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墨薦讀:雅典的公共精神是如何敗壞的?

作者=任軍鋒

來源=《帝國的興衰》

希羅多德《歷史》猶如一條川流不息的大河，悠遠且深邃，它時而悄無聲息、一馬平川，時而波濤洶湧、奔騰呼嘯。希羅多德筆下不斷湧動的「故事流」，在不同的時空場景之間從容切換，令讀者目不暇接，甘之如飴，欲罷不能。這部史詩般的「故事之河」既有支流也有幹流，它們共同構成一個結構複雜且彼此關聯的「流域系統」：其中的「支流」即著作家間或轉移話題追根溯源，如王朝世系、民情風俗、地緣風物，而「幹流」則是波斯的崛起與衰落，即從前547年呂底亞遭遇滅國至前478年薛西斯遠徵希臘失敗，前後持續正好七十年時間，這也是之後雅典帝國的生命周期。

《歷史》旨在探討希臘人與異族人之間戰爭的起源，希羅多德的寫作對象無疑首先是希臘人，更具體說是雅典人，但他不是正面描述希臘，而是以異族人（呂底亞、愛奧尼亞、波斯）的視角反觀希臘的。在仔細研讀希羅多德之前，現代讀者往往會本能地認為，希臘人敘述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爭，尤其是在希臘人戰勝波斯之後的年代裡，探索這場戰爭的起源，必然要粉飾希臘人的壯舉，因此難免會受到所謂希臘人立場甚至偏見的宰制。然而，這一所謂的「常識性」臆斷卻大大低估了古代著作家過人的視角轉換和換位思考能力，超越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明經驗，對「他者」保持高度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時以超越式的智識洞見反觀「自我」，希羅多德堪稱典範。

除了一開篇呂底亞僭主克洛伊索斯與雅典人梭倫之間的虛擬對話外，《歷史》中涉及希臘尤其是斯巴達和雅典時，往往依照敘事線索循序展開：克洛伊索斯在攻打居魯士之前，神諭要求他與希臘人當中最強大者結盟，克洛伊索斯遂派遣使者調查希臘諸邦的實力狀況，這就自然引出了希臘人中當時最為突出的兩個城邦，即斯巴達和雅典，這兩個民族的歷史源流、政治制度便成為其中的主要話題。克洛伊索斯最終選擇與斯巴達結盟，但由於斯巴達忙於與鄰國阿爾戈斯人之間的戰爭，原計劃支援克洛伊索斯的軍隊出發的行程因此被延誤，終在斯巴達援軍達到之前，呂底亞首都被居魯士攻陷。希羅多德將讀者的目光第二次引向希臘，是在伊奧尼亞人起義（前499年）前夕，這場起義旨在團結該地區各城邦聯合叛離波斯帝國的統治，起義的主要發動者是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他親自前往希臘請援，在請求斯巴達支援遭拒之後，阿里斯塔哥拉斯遂轉向雅典，此前雅典爆發革命，皮西特拉圖家族的僭主統治被推翻，阿爾克美昂家族的克裡斯提尼在斯巴達的支持下奪取政權，此後雅典國力不斷上升，在此處，希羅多德用了大量篇幅對雅典的內政外交處境做了非常仔細的描述。在雅典公民大會上，阿里斯塔哥拉斯慷慨陳詞，以各種空頭許諾利誘雅典人，最終如願以償，雅典派出20艘艦船援助伊奧尼亞人，波斯陪都薩迪斯被付之一炬。雖然此次反叛最終被波斯軍隊鎮壓，但這一事件從此成為希臘人與波斯人之間積怨的開端，波斯與希臘之間的戰端也由此開啟：在鞏固帝國對伊奧尼亞人統治的同時，遠徵希臘，懲罰雅典人的罪行，進而消除其對波斯帝國邊疆的威脅，被正式提上國王大流士的議事日程。與此同時，希羅多德行文也至於第六卷，大流士遠徵前夕希臘世界的權力格局、斯巴達和雅典兩大城邦各自的內政外交，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馬拉松戰役，構成了本卷敘事的主要議題。

波斯在馬拉松平原的慘敗非但未遏制大流士遠徵希臘，反而進一步激發了波斯大王徵服希臘的雄心，大流士壯志未酬身先死，遠徵希臘的重任最終交給了新繼位的薛西斯，波斯與希臘之間一場規模空前的大戰從此拉開帷幕。隨著薛西斯數百萬遠徵軍不斷逼近，是團結禦侮捍衛自由？還是主動投誠以求自保？即便是斯巴達和雅典，它們彼此之間就如何備戰也發生巨大分歧。從火燒薩迪斯到兵敗馬拉松，戰爭的強度和規模不斷升級，希羅多德這部偉大的戰爭史詩最終在溫泉關、薩拉米斯、普拉提亞、米卡列被推至最高潮。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希羅多德將有關希臘的場景穿插在波斯帝國擴張的主題敘事序列之中，若將這些片段對接起來，其所呈現的將是一幅關於希臘世界歷史的完整畫卷。對希臘人來說，波斯戰爭對希臘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雅典在戰後年代的迅速崛起，將成為改變希臘人政治生態的關鍵，雅典人在這場大戰中的戰爭經驗和戰爭記憶，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深刻烙印，戰後新帝國的國民心態、雅典人的言談和行為方式，都能夠在波斯戰爭中找到其思想源頭。

對一般讀者來說，一提到古希臘，腦海中浮現出的不是深邃的哲學、機智的戲劇、剛健的競技賽會，就是共和城邦的有機整體、城邦公民的美德懿行，以及以「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為旗幟的民眾對城邦公共事務的持續關切和參與……。然而，上述種種更多地是希臘尤其是雅典著作家智力創造的「理想國」，這個「理想國」儘管不失其永恆的智性光輝，但現實的城邦政治世界絕非「理想國」的對應物，它遠非充滿哲學和詩歌的和諧田園。事實卻是，在希臘世界，城邦之間戰爭頻仍，彼此虎視眈眈，城邦集體經常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領土被覬覦、民眾遭奴役的悲慘時有發生；而在城邦內部，貴族與平民、富人與窮人之間內訌不斷，城邦時刻有可能滑入內戰泥潭而無法自拔，城邦政權經常易手，政體頻繁更迭。哲學家探討城邦正義的可能，立法家尋找能夠消弭城邦內訌的法律手段，通過合適的政體設計實現城邦長治久安……，諸如此類的努力恰恰折射出現實的城邦政治世界，不是和諧的田園，而是潛在的或顯在的政治角鬥場，這一戰場始終瀰漫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血腥鬥爭。「正義是強者的利益」、「正義就是助友攻敵」，「不正義的事只要幹得大，是比正義更有力，更如意，更氣派」、「不正義既明智且有益」……智術師色拉敘馬霍斯的這種「常識性」概括，無疑是城邦政治處境最為直觀的觀念上的反映。

在希臘諸城邦中，雅典城邦內部黨爭內訌不斷，其為害既深且遠：貴族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平民在忍無可忍，便揭竿而起，鋌而走險；貴族傲慢貪婪，平民怨恨嫉妒，雙方勢同水火，彼此虎視眈眈，城邦政事廢弛，公益不存，乖戾之氣瀰漫朝野，為此，時任執政官（前594年）的梭倫為此悲嘆道：「我舉目四望，滿懷悲傷地看著。愛奧尼亞人最古老的家園被蹂躪得毫無生機。」梭倫上任伊始，便頒布新法，變革政體，推行新政，旨在消除分歧，彌合黨爭，頒布「解負令」，減輕民眾負擔，根據財產劃分社會等級，同時依照等級分配公職，賦予政治權利，……梭倫將新法刻於「庫爾貝斯」（kyrbeis），立於王者柱廊（Basileios Stoa），宣誓百年不變，冀望雅典從此擺脫紛爭，協和城邦，國泰民安。梭倫力圖超越派性，彌縫裂痕，卻兩頭受氣，無論是匹夫匹婦，還是寡頭權貴，都對他橫眉冷對、惡語相加：貴族因新法而受損，自然心生怨懟；平民因新法有所得，卻貪心不足，得寸進尺。為確保新法落地，消除黨爭，梭倫本可大權獨攬，乾綱獨斷，以僭主意志支撐共和法權，但他最終拒絕僭主位，轉而遠走海外，自我流放，雲遊四方，這正是希羅多德在《歷史》一開篇即安排梭倫與克洛伊索斯的那場對話的歷史依據。據普魯塔克，梭倫晚年一度計劃完成一部關於「已沉淪的大西洲」的故事或寓言的巨著，其意在諷喻雅典，無奈年世已高，精力不濟，只好放棄，後世哲人柏拉圖著《克裡蒂亞》，重拾這則有關「已沉淪的大西洲」的寓言，其意味和關懷可謂既深且遠。

雅典城邦內訌並未因梭倫立法而稍有緩解，梭倫離開後，雅典黨爭變本加厲，之後雅典國內局勢持續動蕩近五十年之久（前593-前546），最終，極端民主派（即「山地派」）領袖皮西特拉圖挺身而出，收拾殘局。希羅多德敘事至克洛伊索斯攻打波斯前夕派人前往希臘尋找盟友之時，將目光轉回希臘，這時的雅典正是僭主皮西特拉圖初次當政，希羅多德這樣寫道：「雅典人在當時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底之子皮西特拉圖的統治之下，正在遭受悲慘的壓迫，內訌不斷。」（I-59）皮西特拉圖的奪權之路險象環生，「兩落三起」，且幾度命懸一線：兩次被逐（前559/前556），最終在前546年第三次入主雅典，從此雅典政局才開始趨向穩定。皮西特拉圖保留了梭倫的大部分立法，在位期間勤政愛民，雅典市政建設全面提升，民生事業全方位改善，文化大繁榮大發展（如《荷馬史詩》的編纂），為此，希羅多德寫道：「他原封不動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種官職，也不變更任何法律。他根據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僅是賢明的，也是有益的。」僭主去世（前527年）後，其子希皮亞斯繼位，二代僭主延續乃父一貫的執政作風。而對於皮西特拉圖僭主家族的統治，亞里斯多德評價說，表面上這個家族在雅典推行的是僭政，其實際表現卻與憲政無異。公允來說，雅典國勢日隆，乃至後來的崛起，僭主家族的統治功不可沒。

然而，雅典城邦在僭主家族統治下的這一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終因前514年那場著名的「弒僭」密謀戛然而止，事實上的僭政一轉而成虐政，直至四年後被徹底推翻，後學修昔底德對該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仔細考證。希羅多德的敘事進行到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格拉斯到希臘請援，雅典當時正值僭主政治向民主政治過渡時期。由阿里斯託吉吞與其小情人哈摩狄烏斯策劃的這場暗殺活動，本是一場因性嫉妒而引起的私人仇殺，卻被後來的奪取政權的阿爾克麥昂家族標榜為「民主革命的先驅」，為他們樹碑立傳，詩詞歌賦，紛紛將他們歌頌為「自由」之男神，雕刻大師安特諾爾（Antenor）為兩人雕刻紀念像，立於雅典廣場供人們瞻仰。在以克裡斯提尼為首的新的民主政權的官方歷史教科書中，這起本來令人啼笑皆非的陰謀，卻被傳播為一場充滿情懷的浪漫革命愛情劇，而「僭主」、「僭政」、「皮西特拉圖家族」從此成為「專制」、「暴政」的代名詞。實際情形卻是，這場「弒僭」鬧劇本身非但未直接推翻僭主家族的統治，希皮阿斯因此反而變得偏執多疑，展開大規模的搜捕，對任何可能與暗殺活動有關的人格殺勿論，這就在事實上使本來一直推行善政的僭主政權一轉而變得空前殘暴，直至四年後，即前510年，一直流亡在外的阿爾克麥昂家族在斯巴達的鼎立支持下，最終推翻僭主家族統治，希皮阿斯輾轉流亡波斯，並跟隨薛西斯遠徵軍攻打希臘，力圖復闢，這當然是後話。僭主統治的被推翻，雅典再度陷入內亂，以克裡斯提尼為首的阿爾克麥昂家族與以伊薩哥拉斯集團展開新一輪政權爭奪：期間，克裡斯提尼先發制人，採行一系列帶有民主色彩的新政舉措，迎合普通民眾的需求，藉以鞏固自己的權威：例如他重新設計雅典行政區劃，推行由十部落、三十組德莫（demos）、三一區，以五百人議事會取代四百人議事會，以取得平民的支持；克裡斯提尼還推行陶片放逐法，據亞里斯多德說，此法最初是為希皮阿斯的外孫希帕庫斯「度身定做」的，而此後該法名義上是為防止野心家復闢僭政，實際上卻淪為政客藉以剪除政敵的堂皇利器。眼見克裡斯提尼日益得勢，伊薩哥拉斯當然不甘示弱，轉而尋求斯巴達的支持，而斯巴達也力圖另立伊薩哥拉斯為僭主；與此同時，克裡斯提尼則向波斯人尋求支持。這一時期由於雅典內訌不斷，斯巴達因之獲得了幹預雅典國內事務的絕佳時機，期間斯巴達先後四次入侵安提卡，其中「兩次是作為敵人來到這裡的，兩次是來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幫助的。第一次入侵是發生在他們在麥加拉建立一個殖民地的時期，把這次出徵放在科德魯斯統治雅典的時期肯定是確當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們從斯巴達出發，前來驅逐皮西特拉圖族人；第四次也就是這一次，克列奧蒙尼統率伯羅奔尼撒人的軍隊進抵埃琉西斯。」

《帝國的興衰》

此後雅典內政漸趨平定，國勢也不斷增強，而雅典與鄰國之間的戰爭也日趨頻繁，雅典先後與波奧提亞人、卡爾基斯人、底比斯人、埃吉那人、阿爾戈斯人發生激烈戰爭。城邦世界時刻面臨的生存危機使雅典人認識到，城邦的實力才是一切，所謂「正義」，乃是強者的特權，弱者從來就沒有資格要求「正義」。雅典人曾經遭受強權的任意宰制，到自己有朝一日獲得強權，同樣可以理直氣壯地宰制別人。雅典人的歷史記憶使他們堅信，政治世界運行法則從來就是：強者理當頤指氣使，弱者自當承受愉快，修昔底德筆下發生在前416年即雅典遠徵西西里前夕的那場驚心動魄的「彌羅斯人的辯論」，正是雅典民族生存記憶長期形成的精神積澱，對雅典人來說，政治世界從來表現為強者與弱者、勝利者與失敗者、敵人與朋友、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對立：「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製造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規律老早就存在，我們將讓它在後代永遠存在。我們不過照這個規律行事，我們知道，無論是你們，或者別人，只要有了我們現有的力量，也會一模一樣地行事。」

波斯人的兩次入侵，雅典人所遭遇的災難和屈辱，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並強化了雅典人的上述觀念主張，而這恰恰構成了戰後雅典帝國主義的精神基礎。

雅典：從委曲求全到揚眉吐氣

希臘各城邦內部政局持續動蕩，城邦之間相互敵視，彼此覬覦，而東面又時刻面臨龐大的波斯帝國的威脅，從公元前522至前424年，在波斯三代君王（大流士、薛西斯、阿塔薛西斯）當政近百年的時間裡，希臘世界深受其害，由於希臘人內部的長期不和，這就給波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機。為此，希羅多德這樣寫道：「在波斯的這三代國王當政期間，……希臘所遭受的災禍比大流士之前的20代所遭受的災禍還要多。這些災禍的一部分是來自波斯人，一部分是來自強國之間的爭霸戰爭。」前490年，大流士的遠徵艦隊在流亡僭主希皮亞斯的帶領下，在馬拉松平原登陸，妄圖進一步入侵雅典。雅典人聞訊，派兵開往馬拉松，同時派遣長跑能手斐迪皮德斯（Phidippides）前往斯巴達請援：「拉棲代夢人啊，雅典人請求你們趕快發兵援助他們，不要眼看著全希臘最古老的一個城邦遭受異族人的奴役。如今愛利特裡亞已經受到了奴役，一旦失去這座名城，希臘就會進一步遭到削弱。」然而，作為當時希臘世界的「龍頭老大」，斯巴達對雅典勢力的日趨增長早就心有餘悸，一直想方設法削弱之，如蓄意挑唆底比斯與雅典之間的矛盾，這次波斯人入侵，斯巴達故伎重演，以月曆不時為由，拖延援軍出發日期。而在這場關涉整個希臘世界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只有普拉提亞人給予雅典以軍事援助。所幸的是，雅典人在馬拉松戰役中完勝波斯，使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士氣和自信大為提升，而在此之前，「希臘人但凡聽說波斯人的名聲，就會感到膽戰心驚。」作為馬拉松戰役的核心力量，雅典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在這次戰役中，身為波列瑪克的卡利馬庫斯英勇作戰，壯烈犧牲；塞拉西勞斯的兒子斯特西勞斯，時任雅典十將軍之一，也死於敵軍之手；攸佛裡昂的兒子庫奈吉魯斯（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的兄弟），他在用手抓住敵人船尾時，手被敵人的斧頭砍掉，而命喪戰場，雅典其他許多知名人士也都陣亡了。」（VI-114）斯巴達人的「援軍」姍姍來遲，他們到達馬拉松時，戰鬥早已結束，但他們也不忘順路去親眼目睹一下風聞中的天兵天將——波斯士兵，即便是一睹波斯人的屍首也算開了眼界。

馬拉松戰役遭遇慘敗，波斯自然不會善罷甘休，薛西斯發動數百萬大軍第二次遠徵希臘，無疑是對希臘人團結禦侮決心的最為嚴峻的考驗。當遠徵軍到達馬其頓，薛西斯深知希臘各城邦之間積怨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便派使者前往除斯巴達和雅典之外的所有城邦招降，包括色薩利、洛克裡、阿凱亞、底比斯在內的北希臘和中希臘地區相繼向波斯投誠，轉而幫助異族人攻打希臘，而許多尚未投誠的城邦則選擇袖手旁觀，面對佔據壓倒優勢的波斯軍隊，他們毫無信心，充滿恐懼，「希臘大多數城邦都不想捲入戰爭，而是正熱衷於投到波斯人的那一邊去。」而處於希臘腹地的阿爾戈斯人鑑於強鄰斯巴達的威脅，暗中與波斯通款，以提出與斯巴達分享聯軍統帥權遭拒為藉口，堂而皇之地按兵不動，也就變相幫助波斯人。希羅多德指出，對阿爾戈斯人來說，若從城邦私利考慮，顯然是一種情急之下的無奈之舉，這與希臘許多城邦在異族人的侵略面前的舉動相比，阿爾戈斯人的行為「還不能說是最無恥的」。希臘聯軍派使者到西西里請援，敘拉古僭主格隆漫天要價，要求除非斯巴達交出統帥權或至少雅典交出海軍指揮權，才可能派兵增援，格隆心裡當然知道對方不會讓步，遭到拒絕後，格隆便派使者攜帶大量金錢和通款條件前往德爾斐，觀望戰事進展，「如果異族軍明顯佔據優勢，那麼就把那些金錢交給薛西斯，同時代表格隆統治下的領土，獻上『土和水』。——如果希臘人獲得勝利，那麼就把這些金錢如數帶回來。」克基拉城邦的表現則要爽快得多，口頭上答應馳援，但援軍卻蓄意滯留中途，首鼠兩端，作壁上觀；克裡特也以神諭不利為由，未派一兵一卒；……。溫泉關戰役，斯巴達國王及其麾下的三百勇士的壯舉固然鼓舞了希臘人的士氣，也在客觀上牽制了波斯軍隊的前進步伐，但畢竟未能在軍事上真正削弱波斯人的銳氣。

大敵當前，無論是海軍實力還是海戰經驗，雅典都首屈一指，然而，當有人提議將海軍指揮權交給雅典人時，卻遭到同盟者的一致反對。雅典人顧全大局，避免因為指揮權而爭吵不休，影響抗敵大計，便主動放棄對海軍指揮權的要求。希臘聯軍本可以在波奧提亞抵禦來犯之敵，然而由於斯巴達這時已經開始考慮自己後方的安全，聯軍不顧雅典人的反對，迅速撤退至薩拉米斯，這就等於在戰術上將安提卡完全暴露在波斯軍隊的鋒芒之下。波斯人在雅典大肆燒殺劫掠，神廟遭到洗劫，衛城被付之一舉。面對此情此景，雅典將軍泰米斯託克利心急如焚，力圖阻止聯軍將帥放棄薩拉米斯、轉而退守科林斯地峽的動議，他得到的卻是同盟者的嘲諷：既然雅典已被異族人攻克，雅典人已經淪為亡國之人，喪家之犬。眼看聯軍議決退守地峽，泰米斯託克利急中生智，利用反間計促使薛西斯提前進攻薩拉米斯，最終迫使希臘人在薩拉米斯迎擊來犯之敵。薩拉米斯海戰最終成為希臘人扭轉戰局的轉折點，不僅挽救了雅典，也拯救了整個希臘。

雅典作為「希臘的救星」：新帝國的戰爭記憶

波斯戰爭，希臘人一度處於全線崩潰的邊緣，最終有如神助，扭轉乾坤，反敗為勝，令波斯大軍折戟沉沙，不可一世的薛西斯最終鎩x羽而歸。在幾場扭轉戰局的戰役中，如馬拉松、薩拉米斯、普拉提亞，雅典將軍米太雅德、阿里斯提德、泰米斯託克利足智多謀，指揮若定，由於地緣上被直接暴露於抵抗波斯的前線，雅典人在這場戰爭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領土兩度遭波斯蹂躪，百姓流離，寄人籬下。在戰後希臘世界，雅典作為新的霸權國家，經常遭人側目甚至敵視，但希羅多德還是大膽站出來，明確肯定了雅典在戰爭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在希羅多德看來，即便將雅典人視為「希臘的救星」也毫不為過，他寫道：「在這裡，我不得不發表一個意見，雖然大多數人是不喜歡這個意見的。但是，只要我覺得是真知灼見，我決不會避而不談。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險所嚇倒，從而離棄他們自己的國家，或者他們雖不離開，卻留下來向薛西斯投降，那麼，肯定就沒有人力圖在海上抗擊波斯人了；而如果沒有人在海上抵抗波斯人，那麼我認為在陸地上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無論伯羅奔尼撒人修築多少條橫貫地峽的城牆來保衛自己，拉棲代夢人的同盟者還是會離棄他們，直到最後只剩下他們自己。毫無疑問，隨著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艦隊一一攻陷，他們的同盟者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迫不得已，都要離棄他們。這樣，孤立無援的拉棲代夢人，就勢必得單獨對敵鏖戰一場而光榮地覆滅。這將是他們的命運；不然，在他們看到希臘的城邦一個接一個地都歸降了波斯人之後，他們最終也會和國王薛西斯締約求和了。所以，以上兩種情況無論發生哪一種，希臘都將為波斯人所徵服。我無法理解的是，既然國王掌握著制海權，那他們在科林斯地峽上修築城牆究竟還會有什麼用處。既然如此，如果說雅典人是希臘的救星，那就的確是一個真知灼見了。雅典人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們的支持，哪一方就會得勝。雅典人所抉擇的是希臘應當保持自由；也正是他們，激勵尚未歸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臘人，而且正是這些人，在諸神的庇佑下，擊退了入侵者。」

雅典曾經是「希臘人的救星」，將來理應成為「全希臘的主人翁」，在希臘世界樹立「雅典治下的和平」，雅典人關于波斯戰爭記憶，成為雅典帝國國民的精神支柱，而隨著戰後雅典國力不斷增強，雅典人的上述信念日趨堅定不移。雅典與斯巴達開戰前夕，在修昔底德筆下，那位普通雅典人在斯巴達同盟代表大會上的慷慨陳詞，正是上述心態的集中反映：「……我們要提到波斯戰爭，提到你們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縱或你們也許因為經常聽到這個故事而感到厭倦了。在當時的戰爭中，我們為著共同的利益，冒著一切危險；你們也分享了這一切的利益；……我們在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們是單獨對付他們的。以後他們再來進攻，我們在陸地上不能抵抗他們的時候，我們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艦，在薩拉米斯交戰。就是這次戰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們不能航海來進攻伯羅奔尼撒，使他們不能一個一個城市地破壞；……我們所表現的勇敢是無比的。陸地上沒有人來援助我們；直到我們的境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被奴役了，而我們自願放棄我們的城市，犧牲我們的財產；在那個時候，我們在共同事業中，尚且不肯遺棄我們其餘的同盟者，……我們登上船艦，選擇了一條危險的道路；對於你們不早一點來援助，我們毫無怨言。……我們的後方是一個已經不存在了的城市，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前進，為著這個似乎不可能恢復了的城市，我們冒著生命的危險。因此，我們和你們聯合在一起，不但挽救了我們，同時也挽救了你們。」

隨著波斯戰爭的勝利，雅典在希臘世界名聲大躁，隨著雅典國家「硬實力」的提升，其「軟實力」也不斷增強，雅典民主制度成為許多希臘城邦競相效仿的典範，雅典儼然成為希臘世界的文教中心。戰爭錘鍊了雅典人的決心和意志，也使他們找到了真正適合雅典人的強國之道：即建立強大的海軍，以確保雅典在東地中海的新霸權，對波斯勢力構成持久的抑制作用。先前令希臘人聞風喪膽的波斯軍隊，原來不過如此，他們並非傳說中的神一樣的存在，一樣的肉身凡胎，戰爭使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開始重新認識自我，雅典人從這場戰爭以及對自己在戰爭中的壯舉的不斷追憶甚至渲染中獲得了空前的自信。

正如當初克洛伊索斯發動的那場針對居魯士的戰爭，波斯戰爭結束了一個帝國，也催生了一個新的帝國。雅典人用舊帝國的瓦礫，建立起一座新帝國的大廈。恰如伯裡克利在那場著名的國葬演說中所說的，「尤其是我們的父輩，更加值得我們歌頌，因為除了他們所繼承的土地之外，他們還擴張成為我們現在的帝國，他們把這個帝國傳給我們這一代，不是沒有經過流血和辛勤勞動的。」維持帝國的莊嚴感和帝國公民的優越感，必須時刻將戰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因而必然會遭到他人的嫉妒甚至仇視，這在以伯裡克利為代表的雅典政治家眼裡，正是經營帝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新帝國公民必須對這種嫉怨勇於擔當，受之愉快。在雅典人看來，帝國為了自身的安全、榮譽和利益，採取非常手段是再正常不過的舉措，這不是雅典人的發明，之前的斯巴達、波斯都是這麼幹的。雅典人只不過是奉行久已形成的帝國統治法則罷了。

《歷史》敘事臨近收尾，希羅多德突然岔開話題，講到一位名叫阿騰巴列斯的波斯人與居魯士大帝的一則對話：波斯人推翻米底王國後，阿騰巴列斯極力勸說居魯士將波斯人遷出他們長期祖居的山地，尋找更為平坦富饒的土地居住，這是任何由弱變強的民族的必然選擇，波斯從當初的那個偏安一隅的小部落如今成長為一個威震整個亞細亞的大帝國，此時不遷更待何時？居魯士說波斯人可以照建議的去做，但與此同時他警告波斯人說：「一旦這樣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繼續擔當統治者，而要準備成為受別人統治的臣民——適中的土地養育寬厚的人民——但沒有哪一塊極其豐產的土地上，同時會養育出勇武的戰士。」波斯人為居魯士的智慧所折服，最終聽取了居魯士的警告：「他們寧肯居住在崎嶇的山地上擔任統治者，也不願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當別人的奴隸。」

貧窮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希羅多德敘事結尾處的這一意味深長的寓言式對話，與開篇第一卷中那位名叫桑丹尼斯的呂底亞人對克洛伊索斯的勸諫如出一轍，而桑丹尼斯與結尾處的居魯士一樣，也是一位智慧之人。當克洛伊索斯躍躍欲試準備攻打居魯士時，桑丹尼斯進諫說：「國王啊，你準備去攻擊的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穿著皮革制的褲子，他們的衣帽也都是皮革制的；他們的食物並不是他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那貧瘠不毛的土地上生產什麼，他們就吃什麼；而且他們平常不飲酒，只飲水；他們那裡沒有無花果，也沒有其他什麼好吃的東西。這樣，如果你果真徵服了他們，他們既然一無所有，你又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呢？反之，如果你被他們徵服的話，你仔細想想看，你將失去多少好東西啊。他們一旦品嘗到我們的好東西，就會緊緊地抓住這些東西，我們再也無法叫他們放手了。至於我，我要感謝諸神，因為諸神沒有讓波斯人想到要來進攻呂底亞人。」

希臘聯軍在普拉提亞戰爭中大獲全勝，佔領瑪爾多紐斯的營地，聯軍統帥波桑尼阿斯看到那金銀鑲飾的帳篷、五顏六色的遮簾、華貴的臥榻、金銀餐桌以及波斯人豐盛的大餐，真是大開眼界，心情無比愉悅，同時他命隨軍廚師做了一頓斯巴達式晚飯。不比不知道，一比可真是嚇一跳，同樣是吃的，差距儼如天壤。波桑尼阿斯將他手下的將領們叫來，大笑道：「希臘人啊，我派人把你們召集到這裡來，是想要你們看一看波斯人的領袖是多麼愚蠢，他每天享受著這樣豪華的盛宴，卻非要到我們這裡來搶奪我們這點可憐的夥食。」

波斯人摧毀了呂底亞，卻成為呂底亞生活方式的奴隸；希臘人打敗了波斯，卻最終被波斯人的生活方式徵服。對帝國來說，其勢力如日中天、富庶奢華之日，或許正是其民眾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趨頹壞之時。這應該是偉大的希羅多德留給我們的又一意味深長的精神教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