豔陽一出，風雪已成昨日，天津初雪留在了朋友圈、短視頻裡，街頭巷尾已經完全沒有了雪花的蹤影。
如同昨天惡意對比天津上海的截圖，天津人大可不必生氣，對於這種不講武德的年輕人，除了給自媒體小編多了一個10萬+的選題，一夜之間也是「不廢江河萬古流」了。
時間就是這麼公平，無論世事喧囂、人情冷暖，誰也不會比誰多一秒可以支配，2020年還剩39天的事實，就這麼擺在每一個人眼中。
陰曆新年，也就是春節總是盛大而隆重的，相比之下，陽曆新年就沒有那麼多講究，老百姓最大的儀式感可能就是「換掛曆」。
掛曆，又叫月份牌，是從年畫、黃曆的傳統中脫胎，「附身」於現代的印刷，在1930年代就開始風行中國的一種兼具實用和審美的印刷品。
天津本來就有掛年畫的習俗，楊柳青是全國著名的年畫之鄉。在中國北方一提到年畫，人們腦海當中往往是那個抱著鯉魚的大胖小子……
老百姓圖的就是畫上「連年有餘」四個大字的口彩兒，要的就是紅紅綠綠的熱鬧。
到了清末，各大洋商們為了招徠顧客，參考中國傳統的民間年畫配有月曆節氣的「歷畫」樣式，用中英對照的月曆配上商品宣傳畫，在新年前以買贈的方式送給顧客，這就是月份牌。
早期的月份牌，常以上圖中這種中國傳統題材、仕女圖、山水圖為主題。然而隨著城市的開放，讓上海從景觀、服裝、生活習慣到審美價值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相較傳統的侍女圖像，換上旗袍、高跟鞋的時髦女性才是當時最亮眼的風景，著名影星也以登上月份牌為榮——這和1980、90年代並無不同；後來各種女權主義興起，很多不良廠商打著女性主義的招牌，出版過各種擦邊題材的月份牌。
據說，僅天津一地，每年印刷的年畫、月份牌達一億份；要知道當年全中國的人口只有4億。
到了1940年代末，「月份牌」的廣告功能被街頭廣告牌和廣播宣傳所取代，而作為一種日曆，又被有12張圖樣的掛曆所取代；月份牌由此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掛曆與翻篇兒
建國初期，人民出版社等新聞出版單位大都把掛曆當成一種對外宣傳品，文字以英文為主，對外贈送，對內很少發行。
掛曆普及以後，更多人民公社、勞動模範等內容便出現在掛曆上，特別接地氣。
當然，那個時代各家各戶最少不了的，就是一副印著毛主席像的掛曆。
1968年印有毛澤東頭像的日曆，每一頁上面都印有一句毛澤東詩詞，封面題字為「毛主席萬壽無疆」。
到了70年代，很多樣板戲裡的經典鏡頭、英雄模範事跡、豐收場景等內容，都成了掛曆常見的主題內容，這些掛曆上的宣傳圖像記錄了那個時代普通人質樸的日常生活景象和單純的精神生活。
很快，改革開放帶來了掛曆的黃金年代，掛曆上的內容從勞動人民生活，又回歸了豔麗美女為主的時髦風格。
掛曆的黃金年代
到了八十年代，掛曆就跟今天的手機一樣普及，家家戶戶過年以前都要備著最少一本。
那時的掛曆賣得有多好呢？
據出版社員工回憶，當年一本掛曆印數30至50萬本，年利潤達800萬元。
在這場「掛曆競賽」中，各個賣家都想自己的掛曆能夠脫穎而出。而最後勝出的，就是當年橫掃大江南北的各式美女掛曆。
在那個年代出道的女明星，十有八九都在掛曆上走過穴：張曼玉，鞏俐，劉曉慶，潘虹等，都曾經是「掛曆上的美女」。
那些陪伴90後長大的《還珠格格》、超級女聲，也都曾經「登堂入室」，成為搶手的掛曆主題。
因為掛曆紙質好，送禮不丟面兒，還經常被當成「走後門」專用的伴手禮。
電影《夏洛特煩惱》中的大春曾送給王老師掛曆，也成了一種年代梗兒。
即使是舊掛曆也不能扔，它還被勤儉節約的人們開發出了無數用途：包書皮，墊抽屜，壓在玻璃板下面，摺紙做成小工藝品……無一不體現著人民群眾的智慧。
而下沉到「三線」這種事情，也發生在掛曆這種產品上：
我和老婆去小白樓「天香池」澡堂子旁邊的商場閒逛，文化用品櫃檯正在處理掛曆，此時是陽曆一月中旬，掛曆已成過期商品，一塊錢一本大處理。我一下就看到了商機。我們農村老家過年喜歡貼年畫，有的人家即使稀罕地弄到一本掛曆，也要拆開了，一張一張把邊兒對齊了，在牆上貼一溜兒。我想，要是把這些畫面豔麗，紙張挺括的掛曆弄到農村集市上當年畫賣，十塊錢一本一定好賣，況且，那印掛曆的紙都是上好的銅版紙，在牆上鮮活一年，來年春節前揭下來，還是孩子們包書皮的好材料。於是，我馬上挑了四十本掛曆，這是我能背得動的極限，還專門找那些大美女明星的，這樣的在農村好賣。到了周末，我背著這些沉重的掛曆坐公交到東北角，上了長途汽車就往武清南蔡村趕，那天是村民採購年貨的最後一個大集，當天就銷售一空，發了一筆小財。
可能是網際網路和手機的普及，越來越少的人會依賴傳統掛曆來惦念年月的變遷。
以前每天「翻篇兒」，每月翻篇兒的日子湮沒在996的福報當中，人們對於元旦的感知擴散到各種洋節買買買的歡暢裡。掛曆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在時間無聲的流逝中，有些人依舊喜愛著能夠親手把過去的日子翻篇的感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