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東瀛文人·印象中國」系列圖書，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於20世紀初訪華的遊記，包括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谷崎潤一郎《秦淮之夜》、內藤湖南《禹域鴻爪》、佐藤春夫《南方紀行》、村松梢風《中國色彩》五種。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華見聞重現於眼前，讓人看到一衣帶水鄰邦的中國觀之變遷，也以外來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現出一個令今人頗為陌生的近代中國的面貌。
作者：張玉瑤
上海外灘一瞥：日本人眼中的「魔都」這套譯叢雖於近日出版，但其實是二十年前策劃並翻譯的成果。當時，在著名翻譯家施小煒先生的策劃下，計劃將一批日本大師級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的旅華作品引進國內。施小煒、李振聲、徐靜波、胡令遠等諸位專業日本研究學者參與了翻譯工作，譯稿完成之際，不料卻因出版人事方面的種種意外擱置數十年，今日終於面世。其間世事變幻，中日關係幾經波折，這套遲來的譯作不僅沒有消退其價值，今日讀來，反而在新的國際關係視野中帶來新的啟示。
1868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文人訪華風潮是如何興起的？日本文人們沿著怎樣的路線遊覽中國？清末民初的中國給他們留下了怎樣的印象，是否吻合於他們想像中的赤縣漢邦？在1930年代中日關係緊張起來的前夕，他們如何看待故國和鄰邦長達一千多年的關係？借這套譯叢出版之機，書鄉周刊採訪了其中兩位譯者施小煒先生（譯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和徐靜波先生（譯谷崎潤一郎《秦淮之夜》及村松梢風《中國色彩》），一一解答這些問題，還原一段奇妙而被忽視的交流史。
中國旅行風尚的興起1853年，美國佩裡艦隊的堅船利炮結束了日本閉關鎖國的歲月，自此日本向世界打開大門，是為「黑船來航」事件。九年之後的1862年，從長崎出發的日本輪船「千歲丸」駛抵上海，成為自1633年江戶幕府實行海禁政策230年後，第一個駛往中國港口的日本官船。「千歲丸」將一批幕府官吏、武士送到中國土地上，日本人得以近距離觀看和親歷現實的中國。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將中國作為文化崇拜的對象，而眼前看到的卻是封建末期中國搖搖欲墜、憂患凋敝的現實，這給日本人敲醒了警鐘，也第一次產生了對中國的藐視心理。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啟了近代化歷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僅僅三年後，即與中國籤訂《中日修好條規》，開啟了中日兩國的近代關係。條規中準許兩國間官方及民間交往，這一雙邊關係形成後，日本迅速向中國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學者和官員，相比之下，仍承鎖國心態的中國卻行動遲緩，派往東瀛的訪問者從人數、次數、規模上都與日本遠遠不成比例。1894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戰敗，扭轉了中日局勢，次年兩國籤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開放更多通商口岸，且日本人可以直達中國內地遊歷、僑寓、工作。這些都為日本人來華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
從內在方面，日本人自來有著強烈的中國文化情結。尤其是那些在全面向西方學習的明治維新前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堪稱是最後一代受到漢學教育的群體，有著良好的漢學根底，能夠讀文言文，甚至能寫相當漂亮的漢詩。其中絕佳者如內藤湖南，來中國後雖不通中文，但依靠「筆談」，亦能與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等文化人士順暢交流。他們熟讀中國典籍，對這個孕育了燦爛文化的古老國度嚮往不已，來華遊覽是一了心願之舉，經由文人之間相互影響，漸成風尚。
明治後期到大正年間（1912—1926），是日人訪華的高峰期，在旅行結束後，還紛紛撰寫遊記，發表在報刊上。他們訪華目的各不相同，據潘月剛論文《近代日本人旅華遊記中的中國觀》，可分這樣幾類：有進行文化交流的，如小慄棲香頂、桑原騭藏等；有側重考察近代中國社會風貌的，如岡千仞和德富蘇峰；有為搜集中國情報、以便為進一步侵華做準備的，如曾根俊虎；有遊歷觀光的，如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等，以文人為多。有趣的是，當時許多文人都是以報社派遣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沒有其他任務，只用在中國各地遊覽並撰寫遊記連載在供職報紙上，既能獲豐厚稿酬，報社也將名作家的遊記作為吸引讀者的策略。可以看到，這種載體和創作方式也大大影響到其遊記的文體形式。
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也有著相當便利的交通，特別是和上海之間，因為不用籤證，不少輪船公司開通了從橫濱、長崎直接到上海的輪班，因此上海常常成為訪華日本人的第一站和必到站，由此再進入中國內地。或者由海路抵達朝鮮半島，再北上通過陸路進入東北及關內。大多數來觀光的日本人走的是這樣一條經典旅行路線：從上海出發，遊歷江南風光，溯長江拜訪武漢南京，北上遊覽京津、東北，最後回到日本。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日本國內可買到中國週遊券，有幾種黃金路線可供選擇，價格也優惠些。芥川龍之介1921年來華時就用了週遊券。蘇州、杭州、揚州、南京等南方名城都是熱門目的地，清麗的自然風光與中國古代典籍、南畫等相照映，出現在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內藤湖南、村松梢風等諸位作家筆下，備受推薦。當然也有例外，如佐藤春夫從臺灣出發，僅遊覽福建一地。
從日本來中國，他們看到什麼？芥川龍之介：落差與批判1921年，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社社員身份赴中國旅行之前，幾位作家朋友為他開了一個送別會。會上，裡見弴說，中國是以前的大國，到現在，雖然它衰落得很，但是肯定保留下了以前偉大、有價值的東西，你過去後應該看清楚這些部分。這是一句有些矛盾的告誡，但誠如其所透露的，當時正處於從東方到西方之轉型期的近代日本人，對中國這個曾經的文化母國的態度相當複雜。
芥川龍之介生於1892年，從時間上說，已不屬於能在學校接受到良好漢學教育的一代，但有賴其家學，芥川有著深厚的漢學基礎，諳熟漢文漢詩，去中國遊覽成為他多年的夙願。然而，當他懷著一個「漢詩與南畫」的中國而來，看到的卻是一個腐敗墮落的「當代的中國」時，難免感到失望。在上海城隍廟看到各色世俗化的男女人等時，他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慨：
「《金瓶梅》中的陳敬濟，《品花寶鑑》中的奚十一——如此眾多的人群中，沒準就有這般豪傑。然而諸如杜甫，諸如嶽飛，抑或王陽明、諸葛亮式的人物，則蹤影全無。換言之，當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所描繪的中國，而是猥瑣、殘酷、貪婪的，小說中所刻畫的中國。」屬於古代英雄先哲的中國，和眼下市井細民的中國，落差不可謂不巨大。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芥川在其《中國遊記》中也常常顯得非常冷眼，對中國頗多激烈的批判之詞。這或許和他在遊歷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狀況欠佳導致心境不好有關，但他所目見的彼時中國，的確頗多令人不敢恭維之處。例如有人公然衝著池塘撒尿、乞丐貪得無厭，還有戲曲名角綠牡丹——「略一偏過頭去，翻起大紅底繡銀絲美麗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將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了這些衛生習慣的因素，更令芥川介懷的是，在粉飾太平、自甘墮落的社會中，一種類似《水滸傳》中的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閃光消失了，「現代中國究竟有什麼？政治、學問、經濟、藝術，自嘉慶道光以來，難道有一件可資自豪的作品嗎？」他尤其不喜上海，認為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贗品」。
事實上，這種失望情緒在來華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較普遍的，其中固然有某種日本人打破中國迷夢、在近代化過程中領先於中國的優越意識，但一些所言雖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實，不必為諱。不過，對於芥川龍之介尤顯犀利的批判，徐靜波認為，芥川的批判帶有某種文明批判的性質，不只針對中國，也是在指摘世界近代化過程中古老文明存廢的問題。施小煒則提到，芥川也並非對一切都持負面態度，他到中國來，拜訪了章炳麟、鄭孝胥等名流，其中還有一位「李人傑氏」，即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此時距中共一大召開不到兩個月，芥川聆聽了李人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對其作為新中國青年的印象頗佳，「這個事情非常有意思，以芥川為代表的日本人和中國新興政治勢力，改寫了中國政黨對外的交集」。
芥川於1927年去世，年僅35歲。當時一些文人認為，芥川之早死或與其旅華之行有關。這一點難以斷言，但從其創作上看，他在來華之前，很多小說是從中國古代典籍中取材創作的，之後則大幅減少，轉向現實關懷。總而言之，這趟旅行對他的藝術觀多少產生了影響。
谷崎潤一郎：溫情與交遊同是遊覽江南佳勝，1918年初次訪華的谷崎潤一郎筆下的風景人物卻和芥川龍之介迥然不同，呈現出另一副溫柔沉靜面貌。他鍾情於「中國趣味」，始終以羅曼蒂克的、繾綣善意的目光審視中國，以優美的文筆細細描摹出秦淮之夜的深幽和西湖之月的澄淨，儘管這些風景中常常流露出一種哀戚之意。在觀看中國戲曲時，他甚至能夠體會到唱腔中與日本人相通的心意。
谷崎在《中國趣味》一文中誠實地寫道：「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接受了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根植於我們的血管深處。」他稍年長於芥川龍之介，對中國文化依然充滿了留戀的心情，也有著極好的漢學修養，在秀美的江南遊覽時，不時會聯想到明清詩歌的意境，回憶起中國古籍中的文史軼事，心悅誠服於中國作為「詩國」的位置。儘管西方好萊塢電影很吸引他，但「一旦翻開高青邱（即明代詩文家高啟）的詩集時，哪怕只接觸到了一行五言絕句，就會被他閒寂的詩境所吸引」。他感嘆道，「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儘可能抗拒中國趣味，一方面又不時地以一種渴望見到父母的心態，悄然歸返到彼處」——一方面，將中國文化視為「父母」，而另一方面，在文化認同上又有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矛盾心理，這無疑也是一代知識分子在日本社會劇烈轉型期的寫照。
1926年，谷崎潤一郎再度訪華，這次僅到上海一地，和以創造社為主的上海文人有頗為愉快的交遊。這些內容被他寫入《上海見聞錄》和《上海交遊記》中，讓今人得以一窺新文學革命後上海文壇的側影，是十分難得的史料。當時谷崎無論是在日本文壇還是上海文壇都已經有較大的名氣，到達上海後由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介紹，認識了田漢、郭沫若、歐陽予倩諸人。這批作家很多都有留日經歷，日語流利，主客之間相處甚洽，谷崎甚至去到歐陽予倩家過除夕。他還記錄下田漢等人對列強入侵下中國問題的慷慨陳詞，對這些中國年輕人深表同情。
當時，中日關係正逢一個緩和期，作家交往並未太受到國際形勢的影響，除了谷崎潤一郎以外，其他一些日本作家如佐藤春夫、村松梢風等也和上海作家有交往，建立起不錯的友誼。但不久後，隨著田中義一上臺，日本侵華動作加劇，「日本人」意識超越了中國文化情結，這種純粹知識分子間的關係也難以維持。鬱達夫便因為佐藤春夫為軍國主義侵略做旗手，憤然與之斷交。
村松梢風：「魔都」的命名者和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比起來，通俗文學作家村松梢風在20世紀的日本文壇上可能連二流都排不上。但或許連他自己都想不到，他發明的「魔都」一詞，在將近一百年後的今天還能大放異彩，成為對上海這座城市的代稱。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村松梢風是和中國交情頗深的一位。他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23年，此後十年間往返來華約有十次，足跡也不囿於「黃金路線」，而是北及東北、熱河，南至廣東、香港、臺灣，並結集出版了十餘部和中國有關的作品集，在日本國內都相當暢銷。村松梢風雖缺乏芥川、谷崎那樣的漢學修養，但對中國有一種樸素熱烈的原鄉之情。他將中國稱為「夢寐之鄉」，將自己稱為「熱愛中國的人」，「中國廣闊的土地喚醒了潛意識般長期深藏於我們心靈深處的遠祖傳來的遺傳之夢」，可謂情真意切。
村松梢風起初對中國產生興趣，乃是由於閱讀了芥川龍之介的《中國遊記》。第一次來中國之前，他還特地拜訪芥川，芥川告訴他，寫旅行記的要領是，仔細觀察，隨時在筆記本上詳記所有見聞。從後來寫成的作品看，他很好地履行了芥川的告誡，既寫出中國傳統，也寫出中國不斷變化的新質，呈現出一個以上海為代表的現代中國的形象。
和其他作家受報社委託的觀光之旅不同，村松是自費來華的體驗型，活動非常自由，靠著日語、一點英文和現學現用的上海話，深入中國平民的日常生活。他對中國並無太多學養，相應地也就少了些成見和失望，多了些鮮活的直觀感受，加之他生性浪蕩，吃喝嫖賭無一落下，熟諳風月遊樂之所，因而筆下也呈現出當時中國都會的五光十色來。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上海這個中西雜糅現代都市的觀察上，不同於芥川龍之介厭惡地將其稱為「蠻市」，村松是深深被上海吸引的，他將上海稱為「魔都」，並以此為題出版了一系列上海遊記。《魔都》中有一篇《明亮的上海，黑暗的上海》，精準呈現出當時上海的兩個面向：一邊是英法租界裡霓虹閃爍的摩登生活，另一邊則由於租界政令法律管理混亂，成為綁架、拐騙、賭博等犯罪滋生的溫床。甚至村松梢風自己，就曾遇到一起被坑騙的事件，他後來將此事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名字乾脆就叫《上海》，和另一部出自日本新感覺派小說家橫光利一之手的《上海》相映成趣。在徐靜波看來，村松梢風所謂「魔都」之「魔」指涉著兩面，一面是「魔幻」，另一面是「惡魔」。這個詞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被日本媒體重新採用，近幾年又成為中國的網絡詞彙，生命力堪稱旺盛，只不過現在已經消除了其負面的意思。
儘管曾視中國為「我的戀人」，1928年後，隨著日本對華政策越來越具有侵略性，村松梢風的中國觀也驟然轉變，甚至認為日軍在華所為屬於「正義和人道」，進而斥責中國的反日鬥爭。當然，這和整個日本國內的民族擴張情緒有關，不少知識分子都不能保持清醒頭腦而捲入其中，以鮮明的「日本人」身份來看待與中國的關係，成為繼明治維新以後中國觀的另一次大轉向。由此觀之，村松梢風作為作家雖列二流，但他的經歷和思想觀念，在這個問題上著實提供了一個研究範本。
（原標題：近代日本文人眼中的中國印象）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