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中國翻譯》2020年第1期，頁103–110，此次轉載略作調整，注釋從略。本文已獲得廖七一教授授權發布於「翻譯史研究」公眾號，謹此致謝。轉載請聯繫後臺授權。
本文來源：《中國翻譯》2020年第1期，頁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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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七一，1950年生，重慶人。1985年畢業於四川外語學院英語系。現為四川外語學院外國語文研究中心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其主要著作有《胡適詩歌翻譯研究》（2006）、《中國近代翻譯思想的嬗變——五四前後文學翻譯規範研究》（2010）、《抗戰時期重慶翻譯研究》（2015）等。
翻譯研究的哲學思考、研究範式與批評話語——廖七一教授訪談錄
彭紅豔（四川外國語大學在讀博士生，以下簡稱「彭」）：廖老師您好！很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我注意到，您近年來曾就「翻譯的界定」這一話題撰寫過多篇文章。您在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的21世紀，翻譯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也許是反省我們對於『翻譯』的認知。『翻譯』似乎到了重新定義與定位的時候了。」毋庸置疑，如何定義「翻譯」是我們理解翻譯和研究翻譯的起點。按照我的理解，定義「翻譯」和定義「文學」一樣，它們都是理論導向的，而且因為受到時空環境、意識形態、主流詩學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我們對於翻譯的界定可能需要視不同的歷史語境來進行定義。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確？我想請教一下您是如何理解「翻譯」這個概念以及它的範疇的？您認為「翻譯」的本質特徵是「對等」嗎？還是其本質特徵會隨著時空遷移和歷史語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廖七一（以下簡稱「廖」）：近年來譯界對一些翻譯現象的看法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比如對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翻譯就是一例。「眾多學者如作家夏志清、柳無忌、金介甫、王寧、譚恩美、莫言等給予了葛譯及其貢獻以高度評價」。有學者稱，「就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而言，葛浩文是最具裡程碑意義的漢英翻譯家」。他的譯文「實現了中西文化融合，也留住了中國文化的異域色彩」，「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文化的海外有效傳播」。
然而，也有多位學者對葛浩文的翻譯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他的翻譯離「忠實原文」的準則「相去甚遠」；「漢語獨特的韻味和魅力，幾乎蕩然無存」。有人批評葛浩文在翻譯中「自由發揮」、「大膽刪減」；甚至稱葛浩文「『偷天換日』的『改寫』，實在太不嚴肅，太不誠實，簡直近乎對外國讀者的欺騙」。還有人認為他的翻譯「不但會加深西方人對中國人形象的進一步誤解與扭曲，還會使中國文學離著所謂的世界中心越來越遠」。
竊以為，這樣的分歧一方面反映出譯文評價標準的差異，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對「翻譯是什麼」，或者像上面提到的「翻譯的本質是什麼」的理解差異。「翻譯是什麼」與「翻譯應該如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實然判斷，後者是應然判斷；前者是事實描述，後者是價值判斷；前者是描述研究，後者是規定研究。前者涉及我們對翻譯的哲學假設，後者涉及特定歷史語境中價值判斷的原則與標準。「翻譯是什麼」不僅受到時空環境、意識形態、主流詩學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人們對翻譯的哲學假設。事實上，我們對於翻譯的界定就必然會涉及研究範式的問題。
彭：在您的翻譯研究中，「範式」是一個關鍵詞。在您看來，「研究範式的轉換直接決定了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知」；「範式的演進同樣決定了研究方法的改變」；「範式的演進導致了研究關注點的轉變」。我是否可以將您這裡的「範式演進」理解為翻譯界一度熱議的各種「轉向」呢？您是否也認為這些「轉向」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於翻譯、翻譯研究方法以及翻譯研究疆界的認知呢？
廖：範式（paradigm）的概念在當下已經引起譯界的關注，我也寫過幾篇文章討論範式與翻譯研究的關係，不再贅述。範式的轉換當然與「轉向」有密切的聯繫。概言之，範式的轉換不僅決定了翻譯的定義，而且決定了翻譯研究的關注點、翻譯的目的、功能，以及策略的選擇。換言之，我們對翻譯和翻譯活動的哲學認識決定了翻譯的界定；同時也決定了所謂的翻譯的本質，進而決定了翻譯批評的模式、原則、標準和方法。從遠古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外翻譯研究的主流是模仿論（Mimesis）。既然翻譯是模仿，那麼忠實、複製、惟妙惟肖自然成為翻譯評判的標準。在模仿論者看來，翻譯是複製、是再現、是惟妙惟肖的語言轉換。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德國功能主義學派將翻譯視為是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行為，因而翻譯發起人的目的、動機和譯文效果成為翻譯重要的考量因素。對文化論者，特別是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翻譯家而言，翻譯是權力不平等的交流，是介入政治和主張文化身份的工具。翻譯不再僅僅是再現原文的意義，翻譯更多的是生成（produce）和建構（construct）意義。可以看出，學界對翻譯的認識已經從語言技能上升到文本，再上升到社會行為、文化間不平等權力之間的對抗。批評研究越來越多地關注翻譯背後的權力、身份、差異等更加形而上的問題。範式的演進無疑擴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加深了我們對翻譯一些重要概念和問題的認識。
我個人認為，「轉向」（turn）實際上是指研究的範式、觀念、視角或方法的轉變。而這種轉變在一段時間之內成為眾多學者（至少是一個學術共同體）關注的對象或焦點，進而形成某種新的趨勢。「轉向」的確反映了學界對新興範式的渴求，引發學術關注點的變化，深化和豐富人們對翻譯的認識。
彭：廖老師，以我的理解，研究範式的轉變必然與翻譯批評話語的衍進同步。在您最近的研究中，我還看到了另外一個重要術語，那就是「翻譯批評」。誠然，各家各派對於「翻譯批評」的理解和界定不一而足。國內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解比較傾向於狹義的「翻譯質量評估」；霍姆斯（James Holmes）對「翻譯批評」也主要強調的是對於譯者和譯作的質量評估。我注意到您本人曾經對「翻譯批評」下過一個定義：「以翻譯或翻譯活動為中心的分析、評估和研究。」，很顯然，您更傾向於從廣義的視角來理解它。那麼，我想請教的是，您是出於什麼考量而這樣定義「翻譯批評」的呢？相對於狹義的視角，您認為這樣界定是否體現了翻譯研究從文本到語境再到文化建構的轉變呢？
廖：不久前我完成了國家項目「20世紀中國翻譯批評話語研究」，對一些翻譯批評的重要概念特別關注。正如你提到的，我所謂的「翻譯批評」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界定的，既包括文本分析和譯文評價，也包括對翻譯活動、翻譯家、翻譯觀念的分析研究與評估。狹義的視角似乎有諸多局限性。任何一個翻譯作品或翻譯行為，其意義與價值的確定都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歷史語境。「翻譯」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由歷史和語境所界定的，甚至要確定特定文本是否是「翻譯」也離不開歷史語境。「什麼是好的翻譯」、「什麼是可以接受的翻譯」這些問題更是受到特定的社會規範所制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批評標準和原則。
實際上，「以翻譯或翻譯活動為中心的分析、評估和研究」這一表述模仿了霍姆斯對翻譯研究的定義。我認為，寬泛的界定似乎可以容納我想表達的翻譯批評概念。在此基礎上，我還提出了「翻譯批評話語」的概念。我將翻譯批評話語界定為：「與分析、研究和評價翻譯與翻譯活動相關的、藉助語言所構建的、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事件」。除了翻譯批評專論、專著、評介著述、譯序、譯跋之外，我們還應該關注翻譯回憶錄，翻譯家訪談，翻譯論爭，翻譯評獎的宗旨與標準，雜誌期刊有關翻譯稿件的要求、退稿原因，譯作的發行、廣告、出版及再版說明，譯作發行數量，翻譯研究文集選文的宗旨、理念、要求，翻譯教科書有關翻譯的評價，經典化的翻譯作品中體現出的翻譯理念，批評者的翻譯觀念，政府和文化機構、亞文化圈對翻譯所持的理念與態度。此外，國家有關著譯稿酬的規定、翻譯出版政策、翻譯版權的條例，甚至政治領袖有關的講話指示等，看似與翻譯批評無關，但卻會深刻地影響我們對翻譯活動或翻譯作品的認知與評價，所以我認為也應納入翻譯批評話語的範疇。研究翻譯批評話語的目的是要關注、反思、揭示那些制約或驅動翻譯的社會文化事件。
批評話語不僅是客觀現實的語言表述，同時也是一種社會行動，在描述事實的同時也「建構」和改變事物和世界的狀態。個人認為，批評話語的視角凸顯了翻譯批評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建構功能。
彭：關於翻譯研究的學科疆界與方向，您認為翻譯研究已經超越了「器」而進入了「道」的層面。我相信您並不是說翻譯研究已經完全與翻譯實踐相脫離，而是指翻譯研究應更多地思考自身的理論建構。在您看來，翻譯研究未來的理論建構可以從哪些地方著手呢？如果跨學科研究之路是翻譯研究未來的方向，那麼翻譯研究還可以建構專屬於自身的理論框架嗎？
廖：這是翻譯界長期以來爭論的問題，這涉及到兩個層面，一是翻譯的跨學科問題，另一個是翻譯的理論建構問題。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學科劃分與科學理論一樣，是人為的話語構建，是研究者用以解釋對象、揭示研究對象本質和規律的一套假設或系統模型」。學科劃分的依據大多是事物的表面特徵或特定時代的觀察角度，而事物的存在有其內在的規律，並不受限於人為的學科設定。今天的物理學、化學等學科的內涵與外延，已經超越了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的界定。今天的翻譯學和翻譯專業，在十幾年以前的學者看來，同樣不可思議。當代學科結構日益複雜化，則從另一個角度使跨學科或泛學科的翻譯研究成為必然。
跨學科翻譯研究是吸收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後的翻譯理論重構。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決定了研究模式的多元和開放。除文學、語言學和文化研究之外，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資訊理論、認知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某些最新成果，如配價理論、熵、模糊論、耗散結構、拓撲學等，也都為翻譯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或分析原則。在當今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的同時，許多重大的理論突破往往產生在跨學科或不同學科的交匯處或結合部；不同學科的方法交叉和理論借鑑擴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帶來了翻譯研究的繁榮。
因此，個人認為，以問題意識帶動翻譯研究、集中多學科專家聯合攻關將成為未來翻譯研究的重要方向。比如，在當前城市公示語的翻譯與管理中，文化學、美學、傳播學、意識形態、文化心理、出版政策、文化政策和國際關係等，都會直接影響問題的處理、實施和效果。再如，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國典籍的翻譯與對外傳播，所涉及的更不僅僅是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翻譯策略的應用、翻譯文本形態的取捨以及翻譯語言形式的思考，還包括典籍意義的生成語境、互文性解讀、現代化詮釋，典籍翻譯的意義轉換、接受語境、本土化、傳播媒介，以及中國形象的西方建構等方面的研究。
有人擔心跨學科研究，特別是文化轉向會使翻譯學科的中心位移，甚至「自我泛化」或「自我消解」。其實，跨學科和文化轉向是當下各個學科發展的普遍趨勢，並不是翻譯學一個學科所面臨的問題。文學、人類學、美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無一例外地都在經歷文化轉向，而且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現了新的研究領域或者學科增長點。因此，當下和未來的翻譯研究更應注重「問題意識」而不必過分在意學科設定的疆界。
至於第二個理論建構的問題，我想說翻譯研究應該超越「形而下」的討論，不能只是斤斤計較於語言轉換和翻譯技能，而應該發掘特定翻譯技巧或策略背後的文化動因，發現特定翻譯觀念、翻譯方法甚至語言表現形式與主流話語、歷史語境和文化傳統之間的聯繫。1972年，霍姆斯在《翻譯研究名與實》中首次描繪出翻譯研究的學科結構圖，翻譯研究也從隨感式、主觀印象式的點評發展成為現代意義的學科，有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學科結構和研究方法。霍姆斯指出：翻譯研究是「以翻譯行為和翻譯產品為基礎或為核心的所有的研究活動」。他將翻譯研究劃分為純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兩大分支，純翻譯研究又細分為理論翻譯研究和描述翻譯研究。霍姆斯的結構圖不僅確定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和範圍，也確定了翻譯研究的路徑，即首先對翻譯實踐活動（應用翻譯研究）進行觀察、描述，進而概括出規律、原則，然後上升為解釋或預測翻譯活動的理論。翻譯研究的功能在於確立「描寫或預測上述現象」的「普遍原理」（同上）。
彭：在一篇關於中國譯學現代化的文章裡，您談到中國譯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批判意識的缺失。您認為批判意識的缺失，必然導致對外來理論的「翻炒」與「跟風」。這種風氣的確一度非常盛行。那麼您認為，翻譯界應該如何樹立批判意識呢？此外，我對您所謂的「譯學現代化」也頗多好奇，您能進一步闡釋什麼是「中國譯學現代化」嗎？
廖：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是我十幾年前寫的，談到我對當時翻譯研究的個人感受，不能當真。回顧這些年來的翻譯研究，一些問題已有改觀，而且發展很快。特別是一大批年輕學者加入翻譯研究的行列，一批有分量的原創著述逐漸問世，使翻譯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在談到當時翻譯研究中批判意識的缺失時，我曾言：「西方譯學思想更迭或發展中體現出的創新意識和批判精神，在中國似乎還沒有形成氣候。無論是對於中國傳統譯論還是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們往往滿足於詮釋與跟蹤，因襲多而創新少，證實多而證偽少；守護多而詰問和質疑少」。佛克馬（Douwe Fokkema）認為，「在所有學科中，嚴格意義上的研究都伴有批判闡釋的因素」。
批判意識的缺失在當時表現為對外來理論的「翻炒」與「跟風」。在譯學發展的初期，引進、譯介、拿來，甚至「翻炒」與「跟風」都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學術思想、傳播研究成果、促進理論的建構。我曾經也參與過對國外翻譯理論的譯介，但從譯學研究長遠的發展來看，僅僅滿足於介紹外國理論，而不是將外來理論本土化並應用於中國翻譯問題的研究，我們始終只能落在人後模仿與爬行。
其次，創新意識的缺失還表現在抽象議論理論而忽略對具體翻譯問題的研究。如果翻閱當下的期刊文章，介紹國外新理論、新視角、新方法的文章不少，幾乎所有的翻譯理論和學說都已有所譯介，而實際應用卻缺乏深度和原創。以後殖民主義理論為例，每年有不少這類文章，理論是西方的，案例也是西方的，結論則是眾所周知的；其中不少還似是而非，張冠李戴，牽強附會。我個人認為，這些研究討論的並非「真問題」。翻譯研究的終極目標不是（或不完全是）翻譯理論；理論只是解釋或分析翻譯問題的工具。當代翻譯理論和方法的選擇往往依賴於研究中提出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又依賴於社會語境。
因此，「中國譯學的現代化」需要一大批掌握了現代翻譯研究成果的學者，腳踏實地研究中國特有的翻譯問題，從具體的研究個案出發，從局部到全面，從個性到共性，通過描述、對比、驗證而上升到系統理論。竊以為，用現代學術眼光分析研究中國特殊的翻譯問題應該是中國譯學發展的路徑。
彭：據我的觀察，您早些時候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晚清和五四兩個時期，近年又多關注抗戰和「十七年」等特殊時期。在學理上，您認為這些歷史時期之間有無內在的文化史或思想史意義上的繼承關係？尤其在翻譯史的研究方法方面，您認為它們之間有無共通之處？此外，我注意到，您2018年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題目為「中國近現代民族價值與翻譯研究」，您是如何將歷史研究與翻譯研究結合的？
廖：你的觀察是正確的。我研究的重心和焦點是有一個轉變。早期，也就是2001年之前，我的主要精力在於了解、熟悉國外翻譯研究的成果。當時國內譯界有兩個非常流行的觀點。一是翻譯只是一種語言轉換的技能，沒有理論；二是國外的翻譯研究成果沒有普適性，對中國的翻譯實踐沒有借鑑和指導意義。當時編寫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2000）和《當代英國翻譯理論》（2001）（許鈞組織編寫的《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之一）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問世的。在《當代西方理論探索》一書的前言中我曾言：「翻譯作為人類帶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其中必然有許多共性或規律，各民族必然積累了可以相互啟發和借鑑的經驗，無視或鄙視國外譯論並不符合吸收人類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當時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打開一扇窗戶，讓國人了解國外翻譯研究的現狀和趨勢。隨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等出版機構陸續引進西方翻譯研究的原著，國內譯界轉變了對西方理論的排斥態度，譯介外國翻譯研究成果的熱情逐漸高漲。隨之而來的就是前面提到的「跟風」與「翻炒」。這就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向。我覺得有這麼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西方翻譯研究，我的工作似乎已經完成，而中國特有的翻譯問題實在有廣闊的研究空間。《胡適詩歌翻譯研究》（2006）、《中國近代翻譯思想的嬗變——五四前後文學翻譯規範研究》（2010）、《抗戰時期重慶翻譯研究》（2015）等，都是自己學術興趣轉變的結果。2012年獲批的國家社科項目「20世紀中國翻譯批評話語研究」和2018年獲批的「中國近現代民族價值與翻譯研究」也是沿著這樣的研究方向的努力。這些成果和項目的共通之處在於用當代翻譯研究的視角梳理分析中國特殊的翻譯問題。
當然，這些成果也各有側重，有的主要在描述和梳理，有的也嘗試概括其中的特徵、規律。特別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嘗試從形而下的層面轉向形而上的層面。我希望能發現中國近現代翻譯活動與民族國家和國人精神建構之間的關係。這樣的目標已經將翻譯研究與精神史和思想史聯繫起來，這一宏大的目標似乎超越了我個人的學養和知識結構。
彭：就翻譯家研究而言，您曾經對蘇曼殊、馬君武、魯迅、胡適、龐德等人都有過精彩的論述。但您也經常講，翻譯家的研究很容易掉入翻譯家其人其事的窠臼。根據您在這方面豐富的研究經驗，您認為年輕的研究者們在做翻譯家的研究時，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同時，您覺得翻譯家研究還有哪些選題是可以和值得做的？此外，在您看來，翻譯史研究在方法論上還可以有怎樣的突破？
廖：應該這樣說，我的一些課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翻譯家的翻譯作品和翻譯活動。其實，除了對胡適詩歌翻譯有比較完整的討論之外，對其他翻譯家的論述都是基於特定話題的討論，對翻譯家本身沒有完整系統的研究，也談不上有什麼經驗。我參加過一些博士生的論文答辯，也參加過國家社科項目的評審，接觸到不少翻譯家研究的成果，也產生過一些疑惑。一些研究資料詳實，行文流暢，學術規範，內容前人也沒有涉獵，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我比較犯難的地方是，我國歷史上有大大小小數百的翻譯家，是否每一個研究都有價值？如果研究視角基本相同，理論借鑑也基本類似，研究方法和結論也沒有太多差異，僅僅因為研究對象和材料的不同是否應該獲批國家項目？新的史料對翻譯研究非常重要，但翻譯史和翻譯家研究也不能滿足於簡單地陳述歷史事實。一些研究要麼缺少宏觀的理論框架，無法從浩瀚的史料中發現或概括出翻譯發展的脈絡和規律，要麼缺少對所涉及的史料有理論深度的梳理，成為翻譯事件的流水帳。對這個問題，我的研究乏善可陳，沒有像樣的成果。但我覺得謝天振和查明建編寫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具有典範意義。這是因為，第一，這部翻譯文學史的編寫是對譯介學理論系統的史學嘗試，闡明了「翻譯文學」與「文學翻譯」的區別，分析了翻譯文學與外國文學、本土文學之間的關係，回答了翻譯文學史的性質、學科地位和構成要素等基本問題。第二，翻譯文學史成功地應用「線」與「面」相結合的編排方式，在客觀描述翻譯文學事件發展線索的同時，強調了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系統中的傳播、接受與影響。第三，承認和肯定了翻譯家、文學社團和「披上了中國外衣的外國作家」的主體地位。第四，將翻譯文學史「看成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學交流史、文學關係史和文學影響史」。
彭：如果翻譯史與翻譯家的研究屬於翻譯研究的經典話題，那麼對於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的研究，似乎是當下最流行的話題。您也曾就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發表過看法。在您看來，中國文學走出去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翻譯學界在這個領域應該怎樣作為？
廖：對中國文學（文化）對外譯介與傳播，我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受中國典籍英譯研究會會長汪榕培教授的委託，在一次中國典籍英譯的研討會上做過一次發言，主要探討典籍外譯的接受語境。
中國文學（文化）對外譯介與傳播是一項宏大的綜合工程，語言轉換隻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恕我孤陋寡聞，在古今中外的對外交流史上，除了傳教士的翻譯之外，大規模的、主動將本族語翻譯成目的語送出去的案例似乎不多。因此，我覺得傳教士的翻譯說不定很值得研究，不論是失敗的教訓還是成功的經驗都有借鑑的價值。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中國文化對外譯介和傳播與一百年來我國出現的兩次翻譯高潮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就是我們說的譯出（out-going translation）和譯入（in-coming translation）的區別。這種翻譯方向的區別決定了翻譯動機、翻譯內容、翻譯策略、翻譯方式，以及希望實現的翻譯功能和效果都會完全不同。對於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看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第二，我國本土策劃的「大規模、有系統」的文學「走出去」效果並不理想。1981年出版的《熊貓叢書》（Panda Books），不僅在國內「遭到冷遇」，在西方傳播的「效果並不理想」；「2001年，中國文學出版社被撤銷，《中國文學》雜誌停刊，《熊貓叢書》也幾乎停止出版。」有學者統計，1809年至今（指2009年，編者注），《論語》有57個版本，絕大多數為外國人翻譯；2000年至今有15個版本，卻有10個是中國人所譯，但接受狀況並不理想。理雅各（James Legge）的翻譯仍然是「被世界各地出版社再版翻印最多的版本」。
對於典籍英譯「一頭熱、一頭冷」的現象，不少學者認為是「翻譯質量」不高，或「不能準確傳達出作家的創作神韻」。我認為這是認識的誤區。將翻譯這種複雜的跨文化交流成敗的原因簡單地技術化，似乎只要「忠實」地譯介，中國的文化典籍就自然在西方有廣闊的市場。
第三，在中國文化對外譯介與傳播問題上，有的學者過分在意「忠實」、「完整」再現，而忽略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規律。中國與英美國家之間的文化勢差是客觀存在，中國文化對外譯介是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的逆向流動，這就決定了翻譯作品在這些國家基本上處於邊緣地位，翻譯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始終優先於充分性（adequacy）。正如葛浩文所言：「中外文化『意譯』派在出版方面更勝一籌，因為無論是商業出版社還是大學出版社都推崇意譯派的譯著。對此無論我們是慶幸也好，悲傷也罷，……『可讀性好』的譯作才能出版。」
因此，對外譯介與傳播不能強制性地規定文化典籍英譯的先驗性標準（信達雅）、翻譯策略和翻譯表現形式；而是要準確把握讀者對象（意識形態、閱讀習慣、審美特點）和翻譯的文化功能。文化傳播的目的性決定翻譯的策略性；弱勢文化的反向交流決定了可接受性先於充分性；符合目的語的表現形式、詩學傳統，以及傳播媒介的多樣化才會有效保證對外譯介與傳播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