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門政變之後，李淵的表現可謂受到了後世的極大譴責。讓我們分析這一過程。起初，李淵還和一幫核心成員一起在海池中划船玩耍，等三個兒子來了，李淵就叫他們來幫忙調解。突然間，玄武門方向傳來激烈的打鬥聲，接著，尉遲恭「至上至下」，即身穿鎧甲，手持長矛，來到李淵面前。
我們知道，不管誰，見皇帝穿鎧甲拿武器，都是不行的。那一年，荊軻為什麼能在秦國宮中堂而皇之地追殺秦王，正是因為除了秦王沒有任何人擁有武器。而且尉遲恭見皇帝時，不僅帶著武器和鎧甲，這讓李淵暗自感覺到了危險。再者，尉遲恭是砍下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頭，所以可以想見，他應該是滿臉血。在尉遲恭說「秦王以太子、齊王為王，舉兵誅之」這句話時，李淵應該很清楚，尉遲恭身上的血，正是他二子的血。
任何人看到一位父親身上沾滿了兒子的血，都會感到很崩潰，更何況這位父親還是皇帝，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但他當時並沒有生氣，而是問身邊的大臣該怎麼辦？事實上，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所考慮的，不再是兒子的死活，而是自己的安危。
那時他身邊的兩個大臣，蕭瑀和陳叔達，都對他說：「建、元二人既無謀略，又無功勞，疾秦王功高望重，共謀奸謀。今朝秦王已被討而誅之，秦王功德無量，願以天下為基，陛下若以元良為基，委之國務，無復復。根據他們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要麼就是在此時看清了形勢，倒退到了李世民的陣營裡。要不然就是被李世民爭取過的人，此時自然會竭力討好李世民。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位大臣，當時所說的那句話，其實已經說明了一點，他們已不再把李淵看在眼裡。不僅敢公然為李世民說好話，而且還讓李淵「處元良，委之國務」，即讓李淵交出王位。
一邊是尉遲恭「長矛相向」的李淵，一邊是蕭瑀和陳叔達讓李淵「管國事」的陳叔達，實際上是一種毫不掩飾的公開逼迫。只有在那些文臣武將逼李淵的時候，李淵才真正感到害怕。那時他想的已經完全不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是自己的安危。
於是李淵說：「善！這是我的夙心啊！他一點也沒有責怪李世民，也沒有責罵他，更沒有責罵他一直以來的願望。
李淵顯然說了假話。假如他真要傳給李世民，早就做了，還能因此避免像玄武門政變這樣的悲劇。但他怎麼沒按時做呢？他只是不想這麼做。說到底，李建成是嫡長子，傳位給嫡長子是沒有道理的。
但當他發現自己受到了威脅，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時，他轉而支持李世民。
而李淵還不單如此，在尉遲恭的請求下，他立即將兵權全部交與李世民。「敬德請降手詔，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李淵既是皇帝，又是兵部尚書，要對付李世民，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另外，一個殺了自己兄弟的人，作為親爹，不去對付他們，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僅決定讓出王位，而且決定也讓出軍隊的權力。
人們也許不明白，李淵既然是皇帝，又有兵權，他為何要立即交出兵權，將自己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掌握了王權和兵權的他，不是更安全了嗎？
事實上沒有，因為看到了，他已經被李世民的人圍住了，李世民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要他的命。即使有兵權，怎麼能發調令出去呢？也許只要他發出一道命令，尉遲恭的矛頭就會抵住他的脖子。
李淵討好李世民還不徹底。見李世民時，他竟說出「最近以來，幾有投杼之惑」這樣的話來。即自己「不明」，被自己所迷惑。很明顯，這是為了表示歉意而巴結李世民。
儘管說，李淵殺兒子的行為，刷新了我們的三觀。但是也正是因為李淵沒有反抗，反過來又竭力配合李世民奪位，所以玄武門之變得到了最好的收尾，大唐也進入了正軌，進入了李世民時代。對於整個大唐以及普通百姓來說，這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