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曆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紀年工具，每個人都通過日曆來了解日期，可以使日常生活變得井然有序。我出生在1970年代，成長於改革開放時期。記得小時候，一般家庭多使用掛在牆上或置於案頭的日曆。隨著一頁頁日曆越撕越薄，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大家又長大了一歲。小孩子們尤其感到高興，因為元旦一過，離過年也就不遠了。
老式擇吉日曆，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一般小康之家，多喜歡使用臺式日曆。厚厚的三百六十五張活頁，裝訂在精美的鐵架子上，除了必有的公曆、農曆、星期、月令、節慶，以及常見的黃道吉日、婚喪禁忌，更留下了可供書寫的大片空白。由於臺式日曆的紙張略為厚實，因此不少知識分子家庭捨不得隨手撕去，而是當做了家庭日常記事的手帳，甚至成為私人生活和工作的備忘錄。
我家是近郊的土著，住在上海本地的絞圈房子裡，用的是那種掛在牆上的可撕日曆。以前的日曆並不是直接掛在牆上的，而是用一塊差不多A4紙大小硬質的馬糞紙作背板。厚厚的一疊日曆本，用兩條馬蹄鐵釘子固定在硬紙板下端，上首穿線懸掛於牆，新的一年就開始了。日曆每年換新，但日曆板一般不換。那塊專門的日曆板，上面印著彩色圖案，有名勝風景，有古裝美女，有戲曲人物，也有胖胖的娃娃，在陰暗潮溼的老房子裡也算得上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了。還記得我家的日曆板上印的是穆桂英掛帥，只見主帥一身刀馬旦打扮，微微斜側著身子，手持紅纓長槍，口含錦雉翎羽，臉似銀盤，杏目圓睜，英姿颯爽中不乏女性嬌羞陰柔之美，較好地表現了巾幗不讓鬚眉的主題。時間久了，紙質的日曆板難免破損，三五年下來也該換新的了。於是，穆桂英變成了《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又變成了《紅樓夢》中的寶哥哥和林妹妹。後來，家裡條件好了，日曆板換得越來越勤，差不多和日曆一樣也一年一換了。總而言之，紙質日曆板比較粗陋，是普通人家最為常用的物件。據說，當年曾有一種高檔的日曆版，圖案以釉上彩的形式燒制在瓷磚上，只要不摔碎即可以長期使用，然而卻失去了「舊桃換新符」的樂趣。
窈窕淑女日曆板
鄰居一位伯伯喜好收藏，我曾經在他家裡看到過放大的「日曆板」。尺幅超過半米，圖案更豔麗、更漂亮，大多是旗袍美女，長長的腿，細細的腰，比例誇張卻又非常協調，有一種獨特的美。這些超大的「日曆板」是一種單頁年曆，材質是可以捲曲的軟紙，上下兩端鑲有馬蹄鐵條，上首居中有孔可以穿線懸掛，下部依靠馬蹄鐵的垂重使紙幅平整。中心圖案的兩旁或下面，或標示著年月日，或是生產廠家或商品信息，多為香菸廣告。伯伯告訴我，這是舊時的月份牌，可以在家裡掛一整年，解放後漸漸就沒人用了。但我總覺得，月份牌就是放大了的「日曆板」，而日曆板就是縮小了的「月份牌」。
就在可撕日曆盛行的那個年月，青年男女的身上往往也多了一件事物。由於人們隨時隨地都需要掌握日期信息，因此日曆是生活中最常用的東西。當然，不可能把一整本厚厚的日曆裝進口袋，於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流行一種微型的年曆表——年曆片。年曆片大多為紙質的硬卡片，大小如同一張撲克牌，比名片略大一圈，正好插入入皮夾子裡，可以時時刻刻揣在身上。年曆片的正面為彩色圖案，其實就是縮微版的年畫。背面則密密麻麻地標示了整個年度三百六十五天的年曆表。若是不戴老花鏡，中老年人根本無法看清，顯然這是年輕人的專屬物。限於時代因素，最初的年曆片圖片大多是一些「革命樣板戲」的劇照，豪氣沖天的楊子榮、躲進深山的喜兒、舉槍前進的紅色娘子軍……後來，各種圖案題材越來越多，電影明星、舞蹈演員、體育運動逐漸成了年曆片的主角，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青年人對審美的追求。那個時候，早已不是全國人民看八個樣板戲的年月，但也只有芭蕾舞和藝術體操可以正大光明地展現女性優美的曲線。從女舞蹈演員婀娜的身姿，到女運動員露出大腿的動感造型，給饑渴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透氣的小窗。然而，哪怕是公開發行的印刷品，人們也羞於理直氣壯地傳看與欣賞，於是一張張小小的年曆片承載了無數年輕人青春的秘密，試問有哪個青年身上不藏著一兩張這樣的年曆片呢？
1983年中國女排年曆片
鄰居伯伯也有類似的收藏，老上海的香菸牌子，上面也有電影明星，但遠不如年曆片精美。年幼的我對美女明星並沒有什麼興趣，更喜歡那些小說戲曲英雄人物題材的香菸牌子。其實，我小時候男孩子們玩耍嬉戲的「香菸牌子」已經和香菸無關了，更準確的名字應該叫「洋畫片」，據說是從廣東那裡傳來的，又叫「公仔紙」。年曆片更多的還是花草魚鳥和女性人物，比較符合女孩子的審美情趣。後來，又出現了燙塑型、燙金型和凹凸型的年曆片，隨著材質的發展一度還有過塑料年曆片。由於印製精美，花色繁多，年曆片曾經是歲末年初最緊俏吃香的小玩意兒。極少數高檔的年曆片是一些涉外企業印製贈予客戶的非賣品，即使有錢也無處購買，而是通過某種渠道流向民間，成為大家爭搶的對象。據說，當年在農村，上海知青手裡一張張精美的年曆片是硬通貨，可以交友撩妹，可以僱人幹活，還可以和當地的老百姓換些農產品……因稀缺而流行，年曆片在城市也有一定的「市場」，大家聚集在在工廠、學校門口，或街頭巷尾，相互炫耀自己所擁有的年曆片，順便進行一些互通有無的交換。到了80年代中期，盛行一時的年曆片逐漸式微，隨著物質條件更為豐富，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大型掛曆佔據了新年市場。如今，當年鄰居伯伯不屑於收藏的年曆片也已經是收藏界的新寵了。
大型掛曆早已有之，由月份牌逐步演變而來，在上世紀40年代末隨著彩色印刷技術的發展而興起。掛曆上的曆法通常印在最下端，一般都是星期、公曆和農曆三對照，周六、周日以及重大節慶會用紅色字體，有的還會標明二十四節氣，使用非常方便。最初的掛曆以明星人物畫為主，後來傳統的山水畫、花鳥畫也成為重要題材。藝術家精湛的筆墨加上精緻的印刷效果，既方便了日常生活，又給人以視覺的享受，掛曆作為室內裝飾盛極一時。當然，比起一年一換的月份牌和傳統年畫，一月一頁的掛曆要貴得多。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出版社、人民中國出版社等新聞出版單位都把掛曆當成一種對外宣傳品，題材有祖國新貌、各地風光、電影劇照和傳統山水花鳥畫等等，文字為中英文對照，甚至全部為外文，用於對外贈送，對內很少發行。況且，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觀念發生重大轉變，家家戶戶時興張貼帶有濃厚政治宣傳色彩的新年畫，而40年代盛行的掛曆並沒有走入尋常百姓家。當然，新中國成立後的新年畫，從功能和內容導向來說，更適合理解為宣傳畫。
印著演員劉曉慶肖像的掛曆單頁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掛曆已不再是少數人使用的奢侈品。掛曆的題材豐富，包羅萬象，除了以往常見的影視明星，還新增了時尚萌娃、寵物珍禽、名車佳宅等等，各地名勝尤其是世界風光攝影最受青睞，給當時沒機會出國也很少出門旅行的國人無限的遐想。隨著社會風氣的逐步開放，時裝美女成了掛曆的主角，甚至還出現了比基尼泳裝照，這在80年代初都是不可想像的。掛曆以長方形居多，契合於傳統書畫立軸的式樣，一本12張差不多就是一本畫冊了。或是某一畫類的薈萃，或是某一畫派的合集，或是個人作品的精選，例如《中國歷代花鳥畫》、《故宮館藏古代山水畫》、《揚州八怪畫選》、《徐悲鴻奔馬圖》等等都是很好的選題。隨著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到了90年代還出現了仿真宣紙書畫掛曆，幾乎可與原件媲美。除了傳統中國書畫，世界著名油畫更是風靡一時，從達文西、倫勃朗到梵谷、畢卡索，幾乎所有西方藝術大師的作品都在掛曆上出現過，讓大家足不出戶就可以欣賞到博物館珍藏的名畫。此外，掛曆也是歷史事件的見證，如1984年國慶閱兵、1990年北京亞運會、1997年香港回歸等重大事件，也都是掛曆所熱衷的題材，與清末民初上海舊校場時事年畫一脈相承。
掛曆一般是12張或13張，一月一張再加個封面，也有6張或4張的，縮簡為兩月一張或三月一張。傳統的年畫或月份牌一年一換，天天都是老模樣，掛曆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畫面，有效地避免了審美疲勞，不時給人以新鮮感。掛曆盛行之際，還出現了一種簡歷，更類似於傳統的月份牌年畫，或海報招貼畫，更照顧到了居室條件簡陋的家庭，以及住集體宿舍的單身人士。掛曆是絕大多數家庭每年必不可少的室內裝飾品，成為新年饋贈親友的最佳選擇。鑑於掛曆有如此巨大的受眾市場，不少企事業單位甚至政府機構開始向印刷廠家定製自己的掛曆產品，除了日曆和圖畫，上面還印有單位名稱、LOGO、簡介、地址、電話等相關信息，無論是贈送客戶或作為福利發放都是一件非常實用的新年禮物。
既然是單位饋贈的年終福利，因此掛曆一度是流行送而不是買的。每逢年終，交際廣路道粗的人往往會收到很多掛曆，單位發、朋友送，甚至一人手裡攢了幾本、十幾本，最多自己留下兩三本其餘的分送給親戚朋友，有時候到處轉送都送不出去，反而造成了極大的浪費。進入20世紀後，人們更習慣於通過電腦、手機等現代工具獲取日期信息，掛曆逐漸「退居二線」。2013年10月31日，中紀委發布《關於嚴禁公款購買印製寄送賀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國內掛曆市場隨之萎縮了一大半，已無法重現昔日的輝煌。
其實，掛曆本身包含著年畫的身影，是從黃曆、年畫發展而來的。清末民初，滬上洋商借鑑和運用傳統繪畫和群眾性最強的年畫形式，由此催生了中國年畫史上的一支奇葩——月份牌。
民國時期的月份牌
新中國成立之後 ，上海年畫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原先的月份牌畫家成為宣傳招貼畫的主力軍，積極投身於新年畫運動。然而，作為服務於政治宣傳的畫作，新年畫從其性質與目的而言已經無關乎年俗，因此也無所謂「年畫」了。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原先家家戶戶的宣傳招貼畫逐漸被山水、風景、美女、寵物等主題的掛曆所取代。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人民群眾的審美訴求已趨向於多元化，新年張貼年畫這一傳統風俗俗以掛曆的形式重現民間，成了政治的晴雨表，成了政策的風向標。況且，1980年代中期大規模流行的掛曆和簡歷，更是承續了當年月份牌年畫的功能，進一步凸顯了其獨有的商業廣告效應。從傳統木版年畫到膠印月份牌年畫，從年俗物品到商業廣告再到政治宣傳品，最後回歸於以多元審美為訴求的美術掛曆。年畫的發展，是經濟的推手？還是政治的力量？抑或是文化傳承的必然結果？這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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