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史學博士陳永志先生博學篤行，站位高遠，立說嚴謹。其《論草原絲綢之路》一文對草原絲綢之路的概念、內涵及形成與發展做了認真的研究考證，是筆者看到的研究草原絲綢之路的經典、權威之作。他說：「『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時間範圍可以定位為青銅時代至近現代，空間範圍大致框定為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這一區域，自然環境以草原為主要地貌特點，活動的人類群體以遊牧為主要經濟類型。」他又說：「草原絲綢之路是幾千年來連接東西方經濟貿易的大動脈，它的發展與繁榮在蒙元時期達到了頂峰。在窩闊臺汗時期，正式建立了驛站制度，元朝形成了規模龐大、四通八達的驛站網絡。這些驛站既是元朝政令、軍令上傳下達的重要通道，同時也是政府對外進行商貿往來的主要線路。這時的草原絲綢之路形成了三條主線。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北方立站：帖裡幹、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帖裡幹』道屬東道，起點站為元大都，北上經元上都、應昌路（今克什克騰旗達裡湖西岸）至翕陸連河（今克魯倫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渾河上遊的哈剌和林地區；『木憐』道屬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經興和路（今河北省張北縣）、集寧路（今內蒙古集寧市）、豐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淨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國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納憐』道又稱『甘肅納憐驛』，自元大都西行經大同路東勝州（今託克託縣大荒城）溯黃河經雲內州至甘肅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繞杭愛山東麓至哈剌和林。由於哈剌和林地區地處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絲綢之路的三條主幹線大多通過這裡再向西北經中亞縱向延伸，直至歐洲。這三條通往歐洲的驛路，構成了草原絲綢之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是傳承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質，同時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締造者，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社會發展的核心是經濟的發展。一個社會要發展，必定要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區的先進經驗、技術，必定要與其他民族和地區進行人文信息、物資等交流。這些交流最明顯的形式，就是商業貿易行為，即市場交易。換個角度講，潛在的購買人群（消費群體）加購買力，再加購買意願，便是市場。
幾百年過去了，舊日的草原絲綢之路變成了後來的茶葉之路，變成了溝通歐亞的萬裡茶路。而在萬裡茶路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的張庫大道，自然就成了這萬裡茶路中結點功能最為重要，民族間文化融合最為突出，民間記憶最為精彩，茶路文物遺存最為豐富的一段路。
張庫大道的 「張」，是指張家口，「庫」是指「圐圙」的轉讀「庫倫」。張庫大道是我們現在的一種通俗的叫法，歷史上張家口的老百姓稱張庫大道為圐圙道、金錢大道、買賣路；稱行走於張庫大道為遛草地、跑圐圙、跑後草地；稱旅蒙商為碎銷。
經濟學理論認為，有需求就有市場。而一條商品流通渠道的形成，首先要有相對明確的銷售目的地。張庫大道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其銷售的主要目的地是蒙古草原和我國西北各少數民族地區及後來的俄羅斯南部西伯利亞地區。《蒙旗志》（卷下·商業）記載：「旅蒙商最初以行商形式出現，有山西、直隸等地來的小商販以車載雜貨，週遊蒙境」。
張庫大道作為一條貿易之路，歷史可謂十分久遠。那麼，張庫大道是從何時開始出現的呢？關於張庫大道出現的時間，有許多說法，有人甚至說張庫大道始於明代。確切地講，張庫大道上真正有明確銷售目的地，真正規範經營的時間應該不會早於康熙三十五年的康熙掃北。這其中有四個原因，一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張家口作為對蒙古各部的貿易地；二是清廷十萬大軍在昭莫多(大圐圙）對噶爾丹的戰役中，以範永鬥為首的已經在草原經營多年積累了豐富的草原經商經驗的張家口八家皇商承擔了為清軍提供後勤保障的任務，期間精明的商人們更加直接接觸、了解了漠北市場；三是擊潰噶爾丹殘部以後，漠北政局穩定，為商隊北進大圐圙定點入市提供了有利時機；四是清朝康熙平定噶爾丹以後，在內外蒙古駐重兵，各地部隊駐地開始出現「隨軍貿易」的商人。這些商人離開部隊後，在草原上繼續從事商業，漸漸形成了所謂的旅蒙商人。旅蒙商人從張家口到大圐圙行走的路線，就成為了後來的張庫大道。其實，康熙初年前後，就已有庫倫「市」和張家口「市」之間的正式商路，最初的庫倫「市」和張庫商道都由八大皇商控制，此期間旅蒙業貿易已初現繁華，但是真正把這條路叫做張庫大道，還應該算是從康熙年間開始的。
張庫大道從康熙年間開始算起，還有旁證。我們再來看一份現代研究資料引用的民國八年匡熙民著《張家口遊記》（手抄本）中的一句話，「至清康熙帝徵服蒙古，誇耀天下一家，更立大境門作為蒙古與本部之貿易市場，其市滋盛。」這份資料提供的信息是清康熙年間在大境門設立了「蒙古與本部之貿易市場」，而且，市場非常繁榮。再結合清人何秋濤「康熙年，初設互市在庫倫。」的說法，我們分析張庫大道的形成時間應該就是在康熙年間。
運輸成本是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所以最近最好的路必是商人首選之路。雖然驛路是傳達中央政府政令的郵傳之路，但實際上驛路上行走的更多的是商旅之人，而驛站也自然成了商旅之人的歇腳打尖之地。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家口通往漠北的驛道漸漸成為了旅蒙商的商貿交通。現在分析最初的張庫大道肯定是依舊驛道的走向延伸的，而康熙朝的驛道卻是依張庫大道路線而行，依張庫大道商隊的程頭而設的。當然，大量的歷史文獻也證實，張庫大道絕不是一條因為設市需要而形成的商路，而是一條歷史久遠的不斷演變的商路，只是因為康熙年設市於大圐圙，才有了張庫商道的稱謂。
張庫大道應該從康熙年間就已出現，最初可能沒有正式稱謂，後來稱為張庫大道，只是說明了道路的擴建與暢通，道路貨運量的巨大。
最初的張庫大道，僅僅是一條溝通中國中原與草原兩個有著較大反差的經濟板塊之間的一條內銷商道。儘管在張庫大道形成前後一個很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這條道上確實有中俄兩國間商人和民間的一些貿易往來，確實也有俄國商人在行走，但是它還算不上是一條國際商道。後來，隨著張庫大道的日漸繁榮，張家口開始進入西方人的視野。俄商是較早通過張庫大道的經貿活動對張家口有所了解的洋商之一。
公平地說，在把張庫大道發展成為一條國際商道的過程中，俄國商人盡了很大的力。俄國是中國的北方鄰國，久遠的絲綢記憶還沒有淡去，茶的神話又開始在俄羅斯民族傳播。至於茶葉是何時傳入俄國的，學界說法不一。明隆慶年間，沙俄曾派特使彼德洛夫和亞裡西夫來中國，請求在張家口舉辦互市。但明政府考慮到京師安全，沒有允許。
俄國人求互市，是不是為了和蒙古部族一樣想獲取茶葉不得而知。但一般認為茶葉傳入俄國，始於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這年清廷欽差經過長途跋涉到達莫斯科，帶去了萬曆皇上贈給俄羅斯沙皇米哈伊爾的大量禮物，其中就有4木箱茶葉。從此，飲茶成為沙皇宮廷和貴族的一種特權。先看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個俄國富翁為了感受飲茶特權，竟然花大價錢託貴族家一個僕人弄來一些已泡飲過的乏茶葉，衝上開水再次品嘗。一百年過去了，茶傳到了俄羅斯民間。「茶」的俄文名稱為「ЧАЙ」，其譯音為「恰伊」，與「茶葉」相近，可見俄羅斯的茶之「根」就在中國。
俄國人來在張家口舉辦互市雖然沒有得到允許，但他們還是來到了張家口。且看泰昌元年（1620年）《佩特林和蒙多夫的出使報告》中記載的一件有趣的事：「俄國使團在張家口時，遇到一名布裡亞特蒙古人。這位蒙古人告訴他們：蒙俄交界附近有一條河叫喀喇臺爾河，遊牧的則是喀爾喀各兀魯思（即喀爾喀蒙古）。在這條河上遊（地區）遊牧的則是阿勒坦汗和他的部眾……在哈喇臺爾河畔有兩座磚砌的城鎮（似指色楞格堡或恰克圖附近）及布裡雅特人的定居地，再往下遊，則是布裡雅特人的遊牧地，河的對岸是蠻子（北方遊牧民族對內地來的漢族『邊商』具有貶義的俗稱），運來各種貨物與我們交易。也有來自薩彥嶺地區的（指唐努烏梁海人來此交易），用綢緞、塔夫綢、絲絨、黑津登布等換取我們的鹿皮、熊皮、貂皮、海狸皮後，又回到河的對岸去（漢族商人留居地）。」明末，遠在漠北的商業信息竟然在張家口得以交流，說明當時蒙古人和俄國人都沿著後來被稱之為張庫大道的這條路聚集到了張家口，此時的張家口也已成為一個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商道結點。
清朝建國後，對漠北地區與俄國通商的活動有所放鬆，張庫大道上的俄國商人漸漸多了起來。康熙朝中期，張庫大道的興起也引起了俄國人關注和覬覦，時時刻刻想著擠進這條路進行經營。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籤訂了《尼布楚條約》，除劃定中俄東段邊界線外，還規定「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準其交易」。意思是只要得到允許，就可以在中國蒙古地區貿易。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前後，俄國商隊到北京的行進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從尼布楚到齊齊哈爾，經東蒙古進古北口或山海關到北京；一條是從伊爾庫次克或克廉經大圐圙、張家口到北京。前一條路線裡程較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後，選定了後一條路線，於是張家口成為通往俄國商道上的重要一站。總的說來，早期的蒙俄貿易是在雙方和平友善的正常貿易基礎上進行的。雙方主要圍繞使團商隊的交易活動開展邊境貿易、民間貿易和集市貿易。
而張庫大道真正可以稱之為國際商道的時間，應該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以後。這一年，中俄籤訂《恰克圖互市條約》，確定恰克圖為雙方互市地點，並允許俄商每三年派200人的商隊，進北京免稅貿易。從此，俄商沿張庫大道經張家口堂而皇之地進入北京，而口商、晉商、京津商人們則把茶葉等中國貨物經大圐圙北運恰克圖，與俄商進行易貨貿易。此時，張庫大道已向北延伸至恰克圖，成為了一條溝通歐亞的運輸通道。所以，其名稱也應該更正為張庫恰國際商道。不過，為了尊重張家口人多年來的語言習慣，我們還是把這條路稱為張庫大道。
張庫恰大道開通以後，許多俄國商隊在沿著張庫大道經張家口進入北京期間，往往在這裡休整，許多俄國商品自然就在張家口匯集和轉輸。如鹹豐九年（1859年）四月，俄使賽善就是由察哈爾陸路進入北京的。從張家口過往期間，俄商漸漸發現了張家口這個市場的開發潛力，慫恿俄國政府一再試圖開張家口為通商口岸，但清政府一直不予答覆。鴉片戰爭以後，外國列強迫使清政府籤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俄國商人獲準「由陸路輸入內地者，可照舊通過張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運往別口及中國內地，準在各口岸經銷。」並允許俄國商人在庫倫、張家口等到地建立為販運服務的鋪房和行棧。鹹豐十年（1860年），沙俄逼迫清政府放開通商口岸。這年11月14日，清政府被迫與沙俄籤定《北京續增條約》。條約第五條規定：「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外，其由恰克圖照舊來京，經過張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貨物，亦準銷售。」俄國人終於「零星」地擠入張家口。並獲得了在張家口的領事裁判權和減免營業稅的特權。鹹豐十一年（1861年），俄國公使進一步提出「在張家口設立行棧」的要求，但被清政府拒絕。
中俄通商，雖然在康熙時代便已開始，但是陸路徵收關稅，是從同治元年（1862年）2月在北京締結《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和《續增稅則》後開始的。這兩個條約規定：俄商除在兩國邊界百裡以內的貿易不徵稅外，俄國商人運送俄貨到張家口，進口稅按照各國稅則酌減三分之二，在張家口買土貨只交半稅。同治八年（1869年）3月，在北京修訂了《陸路通商章程》，此次清政府態度較為強硬，在第四款除增加了在張家口「不得設立行棧」六字外，還添上了「不得設立領事館」。在張家口方面以前準其銷售貨物「酌留十分之二」，改為「酌留若干」。但「在張家口酌留的貨，令其交一正稅」。光緒五年（1879年）10月2日，清政府要員崇厚擅自草籤《裡瓦幾亞條約》，同意俄在張家口設立行棧。朝廷下令將崇厚革職拿問，並拒絕批准該條約。直到光緒七年（1881年）2月24日，清政府迫於壓力，才在彼得堡籤定《改訂條約》，同意俄在張家口設立行棧，從此俄商便沿張庫大道大舉進入張家口市場。伴隨著軍臺的設立、驛道的開通和俄國商隊的介入，張庫大道這條商路愈加繁榮。此時地理位置賜予張家口的匯集、中轉、樞紐功能日漸突出，張家口已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物流中心，成為了陸路口岸。
我們來看看張庫大道的具體走向。歷史文獻中，對張庫大道延伸的具體路線記載很混亂，地名也很難統一。考慮可能有幾點原因，一是由於漢語音譯地名和意譯地名造成的語音文字差異；二是路線隨著歷史階段的不同而發生的變更；三是地名隨時代演化，並且是多種不同民族語言音譯、音轉的交錯演化造成的不同；四是各個商隊領房人的不同行走習慣所致的差別。因此，對地名標註的關鍵，是與現代地域、地名相符，而曾經有過什麼樣的音譯地名並不太重要，而恰恰是這一點我們很難做到。但是，張庫大道依驛道行進應該是一個基本原則。
李桂仁《我區的古代道路》一文所說：「清康熙年間修了張家口通往庫倫的驛道，並設立臺站。選派官吏專治驛務。」 先看一份關於元代驛道路線的文獻記載：「元代，張家口至漠北蒙古喀爾喀部臺站：寶日格斯臺（今張北縣境內）、海力斯臺（今正鑲白旗境內）、斯日崩站（今鑲黃旗境內）、滂江臺（今蘇尼特右旗境內）、額仁淖爾伊林站（今二連）達圐圙，沿途設臺站49處。」清代文獻中也有張家口至圐圙驛路臺站的記載：「頭臺察漢託落（今崇禮縣察汗陀羅）、二臺哈柳泰、三臺魁蘇圖諾爾、四臺明安拜星（今不吉木圖）、五臺清岱（今二連）、六臺清達布、七臺薩音胡都克（民國梅音呼都）、八臺鄂巒胡都克、九臺西拉楞、十臺趙哈諾勒圖、十一臺賽勒烏蘇、十二臺多博庫布拉、十三臺吉勒喀郎圖、十四臺託裡布拉克、十五臺圖古魯克，計2300多裡。從張家口到圐圙要經過44個臺站。」
學者成崇德《清代蒙古開發》中記錄了旅蒙商行走的路線，「大致有以下幾條：以張家口為出發點的有：（1）張家口一庫倫一恰克圖或烏裡雅蘇臺、科布多；（2）張家口一多倫諾爾一貝子廟一北部旗；（3）張家口一四子王旗等。以歸化城為出發點的有：（1）歸化城一庫倫一恰克圖；（2）歸化城一烏裡雅蘇臺一科布多一古城；（3）歸化城向西橫亙沙漠到新疆。此外，還有滿洲一赤峰一經棚和卜魁到海拉爾等路線。」
白雲、劉慧君兩位學者《漠北旅蒙商走跡》一文，對於張庫大道沿途所經過的集鎮、村落、臺站記載最為詳細：「張家口至庫倫的商路為由張家口起程，經察審託羅海、坡羅臺託、波羅巴爾嘎孫、察哈巴爾嘎孫、楚馬呼圖哈、巴甸、珊鐵、戈爾奔圖爾嘎、烏亦爾哈都塔、慕克爾門碩列井、察罕鄂博、匝梅音烏蘇、庫庫得列蘇奎通進、阿對克井、盞達、烏蘭呼圖克井、塔爾子井、鄂科克井、欲蒙鄂爾各些、乘爾什碩倫井、哈沙圖、沙爾石爾井。上述各地均在直隸北邊外察哈爾境內。之後，進入東西盟境內的蘇治井、阿善呼都克、法音井、阿明烏蘇井、合不爾井、霍求井、沙洛呼圖井、札明呼都克、札明葉列斯特井、明安（滂江）、薩木鋪力克果勒、霍裡太廟、博羅裡治、察罕呼圖克。然後，經土謝圖汗部的伊林達巴斯、碧留克、呼圖爾、舍林圖古裡克、阿曼烏蘇、夷格爾海拉蘇臺、阿爾善治井、海拉斯井、嘎順井、額爾德鄂捋井、烏得、烏得特勒山口、活波爾井、察罕圖古裡井、當金切列山口、塔賴青碩列山、塔賴青呼都克、穆市倫井、烏朗、石倫山口、韓音、察嘎特呼都克、三番呼勒井、推爾格推克井、呼呼登呼都克、雲斜布呼都克、烏蘇呼都克、霍皮扎爾井、伊林伊亨呼都井、烏葉珊達井、察罕井、布危音朝魯、租哈、嘎順井、沙剌沙爾圖、哈窪爾海、瑞比圖、鄂博貝倫山口，進入車臣汗部的博羅呼濟爾、巴彥呼都克、博穆博圖、穆克圖、哈勒咱山口、吉爾特根臺、車拉臺布爾臺、吉爾嘎蘭圖，再經套魯臺山谷地方、扎克扎呼圖克、布魯爾杭愛山、那賴哈、圖拉河，即抵買賣城（東營子）、庫倫。此條商路又稱碩達爾軍大道，沿途水草便利，商旅絡繹不絕。漠北來京者，亦多行此道。」
可惜的是，由於語言、資料、國家界線諸多原因，我們不能對張庫大道沿途的這些地方進行認真全面的研究與探索，只能將文獻原文呈於紙面，以饗讀者。
清初康熙平定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時，首要之舉是開闢道路，發展交通。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根據對噶爾丹戰役的需要，從北京分別經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到蒙古的五路驛路設置軍臺、驛站、卡倫、哨所，構成布滿西北的交通網絡。這是清王朝建立後，最先開通的既可以到達漠南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又可通達漠北喀爾喀、厄魯特蒙古各部的五條主幹道。這些道路是以大圐圙南路和阿爾泰軍臺為主幹道，從北京出發，經過張家口以北的察哈爾、內蒙古烏蘭察布，在漠北古賽爾烏蘇分道，到達喀爾喀蒙古的政治、軍事和宗教的中心大圐圙、烏裡雅蘇臺和科布多。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籤訂了《恰克圖條約》，選定邊境恰克圖作為互市的貿易地點，所有貿易一律免稅。至此由張家口去大圐圙、恰克圖的商隊逐漸增多，張家口至大圐圙、恰克圖的商道成了有名的買賣路。
駐大圐圙辦事大臣陳纂的《矇事隨筆》說：「張家口至庫倫有道：至東而計之，曰大東道即戍臺之臺站道，亦曰官路，有傳舍戍卒，水草隨宜；次東大道，諺為老掛（倌）兒道。老掛兒逆者，牛車也；中曰中道，即公主道，乃皇家送嫁公主之道，雖無守卒，水草難恃，唯其道直而最捷；西曰西道，即買賣道，亦曰商路；再西曰大西道，乃為官商分道之梗概也。」
按照張家口「老草地」們的說法，以張家口為起點通往西北的商路大致有三條：一是中路，從張家口出發，出大境門，走西溝，登旱淖壩,過張北（興和）、廟灘，往北是六歪嘴、老倌梁，從德言慶廟出張北縣境後，經康保鄧油坊、西土城、蒙古店、李家地、開地房、十大股、竇家地進入嘉卜寺（今化德）、烏蘭淖、鑲黃旗、滂江、二連、烏德、叨林至大圐圙，再延伸至俄國的恰克圖、莫斯科，這是主道，絕大多數商隊都走這條路。這條路，也是萬裡茶路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路線，也就是陳纂所說的老倌兒道；二是東路,從張家口出發,登崇禮五十家子壩，上壩後走張北大囫圇（圐圙）、沽源牛囫圇（圐圙）、羊囫圇（圐圙）、九連城、太僕寺旗，穿越渾善達克沙漠，過灰騰梁、灰騰河，深入後草地貝子廟（錫盟）或奔二連歸入中路或繼續向北經東西烏珠穆沁過境，至喬巴山、車臣汗部之阿海公旗，有的還深入到俄國的赤塔。這條路商隊相對少一些。這條路上壩的路線還有兩條分支，一條路出大境門，走正溝、西甸子、啕賴廟、下四桿旗、上四桿旗、石嘴子、擺察、圪嘴子、溝門、驛馬圖、吃米溝、霍素太，上麻尼壩，過六大頃直至大囫圇再轉入正道；另外一條路出大境門，走正溝、西甸子、烏拉哈達、場地、西灣子（今崇禮縣城）、獅子溝，登十一號（梁）壩，走牛囫圇、羊囫圇、小河子、西圍子（今沽源縣城）、黑城子、藍旗、穿越渾善達克沙漠，過灰騰梁、灰騰河，深入後草地貝子廟（今錫林郭勒盟）或奔二連歸入中路或歸入北線向俄國的赤塔前行，這即是陳纂所說的大東道；三是西北路，從張家口出發，走張北、饅頭營、公會，經尚義三臺壩至大青溝再至內蒙商都、豐鎮，直到歸化城一帶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烏裡雅蘇臺、科布多，當然也有商隊從烏蘭察布市之土木爾臺直至二連，這似乎就是陳纂所說的公主路。買賣道和大西道（也叫西大道）上壩的路線與老倌兒道相同，只是過張北公會後上三臺壩，經烏蘭察布市之土木爾臺一直北行至二連，這些路都可以歸結到西北路的範圍。
通過西北路去往歸綏的商隊也不少，但絕大部分是將貨物運到歸綏就地銷售的，如果再從歸綏一帶去大圐圙就有些繞路了。清代新疆與北京的交通，大體分西、北兩路。其北路從北京出發，也經過張家口、蘇尼特、喀爾喀蒙古的烏裡雅蘇臺、科布多，翻越阿爾泰山進入新疆。實際上，是通過阿爾泰軍臺進入伊犁。這條路線，至清末還在利用。清末光緒年間，天津楊柳青人追隨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西徵大軍進入西北的路線，正是這條路。
從張家口還有一條通往內蒙古東部的支路。駝倌們常說的「西口到東口，再到喇嘛廟」，就是指歸化經張家口到多倫淖爾的駝路。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平定了噶爾丹和大小卓木的叛亂後，蒙滿漢關係
融洽，口北沿長城各關隘不再設重兵防守，商旅逐漸發展，僅張家口附近300裡間，就開闢大壩口9個，小壩口23個，成為了商隊上壩的大小道路，所以張家口通往草原的商道不僅限於以上幾條。」
去往大圐圙穿越大漠的路，大都要歸結到伊林驛站（後來的二連）。進入大漠，基本道路就沒有了，大漠交通的開放性決定了張庫大道在這一段僅僅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多條道路並行的大幹線，而不是一條固定的路。筆者在扎門烏德至賽因山達的戈壁灘上就看到過十幾條南北向的道路依次排列東西寬約至少有十幾公裡的壯觀場面，而且人們視野之外還有許多條道路存在。確切地講，所謂的張庫大道只不過是一種商業模式，一種商業概念，它更多的是一種對於經營西北民族貿易的泛指。張庫大道也不僅僅是一條線，更是一張網。從張家口大境門湧動出去的商業因子如同一盤洩地水銀，潑灑開來流淌出去，無孔不入。它覆蓋了蒙古的十二個盟，一百五十多個旗，主要有錫林郭勒、呼倫貝爾、喀爾喀車臣汗部、土謝圖汗、烏蘭察布、伊克昭、昭烏達、阿拉善、額濟納、新疆北部、多倫諾爾、歸化、包頭、察哈爾、喀爾喀蒙古庫倫、烏裡雅蘇臺、唐努烏梁海、科布多、塔爾巴哈臺。
張庫大道甚至影響輻射到俄國南部邊境西伯利亞的大部分地區，如恰克圖、伊爾庫茨克、赤塔、丁斯克等地區。張庫大道作為萬裡茶路的重要路段，其銷售終端最終延還伸到了歐洲奧卡河與伏爾加河之間的莫斯科、波羅的海沿岸的聖彼得堡並轉而西歐。所以，我們說張庫大道也是一條溝通歐亞的大陸橋。
但是，有些學者對萬裡茶路的描述存在嚴重誤差。且看一段記述萬裡茶路的文字，「山西商人在武夷山茶區採購的茶葉，就地加工成茶磚，水運到『茶葉港』漢口，再經漢水運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騾馬馱運北上，經洛陽，過黃河，越晉城、長治、太原、大同、張家口、歸化，再改用駝隊穿越1000多公裡的荒原沙漠，最後抵達邊境口岸恰克圖交易。」這段話中，茶葉經過大同後經過的地方是「張家口、歸化」，然後才「改用駝隊穿越1000多公裡的荒原沙漠，最後抵達邊境口岸恰克圖交易」。這很容易讓人理解為先到張家口，然後再到歸化，而歸化就成為了去往往恰克圖的起點。
這段文字的作者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因為從歸化去往恰克圖和張家口去往恰克圖的路是萬裡茶路的兩條平行的分支，歸化在西，應該是西路；張家口在東，應該是東路。大同至張家口約500裡，大同至歸化約570裡，張家口至歸化約600裡，三個地方基本上是一個等腰三角形。歸化至二連約1000裡，張家口至二連約960裡。也就是說大同經張家口至二連約1460裡，大同經歸化至二連約1570裡，對於精明的商人來說，節約的費用就是利潤。所以，商人是斷然不會先把茶葉運到張家口，再去歸化繞一圈，然後才去恰克圖的。當然，茶葉銷售到烏裡雅蘇臺或科布多，從歸化出發是最經濟便捷的路。
學者張舒的《清代北方的國際商路》一書應該算是萬裡茶路研究的經典之作，書中談到晉商開闢的連接北方國際商路的運輸路線時說：「此運輸路線大致有五條。前期：以福建武夷山為起點，將武夷山茶裝運由馱夫、挑夫運至崇安縣，再到分水關，然後入江西鉛山，再到河口，船運經信江到鄱陽湖，出九江，達武漢，經漢水逆行由縴夫拉縴到襄樊（襄陽），再由水路唐白河到河南唐縣，再至社旗（賒店）後改為騾驢馱和車拉，經裕州、葉縣、寶豐、汝州、登封，到孟津渡黃河，至濟源改馱運，經太行山入山西澤州（晉城）、潞安（長治），到祁縣後改畜力車，經平遙、祁縣、太谷、徐溝、太原、陽曲、忻州、原平、代縣、應縣、大同，再到河北張家口，然後到庫倫（烏蘭巴託）、恰克圖。
中期：因太平天國與清王朝戰爭，茶葉運輸路線改從兩湖始。即湖南安化，水路經資江到益陽，再由甘溪港入洞庭湖，出嶽陽，然後到湖北武漢，由漢水運至襄樊（襄陽），再由水路唐白河到河南唐縣、社旗（賒店），從社旗（賒店）改陸路，此後經過地同上。
後期：一條路線是以湖北蒲圻羊樓洞為始點，水路經武漢、天門、鍾祥、宜城、襄樊（襄陽），到河南入山西。從山西忻州以後分為兩路；一路走山西大同、河北張家口，經庫倫（烏蘭巴託），到恰克圖；一路走山西右玉，到歸化（內蒙呼和浩特），經庫倫（烏蘭巴託），到恰克圖。一條路線是以湖南安化為始點，旱路經常德，湖北沙市、襄樊（襄陽），到河南入山西。從山西忻州以後分為兩路，路經同上。
還有一條路線是從湖南安化或湖北蒲圻，運至武漢，水運至上海，再海運至天津，陸運到河北張家口，經庫倫（烏蘭巴託），到恰克圖。不過此路線時間短，數量少。
另外鹹豐時，按照《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中俄在伊、塔兩地進行貿易，中方仍以晉商為主，其販茶運輸路線是從安徽建德始，經河南、山西到歸化（內蒙呼和浩特），再經烏裡雅蘇臺、科布多，到新疆烏魯木齊、伊犁或塔爾巴哈臺。此條商路人稱『西路』，而走恰克圖者稱『北路』，惟西路貿易不到十年，『其交易額不逮恰克圖遠甚』，只能是北路國際商路中有過的一小段分支。各條路線經河北張家口，到庫倫（烏蘭巴託），最後到恰克圖，是北路國際貿易的主要商道。」
因為草原和沙漠戈壁道路的錯綜複雜導致了各條道路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所以，張庫大道的長度是一條永遠也不會有確切數字的商道。
鹹豐十年（1860年），察哈爾都統慶呁疏奏曰：「由張家口赴恰克圖道路除軍臺外，商賈之路有三。分東、西、中。東路自烏蘭壩入察哈爾正藍旗界，經錫林郭勒之阿巴嘎；西路自土默特翁混壩至三音諾顏旗；中路自大境門西甸子經阿海公等旗達庫倫、恰克圖，全程4300裡。」
文獻記載：鹹豐年間，由恰克圖往來北京、天津貿易的商路有六條。「一、北京出長城，經宣化、張家口和外蒙古賽爾烏蘇、庫倫至恰克圖，此為清代驛站大道；二、自北京之北，經貢關(宣化)、烏達吳厄沁，再越肯特山脈，經庫倫等處，至恰克圖界；三、自北京北出，經由貢關，再行至亞爾噶裡，越奈來合，經烏爾稽(大圐圙〕等處，而至恰克圖；四、自北京出獨石口，越多倫諾爾、經賽爾烏蘇、過烏裡雅蘇臺，再東行經庫倫而達恰克圖；五、自北京北、至多倫諾爾、越克魯倫河，而循克魯蘇臺站，而至恰克圖；六、自北京北出，沿興安嶺西部，經多倫諾爾，再至土爾扈特站，以達恰克圖，此路似較迂遠。以上六條往來通路，唯有第一條驛站大道暢通無限，中俄商人往來貿易，經由此路者居其多數。其由北京至庫倫烏爾格計約2880華裡，再由庫倫北行至恰克圖計920華裡，共計3800餘華裡路程。」
民國年間一份資料顯示：「張庫大道全長2800華裡，有兩條路線可抵達。第一條：從張家口起，經過二臺（張北），三臺、四臺、五臺（今尚義縣境）、六臺、七臺（今商都縣境），一直通往庫倫，這是清朝初年的路線。第二條：是清乾隆年間以後的路線，這條路線從出大境門起，經過南天門、五十家子、漢諾壩、黃花坪、猴兒山、大廟灘、小東梁、丁家營子、李四店、德吉慶廟、化德，走出化德縣境北行六百餘裡，就是沙漠瀚海，越過沙漠可奔向庫倫。」
其實，所有的路都是遵循自然法則而延伸的。張家口不僅具備了草原到中原腹地距離最近，相對道路狀況較好的優勢，而且張家口離京城較遠，在此交易對京都安全無多大影響。又因為張家口地域民風淳樸，包容性極強，有著良好的投資環境，所以市場最終確認了張家口的地位。這漫長的選擇，是市場的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
《史記》記載，代以北有「無終之門」。代是張家口蔚縣的舊稱，代以北似乎是指今天張北縣以北。所謂「無終」，似乎是沒有終點。無終是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是迷茫的大漠戈壁，是亞洲的心臟大圐圙，是邊城小鎮恰克圖，是藍色的貝加爾湖，是遙遠的伏爾加河，是草原絲綢之路，是草原茶葉之路，是張庫大道，是無窮無盡，乃至無終。