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農民楊步浩（左）親切交談
親民重情一直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在開國領袖中，不少領導人都很注重深入基層，與普通群眾交朋友，同各行各界人士交朋友。
毛澤東與農民楊步浩
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情誼並未中斷
在延安，流傳著毛澤東和農民楊步浩交往的佳話。
楊步浩老家在陝北橫山縣，1929年陝北遭了大旱災，為了活命，全家逃荒到延安縣石家畔落戶。1935年，紅軍來了。楊步浩在土改中分了地，分了窯，徹底翻了身。
1943年，楊步浩聽359旅王震旅長說：在大生產運動中，毛澤東、朱德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參加生產，而且要完成一定的任務。楊步浩尋思：毛主席、朱總司令為咱操碎了心，我咋不能代他們完成生產任務呢？楊步浩堅決請求，縣委同意了，並報告給了毛澤東。
第二年麥收後，毛澤東會見了楊步浩，親自端水、敬煙。當問他為什麼要為自己代耕時，楊步浩講了自己的苦難身世，最後說：「吃米不忘種穀人。我過上了幸福生活，不能忘了共產黨的恩情呀!」毛澤東拉著他滿是厚繭的手，不住地誇讚說：「這才是無產階級鬧革命呀!」
從此，他們間的來往就頻繁起來，像親戚一樣。1946年春節，在楊步浩的提議下，鄉親們決定以延安縣人民的名義，給毛澤東敬獻一塊大紅金字匾，並一致同意寫上「人民救星」四個大字。楊步浩又是找能工巧匠做匾牌，又是跑延安城找書法家畢光鬥寫字，忙乎了幾天，一塊五尺長、三尺五寬的匾終於做好了。
正月十五元宵節，各路秧歌隊聚集延安會演，楊步浩也給毛澤東獻匾來了。毛主席走出軍委大門迎接，他緊緊地握著楊步浩的手。楊步浩激動地說：「您是咱人民的大救星，祝您身體健康。」
全國解放後，雖然毛主席進了北京，同延安遠隔千山萬水，但是毛澤東同楊步浩在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情誼並未中斷。
1952年楊步浩作為延安老區的代表去北京參觀國營農場時，寫信給中央辦公廳，要求見見毛主席。很快，毛澤東就把他接到家裡，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給予了熱情招待。臨走時，還給楊步浩換了身嶄新的灰布棉衣。
1961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工作繁忙，仍惦記故人，託人給楊步浩捎去幾斤白糖和兩瓶酒。楊步浩見物更思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主席，我很想念您，可否去北京看看您?」不久，毛澤東就回信說：「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沒有什麼意見。」
楊步浩的願望得到了延安縣政府的支持。他高興得幾夜沒睡好，同老伴精心縫製了幾個白布小口袋，裝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麵、綠豆、紅棗、乾菜等，於9月底趕到北京。
當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親切地會見了老朋友，並把他介紹給觀禮的外國友人。之後，又同他進行了交談。領袖同一位普通農民間建立起來的深厚情誼，平凡卻讓人感動。
周恩來與科學家李四光
「沒有個掛帥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來」
周恩來同李四光的交往源遠流長。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就多次會見李四光，向他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分析當時形勢的發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動，情不自禁地對家人說：「我在同周恩來的相處中有一個最大的感覺：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就有了希望。」
新中國建立後，李四光決心早日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1950年5月，他輾轉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恩來就去看望他，高興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我們就打算召開第一次全國地質工作會議。我想沒有個掛帥的不行，一定要等你回來。」
就是這樣一位愛國的著名地質學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衝擊。
為了保護李四光，周恩來想方設法採取措施。首先，他讓北京衛戍區派幾名指戰員住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發生意外。其次，他在有關會議上講話，充分肯定李四光「是個好同志」。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動脈瘤破裂，被送進北京醫院搶救。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自己的保健醫生趕到醫院，一直守護在手術室旁，隨時將李四光的病情和搶救措施向周恩來報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於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辦公廳的代表說，中央決定追悼會上一律不致悼詞，有關負責同志就沒有安排準備悼詞。
5月2日，周恩來趕來參加追悼會，發現沒有準備悼詞，非常生氣，嚴厲批評有關負責同志。周恩來沉痛地當場宣讀李四光女兒李林寫給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詞。在講話中，周恩來稱讚「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
朱德與作家史沫特萊
君子協定——把你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1937年，八路軍在山西平型關獲得大捷。當年，朱德接待了許多慕名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其中就有美國女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之後，朱德與史沫特萊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裡州的一個工人家庭，在貧苦的礦區長大。她只活了半個世紀，而她短暫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歲月卻是在中國度過的。
「你來延安準備做些什麼呢？」朱德問她。
史沫特萊多少有些吃驚。在油燈的映照下，身穿藍灰色棉製服的紅軍總司令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
然而，史沫特萊很快感到，在朱德的聲音和動作中，充滿了大丈夫氣魄。她說：「我希望你把一生的全部經歷講給我聽。」
「為什麼？」朱德感到驚訝。史沫特萊的回答更有意思：「因為你是一個農民。中國人10個有8個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歷。」從此，朱德和史沫特萊就有了「君子協定」，朱德每周抽兩三個晚上的時間同史沫特萊交談，史沫特萊一邊聽一邊記。
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朱德奉命率領八路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史沫特萊眼看對朱德的採訪被迫中斷，十分苦悶。數月的採訪，史沫特萊對朱德充滿了敬佩之情。「我要去找朱總司令。」史沫特萊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說。
1937年10月，史沫特萊毅然背起行裝，隨八路軍後續部隊開赴前線，到達山西五臺縣八路軍司令部。當時，朱德正好在理髮。
在以後的9個月裡，史沫特萊一直留在那裡，白天採訪、行軍，夜晚打字、整理。
對於史沫特萊，朱德是位父親式的人物。在採訪的過程中，朱德一直把她當作朋友，對她講述自己的生活；並也像父親一樣，關心著史沫特萊的戰地生活。
隨著日軍不斷地向華北增兵，山西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八路軍總部也經常轉移。朱德考慮史沫特萊的安全，勸說她離開山西。史沫特萊不願意，執拗地說：「不管你們到哪兒，我也要到哪兒！我在八路軍裡度過的日子是我有生以來僅有過的幸福的日子。只有同你們這支軍隊在一起，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寧。」
彭德懷也在一旁勸說：「現在戰鬥頻繁，我們要不停地轉移。子彈不長眼睛，說不定你還有可能被打上。」朱德顯得很耐心，又說：「你先走吧，以後再回來嘛！用不了多長時間，一定能回來的。」
史沫特萊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傷心地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說：「既然這樣，那我只好走了。」朱德不斷地安慰這位美國作家，還表示要為她開一個歡送會。1938年1月，史沫特萊依依不捨地向朱德告別。從此，她再也沒有見到朱德，但卻永遠銘記這位珍貴的朋友。
鄧小平與物理學家李政道
在解決國家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成了好朋友」
鄧小平曾說過，我就喜歡李政道的坦率直言。自1979年以後，鄧小平幾乎每年都要會見李政道。鄧小平認真地聽取這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每一個建議，只要能做到的，都會馬上落實。李政道也不願辜負這位老人的慧眼識珠和厚愛。他每年回國，都力圖提一兩個解決實際問題的建議，這樣做才讓他感到安心。李政道覺得，在解決國家問題的過程中，和鄧小平成了好朋友。
1984年，李政道在人民大會堂受到鄧小平接見時，建議在中國建立博士後流動站制度。當時，博士後制度在國外也只有40年的歷史。
鄧小平虛心地向他請教：「什麼叫博士後啊？」李政道就通俗地講給他聽。鄧小平笑眯眯地聽著，不斷地點頭表示同意。不久，中國首次建立起博士後工作站制度。在一次會見時，鄧小平真誠地對李政道說：「謝謝你，考慮了這麼多重要的問題，提了這麼多好的意見。」
李政道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建議，就是在北京建立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建立一個高能加速器預製研究基地，一直是我國歷代物理學家的最大夢想。而李政道則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和一個特定的條件下，為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最後決定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81年12月22日，請求批准建立正負電子對撞機的方案被正式提起。鄧小平認真閱讀了專家們提出的方案後，當日批示說：「我贊成加以批准，不再猶豫。」
1984年10月7日，中國第一臺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動工。這天上午，鄧小平和李政道都參加了奠基典禮。剛一下汽車，顧不上休息，鄧小平就握住李政道的手，連連說：「應該感謝你的關心和支持，希望你繼續幫助建造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
望著這位充滿智慧和魄力的老人，李政道滿心欽佩，「我很慶幸中國有鄧小平，也很驕傲有這樣一位朋友。」（王一 綜合自人民網、新華網、《中國青年報》、《中華魂》）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