉。看來，關外官員為了推動函谷關東遷是蠻拼的。
不過，到了東漢時又發生了反轉。洛陽因地理優越、易守難攻而成為新的首都。這下關東人又開始瞧不起關西人了，嘲笑關西人都是舞刀弄劍的莽夫。
三、晉朝：從東吳笑柄到江南大族
西晉時，江東雙秀陸機、陸雲拜見北方人劉道真。劉道真「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直接把才華橫溢的吳郡哥倆當做了鄉野村夫……
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晉中宗司馬睿初到江南，被南方土著視為流亡領袖，其代表的江北僑族，因為初來乍到，便以一種謙恭的姿態與江南土著相處。
然而，江北僑族不久之後便開始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江南土著，仗著自己文化水平高，政治勢力強，硬是活生生搶奪了一部分由本地土著把持的權力，南人則迫於形勢一退再退，既得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損失。這也是江北僑族與江南土著博弈的開端。
三定江南的周玘，是江南土著的代表，在江北僑族的擠壓下步步後退，以至於被活活氣死。他在臨死之前，告訴兒子周：「殺我者諸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粗鄙之徒。周玘對於北傖的壓迫，含恨而終。
江南陶侃被王敦逼得無法繼續在州混了，要不是親家周訪從旁相助，陶侃恐怕性命難保。在當地已經沒有立足之地的陶侃，只得黯然離荊南下廣州。
不久之後，江南土著的傑出代表顧榮也病逝。
這三位江南土著重鎮的失勢，意味著南人全面衰落的開始。
面對江北僑族的咄咄進逼，江南土著開始反擊了。
晉中宗想削弱周氏，於是給袁琇發了一張吳興太守委任狀。袁琇也是不知死活，興衝衝地去履新，但沒過多久就被尊崇父親復仇遺命的周勰派人殺死。
面對周勰如此大逆不道，朝廷卻不敢深究，不了了之，新任吳興太守則由周的弟弟周札擔任。
王敦扣留了陶侃，派堂弟接任荊州刺史。結果呢？王廙剛到荊州，馬上受到當地將領的武裝抵抗。
王廙比袁琇幸運，因為王廙的背後是強大的王氏，所以他保住了性命，但也僅此而已。
號稱「王與馬，共天下」的王氏尚且會受到如此待遇，其他北佬的遭遇怎樣就不用細說了。
不過江南土著之間也非鐵板一塊，時有矛盾。
所謂的東晉帝國，其實只是一個由江北僑族和江南土著共建、互鬥的政治軍事大聯盟而已。
四、唐朝：科舉錄用的不公平
隋唐繼承南北朝重門的傳統，崇尚世族門第。唐朝是官僚社會，新的權貴又借重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姓氏地位而成新門閥，集門閥優越和官位榮耀於一身。新舊門閥士族帶來的地域歧視觀念，甚至對編選唐詩都產生了影響。
《舊唐書》卷七十八《張行成傳》：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益陋。」太宗善其言。
即如張九齡在朝為相，面對唐玄宗譏諷「卿有何閥閱」之時，也自卑「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袁州在唐時屬江南西道，治宜春，並不偏遠，先達譏諷盧肇，輕蔑袁州，明顯帶有地域歧視色彩。
唐朝秀才考舉人，各地考題都差不多，時間也一樣，錄取率卻有天壤之別。首都長安的舉人錄取率竟然是河東的十倍以上，隴右的三十倍以上！
當年柳宗元送別一落榜考生，贈言裡有：「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指的就是唐朝錄取政策存在地域歧視，首都極高，其他地區極低。
柳河東還造了不少帶有成語，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域黑。
粵犬吠雪：《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苑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
被韓昌黎評價「大放厥詞」（原是褒義）的柳河東原是「地域歧視」大師級人物，不但嘲笑少見多怪的「粵犬吠雪」，還發明了「蜀犬吠日」、黔驢技窮等成語，至今上述地方人士還偶爾因此抬不起頭。
五、宋朝：官方的地域歧視與逆轉
大宋開國所用將相幾乎都是北方人，宋太祖趙匡胤甚至說「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
宋家王朝說到做到，開國五十年內無南人位列宰輔。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欲用江西人王欽若為相，宰相王旦稱：「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只得作罷。
王旦死後，王欽若才得以官至平章政事，逢人便恨恨地說：「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然而，王欽若真的是一名奸相，還弄出了「五鬼用事」的醜劇。
當時，南人王欽若、丁謂、陳彭年、林特和劉承珪積極參與宋真宗偽造天書舉行封禪大典的行動。他們相互勾結，為追逐權力，不遺餘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濁亂朝政。「五鬼」當中，新喻人王欽若才智過人，善於揣測皇帝的心意，是製造「天書封禪」的關鍵人物；而蘇州人丁謂有才無德，極力迎合宋真宗，屢奏「祥瑞」，且以其出色的理財能力從容調度、盡心督辦，充當迷信活動的後勤總管……
這些的惡行進一步坐實了「奸詐、有才無德」的觀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人幾乎成了「小人」的同義語。在反對「南方小人」的態度上，北人高度一致。
大宋帝國開科，江南士子雖傾力投入，但「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
例如，有剛直君子之稱的重臣就極力反對讓南方人參政。撫州才子晏殊表現優異，得「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寇準僅僅因為晏殊是江南人而反對提拔重用：「殊江外人！」；臨江人蕭貫當中狀元，寇準說：「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蕭貫當不成狀元，寇準逢人便說：「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顯示出宋朝廷在選錄的過程中極力傾向北人。
熙寧變法，南北黨爭激烈。針對臨川人王安石的北派領袖運城人司馬光曾啟奏宋神宗：
「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北宋後期，北人反有「沈抑之嘆」，這是因為江南經過隋唐五代數百年的開發，國家的經濟重心已漸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加上北方戰亂頻繁，北人大批南遷，令江南人口稠密、物象繁華。北宋統一南方之時，南方人口已兩倍於北方。隨著南方經濟地位上升，朝廷不得不考慮提升南人政治地位，並意識到南方士林愛好文學的習氣更符合偃武修文的帝國國策。
從此，朝廷任命宰相再也不地域歧視，任宰相的南方人逐漸增多，以至於很快超過了北方，而到了南宋則發生180度的大逆轉，宰相凡六十二人，其中南人竟五十六人，北人僅有可憐的六人。
紹興和議之後，南宋政局逐漸安定下來，對於北方來投奔者，朝廷普遍呼為「歸正人」，歡迎但不可大用，著名的大詩人辛棄疾便成為這種地域歧視的受害者。這些顛沛流離的北人，懷著國讎家恨，欲助宋室反攻，但備受歧視多鬱鬱而終。風水輪流轉，南人開始歧視北人了，宋太祖定下的「國策」竟被翻轉。
可南宋卻為這「逆轉」的地域歧視最終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劉整（1211－1275年），字武仲，陝州鳳翔（今陝西寶雞）人，曾投宋抗金，因積累戰功成為駐守邊防四川的猛將，然而他的性格有些桀驁不馴，又是「歸正人」，因此遭到其他宋室宿將夏貴、高達、王堅等人的歧視和嫉恨。
寶祐六年（1258），蒙哥汗率十萬大軍攻四川，劉整在衛城瀘州堅守，但在蒙哥被射死，蒙軍被迫撤退後，他僅被評為下等功。景定二年（1261），劉整「益危不自保，乃謀款附」，在投訴無門下毅然率部眾以瀘州全區轄境投降，受忽必烈冊封為潼川漢軍都元帥。
至元七年（1270），劉整替蒙元造良艦、練水師，並與徵南大元帥伯顏圍攻襄陽。
現代史學家王曾瑜曾感慨：「宋元戰爭後期的關鍵決策人物，不是伯顏，而是降將劉整。」
六、蒙元：以地域歧視為表，行民族壓迫之實
四等人制，是近代部分學者對蒙元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的概括。當時，元帝國將地域歧視改造成新的版本，即按照其徵服地域的次序，分為草原本部蒙古人、中亞為主色目人、中原漢人、江南南人四等。
「四等人制」的說法源於清末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清末民初，由於受到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元四等人制度被廣泛引用，且被寫進了歷史教科書，如史學家錢穆的《國史大綱》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
如果說北宋中期以前官方性質的地域歧視影響了很多南人的仕途經濟，那蒙元則把地域歧視演變為民族壓迫的幌子，也就是一種加強版。他們以地域歧視為表，行民族壓迫之實。似乎他們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你們越早順從便越會享受到地域優待！
終元一代，全國上下達魯花赤（地方首長）的族群結構變動不大，都是以色目人為主，蒙古人為輔，由色目取代了蒙人應擔任的官職，而南北漢人皆難任。達魯花赤所代表的政治特性從未有過根本改變，司法不公、長期廢科也加劇了社會底層漢人的悲慘和憤懣。
漢人和南人就在極端的民族壓迫和地域歧視下掙扎、再掙扎，等到「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振聾發聵，便揭竿而起，最終將蒙古人趕出了中國！
七、大明：南北榜案及戶部排外手冊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試。
放榜之後，大家一看，北人一名未取。諸多北方考生篤信劉三吾為湖廣茶陵人，定是照顧其鄉親。明太祖朱元璋大怒，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等人重新閱卷，明察秋毫。
張信回覆朱元璋，劉三吾判卷確實無錯。
有人又上告，劉三吾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
朱元璋怒不可遏，訓斥大部份官員是胡黨或藍黨，將張信與白信蹈等二十餘人凌遲，命八十五歲的劉三吾戍邊。
之後，朱元璋親自主持殿試，再選六十一名進士，都是北方人，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國統一形勢發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彰顯了明太祖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貫政策，開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遂成定製。
明朝有一非常奇怪的地域歧視政策，幾乎所有皇帝都嚴格遵守，不敢越雷池一步，即「洪武二十六年令江西、浙江、蘇松人毋得任戶部。」
《正德會典》卷二《吏部一·選官》再說：「凡戶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萬曆會典》卷五《吏部四·選官》也強調：「凡戶部官，洪武二十六年奏準，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人。」只有內閣官員兼任戶部官員不在此列。
《廣志繹》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人文地理書籍，成書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作者王士性，浙江臨海人。王士性是個旅行家，遊遍四川、廣西、河南、山東、北京、南京等地，對於這些地方的的風土人情，耳聞目睹，詳加記錄。
王士性的地圖炮就多了，他認為「都城眾庶家，易興易敗」，北京人易暴富易破產；「汴城在八郡中為繁華，多妖姬麗童，其人亦狡猾足使」；「慶陽緣邊人善蠱術」；「吉安夙稱節義之鄉」等等。
他還認為不同地方的人適合從事的職業也不同：姑蘇人適合寫寫畫畫，但不適合玩雕刻，因為雕刻的紋樣太俗，糟蹋了好紫檀、好花梨；金華、衢州的人適合做衙門的雜役，因為勇武剛健，性格較強硬，遇到問題解決不了就去訴訟，能鎮得住場……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八、滿清：地域歧視無處不在
玄燁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西巡，十一月初十在晉南說：「山西風俗過於慳吝，雖極殷實，亦不顧貧窶之親友。即客至，亦不留一飯，果其飲酒賭博罔行浪費固為惡習，如用之得當，親友互相資助，可為費乎？節儉雖為美事，太過則亦未必為善也。」身為外族的玄燁都認為晉人過於節儉以至吝嗇，並不可取。其實，滿洲皇帝給山西人貼的地域標籤，還算中肯，但是這種標籤一經帶回京師，晉人「富而摳」的特性便不脛而走了，進而引起了全國針對晉省的地域鄙夷，至今仍有留響。
漢人內部也存在很強的地域歧視。頗負盛名的學者竇光鼐在主持浙江鄉試時，以《孟子滕文公上》之「南蠻鴃舌之人」為題激起了考生公憤。
據說竇光鼐最末不得不作《別蠻詩》，「館閣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寵出重城。散心蕭寺尋僧敘，閒戲花軒向曉行。情切慈親催寸草，平拋朋輩劈飄萍。生身盛世詩書史，蠻貊氓民慕關名。」令考生用方音誦讀，結果無一人能夠讀得下來，風波才得以平息。
這首詩的每一句聲母都完全相同，且多捲舌音與切齒音，如同繞口令一般，難怪很多南人無法以方音讀。此事反映了齊魯之人對「南蠻」的鄙視。
地域歧視，在古代交通不便、交流不暢的背景下，有其自身的道理。「一方水土一方人」，每個地方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存之道和處事法則，這是無可厚非之事。
如今，科技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地域歧視應逐漸消弭，「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善哉斯言！
參考文獻：
1、等，《舊唐書》；
2、司馬光等，《資治通鑑》；
3、脫脫等，《宋史》；
4、張廷玉等，《明史》；
5、呂毖，《明朝小史》；
6、王士性，《廣志繹》；
7、薛福成，《庸庵筆記》第一；
8、屠寄，《蒙兀兒史記》卷六《忽必烈可汗》；
9.《韓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