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倡導「尚意」書風，行草書盛行，相較之下，篆隸之書不為人們所重視，尤其是唐以後的真、行、草書中「篆隸筆意」日漸喪失，宋代有識之士開始關注到這一點，黃伯思《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中說：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竟效之，逮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
漢魏至隋書體皆存「篆隸筆意」，至唐歐陽詢、虞世南等對前人之書進行了變革和突破，改變楷體結字，由扁圓為方長，由古拙變姿媚，自此離鍾、王法度越遠了，黃伯思對唐以來書法用筆結體變化過程作的這一番檢討，發人深思。
黃庭堅推崇「二王」書法，也正是因為看到了「二王」書法中的篆隸筆意，云：「善學二王之人，需探其本源」，「今之學王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王之上，亦未為善學二王者。」「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王羲之借鑑了篆、隸古法，並將圓厚的筆法融入正、行、草書中，才能彪炳百代。黃伯思指出：「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在黃庭堅的眼裡王獻之之書能與父抗行，不相上下，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因不同，真不虛爾。」
有宋一代亦有不少篆書實踐者，宋初徐鉉、郭忠恕、僧夢英及中後期的黃伯思、王壽卿、李康年等人都以篆書在當時小有名氣。金石之學在北宋文人圈中已經開始興起，歐陽修著《集古錄》，廣羅金石碑帖。劉敞的《先秦古器記》，開啟鐘鼎款識之學。除了有對金石的書作問世，北宋文人還熱衷於古器物的鑑藏，如李公麟就常於市集收漢銅戟，研究上面的銘文等等。
在這樣環境下，黃庭堅作為宋代文壇、書壇的先驅者，對篆籀書跡自然會有關注，但是他對「篆隸筆法」的傾心和推崇，有著多方面的原因，除了直接從王書中悟入外，其中有一點便是其父黃庶在他的蒙學之時對他的影響。 黃庶一生都為下層官員，但是這不影響其眼界和思想。在其詩稿《伐檀集》中《擬歐陽舍人古篆》一詩中他提到：
隸書滿紙籀文廢，字法破碎失本根。中間陽冰入篆室，下筆日與丞相親。點畫各為萬物體，科蚪筋骨千載新。泉銘學語童子知，大曆幾字名忽振。足知古人自負恃，碑峴巨石垂千春。篆字堆積天下宇，晚得紙本如希珍。鋪舒牆壁動人眼，直木曲鐵若可捫，人為黃土久寂寞，略不訛缺才鱗皴。我疑山鬼恐漫滅，往往鐫鑿施斧斤。公來醉吟江山國，得之愛嘆何殷勤。刻詞猶恨紀不足，句句與古風雅鄰。一旦紙貴文字市，粥詩賈篆聲云云。蘇梅鸞鳳相上下，鄙語燕雀何能群。蘇子梅、梅聖俞同有此詩。
黃庶認為篆隸廢了則書法也就失去了本根，其對古篆隸之法「直木曲鐵」特徵的形容與黃庭堅如出一轍。可見其雖然在黃庭堅尚年幼時就離世，但是幼年時候的教育影響了黃庭堅一生的學書取法和審美品位。
黃庭堅論書不斷強調「古人之法」，此「古法」正是篆隸筆法。了解了這一點便可以更好地理解黃氏書論中為何將「鍾、王」作為學習的典型？為何大力提升王獻之在書史上的地位，為何對顏真卿、楊凝式、張旭諸公如此的推崇備至了，因為他們的字法中都透著篆籀氣。
宋初的李建中亦是因為行草中有篆隸遺意被黃庭堅贊其字「字中有筆」。
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唯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見仿佛，曾未得似君家藏。側釐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溼……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
黃庭堅認為李建中是繼南唐李煜五代楊凝式之後第一人，甚至誇張的說如果李氏早出，能師從李斯及衛夫人，書壇上就不是王羲之一個人一枝獨秀了。
至於顏、楊二公，黃庭堅的溢美之詞更是無以復加，除了諸公得魏晉士人的精神風貌，「篆籀氣」也是重要的評判標準，此處不多贅言。這一點連一向貶斥
唐人，以晉人為旨歸的米芾都為之嘆服。米芾在《寶章待訪錄》中說：「顏書《爭座位帖》有篆籀氣，字字意相聯屬，詭異飛動，得之意外，世之顏書第一也。」在《海嶽名言》中又說：「（顏書）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遠《爭座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
黃庭堅推崇篆籀古法，對所見的金石器皿上的文字都作細緻的研究，他說：「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傳後世，自必託於能者。」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提出：「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偽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黃庭堅指出金石之書，能者所書，故朝夕把玩喜愛程度可見一斑。
黃庭堅對篆隸書法如此傾心不已，那麼其極有可能精於篆籀，可惜無一紙半字留存下來。我們只能從黃氏自敘中尋找蛛絲馬跡了。黃庭堅在《謝送宣城筆》中說：「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須。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吏文書。」
可見黃庭堅曾系統地學習過篆隸科斗，並用篆書為太平寺的「萬松亭」題榜，並且二十年在寺廟重新修葺之時主動易其榜書。「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為篆其榜，今聞增茸，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並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石上。」 可知山谷自認二十年來篆書還是有進步的。究竟水平如何？我們只能從與他同時期的書家李之儀對他的描述中去揣測黃氏，李之儀評：「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此之，篆又次之。」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山谷自己對賞評篆籀書的眼光還是頗為自負的，評論當時的篆書書家言語犀利，頗有見解：
陳留王壽卿，得陽冰筆意。非章友直、陳晞、畢仲荀、文勳所能管攝也。
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
王壽卿、李康年、徐鉉等人篆書上承李斯、李陽冰，用筆實而勁，尤其是李康年晚寤篆籀之法，做到「字中有筆」。黃庭堅雲「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這是黃庭堅以禪觀照書法，此誠然成為黃庭堅評字、作字、觀字的法則，認為只有具有「此眼」的人才能知之。
「字中有筆」在表現在筆法上，黃庭堅闡釋為「藏鋒筆中」。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藏鋒筆中，意在筆前耳。
世人學右軍，描畫王書的形貌而失神採，蓋不知右軍「意在筆先」，正如「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所謂「錐畫沙」、「印印泥」皆以為用中鋒行筆，圓勁厚實，力透紙背。黃庭堅畢生追求，直至晚年。「魯直晚年，草書尤工，得意處自謂優於懷素。此字則曰：『獨宿山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意，故加奇特。』雖未必然，要使其甚得意者爾。」自覺優於古人，可見其已參透「字中有筆」了。對此清人康有為《論書絕句》中深刻的點出：「山谷行書與篆通，《蘭亭》神理蕩飛紅。層臺緩步翛翛遠，高榭風塵屬此翁。」
黃庭堅重視篆籀筆法，認為是一切書體之源頭。在《跋翟公巽所藏石刻》中云：「《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為了讓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黃庭堅還搬出了「書聖」王羲之自述學書經歷中的一段話，「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侷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斫輪有不傳之妙。」「輪扁斫輪」是《莊子·天道》中典故，輪扁通過做車輪的實踐掌握規律，所以能得之於手而應於心，這些規律是口不能言的。學書的過程中也一樣，只有廣泛涉獵、廣聞博研之後才能心不知手、手不知筆。王羲之也是在對秦篆、漢石經等大量實踐後，才有屬於自己的風格產生，成為後人的膜拜對象。在黃庭堅的視野裡，二王之後唯有顏、楊二公及蘇子三人領悟了此「輪扁不傳之妙」，所以都成為書壇上的大家。他說：
餘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巳。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雁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
山谷晚年眼界和胸襟更是不同凡響，站在歷史的的高度指出古來只有唐人張旭、懷素和他懂得了草書和科斗篆籀之法是互通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張旭和懷素是視作草書的最高代表。
黃庭堅面對宋代篆書式微的局面這樣描述：「今士大夫不知十室而九夫，不學篆籀書，真行草都難工，今世書家，都不究其理。」指出篆籀書是一切書體的基礎，不學好篆籀書，不可能寫好真、行、草書，作為宋代草書大家，他的一生的草書書風都在不斷的變化的過程，但是一直強調「篆籀筆意」對草書的影響，黃庭堅認為張旭草書能不愧於右軍父子，是「觀古鐘鼎銘科斗篆」的而來的，宋代書家不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弄筆左右纏逸，遂號為草書耳，不知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
縱觀山谷草書書風發展的幾個階段，「篆籀筆意」一直伴隨著他的貫穿著他的整個書學思想之中。在他現存的行草書作品中，滿紙可見厚實圓勁的線條質感的強烈的篆籀感。
其次黃庭堅主張學書次序，必須打好基礎，循序漸進，不能好高鶩遠。黃庭堅自述其學楷書是從漢代石刻的篆隸書中所得：「餘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又云：「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黃庭堅推崇張旭的草書乃因張旭正書「唐人無能出其右者」，故而成為「草聖」。對此蘇軾也有論斷，這一點上師徒二人是如出一轍：「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蘇軾推崇蔡襄為宋時第一，也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餘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蘇、黃都強調真書作為基礎書體的重要性，精於楷書，對字的結構熟悉才能識草法，寫好草書。對於各種書體之間互補互通的關係，蘇軾有個生動的比擬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蘇軾此言不僅將三種字體之間的聯繫表述了出來，還形象的說明了他們存在的差異性，可謂「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
楷書結體端正，對點畫的要求精到，而草書講究體勢迭宕，如何在端莊的楷書中顯出飄逸，瀟灑的草書中突顯莊重，將對立的矛盾恰到好處的調和，誠如黃庭堅雲大字需寫結密，小字需寫寬博一樣，各種書體的互通其意思，不僅僅表現在技法上，在審美上如何將各種各自美感互通，體現「中道」的思想是值得我們深究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