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戰爭死亡人數的總和。面對美國國內的巨大批評與問責聲浪，川普政府和共和黨人為了今年11月的大選連任，將疫情的責任儘可能甩鍋給中國已經是他們的既定選擇，跟他們說什麼，實際上都不會改變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尖銳分歧和對立。因此，我們講道理的對象不是那些極少數人。
講道理主要是為了影響和爭取大批的中間派或不明真相的人。這裡，除了美國廣大民眾以及各界人士（實際上美國批評我們的政客也不是鐵板一塊）以外，我們講道理的對象主要是世界上與我們並無根本利害衝突的發達國家，數量可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以及更加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講道理可以說服沒有偏見的國家和人民，爭取不了解情況或並無定見的各界人士和民眾，得到現有重要國際組織的理解、同情和支持。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對我們的極少數政客，打擊他們的氣焰，縮小他們的影響和作用。就如上次西方七國集團會議，美國提出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結果遭到其他盟國的一致反對而作罷。因此，我們還是要相信世界上大多數人、大多數國家以及現在的主要國際組織都還是願意聽道理和講道理的，否則我們就無法如領導所說，「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了。
從野蠻到文明是人類社會適者生存的歷史
有人說，人類歷史上不是充斥了不講道理、強詞奪理、憑武力和實力就統治別人、徵服天下的例子嗎？當然不錯，原始社會早期人與動物相差不大，確實就是弱肉強食的生態鏈，談不上道德與否。應當說今天人類也沒有完全改變其動物性。但是人類從動物界脫穎而出成為地球的主人，不是靠人的強力或體力，而是靠智力。其最重要的就是人類學會了在內外生存競爭中合作的智力。這樣就需要組織很多人協同活動，才能強大和有實力。在這個意義上，不是我們過去所說的勞動和工具，而是相互合作是人類誕生的基石，是人類文明的搖籃。最簡單的合作也要有默契，有相互理解。要組織很多人，就更要講道理。人類社會形成的各種習俗、規矩、規則，可以說都是道理的沉澱與顯性化。講故事也是一種講道理，你的故事必須得有人聽有人相信。人類社會逐步講道理講規則，是社會進化、適者生存的結果。這個道理，連過去歷史留名的封建帝王都懂，知道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
人類的能力主要是科技力的發展，使地球成為地球村，使人類日益成為相互關聯和有依存關係的命運共同體，這個趨勢可以有彎路和反覆，但無法改變。從歷史發展來看，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從野蠻向文明進化的過程。中世紀之前，基本上是誰武力厲害，誰就可以攻城掠地、佔土為王。但近代民族國家慢慢形成之後，這就難了許多。即便有一個超級強國，力壓全球，也要建立講某種道理的秩序，以降低自己控制世界的成本，延長佔據優勢的時間。現在世界上有強大實力的大國，有時仍然用武力說話，攻打或侵佔什麼地方，但這既取決於國家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博弈，也需要給自己找些理由，說些道理。就如當年美國兩次攻打伊拉克，理由或是因為伊拉克先吞併科威特，或其後仍支持恐怖組織、涉嫌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且打勝了也不能把伊拉克歸入自己版圖。俄羅斯吞併克裡米亞，理由是克裡米亞歷史上從來就是俄羅斯的領土，當年慶祝蘇聯節日送給烏克蘭的。現在蘇聯解體了，當地佔人口多數的俄羅斯人自己公投要求回歸俄羅斯，這合乎情理。這也就是說實力之後，還總要講出一番道理來。至少從20世紀以來，完全不講道理或者只講自己歪理的就想徵服世界、吞併他國的國家和人也有，如德國的希特勒和當時的日本帝國，但無論他們怎樣迷信武力、猖獗於一時，最終都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肇事者們也都沒有善終。所以，崇尚只靠武力打天下的人，往小處說充其量是一介武夫，往大處說會淪為人類公敵，下場可悲。
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可低估的疫情道義戰
疫情道義戰、輿論戰背後當然會有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實力的博弈，不明白這個就是幼稚了。但只會揮拳頭、拼硬實力，那只是匹夫之勇。況且現在世界上單論經濟實力或軍事實力或科技實力，我們都不是老大。就是今天的老大，也不能為所欲為，而是有其軟肋和掣肘。現在實際上大國之間，儘管並非勢均力敵，但也是各有千秋，相互有忌憚、有牽制。在這種情況下，輿論戰、道義戰就是比軟實力、巧實力，誰能有聽眾，誰佔上風，誰就有了綜合博弈的先機和勝算。
前面說到，對美國少數政客的惡意攻擊，我們當然要予以堅決的回擊，但也未必是簡單以撕對撕，打一片亂仗。我們的大戰略不應被個別反對我們的政客所幹擾，更不能落入別人設定的路數和圈套。說話做事還是要著眼於爭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和平發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道義戰比的就不是誰的嗓門大，誰罵人狠，而是比看誰說的有道理，誰的故事有更多的人相信，誰能得道多助。要知道這裡聽故事的人，不是事不關己的吃瓜群眾，而幾乎都是在此次疫情中損失慘重和有很大動力去減輕自己面臨的政治、經濟和道義壓力的各國政治家以及各界代表人物。這裡不光有我們現在高度關注的西方發達國家，更有數量眾多、中國的單方面投入也更多、更需要謹慎處理好關係的大批發展中國家。在這種高度敏感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講清楚自己的道理，說好中國的故事，就至關重要。
因此，輿論戰道義戰打得如何，實際上關係和影響的就是在不同的輿論和道義大氣候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會處於什麼樣的外部環境之中，中國改革開放的外部條件與環境是否會逆轉或惡化。
中國抗疫：好故事也要講好
在這個系列文章開篇的時候，我們就寫道，武漢保衛戰有可悲可痛，有可氣可恨，有可歌可泣，其進程如文章的副標題所言，有錯失戰機的痛惜，有慘烈退守的悲壯，有逆轉反攻的凱旋。現在回過來無論縱向還是橫向看，中國的這一大仗大考，如領導所說，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打得非常出色。在短短不到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幾乎在全境全殲了這個空前狡猾和兇狠的新冠病毒。至少迄今為止，這是一場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誰也不能否認的大勝仗。這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是了不起的成就和功績。中國政府也在自己所知曉的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通報自己掌握的情況。中國科學家也以一流的傑出工作，在最短時間內向全世界提供了相關病毒的種類、性質、全基因序列以及中國與病毒艱苦博鬥的科學論文回顧。但是，就如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走過的道路一樣，我們並不是輕飄飄的就勝利了，而是走過了艱難困苦和挫折，經過了苦難輝煌的歷程。而且正因為如此，這個勝利、這個過程才彌足珍貴，才來之不易，才需要萬分珍惜。我們正是在對自己走過的道路以及成功和失敗經驗教訓的總結中，才不斷成長壯大，才能不斷地成功應對新的未知的和更大的挑戰。
因此，中國的防疫抗疫故事怎麼講，怎麼講好，就大有講究。居高臨下，宣傳只有自己做得最好，別人都應當學習，甚至抄作業，這毫無益處，只會無端地讓很多人反感。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在中國可以做的事情，其他地方就可能完全做不了，甚至適得其反。中國的集中統一在對待像疫情這樣的戰時動員行動快效率高，別人的自由主義可能更有利於平時的創新發展。各有各的特點和優勢，不存在簡單的優劣問題。
實際上，這回凡是上次受SARS衝擊損失以及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防疫抗疫的成績都非常突出，死亡人數很少，經濟又基本沒停擺，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地方。我們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整體上做得極為出色，但是湖北和武漢的疫情防控前期實際上存在嚴重的問題，造成了很大的人員傷亡，即使與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差距也極其巨大。這裡也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大力宣傳自己取得的成績，但是去渲染別人在疫情中的困難慘狀，甚至冷嘲熱諷，有時引起他國輿論的反彈乃至政府的抗議，就顯然是幫倒忙。我們控制住疫情之後，支持和援助了世界上相當多的國家和地區，這本來是一大優勢和亮點。但是有些人抱著優越的援助者乃至施捨者姿態，就讓人感到很不舒服。特別是我們的部分醫療產品由於質量和溝通問題在不少國家引起了困惑和批評，我們實際上也已經迅速地在國內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整頓和控制措施，但是我們同時又在言詞上不願讓人，有的還怪別人沒有很好地審查中國供應商的資質，甚至說嫌醫療物資不好就不要用。這些說法和做法顯然都不會在國際上給我們增添朋友和加分。
美國的一些政客在自己的疫情嚴重之後，先是責怪中國的隱瞞導致了美國和西方應對的延誤和損失。在這個說法缺乏時間邏輯和說服力之後（武漢1月23日封城到美國疫情爆發中間足足有一個半月時間），現在除了講疫情起源問題之外，又改稱中國本來在早期就可以將疫情控制解決，只是由於中國政府打壓信息傳遞和隱瞞實情，造成病毒的擴散，結果給全球帶來這場災難。他們所列舉的證據主要是湖北和武漢12月份到1月份在疫情前期處理中的問題，以此來說明，中國政府是不誠實的，提供的信息是虛假的，因而是不可信任的。由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是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受害者，因此，怎樣向國際社會說清楚我國這次疫情前期處理的情況和過程，爭取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就變得極為重要。
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沒有作正面回答，主要是講我們後來的成功和成績，迴避早期地方上出現的問題。對我們的批評指責更不用說惡意攻擊，都統統毫不客氣地懟回去。這樣的好處是從形式上看起來，我們針鋒相對，滴水不漏，把自己保護得嚴嚴實實。但問題是在別人利用湖北和武漢早期應對疫情中的問題來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的還擊就缺乏針對性。實際上，我們現在採取的對這類問題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態度，就被人抓住不放，誇大渲染為我們掩蓋問題和信息不透明的例證。同時，這樣做更不利於我們自己查找問題隱患，總結經驗教訓，難以防範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怎樣掌握道義戰輿論戰的主動權
目前，綜合國際上一些人列舉的所謂證據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質疑在SARS後，在國際衛生組織的建議和幫助下，中國打造了國家網絡直報系統，中國官方有人曾宣稱類似SARS的情況不會再重演，但這次該系統並未啟用；武漢1月1日對傳播SARS類不明原因肺炎消息醫生的訓誡和警告，由多家官方媒體廣泛發布，妨礙了對疫情的早期控制；1月20日前中方始終發布人不傳人的信息，具有虛假和誤導性，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的相關規定；中國有關方面下文要求一些相關機構銷毀樣本、停止檢測，有掩蓋實情、消滅證據之嫌，等等。
最近， 就連一貫支持中國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為了自證公平和清白，也表示世衛組織曾於1月14日在推特上發布報告稱，中國主管部門的初步調查結果沒有發現人際傳播的明確證據。這是對成員國的報告不加改動的公布，也是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的慣例。世衛組織駐中國代表高力（Gauden Galea）則明確表示，當時世衛組織已高度懷疑冠狀病毒會人傳人，質疑中國1月3號到1月16號發布的新冠病毒病例停留在41人，沒有新增病人信息的真實性。
由於這些並非來自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或網絡雜記，而主要是來自我們官方發布的信息或向國際衛生組織提供的報告，因此，無論是迴避還是否認，都會使我們陷入被動或尷尬的境地。
實際上，現在回過來看，作為最早報告疫情暴發的國家，中國對疫情的調查與處置是非常高效的，不存在刻意隱瞞導致了世界其他國家對疫情認識的延誤從而損失的問題。我們的上一篇文章已經指出，有充分證據表明，中國前期對疫情處置，無論地方上是否存在一些問題，都不影響疫情後來在全球發展蔓延的趨勢。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再給幾個月時間，他們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應對方式和行動反饋機理。而且很可能相反，中國前期處理的越好，對地方的問題發現與糾正的越早，代價越小，時間越短，還越可能進一步增加他們的麻痺情緒。因此可以肯定的說，根本不存在中國政府對疫情的處理導致新冠病毒在世界上的傳播問題。對於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充分的體制自信、文化自信和經驗自信。
《國際衛生條例》規定，在疫情產生之後，「基層公共衛生應對層面」與「中層」應首先發現、報告和確認，中層公共衛生應對層面在評估落實後儘快向國家層面報告。國家層面應在48小時內評估確實後，由國家歸口單位（在我國即國家衛健委）在24小時內向國際衛生組織及時、充分地報告相關信息。這次中國政府的疫情應對程序完全符合《國際衛生條例》的規定。中國政府完全不必承擔在自己尚不知情和未搞清情況之前的基層與中層，即地方政府與相關官員的責任。有鑑於此，我們應當儘快將中國中央政府的行為與湖北和武漢市地方政府及相關責任人的行為進行明確劃分與切割。因為這完全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我們也有充分的和無可爭辯的證據。
中國中央政府了解和介入武漢疫情的歷史過程可簡述如下：
在疫情發生早期即幾乎整個12月份，湖北和武漢地方政府及其負責人，未按中國法規規定，對不明原因肺炎及時通過國家網絡系統直報。這有不可更改的國家網絡主機系統生成記錄為證。他們自己私下違規檢測、處理和鑑別，這個過程中央政府並不知情。只是在武漢市衛健委的兩個內部文件被人於12月30日上傳到網上，這被中國疾控中心主任當夜在網上偶然發現，報告給中國國家衛健委的。國家衛健委非常震驚和高度重視，連夜組織衛健委副主任帶隊的幾十名工作組和部分專家組成員，於12月31日凌晨趕乘6:45的早班飛機，飛往武漢緊急調查和處理此事。這個信息的真實性被當時多個消息渠道報導證實。如12月30日傍晚後，境內外有眾多網民在網上見到被人貼出武漢市衛健委的兩份文件；上海的《第一財經》於12月31日上午10:16分在其多個官方平臺發布了記者獲悉這兩份文件的消息，並表明已向武漢市衛健委官方熱線電話12320查詢驗證文件屬實。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12月31日上午10:52發出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已到達武漢的消息，由於此時北京飛武漢的第二班飛機尚未落地，這從側面證實了國家衛健委的大批人員乘6:45的頭班飛機抵達的事情屬實。這同樣可以有這一大批人員的乘機航班信息可以佐證；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12月30日深夜從網上獲悉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並連夜向領導匯報，這一信息首先是國家衛健委李斌副主任在1月22日的國家新聞發布會上，用國家衛健委12月30日「獲悉」後立即行動一詞來暗示這件事，然後是東南大學資深教授華生在新浪微博、頭條、百度等公眾媒體上於2月16日首先完整披露此事，這時新冠病毒疫情在西方還完全沒有暴發。這一信息又於3月2日被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原副局長、現任的正司局級監察專員焦雅輝在《人民名醫》視頻採訪中所證實。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部委在半夜行動，徹夜不眠，組織幾十人的隊伍趕次日早晨6:45的飛機奔襲外地省會，在新中國70多年歷史上即使不是史無前例，也是極為罕見的。所有這些充分證明了中國中央政府即上述國際條例所說的國家層面，在12月31日之前對湖北省武漢市的不明原因肺炎是完全不知情的。
12月31日上午，國家衛健委的領導率工作組、專家組抵達武漢後，立即要求武漢市衛健委向社會公布疫情，武漢市衛健委遂於當日午後1:38分公開發布了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為防止湖北和武漢方面之前擅自將病毒樣本交由未經國家授權和不具有資質的機構，在運輸、保管、檢測分析過程中造成可能的洩露，國家衛健委有關部門於1月3日下達緊急通知，要求非具資質和授權的單位立即停止檢測與銷毀病毒樣本，規範這類行為。這完全符合國家法規與國際規範，與國際上對我國實驗室安全的關切也完全一致。因此，這根本不是什麼毀滅原始樣本與證據，而是防範實驗檢測風險的必要正確措施。
針對湖北省和武漢市相關政府官員從一開始就沒有報告疫情，隨後又有控制真實信息發布、隱瞞實情的嫌疑（如禁止、限制醫生談論疫情、採用種種高壓手段脅迫醫護人員不敢向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專家組反映真實情況、更不敢向社會披露實情），國家衛健委先後選派多批專家前往武漢調查了解情況，詢問、質疑當地相關人員及領導。這些情況在2月份就由中國新聞媒體廣泛採訪報導所證實。最後在高度懷疑湖北與武漢政府方面信息不準不實的情況下，國家衛健委又臨時從全國抽調和組建以鍾南山院士為組長，包括香港大學袁國勇教授在內的高級別專家組，於1月18日再次趕赴武漢調研，最終得出了新冠病毒已經肯定人傳人包括醫護人員感染的結論。
但是，1月19日，武漢市疾控中心主任接受電視採訪，仍然強調新冠病毒傳染性不強，已跟蹤的763名密切接觸者，未發現一人感染。高級別專家組全體成員當即被要求趕赴北京。國家衛健委連夜聽取匯報。1月20日上午國務院分管領導又親自聽取高級別專家組全面匯報。但直至此時，出席會議的湖北省的主官仍然認為事情不像專家們所說的那樣嚴重。隨後，高級別專家組的鐘南山院士、李蘭娟院士當日又被特邀參加國務院常務會議做匯報。國務院當場否決了湖北及武漢政府官員的意見，決定由高級別專家組直接召開記者見面會，向社會公開發布病毒人傳人的信息。上述所有這些，都有當時相關的公開報導和專家們本人接受媒體採訪的記錄為證。
緊接著，在看到武漢疫情嚴重和失控的情況下，領導親自決策指揮，中央政府又在1月23日，果斷作出了武漢封城的決定，向全世界發出了新冠病毒疫情嚴重性最準確無誤的信號。因此，中國中央政府即國家層面在疫情的全部應對處理上準確、標準、透明、規範，完全無可指責，也經得起核查檢驗。
綜上所述，對中國的個別地方政府與官員前期的失誤、隱瞞與違法操作，中央政府並不知情而且一直竭力在調查搞清。從1月3日起，中國政府就將自己所知道的有關疫情的情況通報了國際衛生組織與相關締約國，特別是關於病毒性質、基因序列等科學研究的信息，從而有助國際社會各相關方面開展進一步的研究防範。實際上，世界各國對疫情的認識都有一個發展過程，許多也都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和錯誤。中國作為首個報告暴發疫情的國家，對病毒和疫情有一個認識不斷深化、對地方官員報告的信息有一個鑑別的過程，這是完全正常的。這與隱瞞與信息不透明完全是兩回事。
至於有人指責中國對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和死亡數量不全不實，實際上，各國對新冠病毒感染病人和死亡人數的統計口徑和方式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誰也不能說自己的數字很準確。病人數量多少只是量的差別，各國的疫情發展都表明，新冠病毒病人只要出現並發生社區感染後，傳播速度極快，病人數量在某個時點上的多少根本不是要點，所以在這個問題做文章並無意義。美國還有人指責中國在武漢封城後，仍然沒有停止與國外的航班等往來，從而輸出了病人與病毒的說法，這其實也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中國只是對武漢（後來並對湖北）實行了區域封鎖，中國的其他省市仍然是有人員往來和正常必要交通的。因此，在中國其他省市有正常必要交通的情況下，與其他國家同樣保持這樣的往來，並無可指責。況且事實也證明，在湖北武漢以外中國其他地區的疫情均沒出現大暴發，防控都比較好。歐美有些國家在2、3月份後疫情防控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是源於自己的原因與應對，並不受中國防控方式和進展的影響。
因此，正如我們的高調反腐將身據要職乃至整個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塌方式腐敗的貪官們，與黨和政府區分開來，大大提高了我們黨和政府的威信一樣，將前期應對疫情中造成問題的湖北與武漢地方政府及相關官員，與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即國家層面區分開來，不僅會有助於改進我們自己的工作，補短板堵漏洞，深刻教育廣大幹部群眾，同時也可以在國際上建立起自己坦率面對問題，實事求是，光明磊落，高度透明和坦誠的道義形象，爭取國際社會大多數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從而掌握在疫情應對輿論戰道義戰中的主動權，保護我國改革開放大業的國際環境。這是能否講好疫情應對中國故事的重大戰略抉擇。
實際上，明確區分和切割疫情前期湖北和武漢地方政府及相關責任人與中國國家層面政府之間的關係，最大限度地降低國家風險，不僅極為重要，而且相當緊迫，否則我們今後可能更加被動。因為很多人還不清楚的是，當地這些責任人的無知妄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麻煩和可能的損害，還遠不止於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