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期，王室傾頹，群豪並出，窺覷神器而妄言天命，原始道教及其對帝國政治文化的衝擊與重構作用，致使漢末社會政治問題更加複雜。陳寅恪先生曾說： 「後漢之所以得興，及其所以致亡，莫不由於青徐濱海妖巫之賊黨。」欲解漢魏歷史，仍需研究原始道教與王朝興替之關係。
長期以來，關於曹操及漢魏歷史變遷與原始道教間的複雜關係缺乏研究。１９５９年中國學界發生關於曹操的集中辯論，大批史家參與其中，涉及黃巾起義原因與目的，曹操與黃巾之關係，曹操的評價及其黃老道信仰等問題。１９６０年初結集出版 《曹操論集》，所收代表性文章即有３５篇。其中對黃巾歸曹接受改編的討論，多局限於政治經濟的解釋，涉及宗教較少。郭沫若的核心觀點是，曹操打了黃巾卻實現了黃巾的目的。是論不為一些史家所認同。朱永嘉提出的問題具有啟發性：「曹操的軍隊不多，而青州黃巾有三十多萬，男女百萬餘口；原來的兗州牧劉岱與鮑信二人，皆被青州黃巾打死，可見青州黃巾的戰鬥力相當強。而曹操卻不費很大的氣力把青州黃巾收編過來，成為建立霸業的基礎，青州黃巾亦樂於替曹操賣力，其中道理何在？曹操收編的黃巾軍的黑山部，曾經被袁紹打敗，但袁紹並沒有辦法解決黑山部的問題，而 曹 操不費力氣就收編了黑山軍。曹 操 打 過 張 魯，張 魯 很 快 就 投 降 了 曹 操， 曾 有 人 勸 說 張 魯 投 奔劉備，而張魯卻表示 『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究竟曹操有那些吸引人的地方，值得我們研究。」
楊寬曾詳細考察自曹騰以來曹氏家族信奉黃老道的情況，提出 「曹操信奉和利用 『黃老道』，黃巾軍認他是同 『道』，青州黃巾軍的接受改編該與此有關」，並發現 「這時，曹操卻成了『黃家』的代表人物，『黃家當興』也成為曹操做皇帝的根據……所有這些，使我們不能不相信曹魏曾信奉和利用 『黃老道』，『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了。當時用過 『黃家』稱呼的，除黃巾軍和張魯以外，只有曹操……從這裡，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曹操和黃巾軍，是有著同 『道』的關係。」 日本學者吉川忠夫在其著作中闢章專論 「真人與革命」，對曹操獲稱 「真人」的道家思想淵源進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討。許曉晴亦曾作類似分析 。
黃初元年禪代前夕，原張魯部下李伏上表曹丕，以 「孔子玉版」讖暗示得 「天命」者乃曹丕而非曹操。Ｈ．Ｌ．Ｇｏｏｄｍａｎ認為這是張魯歸曹後五鬥米道高層人物藉機撈取政治資本，對五鬥米道的傳播有一定影響。然此非歷史本質 （詳下文）。索安曾撰文分析道教在曹魏、宋、齊、梁、北魏、北周等時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李剛、陳華昌曾分析曹操詩詞所反映的神仙信仰。衛廣來認為，黃巾起義失敗後，「豪族道教者流爭奪皇權的歸宿，也由新豪族曹操接替其事業，曹操代表豪族這一歷史力量，在漢魏之際，左右乾坤，領導時代，終於取代東漢王朝建立了曹魏豪族政權，從而由此構成漢魏歷史銜接的一個重大脈絡」。
要之，關於曹操、原始道教與漢魏歷史變遷，過去多集中於政治、經濟上的探討，宗教層面的討論，除上述楊寬、吉川忠夫、Ｈ．Ｌ．Ｇｏｏｄｍａｎ和索安所論，湯用彤、陳寅恪、唐長孺、田餘慶、王仲犖、熊德基等曾不同程度地論及，然似乎缺乏系統研究。
探考原始道教思想於當時政治神統演進之驅動作用，重審漢魏禪代的內在歷史邏輯，可望揭示曹操逐步成為當命之 「黃家」，漢魏禪代形勢穩步形成的生動歷史圖景及其根源。事實表明，漢末諸雄暗爭天命，且援神跡以相證，而曹操所握為最。
東漢明章之際，益州太守王阜撰 《老子聖母碑》。桓帝延熹八年 （１６５），桓帝夢老子而派員祠祀並命陳相邊韶撰 《老子銘》，又祭王子喬而蔡邕撰 《王子喬碑》。延熹九年，桓帝親自 「祀黃老於北宮濯龍中」。永康元年 （１６７），濟陰太守孟鬱立 《修堯廟碑》。靈帝熹平四年 （１７５），濟陰太守劉郃、張寵修堯廟、立 《帝堯碑》。諸多證據顯示，東漢時期，特別是後期，黃老道已在朝廷和上層社會形成廣泛影響。
從文獻記載亦可見曹氏家族與黃老道之間的淵源。 《三國志》卷１ 《魏書·武帝紀》以西漢初黃老道人物曹參為曹操祖輩：「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按楊寬先生的研究，桓帝 「祀黃老於北宮濯龍中」，而 「曹騰是漢桓帝的親信宦官，必然也參與其事，信奉了 『黃老道』。曹操早年就信奉 『黃老道』，該是出於家學淵源。曹操一直到死，並沒有完全擺脫這種 『道』的信仰，在他晚年所居的洛陽宮殿裡，也還有專祠黃老的 『濯龍祠』。」由於 「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 （安、順、衝、桓）」，而皇帝多信奉黃老，故曹騰受其影響成為黃老道信仰者在情理之中，加之桓帝從小為曹騰所服侍，更可推見桓帝與曹騰在信奉黃老道的問題上互相影響。此外，經曹騰舉薦的邊韶受命撰 《老子銘》，文中顯示其對當時好道者和相關道術甚諳熟，也可能是黃老道信奉者。
由上可見當時不僅宮中崇祀黃老，而且已形成社會氣象。本身有著黃老道家學淵源的曹操信而行之亦很正常，且合於當時宗教發展趨勢，因而對其後來的政治生涯頗為有利。事實證明，曹操較其他諸雄更為深謀遠慮，深知要取天下、做 「天子」不能單憑權勢與武力，還必須把握和順應時代大勢。而太平道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和五鬥米道 「黃衣當王」之讖，則表達了漢末思潮及政治大勢，對時代政治產生了強烈而深遠的影響。曹操在其政治軍事拓展過程中，不僅適時地把握這個大勢，而且充分理解、掌握、利用原始道教的強大宗教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