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6顆人頭落地，其中有譚嗣同的一顆。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完全有機會逃走，康有為、梁啓超們都逃了，他要用這顆頭來開啟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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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想而死，大多是寒俊之士，富家子弟很少有這個血性。譚嗣同出生的時候，他家屬於用板車往家拉銀子那種，他爹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一省之長，後來幹到湖廣總督、光祿大夫，正一品大員。
所以說譚嗣同就是生當為人傑那種，跟家境沒多大關係。說來也巧，就在他5歲的時候，得了重病，昏死三日，結果又活過來了，之後他又有個名字叫：「復生」。
譚嗣同在早期的學習中，對王夫之的思想很感興趣。王夫之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主要的思想是反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反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
中國人的腦子被程朱理學洗得差不多了，如果沒有王夫之這樣的一批人出現，比如現在的女孩子換男友之類的事想都別想。女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寡婦再嫁都不行，如有失身啥的，只有上吊的路子可走。
王夫之還有個觀點是愛國、均天下、反專制。在封建統治下，這樣的思想能雷死人，本是官二代的譚嗣同，應該維護專制，卻對反專制很感興趣。
譚嗣同小時候學識廣博，文章寫得很好，當時很反感「八股文」，課本上出現這玩意時，氣憤至極，在書上寫了「豈有此理」幾個大字。
這種人從骨子裡就好衝動、不懂圓滑，註定了「世間若有不平事，縱酒揮刀斬人頭」的性格，所以朋友中大多也就是這樣的人，與京城第一大俠大刀王五成了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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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發生了甲午戰爭，中國完敗日本，1895年，籤訂了《馬關條約》，民眾怒了，譚嗣同更是怒不可遏。其實籤不籤條約毛關係都沒有，拳頭說話的時代，打不過，就談不上保護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就是沒有條約，人家想拿什麼照樣拿。
主要的問題是人心散了，真心對抗外敵的人不多了。既得利益者只懂得貪婪，只會醉生夢死，只要能滿足物慾，什麼都可以放棄。
老百姓被馴化成了奴才，火燒圓明園時在看熱鬧，到現在依然如故，面對刀口，他們是待宰羔羊。皇族遇難，他們是旁觀者，大清國是皇帝的家天下，不是老百姓的國，保護皇族是皇帝的事，老百姓還不知道愛國是個什麼東西。
譚嗣同意識到，開民智是當務之急，改革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是關鍵所在。這些思想的產生，是他接觸到了當時一些西方的進步思想，其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西方在黑暗期沉睡了上千年，可是思想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將西方人喚醒了，他們思想的開放，不光帶來了民主和自由，還有工業革命，還有經濟和科技發展上的飛躍。那個時代的主流是西方開創了政治制度的文明。
乾隆皇帝是最有希望與世界接軌的，因為所謂的「蠻夷」向他拋來了橄欖枝，但「天朝上國」的面子很重要，天朝之外都是些蠻夷，都得「奉表稱臣」，可人家不聽使喚，那就關起門來聽奴才們山呼萬歲，他才不管與世界潮流的背道而馳。
就這樣，不到百年，一個個彈丸小國，不管是自己來，還是組團來，誰都能把大清朝這個超級大國揍個鼻青眼腫。
其實這個時候還是有清醒的人，林則徐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了解到西方已進入到了蒸汽時代和熱兵器時代，已有了民主政治。魏源受林則徐的影響，寫了一本書叫《海國圖志》的世界地理歷史知識方面的綜合性圖書。
林則徐和魏源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通過學習西方的東西來制約西方，但這本《海國圖志》牛泥入海，在大清國一點水花都沒激起。
戲劇性的是，《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被日本高度關注，在日本成了暢銷書，迅速傳播開來，使日本國民的思想迅速開化。他們驚異的發現，西方的發展已經把他們崇拜的大清朝甩出了好幾條街，他們決定再不跟大清朝玩了，要脫亞入歐。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人從骨子裡開始看不起中國。後來美國人給他們扔過原子彈，但他們至今還是很尊重美國人。
譚嗣同認識到落後來自於專制統治，來自於民智不開，在甲午戰爭後，他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在自己的家鄉組織算學社，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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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譚嗣同為救國而努力時，朝廷的一些思想開明、具有現代意識的官僚們以聯名或不同的方式向朝廷上書，希望朝廷進行改革，但沒有得到支持。康有為也聯繫舉子們搞了一個聯名報告，史稱「公車上書」，但他們的報告被有關部門直接壓了下來，根本沒到皇帝的手上。
之後，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宣揚變法。1896年2月，譚嗣同到北京結交梁啓超等人，加入到宣傳和推動變化的陣營中，同年黃遵憲等人在上海創辦了《時務報》，1897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1898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強學會，創辦了《湘報》，這些都成為宣傳變法的主要陣地。
受此影響，在全國範圍內出現各類變法自強的學會、學堂幾百個，出版各類報刊19種。就在1897年，譚嗣同編寫了一本叫《仁學》的哲學書，成為指導維新變法的主要著作。
譚嗣同主張中國要強盛，必須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建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發展民族工商業，通過他的引導和教育，培養了一大批維護變法的仁人志士。
1898年，在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及部分進步官僚的推動下，於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1898年是農曆戊戌年，這次變法史稱「戊戌變法」。變法開始後，經陳寶箴推薦，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並加四品卿，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
變化的重要內容，大體上是與西方接軌，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等，發展資本主義。
比如政治上廣開言路，準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軍事上裁汰綠營，淘汰冗兵，改用西洋軍事訓練；工業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修鐵路、開礦藏；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同時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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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一開始得到了老佛爺的支持，但康有為自身還存在變革的不徹底性，連當時國際上最成功的君主立憲制都沒提，所以沒有觸及到老佛爺的利益。
但是，步子邁得太大，就會扯了蛋。變法推動的短短幾十天時間內，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這就大大超出了官僚集團的承受能力，就連讀書人也不答應了，因為觸及到了大家的利益，讓當時民眾的思想來個突然轉身，顯然有問題。
最主要的一點，變法是由一幫文人主導，依靠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實施，由於用力過猛，一下失去了官僚體系的支持，變法處處受到阻撓，老佛爺也表現出了不滿，守舊派和維新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加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國訪問，康有為建議由伊藤博文當帝國的顧問，並聯合日本、美國及英國建立「中美英日合邦」。將中國事務交於外人之手，老佛爺不答應。
此時的光緒皇帝也意識到變法失敗，將意味著自身不保，他兩次給楊銳頒密詔提出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維新派主要成員看到光緒的密詔，個個痛哭失聲，決定誓死搭救皇帝，做出了一項以卵擊石的決定，他們要鋌而走險，實行兵變，包圍當時慈禧太后居住的頤和園，迫使老佛爺交權。
但是，一幫書生，兵從何來？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凱的身上，為此，8月3日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而袁世凱非常清楚老佛爺權力基礎依然根深蒂固，他表面上穩住了維新派，實質上倒向了老佛爺。
八月6日凌晨，慈禧從頤和園回到皇宮，臨朝訓政，囚禁光緒，命令捕拿維新派，歷時103天的變法就此結束，所以「戊戌變法」也稱「百日維新」。
預見到變法要失敗時，康有為逃了，梁啓超也跑了，康的人品就不談了。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六人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死時33歲，他當時完全有機會逃掉，但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喚醒民眾。「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在被押往菜市口的路上，譚嗣同大聲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之前譚嗣同給梁啓超的絕筆書中寫道：「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齧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首譚嗣同的絕命詩據說是被梁啟梁改編過，不管怎麼樣，梁啓超稱譚嗣同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譚嗣同及「六君子」的死，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不嚳是近代思想上的一次啟蒙運動，大大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民主意識和參政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