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俄國人與中國人》一文中說：「……這種貿易，採取一種年會的方式進行，由十二家商館進行經營，其中六家是俄國人的，另六家是中國人的。他們在恰克圖進行會商，決定雙方商品的交換比例——貿易完全是物物交換，中國的主要商品是茶葉，俄國則是棉毛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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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為我們展示的是張庫大道支撐下的一座邊境城市的貿易場景，這座邊境城市就是張庫大道北部的貿易終端恰克圖。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的恰克圖互市貿易，在中俄關係發展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恰克圖互市在促進中俄兩國，特別是兩國邊境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中俄兩國人民的接觸提供了場所和條件，增加了中俄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
兩國人民在恰克圖市場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關係史上留下了值得回顧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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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兩國籤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中俄兩國通過貿易談判，清朝「準許俄國商隊每隔三年來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免稅貿易八十天。
俄國政府的商隊，由此得以向中國傾銷西伯利亞的皮毛，並採購茶葉、緞布等運回本國」。但俄國利用中俄中段邊界「未定」的機會，不斷向南擴張，蠶食中國蒙古地區領土。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中斷兩國貿易。兩國貿易中斷，俄羅斯非常著急，多次哀求清政府開市。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1727年8月31日），中俄在布爾河畔籤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劃定了中俄在喀爾喀地區的疆界。同年九月初七又籤訂了《恰克圖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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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圖又名必齊科圖，位於清代中俄邊境色楞格河右岸（東岸）。西臨色楞格河，東倚貝勒蘇圖山，北近貝加爾湖與俄屬都爾班卡倫接界。
最初，恰克圖是這個區域的統稱，統屬蒙古喀爾喀境，是中國清代中俄邊境重鎮，為大圐圙所轄制。
恰克圖南距大圐圙800裡，一路水草豐美；北有400裡驛道通上烏丁斯克(今俄羅斯烏蘭烏德），「俄羅斯驛路皆坦途，且有大小航舟，絡繹其間，雖距莫斯科數千裡，但交通方便暢達」。
恰克圖距西伯利亞各城市、城鎮很近，從俄國內地到恰克圖，也有水路相接。恰克圖的選址很合理，在這裡進行邊境貿易，是中、俄政府和商人共同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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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庫大道的興盛造就了恰克圖的繁榮，俄羅斯和西歐一百年前的文獻中稱恰克圖為「西伯利亞漢堡」和「沙漠威尼斯」，稱買賣城為「納賣城」，並說西伯利亞南界有「甲他城，即恰克圖之互市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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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圖條約》規定：兩國以恰克圖河為界，河北恰克圖劃歸俄國。新邊界的劃分，把恰克圖分為了兩部分，舊市街劃歸了俄國，舊市街南邊另建的恰克圖新市街仍歸大清。
開始，中方新建的市街仍稱恰克圖，後稱為阿勒坦布拉格，漢族商人稱之為買賣城。其實，阿勒坦布拉格在蒙古語中是「南恰克圖」之意。
因此，清代文獻中，也往往把恰克圖與買賣城兩座商業市鎮合稱為恰克圖。也正因為如此，歷史上一些在阿勒坦布拉格發生的事件，也被記錄成了在恰克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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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恰克圖市場的建立，沙俄政府是十分積極的，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三十日，俄政府派員直接參與恰克圖市場的建設。
恰克圖和買賣城，兩座城鎮於雍正八年（1730年）左右完工。隨著恰克圖互市圈的開闢，恰克圖自然就成為了中俄經濟往來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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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裡·帕爾申的《外貝加爾之行》描述了沙俄宮廷對恰克圖市場建設的指示：「恰克圖市場，應該是個正方形的市場，每邊各長二百米，市場四個角各築一個城樓。」
沙俄宮廷不但對恰克圖市場的建設有明確指示，甚至連市場內的貨攤貨位都由宮廷做了規定。不但如此，沙俄還派出大批國家軍隊和技術工人突擊搶建恰克圖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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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設恰克圖和買賣城市場的問題上，清政府的態度不是很積極，只是出於俄國政府的壓力才於雍正八年（1730年）勉強批准在恰克圖中方邊境建買賣城。
中國朝廷歷來都認為經商做賈是屬於民間的事情，清朝廷不積極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過中國的商人們對這一點早已經習慣了，他們在恰克圖正南約一百五十米的地方，自己動手營造店鋪和庫房，建起了一座與恰克圖同樣大小的貿易城。
下面的記述中，我們沿用漢族商人的習慣稱恰克圖為買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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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圖條約》籤訂以後，中俄兩國商人蜂擁而至，爭相「在恰克圖（此處的恰克圖是指南北兩個市鎮）建蓋房屋，圍墉垣柵」。
而一些更有實力更有遠見的中俄商人則在離恰克圖不遠的色楞格斯克、伊爾庫茨克和大圐圙等城市建造永久性商店，準備長期從事貿易活動。
《蒙古志》卷二記載，恰克圖和買賣城初為荒野，自雍正五年（1727年）作為中俄互市之地，「商業茂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千，南走庫倫八百裡，貿易品以茶為大宗」，成為中俄貿易中的一顆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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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九月初五（1728年8月1日），恰克圖市場開市。恰克圖和買賣城，兩座城鎮是雍正八年（1730年）左右才完工。
所以，第一次開市時，兩國商人的交易應該是在荒野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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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外貝加爾的哥薩克》一書記載的中俄交易資料記載：「1728年8月1日，恰克圖貿易開始了……從8月1日到9月2日，僅有十名俄國商人經色楞格斯克關卡前來……。中國方面，從8月1日至25日，一共只來了四個蒙古包。」
「當時，由大圐圙護軍扎爾固齊帶領張家口駐大圐圙的旅蒙商去參加了第一次的貿易。」
注意，恰克圖的第一次中俄貿易活動是大圐圙護軍扎爾固齊帶領駐大圐圙的張家口旅蒙商們去參加的。從此，綿延兩個世紀之久的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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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在買賣城設有機構非常龐大的海關。他們為了傾銷俄國商品,凡運往恰克圖的貨物,出口時海關均予退稅;而出外蒙運往俄境的貨物,入口時都要納稅。
例如:當時中國紅茶每俄斤約值三角,納稅要八角四分;白塊糖在前營子每俄斤賣一角六分,到恰克圖只賣九分;其他一切貨物都可以此類推。
俄國在前營子設有郭米沙爾衙門,相當於中國的邊區鎮守使,與清朝的加古慶聯繫。華人往俄國經商或經上烏金斯克回國所用的護照,由加古慶衙門填發後再由郭米沙爾衙門籤署,即能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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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理藩院派遣熟悉俄國事務的郎中淖爾多，前往恰克圖（買賣城）監督並掌管邊境貿易事務。
後清朝理藩院又在恰克圖派有加古慶(相當於民政員)一員。同時，北京還派出一名護軍統領到買賣城監管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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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圖的社會治安和市場秩序由清政府負責。在很長一個時期,恰克圖（買賣城）地方治安不好。
為此清廷還專門從宣化府抽調一支由30人組成的精幹部隊進駐恰克圖，被稱為「宣化營」。
宣化營雖然僅僅30個人，但兵丁精壯，儀態威嚴，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儀仗隊。實際上，這也是清廷向沙俄展示國威的一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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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恰克圖和買賣城兩個市是分開的，實際上恰克圖貿易在操作中已是一個統一的市場。
恰克圖、廣州是道光十九年（1840年）之前，清政府對外開放的僅有的兩個窗口，並列為水陸兩碼頭。一南一北，遙遙相對，南北輝映。
張穆《蒙古遊牧記》卷七中記載：「俄方市圈稱恰克圖，中方市圈稱買賣城……萬貨屯集，居然都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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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恰克圖經商的中國商人，絕大多數是從張家口過去的晉商。
當時有名的店鋪主要有：橫街的福源德、天和興，中巷子的大升玉、恒隆光、錦泰亨、久成興等，東巷子的獨慎玉、承玉亨、天慶隆、祥發永，西巷子的公和盛、壁光發、天合興、永光發，大泉玉等。
據《理藩部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初三日之方觀承奏摺中載：「查處恰克圖、庫倫貿易商民，多在張家口設有鋪房，其資本較厚者六十餘家，依附之散商的八十餘家。」
18世紀末，恰克圖（買賣城）商鋪有百餘家，其中較大的商家有37家。民國初期，京幫也進入恰克圖（買賣城）經營，但為數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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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商人在恰克圖和買賣城市場的貿易方式是以物易物的交換，甚至當時金、銀都作為商品在市場進行交換，而不把它看作是貨幣。
在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直接見面，不用中介，不用翻譯。結算方法簡便，基本上是現貨的易貨貿易，偶有差價，銀子找齊。
而且交易是常年進行的免稅貿易，這在某種程度上更增加了商品利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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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不許在恰克圖（買賣城）經營的中國商人攜帶家眷，但一些生活在恰克圖（買賣城）的中國商號掌柜還是在這裡建立了家室。
《外蒙古見聞紀略》一書的陸履仁先生從小就隨父母在恰克圖（買賣城）長大，並且又在留學回國後仍然回到恰克圖（買賣城）工作。
恰克圖和買賣城的貿易健康發展，大家做生意時是對手，平時是朋友，關係十分融洽。
何秋濤《朔方備乘》中記載：「蓋外國人（俄國人）初同內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唯恐見笑，故其辭色似少遜順，經恰克圖（買賣城）司員喻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歡喜感激，信睦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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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人大多來自張家口，鹹豐時恰克圖「辦茶大字號約有四十家，均系張家口上埠者……」。
清人松筠的《綏服紀略》中也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由張家口販運煙、茶、緞、布、雜貨，前往易換各色皮張氈片等物。」
可見口商、晉商在對蒙古、俄羅斯的貿易中佔主導地位，而且都以張家口為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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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張庫大道歷史文化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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